丘成桐：刷题是对年轻人创造能力的打击

来源：中国科学报

文 ｜ 《中国科学报》 见习记者 赵宇彤

学好数学，光靠做题有用吗？

“刷题是对年轻人创造能力最大的打击。”清华大学荷塘东侧静斋内，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犀利指出，“拔尖人才培养，要不拘一格。”

静斋是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所在地，聚集了众多世界知名数学家。多年来，丘成桐奔走在数学科研与教育一线，深刻洞察我国数学教育的不足和局限。

近年来，丘成桐整理了20多年的演讲稿，编撰成《我的教育观：丘成桐谈求学与做人》（以下简称《我的教育观》）、《数理人文：第一辑》（以下简称《数理人文》）两本书，系统阐释了其数十年的教育实践和治学经验。

怎样走出“应试教育”的阴影，培养本土拔尖创新人才？做学问与做人有什么深层关联？人文对数理影响几何？种种追问的答案，正藏在这两本书中。

“站上”巨人的肩膀

“假如不懂得我们数学家的历史以及走过的路，你就不算是数学家，而始终是门外汉。”2021年秋季学期，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数学史的第一节课上，丘成桐说。

数学史是丘成桐一直坚持亲自教授的课程。

“很多学生因为数学史无助于解题，也无功于考试，就不想学。”丘成桐在《我的教育观》中写道，大家总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假如我们不了解巨人们想过什么、做过什么的话，我们能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恐怕很成问题”。

不过，讲数学史的人很多，讲大数学家故事的书籍、影视作品更是不在少数。那为什么还要开设这样一堂数学史课？丘成桐有自己的坚持。

“网上的内容和当面听到的肯定不同。”丘成桐说，“课堂上老师的表情、语调的高低，都会影响学生的想法。”

网络的发展虽然让信息检索更加便捷，但碎片化的内容却弱化了宏观思考的能力。

“看书与看互联网是不一样的，互联网上的信息很短暂。”丘成桐说，“现在很多学生连课本都不买，老师要讲什么内容，就提前在网上看对应章节的内容和习题。但只看小部分内容，无助于理解整本书的宏观结构。”

只有掌握了宏观知识架构，才不会局限于解题的窠臼。

在丘成桐看来，数学的学习其实是通过符号“训练学生主动思考”的过程，这是培养世界一流水平的本土数学家的重要路径。

然而，“中国学生通常不太会找问题。很多学生比较急功近利，只关注每道题的对错，而不能宏观看待整体数学研究的走向，我觉得这样不好。”丘成桐在《我的教育观》中指出，“你没有自己的想法，始终跟着人家走，是没有办法做好学问的。”

“做学问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节奏。”丘成桐诚恳建议，“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坚持初心，不受外力干扰，不屈不挠地在求真的道路上挺进。”

善养“浩然之气”

“求学与做人”，是《我的教育观》一书的主题。

“追求学问的道路曲折有致，必须有毅力，才能持久。”丘成桐在书中写道。但要挨过漫长学术路上的起落和冷暖，还得有做学问的兴趣和气质，“有好的气质，才能够有志趣去做大学问”。

然而，做学问究竟需要怎样的气质？丘成桐并未直言，而是借助人生的故事和思考，引导读者深入探索“为学、成才、做人”的关系。

《我的教育观》一书中，丘成桐用“我的数学人生”“做学问，追求真与美的热忱很重要”“为学，就是学做人”“我的教育观”四个章节，剖析了作为一名“天才”的成长，以及对学术的思考和审美。

在书中，丘成桐以质朴的笔触深情回望人生之旅——从一个热爱武侠小说的“乡野少年”在香港元朗度过乡村生活，到赴美求学得到数学启蒙，再到师从陈省身教授发掘学术志趣，继而成为数学巨匠的历程。

而支撑他一路走来的，莫过于对真与美的热忱。其中，“真”是经过严格逻辑证明的真理，“美”则是数学简洁的表达和深刻的内涵。

在追求“真与美”的路上，“做人”才是做学问的根基。丘成桐认为要以孟子的“浩然之气”涵养心性，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他回忆年少时在培正中学获得的品德教育、在家庭巨变中坚定志愿、与良师益友的交流中逐渐培养起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敢于质疑权威，并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过往。他呼吁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找到正确的方向，做重要的问题，决定后便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丘成桐“做学问的气质和修养”的养成，离不开其父丘镇英——我国著名教育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之一崇基书院的哲学系教授的熏陶。

“我很受父亲影响，看事情、做学问都从宏观视角出发。我还喜欢学习不同学科的知识，体会交叉学科的乐趣。”丘成桐说。

数理与人文

丘成桐对“真与美”的追求和“浩然之气”志趣的培养，更清晰体现在他有关数理和人文的思考当中。

《数理人文》收录了除丘成桐以外的美国数学家大卫·芒福德、英国数学家迈克尔·阿蒂亚、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哲学家邓晓芒等学者的14篇文章，包括“几何”“数”“理”“人”“文”五个专题。

丘成桐告诉《中国科学报》，这套丛书精选了诸多著作，“以数学、物理学及工程学为经，以人文艺术为纬，旨在引导读者领略数理之美，感悟人文之魅力，启迪数理与人文相结合之思维”。

丘成桐指出，数理与人文的博雅教育对原创性至关重要。因为创造力源于丰富的情感，而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正是丰富情感的直接表现。

“基本上，理论科学都与哲学有着密切联系，能够沟通融汇两者，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丘成桐举了个例子，《红楼梦》的创作犹如一次宏大的数学创作，数学家在描述数学真理时，往往会搭建复杂精妙的结构，其中有很多已知的现象和定理，要寻找其中的关联并证明其关联的真实性，还要知道能够引发哪些新的现象和得出何种结论。

“用一个主要思想搭建大型科学结构，跟文艺创作很相似。”丘成桐总结称，20世纪代数几何和算数几何的发展，就拥有宏伟卓绝的结构。

“数理与人文”碰撞中闪烁的火花在历史上有许多例子：从欧式几何的公理化，到笛卡尔创立的解析几何，到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到高斯、黎曼创立的内蕴几何，一直到与物理学水乳交融的近代几何，都简洁而富于变化，其“文采”不逊于任何文学创作。

丘成桐希望，这些火花之中应该有更多中国人的贡献。“西方博雅教育倡导培养广泛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产生了许多能够在不同领域取得突破的伟大学者。相比之下，当前中国教育过分强调考试和应用，而缺乏对真理探索的鼓励和人文情感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