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美媒《华盛顿邮报》12日刊登的报道注意到，美国对华无理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已悄然蔓延至美国人的病床前。

66岁的旺达·克罗韦尔（Wanda Crowell）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病床上。由于有血栓病史，为了防止身上植入的中心静脉导管形成致命血栓，她每天都需注射一种关键抗凝血剂——肝素。

据美媒介绍，肝素价格亲民但必不可少，主要用于手术、透析以及静脉管路的维护，对数百万住院患者的治疗至关重要。

肝素中的关键活性成分，来自数千英里之外的中国制药厂。但从中国运往美国患者病床前的这条供应链，正遭到特朗普荒谬关税政策的“死亡”威胁。

对于克罗韦尔这样的患者而言，情况尤为棘手，因为根本没有合适的替代治疗方案。其他患者或许尚有选择，但克罗韦尔因癌症治疗，自2021年以来便无法进食固体食物。无法使用口服药物的她，只能依赖肝素注射维持健康。

谈及关税可能导致的肝素短缺甚至“断供”问题，克罗韦尔的药剂师忧心忡忡，“这种药物对她性命攸关”，一旦短缺，唯一一根植入克罗韦尔体内、用于提供营养的导管，极有可能被血栓堵塞。

这位曾经两次战胜癌症的老人，将受到美国政府错误政策的无辜牵连，不可避免地再次面临生死考验。

旺达·克罗韦尔无法进食固体食物，依靠输送营养的导管生活。《华盛顿邮报》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血液学会估计，每年有1200万住院患者使用肝素。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医疗集团药品采购主管大卫·施蒂姆勒（David Stimler）的说法，一小瓶1毫升的肝素注射液平均售价为70美分（约合人民币5.1元）。

肝素主要从猪小肠黏膜中提取。得益于庞大的生猪存栏量和完善的加工基础设施，中国在全球肝素原料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印度和西班牙等国也生产必要的原材料，但贸易专家表示，中国的生产规模、成本效益以及高效体系，使其成为首选来源。

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2024年，我国肝素出口主要市场为中国香港，印度、美国、意大利等，前五大出口市场占比接近三分之二。

在以往的中美贸易摩擦中，药品和医疗器械通常被列为豁免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公布的所谓“对等关税”中，也将包括生物制品、多种原料药等在内的绝大部分药品纳入豁免名单。

但在本周二的讲话中，朝令夕改的他又警告称，考虑将新目标指向各类药品，其中的药物活性成分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

鉴于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没人知道即将征收的关税规模又有多夸张，也不知道它对肝素等药品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健康专家警告称，这种影响可能很快就会显现。关税可能会扰乱药品供应链，推高仿制药成本，并给本就不堪重负的美国医疗体系带来额外压力。

美媒报道指出，美国国内的肝素供应链无法满足其国内需求。建立自给自足的供应体系，需要在加工基础设施、可靠的动物组织来源以及监管支持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在此之前，美国仍将依赖国际供应商来满足大部分的肝素需求。

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将限制药品出口作为反制措施的一部分，“美国将面临严重问题”。

华盛顿智库瓦赫巴战略竞争研究所所长马克·肯尼迪（Mark R. Kennedy）直言不讳，“中国在许多（药物活性成分的供应）上扼住了我们的喉咙。从地缘政治层面而言，我们对中国存在过度依赖。诚然，这让我们得以享受更低的价格，但风险也随之增加。”

“一旦现有的肝素活性成分供应耗尽，几个月后我们可能就会看到药品短缺情况的出现。”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亚达夫（Prashant Yadav）补充说，即便美国制造商提前储备原料，也只能暂时避免短缺。

此外，关税势必会导致来自中国的肝素原料价格上涨，但受限于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制造商无法简单地用涨价来抵消这部分的额外成本，将关税转嫁给买家的能力有限，这也会导致部分制造商“偷工减料”。

“鉴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预算削减，这让我对药品质量感到担忧。”布鲁金斯学会的健康经济学家玛尔塔·沃辛斯卡（Marta Wosinska）说，“还有一些制造商可能会完全退出市场。”

美国最大的医院集团采购机构、医疗用品采购商Premier的战略采购副总裁贾斯汀·施奈德也指出，利润率较低的药品生产商更容易受到供应中断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美国国内，而不是在中国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最终制成”的药品。

这对于患者而言，无异于是雪上加霜。创伤外科医生埃利奥特·豪特（Elliott Haut）便担忧道，“如果这些药物突然涨价，谁来买单呢？没有这些药，我的病人根本活不下去。”

当然，肝素治疗是有替代方案的，但卫生经济学家和药剂师更顾虑的是，因供应紧张被迫采取的替代抗凝治疗，存在带来其他问题的可能性。

其他常用的抗凝剂，例如华法林，由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在血液中达到合适的浓度，并且需要频繁检测血液情况，效果欠佳。而肝素起效迅速，且其引发的不适和异常反应能够很容易地被逆转。

肝素也可以从牛的肺脏和小肠黏膜中提取。不过，出于对疯牛病的担忧，这种做法在美国90年代末逐渐被淘汰。美国的医药企业更倾向于使用有着丰富临床经验且质量易于把控的猪肝素。

美媒提到，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FDA曾呼吁重新引入牛肝素，以实现药物来源多元化。但目前尚不清楚此举是否得到了医学界的广泛支持，也不清楚新的供应链能多快建立起来。

霍普金斯医疗集团的药品采购主管施蒂姆勒坦言，虽然在紧急情况下，药剂师能够制作传统的猪肝素静脉输液袋，但商业化生产的产品肯定保质期更长，生产效率也更高。

因此，他明确表示，即使肝素价格略有上涨，医院仍会购买预制的肝素小瓶和静脉输液用品。

同样来自该院的医生豪特再次强调了这种药品对于美国患者的重要性，“在住院患者中，服用抗生素的（美国）患者占比可能只有几个百分点，但至少有50%至70%的患者会被医嘱使用肝素或其他相关药物来预防血栓。”

“这是每天成千上万美国人接受治疗的主要方式。”他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