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備受推崇”的米爾斯海默有兩個盲點 zt |
| 送交者: 2024年11月12日06:01:25 於 [世界軍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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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韶山:“備受推崇”的米爾斯海默有兩個盲點2024-11-12 07:50:35來源:觀察者網閱讀 25872 【文/鮑韶山(Warwick Powell),翻譯/馬力,校對/觀察者網 郭涵】 美國政治科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裡突然人氣大增,原因主要在於兩點: 首先,他早在201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便警告,烏克蘭危機爆發的責任在西方;其次,他願意頻繁地出現在公開場合,堅持表達自己的觀點。 米爾斯海默對後蘇聯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外交政策提出的批評,其實借鑑了一些美國外交官和安全分析人士的觀點。這些人曾告誡,北約的東擴極有可能引發戰爭。2008年,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表達了擔憂,將北約的擴張視作關乎生死存亡的問題,但他當時的警告被忽視了。 米爾斯海默認為,北約東擴不僅是一種不必要的挑釁,而且會對美國的利益造成損害,因為這樣做很有可能把俄羅斯推向中國。在他看來,中國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對美國最大的威脅,這一點我將在下文展開討論。 儘管對美國的利益做了上述框架分析,何況米爾斯海默並不是唯一一個以這種方式看待世界的人,美國的政治領袖們還是繼續執行了北約東擴的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說,2022年初俄烏戰爭的爆發其實是美國魯莽外交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2023年10月的一天,我有幸見到了米爾斯海默,不僅聆聽了他對烏克蘭局勢的分析,還聽到他對當時剛剛在巴勒斯坦爆發的危機的初步看法。在那次談話中,米爾斯海默重申了自己曾反覆表達過的立場。他的表現無可挑剔,讓來自澳大利亞的對話者彼得·瓦蓋塞(Peter Varghese)一度語塞,瓦蓋塞的立場始終是為基於自由主義規則的國際秩序辯護。 對許多人來說,米爾斯海默的吸引力不僅在於他實際上預言了挑釁俄羅斯會帶來不必要的流血,他對理解國際事務的另一個重大貢獻在於,解構了自由主義秩序中已經形成一種範式的傲慢。 在多年來的演講和著作中,米爾斯海默巧妙地揭露了自由主義世界觀的虛偽和空洞,證明了所謂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其實建立在反自由主義的行為之上。當然,他並不是唯一一個揭露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虛偽本質的人。
約翰·米爾斯海默和傑弗里·薩克斯在9月初的論壇活動中對話。 視頻截圖 然而,儘管有這兩項重大貢獻,米爾斯海默對世界事務現狀的看法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作為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經常以“作為一個優秀的現實主義者”之類的話為開場白,以防聽眾對他的理論傾向產生任何懷疑。 現實主義是一種看待世界的觀點,在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世界中,各個民族國家都會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無政府主義”意味着體系中只有民族國家,並不存在任何更高的秩序。在這樣一個世界裡,作為實現安全的手段,各國都會竭盡所能去追求權力。這就產生了所謂的安全競爭,而這種競爭可能會引發戰爭。 理論框架的一個吸引人之處在於其超脫感和不帶個人感情色彩的客觀性。不過,米爾斯海默的理論框架仍然存在一些重大問題,他對中國的分析評估以及美國該如何應對中國的問題,都持續存在着盲點。 多年來,米爾斯海默的公開談話中均體現了這類盲點,最近的一次是在他與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同台的小組討論,當然也包括他最近訪問中國時出席的活動,比如2024年10月11日在北京發表的演講。 簡而言之,米爾斯海默關於中國的核心論點可以概括如下:
米爾斯海默的直言不諱令人耳目一新。那麼,他的論證邏輯鏈問題出在哪裡?米爾斯海默式現實主義的局限性和主要問題包括以下幾點: 一、米爾斯海默的假設前提是:所有國家對自身利益和行為都存在相同的考量,可以歸納為某種關於權力理性的抽象概念。但這是很容易證偽的,他本人對美國在烏克蘭和以色列政策上的評估就提供了必要的例證。米爾斯海默過度簡化的理性主義前提缺少歷史視角,他的理性行為者理論在實證層面是失敗的,因為他自己就證明了美國的行為並不“理性”。 (1)在烏克蘭問題上,米爾斯海默令人信服地指出,北約尋求東擴的努力將以災難告終。可儘管面對明顯的災難性風險,美國還是執意追求北約東擴。用米爾斯海默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不理性的。 (2)至於以色列,米爾斯海默和他的同事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撰寫了大量文章分析以色列遊說團體在華盛頓的影響力,以及那些遊說集團如何影響美國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簡而言之,無論面臨什麼局勢或國際大環境,美國的建制派都會毫不動搖、毫無疑問地支持以色列——即便這會損害美國自己的利益。這再度說明,用米爾斯海默的話來說,美國的行為是非理性的。
今年4月份,美國警方進入紐約大學逮捕抗議以色列轟炸加沙的學生。 視覺中國 米爾斯海默實際上已經意識到,這兩個例子削弱了位於他現實主義理論核心的理性國家假設,但他只是聳聳肩,聲稱自己的理論能夠解釋80%的情況。不過,任何一套自稱具有80%解釋力的理論都值得重新審視,尤其是在處理戰爭與和平這個重大問題的時候。 二、米爾斯海默的理性主義假設借鑑了“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理論的部分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這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諸多社會科學領域非常流行。如果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把“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在經濟學模型中指一個理性的、自私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個體。這一概念常用於分析和預測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行為——譯者注)這個不切實際的概念提升到了不可撼動的地位,那麼米爾斯海默的國際關係理論,則對主觀能動性與思維算計採取了類似的抽象概念。 “理性選擇”理論在其它社會科學領域逐漸式微的根本原因恰恰在於其理論假設與現實相去甚遠,以至於現實世界和那套理論根本無法相容。同樣的問題困擾着米爾斯海默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採用“理性選擇”的理論。美國對烏克蘭和以色列政策的兩個案例再度表明,“理性的國家利益”這個概念並非天然存在,而是通過歷史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制度背景框架構建出來的。 三、雖然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挑釁俄羅斯是魯莽之舉,但他非常樂見美國對中國採取同樣的戰略。 (1)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着烏克蘭戰爭的進行,俄羅斯人顯然不是“可以輕鬆擊敗的對手”。相反,俄羅斯軍隊的表現證明,他們有能力戰勝由西方支持、訓練和提供補給的烏克蘭軍隊。簡而言之,俄羅斯正在贏得這場消耗戰。儘管許多獨立分析人士在烏克蘭2023年夏季攻勢失敗後不久就得出了這一結論,但米爾斯海默的評估顯然慢了半拍。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他對戰爭形勢的分析非常謹慎,更喜歡用“僵局”一詞來描述戰況。不過,他最終還是通過承認戰場上的現實挽回了一點顏面。當然,我的吹毛求疵並不是要在這裡“事後諸葛亮”——這將會是一種因小失大的自戀心理的體現。 (2)更確切地說,我要追問的地方在於:如果俄羅斯這個“三流國家”(按米爾斯海默的說法)都能夠挫敗整個西方世界的集體努力,那還有什麼理由挑起一場與他眼中“美國旗鼓相當的對手”之間的潛在戰爭呢?米爾斯海默承認,中美之間爆發戰爭是完全有可能的,這將是他所推崇的遏制政策導致的必然結果。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最近在討論中指出這一點時,米爾斯海默只是簡單地把戰爭爆發歸結於“大國政治的悲劇”。 遏制政策已經預設了威懾戰略的前提,即一個更強大的行為者可以嚇阻較弱小的行為者採取行動。這就是現實主義者的“勢力均衡”概念。在理論層面,這一切都很完美;但在信息不充分的現實世界中,處於弱勢的一方尋求改變交往規則的情況並不奇怪。但威懾理論的問題在於: a.它不能保證處於弱勢的一方無論如何都不會採取行動,因為弱勢方受到的驅動力遠遠超出了“理性選擇”理論的範疇。正如勞倫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所指出,哈馬斯的案例就是證明。儘管以色列的軍事實力處於明顯優勢,但其“威懾戰略”並沒有起任何作用。 b.一個行為者的威懾行為構成了另一個行為者採取行動的動機。這將毫不意外地導致軍備競賽增加的可能性,而結果必然是軍事衝突的風險上升。米爾斯海默的威懾或遏制戰略只會導致局勢朝持續不穩定的方向發展,且幾乎無法保障他口中美國霸權野心的實現。考慮到失敗的風險,在現實主義者眼中,這種戰略應該是不理性的。
當地時間10月29日,俄軍在戰略核力量演習期間發射了3枚洲際彈道導彈。 央視新聞截圖 四、“理性選擇”理論單薄的外表留下了一個問題:我們到底在談論哪一種理性?這個問題涉及各國基於目標決定手段的不同思路。對米爾斯海默來說: (1)在目標問題上,“理性”的國家對生存的追求高於其它一切目標。它們會為了生存(或者安全)放棄經濟繁榮的目標。在米爾斯海默看來,這是一種非此即彼的算計框架:要麼選擇繁榮,要麼選擇安全,並假定這是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都會接受的思考框架。諷刺的是,他在認可這種意圖的同時,卻假設所有國家都無法了解其它國家的動機,現在是如此,更不用說未來了。 (2)這種“目標決定手段”思維框架的第二個問題是,不一定能夠從目標中研判對方的手段。然而,米爾斯海默卻在一個關於既定目標的特定概念下,部分手段的適用性表現出很強的預設性。對他來說,最適合國家採取的手段就是追求霸權。他最近在北京發表演講時說:
美國通過成為“整條街上最強壯的夥計”來保證自身安全。使用大白話的好處是迎合了人們的“常識”,但它是失敗的,既因為這種戰略存在風險,也因為替代方案能夠更好地實現上述目標。 (3)換句話說,米爾斯海默的“理性”是一種程度非常有限的理性。然而,完全可以想象,某種不同於米爾斯海默觀點的替代方案也可以被視作在特定條件下的理性。這正好暴露了他缺乏歷史視角的“理性”概念在分析與範式層面的局限性。各國可以通過相互合作來確保安全,使各自的安全利益相契合,形成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這並不是非理性的做法。 類似地,“要麼選擇繁榮、要麼選擇安全”的二元對立論也排除了接受另外一種主張,即通過經濟繁榮帶來安全,繁榮成為實現安全的手段的可能性。即使按照米爾斯海默所偏好的關於“勢力均衡”的“真實權力”觀點,沒有繁榮也意味着國家無法獲得實現安全的能力。 五、儘管米爾斯海默很清楚,美國在歐洲的行動會在某個時間點引發俄羅斯的回應,但他卻對美國的算計和行為如何影響其它國家(尤其是中國)視而不見。 在對華問題上,米爾斯海默給出的回答基本上是“美國應該儘快變得強大,並保持強大”,即使這意味着採取“托尼婭·哈丁”(Tonya Harding,美國花樣滑冰運動員,曾於1994年冬奧會前夕為贏得比賽雇凶傷人,製造了美國花樣滑冰史上最大的醜聞——譯者注)的方法給中國下絆子。對美國來說,這種做法很可能會失敗並帶來毀滅性後果,超出了信奉現實主義的米爾斯海默所能接受的風險程度。不過,任何理性行為者在採取行動之前,肯定都會評估其中潛在的風險。 六、美國遏制中國的理由是為阻止中國擴張。然而,除了指出美國過去的類似行為外,米爾斯海默並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具有美國那樣的擴張意圖。他其實是把美國的算計和行為模式投射到了中國身上,可他對俄羅斯算計和目標的評估卻表明存在其它可能性。米爾斯海默堅持認為,沒有證據證明俄羅斯懷有擴張主義(更不用說帝國主義)野心,並以此為依據抨擊那些基於這類指控主張遏制俄羅斯的人。可他自己卻陷入了那些批評對象所執着的幻想中。 米爾斯海默不遺餘力地強調,沒有證據表明俄羅斯有擴張意圖。但是,儘管缺乏證據,他卻認定中國有這樣的意圖。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他在對俄羅斯持一種看法的同時,卻對中國持另一種看法? 米爾斯海默有力地揭露了美國自由主義外交政策的虛偽。他對美國烏克蘭政策的批評既有說服力也是有益處的。而他對以色列遊說集團操控美國對以政策、對中東外交政策的分析總的來說頗具說服力。 然而,上述分析都削弱了“理性選擇”現實主義的基本前提,正是這些前提支撐了他在對華戰略上得出的結論。 米爾斯海默現實主義的某些方面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對那些追求以一種不帶感情色彩的框架來思考國際事務的人們來說。這是可以理解的。 可十分明顯的是,過度簡化的理性主義假設和二元對立論,很容易把人引向一條既不能帶來安全也不能帶來繁榮的危險道路。 米爾斯海默本人可能會稱之為一條“報春花之路”(Primrose Path,指看上去輕鬆愉快卻潛藏着傷害與代價的道路——譯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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