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加入世贸首席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2004年以来在多种场合阐述他的观点：“中国不必有自己的汽车自主品牌”，“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事实上中国顶多就是一个车间”。龙永图提出，要“先在国际分工中找准我们自己的位置，再说平等竞争的问题”。而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位置呢?就是“要有再为外国人打十年工，甚至二十年的准备，要有这个气度”。按这位高级翻译的逻辑，中国只适合做西方的产业殖民地，这和刘晓波著名言论：“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有得一比。可悲的是，或许正是在龙永图殖民地经济色彩的产业政策指导下，中国的汽车产业被龙永图的“中国不必有自己的汽车自主品牌”一语成签，中国三大三小国有汽车企业挟雄厚资本，广阔的内需市场，政府扶持，从事着被厉以宁们吹的天花乱坠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所谓市场化、国际化、半私有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至今拿不出一款有市场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轿车。充斥中国大街小巷的万国品牌汽车意味着中国利润最大的产业，每年成千上万亿的财富被西方跨国公司卷走。相比之下，纯国企的高铁，纯国企的军工，纯国企的航天卫星，纯国企的核电，国企超级计算机，国企的造船、国企的工程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进步远远把混合所有制，私有化的汽车行业甩在后边。可见错误的改革路线，殖民地化的产业政策，对民族产业是灾难性的。可悲的是被厉以宁、吴敬琏等把持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没有人反思私有化对中国民族产业的危害，反思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给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经济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及给西方跨国公司带来的无限利益，坚定认为只有用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改革国企，掏空公有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改革顶层设计。他们似乎已经彻底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追求的是资本的效率，图利国际资本，而不是百姓的福祉，国家的经济安全。

龙永图殖民地化色彩的产业政策思维受西方优越论影响甚深，在中国主流经济学也有着强大的理论支撑。迷信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股份化、自由化，以吴敬琏、厉以宁为代表的体制内外的高官专家们从来不愿承认公有制的成功，吴敬琏甚至颠倒黑白地在《高铁危言》中撰文“就高铁而言，虽然开通了8千多公里的营运里程，其中有些线段也的确具有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效益，但是，由于规模过大、指标过高和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投入的资源和产出的成果之间完全无法比拟。所以，无论从成本效益分析还是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都显得得不偿失，甚至完全误配。事实还表明，铁道部门领导自称的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最短的建设工期、每小时38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百分之百的安全系数等方面的‘世界纪录’，或者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除养肥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外，还欠下了高达2.5万亿元的未偿债务，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偿还”。厉以宁面对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声称计划经济不会自动推出历史舞台，要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的地方困难很大”莫须有的罪名对国有企业动刀。显然这些所谓经济学博士、专家、官员对于西方跨国公司轻而易举地利用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攫取汽车产业数以万亿的高额利润，造成中国百姓的血汗巨额外流的现象不仅不反思，反而对这种混合所有制推崇备至，定做顶层设计的改革方向，极力要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标杆全面推广。却对造福于人民，提升中国现代化水平，拉动经济的公有制高铁恨之入骨，不惜捏造罪名抹黑高铁，妖魔化公有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他们所掌控的所谓改革顶层设计，贯彻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把中国经济拉入产业殖民地化的死路上去。

举世公认中国高铁的成功让吴敬琏不择手段抹黑公有制的言论成为笑柄，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吴敬琏、厉以宁等通过其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要害部门的弟子门生对改革顶层设计控制权和改革话语权的影响力，也就是吴敬琏无比自信地声称的“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这股强大的势力正在全面推动所谓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即私有化、变相私有化改革，也就是要名正言顺地掏空公有制经济，资中筠口中的“苏俄的那种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