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从天之骄之，到毕业即失业，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这是从1999年开始的扩招的过错吗？不是。中国崛起需要大量的人才，扩招前的人才培养速度不够。那是不是扩招过度、矫枉过正了呢？也不尽然。
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教育部有28所部属重点高校，加上其他部属、军队、地方重点院校，有说法是88所。在加上非重点，毛估估三五百所也差不多了。
截至2023年6月15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7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820所，含本科院校1275所（普本1242、职本33）、高职（专科）院校1545所；成人高等学校252所。
扩招和中国高教第二次转型时代相近。中国高教受到两次转型的影响很大，现在的很多问题与转型遗留问题有关。
第一次转型是在50年代，打散综合性大学，组建专业院校。
这首先是受到苏联教育思想的影响，其次也是将高度碎片化的中国大学师资集中成拳头的实际需要。新的专业院校组建起来，如各地的化工学院、航空学院、机械学院、邮电学院等。在院系调整中，大量综合性大学的系科被打散、拆并，“重灾区”有清华、交大、浙大、厦大、震旦、中央大学等，剩下的综合性大学要么成为工科大学，如清华、浙大、交大、同济，要么成为文理大学，如北大、复旦。
这在客观上形成一批学术中心，也符合苏联风格的垂直教育理念：大学就是专才教育。
但是专业化也带来竖井化。比如自动化拆分为化工自动化、机电自动化、电力自动化、飞行自动化、冶金自动化，有些院校校内甚至系内就有不同的自动化专业，如华东纺织工学院自动化系就有化纤自动化和电气自动化两个平行的专业。
竖井化也蔓延到学术交流和教材编写，各类自动化有自己的学会、期刊，有自己的统编教材，有自己的学术会议。这当然带来很多重复建设，控制理论都是一样的。
竖井化也不利于科研。不教的东西就不学，科研中需要超出狭义本专业的时候，就只有请教外专业。但外专业可能属于专业基础课，实际上只教不研，科研基础也很薄弱。比如说，化自的人要自研计算机控制仪表，C语言编程不给力，去找计算机的老师帮忙。但人家平常只管教书和解题，正经科研也没有做过，于是大家一起盲人骑瞎马。
在实践中，专业课的老师也必须拓展知识，逐渐与专业基础课的老师发生重叠。比如说，自控在数学层面就是微分方程稳定性问题，但学自控的人拉普拉斯变换、传递函数、状态方程还搞得定，多变量频域分析、非线性控制、辨识和自适应控制的数学基础就费劲了。数学教研组的老师问了也是白问，人家一脸懵逼，上课用不上，学校里没学过，但还真是数学问题。
弄到后来，只有自己动手。“专业拓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样的认知也带入教学和课程设置。
这个问题在科研机构也一样。科研机构的解决办法简单粗暴：直接组建相关科室，小而全。
另一方面，基础课老师只有教学任务，没有科研任务。只有专业课老师才搞科研。好处是专业院校的专业课就是主业和强项，好钢统统用在刀刃上。
这也是企业基本上没有研发能力的时代。科研机构除了科学院、设计院外，基本上就是高校了，一遇到任何技术攻关，只有高校老师相对紧密地与工程实践相结合。
但这也只是工科。文科、理科方面，彻底走进象牙塔了。
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一切向西看”，另一方面也因为高校竖井化积弊的缘故，专业院校开始综合化。系科强调基础宽厚，反对细分。院校增设新系科和专业，各种工学院纷纷“升级”为大学。如南京工学院改组为东南大学，华东化工学院改组为华东理工大学。院系调整后瘦身为“纯工科大学”的更是一马当先，清华、交大、浙大等恢复了理科和文科，有的还加上医科、农科。文理大学也增加了偏向工程的院系，如北大和复旦的计算机/信息/微电子。几乎所有大学都有法学、商学、外语、传媒、视觉艺术、工美设计之类的新兴院系。
现在问题就不一样了。
基础课还是有，但开设基础课的教研室（现在还用这个称呼吗？）同样有自己的专业，所以同时担任基础课教研和专业课教研。换句话说，与其说是基础课，不如说是公共课。数学系教微积分的自然是公共课，但也必须在微分几何或者什么方向有科研，否则在数学系里就混不下去。
有一个说法：77级高考时，只有20多万人录取，都是精英，大学教师当然也是精英。现在，每年录取超千万，大学教师数量也大大增加。除了极少数顶尖高校，大学生不再是精英，大学教师也不再是精英。只有精英才适合搞科研，因此，勉为其难“大众搞科研”只能是低水平重复，浪费资源。
这貌似有理，实际上有问题。
精英与否，并不是由队伍的稀少决定的，而是由队伍是否出成果决定的。也就是说，队伍的素质需要超过一定的门槛。在科研成果方面，有少数天才灵机一动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大兵团攻关。在具有扎实基本功和充沛科研投资的情况下，大量科技人才用勤勉和聪颖突破难关，推出成果。
在高教高度发达的现在，“博士遍地走”真是大量人才超过门槛的标志。不存在只有少数人才能搞科研的事情。
大学老师现在都是博士了。毕业之后，常有对新技术的掌握和理解有高有低的问题，学校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问题。但“断粮”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可况科研有很多层次。在产品和工艺层次上，企业科研才是强项。但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理论方面，高校才是强项。
科研强才能教学强，尤其在专业课层次上，但这是另一个一个话题。
另一方面，高校有所为有所不为也是需要的。不是所有高校都需要开设所有的专业。在高校综合化中，存在很多矫枉过正，大量实际上没有适当师资和充足就业需求的专业开设、招生，造成很多问题。
开了专业，相关老师就需要进行相关科研，保持高校的教学-科研双重性。确实有专业本身质量不高的问题。开设本就是勉强的事情，科研也就走过场了。
可能需要多管齐下。
大学不管综合性或者专业性，专业设置应该合理化，择优建设，锄弱扶强，避免盲目综合化。或许是再一次院系调整的时候了。这一次，重点应该是削减不具备办学资格的专业。用什么样的方法确定是否合格将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大学基础课也应该改革。高质量的综合性大学还是需要开基础课的，但一般性的基础课可以考虑“外包”，避免校内基础课教学负担过大的问题。
比如说，重点大学“头重脚轻”，减少低年级招生，部份高年级学生从非重点的低年级转过来；非重点大学头轻脚重，大部分低年级学生最后转学到重点大学高年级，或者转入高职，只有少部分升到本校高年级。
重点大学的强项在于很多专业都很强，但与基础课有关的专业依然不会很大。每年入学5000人的大学不少，人人都要学高数、普物、普化、中文。按照1：100的师生比例，都需要50个高数、普物、普化、中文教授。加上专业课和研究，还不得100个数学、物理、化学、中文教授？对于很多高校，要这么多教授都进行独特、显著的理论科研是勉为其难了，哪怕很卷的重点大学。全国那么多综合性大学都要扎堆进行高水平的数学、物理、化学、中文研究，更是不可能的。
但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中文系的学生是少数，从事相应专业的教授也不需要太多，这是符合相关领域科研的实际需求的。大量教授只教高数、普物、普化、中文会影响专业发展，少量教授又教不过来大量需要的高数、普物、普化、中文的外专业基础课。
非重点大学的特点正好相反。强项专业较少，最后能容纳的学生也较少。一般没有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中文系，相关基础课的教授还就是专职教学的，科研才是副业，或者基本不做要求。由于职业期望就是教学，长期安心基础课教学，教学经验反而丰富。
在基础课方面，教学经验和用心决定教学质量，而不是科研强则教学强。
换句话说，除了强项专业，非重点大学的主业还就是基础课教学，为重点大学输送学生。大学入学时，也不必全员细分专业，大部分学生划入理科统科（General Science）、工科统科（General Engineering）可能更加合适，反正大一、大二的基础课都是一样的。
在学生方面，不可否认有一些人进了大学才发现读不下去。两年基础课下来，也能确认是否适合继续原来的专业方向了。中途止损是个机会，转入高职已有前两年的本科基础，起点更好。时代不同了，高职也需要足够的数理化基础，只是专业课更加注重技能而已。高职和本科本来就应该是思路不同，而不是高低之分。
更多的人在非重点大学打好基础后，通过一定的机制，转入重点大学，直升专业课，有效利用两边的资源。
同时，重点大学总是少数、集中，可能离家较远；非重点大学数量更多、更分散，离家也近一点。这对学生和学生家庭也较友好，还不影响专业学习。
这样的体制在北美已经实行很多年了，行之有效。很多college只有有限的专业可以读到三四年级，一二年级反而很大，大量学生“非升即走”。实践证明，这些“转学生”的基础一点不比大学“直升生”差。
另一方面，非重点大学不是只为重点大学输送完成基础课的学生，本身也应该有自己的强项专业。比如说，制造业中心所在地的非重点大学以相关制造业为专业，农业区以农业为专业。要紧的是以实用科技为主，避免在理论科学方面过于纠结。也就是说，科研偏向产品和工艺技术，注重实用。但依然与高职有所区别，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即使对非重点大学来说，光教学不科研依然是不行的，但科研需要集中在强项方面，而不是在本不是强项的地方勉为其难。
所谓科研投资集中到少数重点，非重点只需要教学，这是投资人的狭隘思维。投资人只看到产品端，供应链是“别人”的事，实在要供应链，也只是紧接产品端或者直接在原材料端，中间的一大段统统无视了。投资人只看直接回报，但作为国家的教育体制，不能这么狭隘，必须统筹到整个供应链。教育体制关系到的就是人才供应链。
不过，这样离经叛道的高教体制很可能遭到强烈抵制。从重点高校到非重点高校，从学生到用人单位，可能都对“转学生”有偏见。连双非本科生考入985研究生，都会受到暗中鄙视，“转学生”首先要得到重点高校承认学分，还需要用人单位承认“学术血统”，这需要全社会转变心态。必须抛弃“血统决定命运”，拥抱“结果决定命运”。
另一个问题是：大量非重点大学已经“误入歧途”，勉为其难地“冒充”综合性大学，什么专业都要开一个，什么专业都不精。大量毕业生“毕业即失业”。需要用地方财政拨款的指挥棒再指挥一下了：拨款不光按学生人头，还要按过去5年内毕业生就业率打折。统统就业的全额拨款，半数就业的拨款腰斩，逼迫高校收缩无聊专业。
其实重点大学也不是没有问题。第二次转型的重点本来是专业“粗分化”，但现在实际上不仅细分，还叠床架屋，原来的系升级为学院，下面再设了一堆系。
如果真的学西方，大部分中国高校的学院都应该“降级”为系，系直接取消，没必要设置专业。学生的专业由选修课决定，而不需要结构化地用系的设置来确定。
取消冗余的行政层次也有利于精简行政机构，减少行政管理人员，让教授回归教学和科研。
大学生“精英不精”其实还牵涉一个深层心态需要转变：大学应该包就业。
大学学历应该对就业有帮助，但是大学不包就业；就像高中曾经也算高学历，但高中现在不包就业一样，只是高中差不多算强制教育，人们习惯于无视高中学历与就业的联系了。大学学历“贬值”反映的是知识在继续高速增长，成人过程所需要的基本知识积累要求大大增加了。这和“研究生贬值”是一致的。“我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巨人还在快速长高，爬上巨人的过程更长、更辛苦。这是现实，抱怨没用。
另一方面，解放后中国的初教、中教普及程度一直不错，在发展中国家里相当领先。这个优势在改开之前并不显著，还有说法知青下乡有解决城市知青就业难的因素。但改开一推动起来，中国劳动力文化水平高的优势立刻体现出来，有文化的劳动力大军是中国崛起的秘密武器，教育和知识是效率和创意的催化剂，这一点也是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是否能重现“中国奇迹”的大问题之一。现在中国有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中国正在科技和产业再次突破的门槛上，突入高收入社会需要大量更有文化的劳动力大军，大学扩招不是浪费，是提前布局，不管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歪打正着。
教育（不管是初教、中教还是高教）培养技能，有助于就业，但技能不是教育的全部。这是老问题了，这里不进一步展开。但这不妨碍中国高教已经走入结构性歧路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高校现在好比老国企曾经有过的“大而全”、“小而全”、“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当然，中国高校办的是“学术社会”。在“企业办社会”的年代，企业、机关、学校都有自己的食堂、医务所、物业、学校/幼儿园，现在高校的大量基础课也好比这些“社会服务”。应该“让社会办社会”。
中国高教应该改革了。
军事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