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压轴的角色，“东风”41以一种意料之中的方式出现于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不过，虽然“东风”41的公开亮相证实了多年以来的猜测，但另一种讨论却随之展开——中国战略核威慑的有效性问题，乃至更为关键的中美战略稳定性问题。
判断中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标准
对中国核威慑能力有效性的判断，可以用中国核报复能力来衡量。核报复能力指一个国家在遭受了对手的第一波核打击后，穿透对手导弹防御系统、向对手进行核反击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核报复能力能够让对手产生不可承受的损失，对手就不敢轻易对该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一个国家的核武器能够造成对手不可忍受的损失，可称之为确保摧毁。如果两个国家彼此的核报复打击都能给对方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则称之为确保相互摧毁，确保相互摧毁是构成战略稳定性的重要条件。不可承受的损失具体是多少，冷战时期，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此进行了详细定义，即“麦克纳马拉标准”。该定义指出，为了慑止苏联进攻，不可承受的损失的标准为1/3的人口、1/2的工业。
根据这一标准，确保摧毁要求大约400枚当量为百万吨TNT的核武器。这一标准是美国慑止苏联核进攻的要求，按照相互确保摧毁的定义，苏联对美国也应当达到这一标准。但是用“麦克纳马拉标准”衡量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有效性明显存在问题。首先，单从数量来看，中国的核武器数量显然达不到“麦克纳马拉标准”所定义的确保摧毁的数量。根据外界估算，2017年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大约为270枚，即使不考虑射程限制、遭受第一次打击的损失、导弹防御拦截等干扰因素，中国全部核武器打到美国本土，也不足以达到400枚的标准。其次，“麦克纳马拉标准”是用物质主义方法，通过数量来计算得出核报复能力是否有效，这一方法评估核报复能力是充分但不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若达到麦克纳马拉标准，那就肯定具备确保摧毁能力，或者说核威慑是有效的，这是充分的条件。但并不是说达不到“麦克纳马拉标准”就不具备让美国产生不可承受的损失的能力，至于什么样的条件是必要的，麦克纳马拉标准并未说明，所以用“麦克纳马拉标准”来判断中国核报复能力不太合适。
中国领导人在上世纪60年代就对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标准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有少数几颗原子弹，比如有6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中国的城市了。这里提及的6颗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其内涵是中国的核威慑不在数量优势，而只要“几枚就足够”。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几枚”是扣除了承受第一次核打击、被反导系统拦截后生存下来用于核反击的核武器数量。有观点通过研究指出，由于中国核武器的隐蔽性、机动性等生存能力的改善，美国无法通过第一波打击就完全解除中国的核武装。第一波打击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变得有效，而具体中国的核武器能够在美国的第一次打击下生存多少，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值，而是概率性的表述。这一观点实际上认可中国只需要很低的核报复能力，甚至生存下来一枚核武器就可以对美国实现有效的威慑，这对于研究中国的核报复能力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前文所述，中国核报复能力有效与否关键在于美国方面的认识，第一次打击的不确定性研究可能难以对此有所适用。还有观点运用历史案例考察美国和苏联(俄罗斯)退出战争的条件。美国和苏联在各自退出的常规战争中，伤亡人数都达到了数万人，例如美国在朝鲜战争中阵亡2.3万人，越南战争阵亡5.6万人，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阵亡1.45万人，因此上万人的损失是美、苏难以承受的且要终止战争的一个门槛。如果中国的核报复能够让美国或苏联的人员损失达到这一标准，中国也就具备了足够的核威慑能力，因此中国只需要几枚报复核武器即足以达到有效威慑的门槛。但是这一估算也存在问题，历史上美苏没有取得胜利的常规战争皆只涉及美苏的边缘性利益问题，如果出现更为重要的利益冲突，它们承受核打击的门槛可能会更高。
近年来，美国战略学界对中美是否存在战略稳定性、是否认可中国的核报复能力有很多讨论，持支持、肯定与反对、回避观点的两派学者针锋相对，对立的争论一度非常激烈。美国国内对中国核报复能力存在争论，恰恰说明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具备一定的核报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又不够显著有效。因此，这一系列争论为我们理解美国人眼中中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提供了机会。美国战略学界对中国核报复能力存在质疑的声音，有的学者直接质疑和反对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如不接受相互脆弱性，还有的学者通过反对或者回避中美战略稳定性来否认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即借助战略稳定性这个概念，在战略稳定性的框架内否认中国的核报复能力。战略稳定性是指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核武器的组成结构和部署模式等使得双方都无法通过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解除对手的核武装，这样即使两个国家陷入危机，也因为忌惮对手的核报复打击给自己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而不去使用核武器，双方几乎都没有使用核武器的动机，战略层面实现了稳定态势。核国家能否构建战略稳定性，其关键在于国家是否具备可靠的核报复打击能力，中国并不质疑美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如果美国能够接受或认可中国的核报复能力是有效的，那么中美就存在有效的相互威慑关系，中美存在战略稳定性。因此从美国反对或回避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观点，能够推导出这部分观点对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有效性是质疑的。美国方面的争论为我们分析和判断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核威慑有效性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素材，所以笔者将根据美国战略学界的讨论来理解美国眼中中国核威慑的有效性问题。
对中国核威慑有效性持反对态度的美国视角
美国战略学界一些观点对中美战略稳定性持否定态度，或者对中国核报复能力持回避态度。这些观点在提供政策建议的时候，出发点不完全一样。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考察他们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一种对中国核威慑有效性持反对态度的美国观点是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的战略安全威胁，同时又认为中国的核力量比较低劣。他们希望美国能够维持或扩大对中国的核优势，并借此遏制来自中国的威胁，因此不承认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不愿意与中国构建任何与战略稳定有关的关系。
这部分观点对美国如何才能保持对中国的核实力优势提出了建议，例如从增强美国威慑能力的角度，认为美国需要构建可信的核威慑能力，保持较强的核态势，美国的核武器可以对中国形成威慑，也能威慑别的核国家和非核国家对美国利益的侵害。还有人明确指出，随着军事现代化和军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威胁。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拥有有效的核威慑能力，声称美国为了避免未来与中国形成冷战期间“恐怖的平衡”这一局面，要对中国维持一个明显的优势，这也能确保亚太地区受到(中国)威胁的盟友不会因为受到中国军力现代化的威胁而独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更有人明确表达了对相互脆弱的反对态度。相互脆弱这一概念指的是，双方面临对方的报复性核打击都是脆弱的，双方都不可能通过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以及其他措施来解除对手的核报复能力。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接受中美相互脆弱，即承认中国对美拥有核报复能力。而反对的学者则从美国应当维持战略优势的视角指出，美国应当限制或减少面对中国战略打击的脆弱性，美国对中国的相互脆弱是不成立的，美国应当有效发展反制能力压制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如果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足够显著有效，足以给美国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这部分观点寄希望于美国维持悬殊的战略核优势的“愿望”就无法实现。而美国战略学界存在美国应当维持对中国的悬殊的战略核优势的声音，实际上表露出的含义是不一定认可中国具备可靠的核报复能力、拥有可信的核威慑能力。
这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还没有达到让美国难以承受的标准，留给美国可操作的空间，而这一空间恰是这部分学者提出维持美国战略优势的源头。既然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还达不到美国不可承受的水平，干脆美国就继续维持或强化对中国的战略优势。这部分观点的思路为我们客观分析中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参考指标。在反对中美构建战略层面稳定关系的美方观点中，还有部分人的主要关切点在于给美国的盟国提供核保护伞，如提出美国应当通过发展导弹防御减少脆弱性, 同时增强对盟友、尤其是对日本的延伸威慑等。曾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副助理国防部长并负责核与导弹防御政策的布拉德·罗伯茨曾在研究中指出，如果美国承认与中国的战略稳定关系，可能会让日本等盟友认为是放弃了对自己的保护。把这些盟友置于中国常规军力的威慑之下。持类似观点的美国智库分析很多，反映了美国战略学界一种较为普遍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罗伯茨的观点在美国战略学界较为典型，他在近年的研究中还指出，中国的核武器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中国没有相应地增加透明度。实际上，这一类安全专家并不明确反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提法，甚至赞成中美就战略稳定性进行交流，但是回避战略稳定性概念传统上所包含的核报复能力(或相互脆弱性)这个主要内容。他们在实践中的做法是在中美战略关系中用核透明概念来解释战略稳定性概念，这就在事实上掏空了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内涵，起到的作用是反对中美战略稳定性。出于保护盟友的目的，这一思路所沿用的逻辑被称为“稳定—不稳定悖论”。
“稳定—不稳定悖论”最早出现于美苏冷战期间。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利德尔·哈特和格伦·斯奈德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出了“稳定—不稳定悖论”的相关逻辑论述。按照较为典型的“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两个国家都具备可靠的战略威慑能力，战略层面的稳定会导致非战略层面(常规层面) 的不稳定，即两个国家都不再忌惮对手的核打击，从而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常规冲突增加。美国战略学者用“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来分析中国，其含义就是如果中美构建了战略稳定性，中国就不再担心美国的核威慑，战略层面的稳定会使中国在常规军事层面变得更加富有侵略性，从而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带来军事安全威胁。
美国学者用“稳定—不稳定悖论”这一思路来讨论中国，采用的是一种设想的方式，即设想如果中美构建战略稳定性，则中国会在常规层面给美国的盟国带来威胁。这个设想的过程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中国的核报复能力。用“稳定—不稳定悖论”进行分析，其暗含了一个前提即这个国家是一个核国家且其核报复能力起码值得被关注。如果中国核报复能力几乎为零，也就不会被运用到“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分析思路中来。美国学者用“稳定—不稳定悖论”对中国进行分析，“潜台词”即中国可能有一定的核报复能力，中国的核实力够资格，可以被放到“稳定—不稳定悖论”中“稳定”的这一部分来进行考察。同时美国观点的态度又反映出在他们眼中，中国核报复能力不够显著有效，即不够达到美国难以承受的标准。早年美国战略学界在用“稳定—不稳定悖论”表述苏联的研究中，主要是在承认美苏战略稳定事实的前提下指出其负面后果。例如一些美方公开文献指出，核武器帮助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构建了战略稳定性，但却使低水平暴力活动发生的可能性变得更大。因此，对苏联借着自身核威慑能力，在非洲进行军事活动、实施军事援助、扶植代理人战争等, 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足够有效、拥有可信的核威慑能力，则美国学者提到的寄希望于以保护盟友为目的而反对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看法在客观上就无法实现。美国学者对苏联的案例分析使用的是一种正向的陈述，而对中国采用的是一种反向的“设想”，通俗的理解是，由于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还没能达到可信的威慑水平，因此为了保障盟友的安全，就要避免与中国构建战略层面的稳定。用一种设想的担忧来反对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这也说明中国的核报复能力面对美国不可承受的标准还不是那么显著有效，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与美国不可承受的标准之间仍有可供美国政策制定者操作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也出现在美国战略学界的观点中。比如曾任特朗普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过去的研究中赞成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认可中美相互脆弱是事实，并就如何构建战略稳定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但是在进入特朗普政府之前的一年多时间，科尔比的观点变化很大，他建议美国向中国坚定和持续地表明有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科尔比在特朗普政府中曾担任副助理国防部长，分管战略和军事力量发展。他认为中国在中近期能够在常规战场对美国构成挑战，比如在台湾海峡、东海和南海等地区，如果冲突的规模有限，中国就能够在这些地区击败美国的盟友，甚至能够在时机有利的情况下击败美国。如果美国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中国就有信心在上述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因此美国有必要对中国表明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态度以威胁中国不在上述地区做出危害美国利益及盟友安全的举动。科尔比希望美国对中国发出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信号，其出发点与“稳定—不稳定悖论”稍有区别。“稳定—不稳定悖论”担心中国依仗常规军事优势攻击美国的盟国，科尔比则担心中国可能在西太平洋取得对美国的常规军事优势，并利用有利时机击败美国。因此，需要用其核优势迫使中国退让。科尔比的观点在美国是一种较新的观点，得到了美国军方将领的响应。如果在美国决策眼中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足够强大，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就缺乏可信度，对中国威胁使用核武器以迫使中国在常规领域让步就难以奏效。“以核慑常”的思路在历史上确有存在，冷战时期，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曾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即采取大规模核报复打击来防范对手苏联不同类型的进攻，其中就包括苏联对欧洲实施的大规模常规进攻。其后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也带有“以核慑常”的思路。目前，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也有类似的核威慑思路。采用“以核慑常”的思路，往往是对手在常规军事力量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因此只能以核武器来慑止对手的优势常规军事力量进攻，这或多或少是常规军力劣势下的最后手段。而在中美常规军事力量对比中，美国总体而言占据较大的优势。如果美国在中美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候动用核力量来支持其常规战力，似乎表示在中美对抗中美国使用核武器所带来的风险比美国常规失败的风险还要小，中国核报复能力在这部分观点看来并不是那么显著有效，否则“以核慑常”的思路就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