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恩怨、执政地位：曾大力挺乌的国家如今为何“反水”

　　乌克兰农民收获谷物。IC 资料图

　　9月下旬以来，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几个中东欧国家与乌克兰就农产品市场准入限制问题引发了言辞激烈的争端和针锋相对的贸易制裁，逐渐暴露出欧盟内部不同成员国之间在对乌贸易政策方面潜在的、难以弥合的分歧。值得关注的是，持续扩大的经贸争端已经削弱了双边政治关系的紧密度，由此引发了外界对中东欧国家援乌立场的坚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质疑。

　　“背叛”从5月就已初现端倪

　　点燃此次粮食争端的导火索是，在乌克兰同意加强对其农产品出口的控制后，欧盟于9月15日宣布解除对乌克兰农产品运往周边国家的禁令，但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三国却拒绝执行，仍然采取和延续了单方面限制令。

　　9月15日欧盟宣布取消的这项禁令是今年5月颁布的。该禁令适用于位于乌克兰周边的五个欧盟国家：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主要内容是“允许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禁止乌克兰小麦、玉米、油菜籽和葵花籽的国内销售，同时允许此类货物过境出口到其他地方。”

　　欧盟同意颁布此项禁令的主要原因来源于上述五国的压力。因为在上述五国看来，欧盟免除了对来自乌克兰所有商品的进口关税，是导致来自乌克兰的大量低成本谷物首先涌入其国内市场的罪魁祸首，欧盟必须为此埋单。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均是农业大国，农民群体在各自国内所占比重很高。大量低于本国谷物价格的乌克兰粮食涌入，其结果必然是谷贱伤农。该禁令最初定为一个月，随后又延长，直至9月15日。

　　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在欧盟宣布解除禁令的当天旋即表示“尽管欧盟委员会不同意，我们仍将延长这项禁令。”波兰对乌克兰农产品的准入限制清单主要涵盖“玉米、小麦和油菜籽”。匈牙利政府也于9月15日颁布了对乌克兰农产品的进口禁令，该禁令覆盖了24种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主要包括油菜籽、葵花籽、面粉、植物油、蜂蜜、某些肉类和鸡蛋。匈牙利农业部长纳吉·伊什特万特别强调“我们正在捍卫农民的利益，因此既然布鲁塞尔决定不再维持对乌克兰农产品的进口禁令，我们国家将在国家能力范围内这样做。”斯洛伐克农业部长也紧随其后，宣布了本国的谷物禁令。此外，斯总理卢多维特·奥多尔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决定将对乌克兰谷物进口的禁令将延长到2023年年底。需要指出的是，所有三项禁令仅适用于国内进口，不影响转运至其他第三方市场。

　　以上三国禁令的颁布招致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指责，乌政府将三国对其农产品的出口限制视作是对欧洲建立起来的共同抵抗俄罗斯的团结阵线的破坏。为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9日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辩论期间发表讲话时公开谴责了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的限制令，并将盟友的这种行为比作为来自莫斯科的演员搭建舞台，暗讽其盟友的“背叛性”行为正在为对手创造可乘之机。

　　对于泽连斯基在联大带有情绪的讽刺性讲话，波兰做出了针尖对麦芒般的回应。9月20日，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波兰电视频道Polsat上露面时表示计划停止向乌克兰转让武器。莫拉维茨基给出的原因是，波兰需要使用更现代化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此可以避免波兰处于守势地位。在当下关口宣布该计划，或多或少地带有回应来自乌克兰批评声音的嫌疑。

　　曾经大力挺乌，如今为何“背刺”？

　　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为何与俄罗斯结怨深厚，且与乌克兰有着唇亡齿寒关系的波兰近期不但坚持延续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禁令，甚至还宣布停止向乌克兰转让武器，致使双边关系陷入了似乎“难以弥合的分歧”之中？

　　事实上，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以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与乌克兰坚定地站在同一立场，不仅接收了一半以上来自乌克兰的难民，而且为乌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军事援助。尤其是波兰，由于地缘毗邻性和历史创伤记忆，使其成为力主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和援助乌克兰的旗手。

　　数据显示，2022年1月24日至2023年7月31日之间，波兰是所有中东欧国家中在军事、人道主义和资金三个维度援助力度最大的，在整个欧盟内部名列第2，总援助数额为42.7亿欧元，仅次于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在中东欧国排在第2和第4位，位列欧盟第8和第14位。如果按照援助额所占GDP比重算，欧盟的TOP 10中，8个来自中东欧。其中，立陶宛、爱沙尼亚位列第1和第2，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波兰和捷克分别位列第4、第5、第6和第9位。

　　以上数据基本可以看出，在冲突发生之后近一年半时间里，以波兰、斯洛伐克等国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的挺乌反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其之所以在当前这个阶段发生突变，隐含其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服务选举是当前波兰和斯洛伐克现政府的当务之急。斯洛伐克议会选举和波兰议会选举将分别在9月30日和10月15日举行，且两国现政府主要由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控制。其中，斯洛伐克现政府是在2020年选举产生的，由“我们是家庭党”、“自由和团结党”、“普通人和独立个人组织党”以及“为了人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是家庭党”和议会第一大党“普通人和独立个人组织党”均怀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理念，因而它们的支持群体也主要来自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地区。

　　波兰的情况与此高度相似，波兰现政府是在2019年由议会第一大党法律与公正党单独完成组阁，且该党从2015年上台执政至今已近8年，作为一个右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吸收了左翼思想，具有明显的反精英反建制色彩。从过去两届议会选举来看，法律与公正党的票仓主要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东部和农村地区。

　　如果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对乌克兰涌入当地市场的谷物不加限制，造成的后果不仅是谷贱伤农，更将伤害和削弱农村地区选民对两国执政党的支持热情。

　　第二，国内经济形势欠佳与情绪化对立是波乌两国关系出现裂痕的另一重要原因。随着俄乌冲突胶着化、长期化，波兰、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民众对乌克兰的援助渐渐力不从心，热情也自2023年2月以来开始呈现下降趋向。俄乌冲突还导致中东欧国家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加重了民众生活负担。2023年以来波兰已成为欧盟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今年1月波兰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4%，创26 年以来历史新高。

　　由此引发波兰民间的难民危机疲劳症也正在国内蔓延，各国民众游行抗议活动多次发生。以上民生问题成为了政府无法回避的执政命题。冲突爆发至今有超过800万乌克兰难民外溢到欧洲各国。其中聚集在俄罗斯的最多，有超过285万，占到难民总数的35%。这些人中有高达77%的难民希望返回家园，但只有12%的人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这样做。

　　波兰作为第二大难民接收国，截至2023年2月28日，接收了20%的难民（158万）。紧随其后的几个欧洲国家及接收人数分别为：德国（106万），捷克（50.4万），英国（20.2万），意大利（17.4万）和西班牙（17.2万）。 若按人均计算，做出最大努力的国家分别是黑山（难民人数占人口的5.21%）、爱沙尼亚（4.81%）、捷克（4.46%）、摩尔多瓦（4.05%）和波兰（3.99%）。截至2023年2月，乌克兰公民已超过了在波定居外国人总数的80%，成为了波兰最大的外国人群体。此外，波兰政府在援助乌克兰难民上所花费的成本总共达到了196.8亿欧元，在所有援助国中排第3，排名第1和第2的分别是美国和德国。

　　以上数据可见，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在对于乌克兰的经济援助及其在此次危机爆发以来所付出的成本都是高昂的。因此，在波兰政府来看，乌克兰在粮食禁令问题上理应理解波兰的难处。毕竟对乌克兰的援助前提不能是以牺牲本国农民利益来保护乌克兰农民利益。况且，波兰和斯洛伐克两国正值大选关口，民生问题通常是最受关注的，农民利益又是两国执政党的执政根基所在。但事与愿违的是，尚陷入战争泥潭的乌克兰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异常突出，农业又是乌克兰的主要经济命脉之一，导致泽连斯基与其西部盟友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极易情绪化。

　　第三，除此之外，尚需一提的是，波乌关系的历史叙事长期以来是两国关系中无法排除的暗雷，尤其在近两届的波兰民族主义政府期间，两国围绕“沃伦事件”在各自民族叙事上的不同阐述，成为了双边政治关系中挥之不去的矛盾，加之波兰对乌克兰西部地区潜在的领土诉求，为两国关系造成了沉重的负面影响。

　　在18世纪波兰尚未遭到瓜分之前，西乌克兰地区一度处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控制下。二战爆发后波兰亡国，给了乌克兰人复仇的机会，据波兰学者统计，死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的波兰人约为10万人（包括沃伦和东加利西亚地区），其中70%的受害者为妇女和儿童。二战结束后，苏波双方签署了交换民族人口的协议。在此期间，波兰政府为了打击仍然活跃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将仍居住在波兰东部的乌克兰居民强迁到波兰西北部地区，这一政策被称为“维斯瓦河行动”（Operation Vistula) 。“沃伦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波兰和乌克兰人几百年历史积怨的一次集中爆发，是波兰人对曾经统治的乌克兰人的波兰化与乌克兰为独立建国而展开的民族独立抗争运动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一度曾为波乌关系蒙上阴影，也间歇性地照进两国关系的现实，应当成为理解波兰对乌政策的一个潜在维度。例如，2018年2月6日，波兰总统杜达签署了一项法案——《国家纪念研究所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否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1943年至1945年间所犯罪行（包括沃伦种族灭绝）的人要承担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该法案不仅激化了两国历史叙事之争，而且引发了政治冲突。

　　欧盟面对俄乌冲突还有共同利益吗？

　　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作为此次延续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禁运禁令的三国之一是一个特殊案例。原因是匈牙利自2010年欧尔班执政以来，一以贯之地从是非曲直出发，在对待西方渲染的“俄罗斯威胁论”上，秉持理性务实的中立立场。从2008年俄格冲突，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再到此次俄乌冲突，匈牙利的对俄立场总基调并未反生实质性变化，在此基础上对乌政策也相应地保持了一定谨慎和克制。影响匈牙利对乌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乌克兰境内外喀尔巴阡地区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待遇提升问题，该问题一直是欧尔班政府对乌政策的关注焦点。并且，欧尔班政府将该问题与其拒绝援助乌克兰问题相挂钩。

　　从中东欧国家在此次粮食争端中的不同立场可以看出，欧盟想要在整体层面实施统一且连贯的贸易政策显然是不现实的。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拉锯，怀有不同历史记忆、处在不同地缘位置和不同经济水平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威胁感知与经济承受能力差距悬殊。共同利益是促使欧洲国家团结一心援助乌克兰的粘合剂，尤其在冲突爆发的第一年里，共同安全利益几乎成为了所有欧盟成员国挺乌抗俄政策的优先事项。

　　然而，随着2023年以来中东欧多国通货膨胀状况持续恶化，能源危机持续扩大，对乌克兰援助热情持续退潮，处在援乌前线的部分中东欧国家在民族利益与欧洲共同利益的优先性上，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前者。这不仅由于捍卫民族利益事关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也事关部分国家现政府的执政稳定性和支持率。

　　（王弘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