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就试着对他做一个客观的介绍，带大家了解真实的王明。
共产国际十执委。
季米特洛夫（前排左二），王明（前排右一）
“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列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
“应该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
“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同志，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我们几个都是驻国际的代表，斯大林同志派我们回来，没有什么可欢迎的，应该欢迎的是毛同志。”
彼此闻名已久的毛王二人终于第一次见面。
在这之后，他们先后进行了三轮激烈的交锋。
第一轮交锋就发生在十来天之后。
1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被称为十二月会议）。
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自己传达的都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指责党内同志对统一战线理解错误。
最后抛出了“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王明的发言震撼了会场。迫于共产国际的权威，不少同志对一段时间的统战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教员把一切都看到眼中。但他在发言时，并没有针锋相对地进行争辩。
他先是承认了“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并接受了王明提出的对统战工作的一些改进意见，强调“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
这没有什么，该认就认，该改就改。如果之前都做好了，共产国际也就不派这么一位“钦差”过来了。
但是，有退让就必须有坚持。教员对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 自主等原则问题，都坚持了党确定下来的战略方针。
会议开到这里，其实形成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与“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两种观点的对立。
这次会议并没有对哪种观点正确给出结论。
毛泽东不会对基本原则再做退让，而王明也无心恋战。因为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会议的最后一个议题是做组织方面的调整。
王明提议，增补他和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包括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他的意图很明显，要把统战工作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就超出了季米特洛夫原本“帮助”的定位，而是撸起袖子自己上了。在共产国际最看重的统战工作上拿出亮眼的成绩，后面才能做更大的文章。
人事问题向来最为敏感，王明事先不打招呼发起突袭，他已经做好大吵一场的准备。但是争吵并没有发生，无异议通过了。
虽然超出预料，但在王明看来，这正是他狂打国际牌取得的良好效果。
同时，会议还决定设立北方局与长江局，分别领导北方与南方各省工作。长江局成员包括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
会议结束后，王明就启程去武汉。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他前往。那时，南京即将失陷，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已先后迁到武汉。
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就回延安，留在中央工作。
可是，王明与莫斯科的看法一致，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紧盯着国民党抗日。因此，到了武汉他就屁股一沉不走了。他还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在人事上，王明提出一次又一次要求，中央都遂了他的愿。他终于拥有了一个自己的独立舞台，开始了放飞自我的表演。
这就为第二轮交锋拉开了序幕。
王明迫不及待出招。
1938年元旦，他发表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这篇宣言冠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却根本没有请示经过中央同意。通篇就是宣扬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
十二月会议没有形成决议认可王明的主张，王明就替中央来下这个决心。
代表中共中央表达出如此的诚意，王明满心期待着国民党的热烈反应，打开统战工作新局面。
国民党确实很快做出了反应，他们相视一笑：
这个场景很熟悉啊。上次出现还是在上一次，只是那次中共的领导人还叫陈独秀。
国民党迅速搞起了“一党运动”，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你不是要统一吗？那就按这个方向统。
文斗开场，武斗也得跟上。
不久，国民党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长江局新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
热脸迎上去却招来一顿胖揍，王明虽然后知后觉，但他也明白对国民党大意了。
蒋介石替中共教育了王明。作为政治斗争的“老运动员”，王明很清楚，必须表明严正态度，不然后面再遭受损失，都会算到他头上。
2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动进行反击。
反击是正确的，但王明又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他都搞成习惯了。
之后，2月27日至3月1日，在长江局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会议）。
王明在报告中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这就主动调整了自己立场，向教员靠拢了。
看他栽了个跟头，教员顺势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
但王明摆出种种理由要重返武汉。为了党内团结，3月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
拿着这个决定，王明到了武汉，之后任凭中央千呼万唤，又一次不肯挪窝。
为什么王明非要待在武汉？
因为对国民党的反动本性估计不足，他已经输了一着。但他还想着扳回来。
斯大林最看重的是拖住日本，阻止其进攻苏联。他只要出色完成好这个任务，依然有机会。
当时日本正在加紧准备进攻武汉，王明死活不走，就是为了展示保卫武汉的决心。武汉保卫战打好了，他在这个过程中出的力，谁也抹不去。
他对武汉保卫战是如此看重，决不允许任何动摇军心的言论出现。这其中就包括教员的《论持久战》。
5月，《论持久战》发表。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求《新华日报》尽快刊登。王明拒绝刊登，理由是文章太长了。中央说太长可以分期刊登，这次他连理由都不找了，坚决不刊登。
王明晚年说出了抵制《论持久战》的原因：
他认为持久战就是消极抗日。消极抗日就会让日本腾出手来进攻苏联，那还怎么得了。
王明要保卫武汉，保卫武汉就是保卫苏联。他的坚守一定可以得到莫斯科的认可。至于延安认不认可，他并不在乎。
要知道，当年的向忠发、李立三，都敢给他处分，毛泽东居然除了反复劝说，拿不出任何办法。不过徒有其名而已。
但是，恰恰在此时，教员对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已经成竹在胸。
王明不遵守中央决定，分庭抗礼，看似咄咄逼人，其实是把自己的底全给露了。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工作上出现判断失误无损大节，但连最基本的组织纪律都不遵守，这就是在自毁！
第二轮交锋，教员已经把王明完全看明白了，“技止此耳”。
其实，早在三月会议结束后，王明滞留武汉，有恃无恐之时，第三轮交锋悄悄开始了。
这次是教员主动发起了反击。
他向莫斯科派出了一员重要干部——任弼时。任弼时是去接替王稼祥，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并向共产国际做工作汇报。
王明之所以毫无顾忌，就是仗着共产国际的绝对信任。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共产国际的工作必须要做通。
无论什么时代，沟通才能产生信任，这是积极的处理问题态度。
为什么不直接通过王稼祥去做汇报？
要知道，去一个人当面汇报，再回来一个人当面传达国际最新指示，比由中共中央转达，显然更有力度。
要么不打，一直运动战进行周旋。一旦出现战机，下决心要打，就集中兵力，押上一切可用的力量，打歼灭战。
在与王明的斗争中，教员用的同样是他独到的兵法。
任弼时的工作做得非常漂亮。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几万字的口头报告，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党的工作情况。之后，他又向季米特洛夫单独作了报告。
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最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共主张的持久战有了正确的理解。
原来他们认为必须与日本硬拼，就得靠国民党坚决抗日，因此千方百计想拉住国民党。经过解释，他们终于明白硬拼只会让中国军队很快消耗殆尽，日本仍然可以掉头北上。
只有持久战才是抗战的唯一正确选择，日军将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苏联的安全才能真正确保无虞。
至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战略眼光与政治智慧，让共产国际刮目相看。
这就可以看出区别来了。同样是直接向共产国际做工作汇报，向忠发还是派出的周恩来，结果却大不一样。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工作成绩。
扎实有效的工作成绩，才是获得支持的基础。
季米特洛夫对报告非常满意，特意问起王明的情况。他说，在临走之前专门交待过王明，维护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回国后一定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
任弼时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把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实地做了反映。
季米特洛夫听得直皱眉，沉默片刻，黯然说道：
王明有缺点，你回去告诉毛同志，要帮助他改正。
这样，王明从一个“帮助者”，变成了“被帮助者”。
目标圆满达成，王稼祥与任弼时交接完毕，踏上归途。
王明犹在武汉指点江山，却不知他最后的堡垒已经被攻克。
8月，他收到一封电报：请速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
王明察觉不妙，却仍然以十分无礼的言辞回了一封试探的电报：请主席和其他中央委员来武汉或西安开会，或者请稼祥同志单独来汉，向我传达国际指示的精神。
很快收到回复，再也不是以前的迁就：
请按时来延安参会，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如期召开政治局会议。紧接着，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这两次会议，第一项内容都是由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
他说：
“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
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王稼祥传达道：
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至此，王明回国后的一系列操作宣告彻底失败。
但是教员对王明并没有穷追猛打，只是借着共产国际的肯定把中央一系列关于持久战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进行了重新强调。
在教员看来，当前最重要的并不是打倒王明个人，而是清除其错误思想的干扰，确保党领导全民抗战取得胜利。
在教员做完报告之后，王明主动举手要求发言。
他说：对于主席报告里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我们大家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主席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经过莫斯科政治圈十年考验，王明显然不一般。
为了加强党内团结，会议并没有对王明个人进行清算，而是安排他担任新设立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留在延安工作。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分拆为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地方工作的错误领导。
六中全会之后，王明再无机会染指中央大政方针。
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只认为自己败了。
以他为代表的一派，仍是心心念念依靠共产国际的力量图谋翻身。这种思想上的问题，由于抗战局势的紧迫一直来不及清理，直到1941年整风运动才进行系统性的纠正。
整风运动中，王明在统战工作中的错误被归结为“右倾投降主义”，他作为反面教员再一次登上中心舞台。虽然他一直渴望重登舞台，但是这次的舞台却不是他想上的。
王明在建国后最终以治病的理由去了苏联。在苏联定居后，中苏关系恶化，王明借机发表了大量丑化自己国家和同志的言论。他对当年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
1974年3月，王明病逝于莫斯科。他在苏联学习和成长，获得了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无论精神还是肉体，他最终选择依附在那里。
教员对王明做过一针见血的评论。他说：
“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这里“自己”指的是中国，而“别人”指的是苏联。
想自己的事少，就没有国家民族立场，把干革命的目标搞错了，也就想不到依靠本民族的力量夺取革命胜利。
想别人的事多，就会陷在别人的逻辑里出不来，只想得到别人的支持，最终丧失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王明是党史一个重要人物，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类革命者。他们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政治野心参与革命。
王明的野心促使他向党的最高权力发起了两次冲击，一次成功，一次失败。
他的成功是因为获得了苏联的支持，他的失败则是因为只获得了苏联的支持。
并不是说一个人就不能有野心，但是野心要与正确的道路结合，在解放人民的同时成就自己。
王明并不缺乏才智与经验，但是一旦丢失了为中国人民干革命，求得民族解放的初心，再强的个人能力与野心，也是枉然。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