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1日,叶常棣驾驶的U-2飞机被击中后,他因毫无思想准备,突然从座舱里被抛到了空中,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迅速在空中跌落,离开了恒温的驾驶室,在低温和气流的冲击下,顿时失去了知觉。距地面4000米时,降落伞自动打开,他慢慢恢复了知觉,但已无力操纵,只好任其在空中随风飘落……
正在稻田地里用镰刀收割稻子的民兵们,听到在自己的头顶上连着发出“砰!砰!砰!”三声巨响,直起腰来手搭凉棚抬头一看,非常晴朗的天空中出现了三朵莲花形状的白云,像一团团棉絮飘在空中。白云的下方,一个黑色的物体在急剧下落。不一会儿,天空中又张开了一个大降落伞,降落伞的下面还有一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慢慢变成了一个人的形状。几个民兵一看是飞行员跳伞了,互相打个招呼,便有的拿着镰刀,有的拿着挑稻谷的扁担,向着降落伞飘落的地方跑去。
一、叶常棣落地后,第一个念头就是逃生,千万不要叫我军捉住,以为我军捉住就没命了,先躲藏起来再说
叶常棣解开降落伞,刚要想站起来迈步,见自己的两腿已经负伤流血,染红了抗荷服。其实他的伤并不重,既没伤筋,也没动骨,就是被导弹的战斗部碎片击伤了一点儿皮肉。但一看到血,心理上遭受了打击,一时站不起来,也迈不开步。
正当叶常棣四下张望,寻找逃生的方向时,传来了民兵的吆喝声,他一看一群农民手持镰刀、扁担朝着他蜂拥而来,知道逃生己没有希望,感到末日来临,瘫软在降落伞上。民兵们赶到,一看他那副丧家犬的样子,知道是被解放军击落了飞机的台湾飞行员,便大喊一声:缴枪不杀!乖乖投降!其实叶常棣没有枪,只好无奈地举起手来,束手就擒。
民兵们看他两腿负伤,便回到村里找来了一副门板,把他抬到人民公社的卫生院包扎止血。
敌机坠落的现场,是个偏僻的山沟,交通十分不便,车子也跑不起来。二营政治处主任李奎带领着小组赶到现场后,天已经黑了下来。听说飞行员还活着,在公社的卫生院包扎后就地看押了起来,立即赶到卫生院,只见叶常棣躺在一张木板床上,脸冲着墙壁,蜷缩着身子,一副胆战心惊、害怕的样子,李主任当即给他简要地讲了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告诉他解放军不会骂他,也不会打他,更不会虐待他。但叶常棣不信,眼也不睁,话也不说,装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李奎主任看他这个样子,为防止他对我军的俘虏政策不了解,因为害怕而畏罪自杀,便叫保卫干事对他严加看管起来。自己打电话给营长、政委,报告飞行员还活着,负了伤,需要派救护车把他拉到上饶医院治疗。
救护车赶到现场已是深夜,送到上饶医院时天就亮了,而医护人员还不到上班时间,为救死扶伤,给他早一点儿治疗,医院的领导派人通知有关手术科的医护人员迅速赶到医院,给他动手术取出弹片。
因为导弹战斗部的碎片有大有小,小的弹片只有小米粒大小,医生们为他取弹片颇费了一番工夫,手术做得很细,也很认真,凡能找到的弹片都一一取出,太小的弹片,寻找起来非常困难,又怕他因时间太长,流血过多,有些细小的弹片就没有取出来。在上饶医院做完了取弹片的手术,又检查了他身体的其他部位,见他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就将其押往驻衡州的航空兵师,又从衢州押往北京,安排他住在了一个当时我军只有高级干部才可能住上的一个有卫生间的房子里,派出医生为他治疗换药,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
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到台湾后,对台湾控制得森严,大陆的一切信息被封锁得严严实实,使台湾与大陆完全处于隔绝的状态。
叶常棣从年轻时就考入国民党空军官校,当上了飞行员,受的都是这种教育。再加上他深受蒋家父子恩宠的“战斗英雄”头衔,思想极其反动。被俘初期,一张口就是台湾当局的腔调,人都做了俘虏,不经意间还是在语言中匪官、匪兵地称呼我军官兵。
在他被看管期间,为了他的安全,防止国民党派遣特工暗杀他,防止他因对我军的俘虏政策不了解,思想恐惧而畏罪自杀;也为了有利于对他的改造,空军保卫部安排了一名军官负责他的教育和生活,安排了警卫战士对他进行警卫,给他一些大陆的书报刊物读,给他笔和纸,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愿交待问题就交待问题,不写、不交待也没有人强迫逼他。使他慢慢感到,解放军完全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而是一个非常讲政策、讲人道、尊重俘虏人格的军队,他开始了反心自问,如果是共产党军队的飞行员叫台湾俘虏了,他们会受到像我一样的对待吗?
二、在我俘虏政策的感召下,他的思想慢慢起了变化
叶常棣认识到一个中国人,一个炎黄子孙,为美国人搜集情报,用来为侵略中国做准备,对中国人民是有罪的。
叶常棣对我工作人员说:我被俘后,我认为我完了,迟早会被你们杀死:早交待了早死,晚交待了晚死,不就是个死吗?既然早晚都是死,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说,还落得个对蒋介石忠诚。万万没想到我被俘后,你们对我这么宽容,在那样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开来救护车,把我尽快送到医院,医生们顾不上吃早饭,给我尽心尽力地动了手术。到北京后,你们没有把我打进囚牢,而是派出军官陪我,对我进行教育。
他开始主动交待问题,谈家庭情况,谈自己是如何走向国民党空军之路的,如何被选到美国去接受U-2飞机训练的……然后,他讲出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U-2飞机上的各种设备和用途,他到大陆上空执行侦察的次数和过程,以及U-2飞机装上“第12系统”后,飞行员遇到萨姆-2导弹时的规避战术。
叶常棣说,U-2飞机安装上电子预警装置后,根据其作用性能,美国人研究试验出了三种战术,用来回避遭受地空导弹的打击。
第一种:“第12系统”红绿灯齐亮,荧光屏上指示已被几个地空导弹阵地包围“锁住”时,则采取不规则的变换方向、高度,来脱离出地空导弹的作战范围。美国人告诉他:萨姆-2型导弹“锁住”目标后,计算射击数据的时间最少需10秒,在10秒之内,通过不断的方向变换,使对方不能及时、准确地计算出射击数据,难以掌握导弹的发射时机。
第二种:当发现已被左前方、右前方或正前方地空导弹“锁住”时,须立即操纵飞机以最大坡度背向导弹做180度转弯。当左转(或右转)超过了135度以后(荧光屏上指示的亮点已由上半圆逐渐移向下半圆),如果红灯已经熄灭,标志已经脱离对方跟踪雷达探测范围,可改平继续飞一两分钟,即向前飞12-24公里再向右转(或左转)135度,使航向恢复与预定航向平行后,再改平继续飞10分钟,前进约120公里,即可做45度右(或左)转弯,转向预定航线,恢复按计划航线飞行。如果左(或右)转了135度以后红灯仍不熄灭,则须继续保持以最大坡度转弯,直转至180度。而后仍以最大坡度右(或左)转,直到红灯熄灭为止,以后再采取与上述类似的方法,恢复按计划航线飞行。
第三种:当发现已进入制导雷达探测范围,而一次转弯又不能脱离时,则须采取向一个方向以最大坡度连续转弯兜圈子飞行,逐渐脱离对方地空导弹的有效射击范围。
对美国人教的这气种方法,“黑猫中队”的飞行员们认为:第一,三种方法是大同小异。在规避战术中,第二种最没有把握,大都采用第二种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三次碰上我地空导弹,每次都飞出一个“∞”、“U”或“S”字的缘故。
1964年7月7日,我击落了第三架U-2飞机,叶常棣知道李南屏被打下来后,他说他很高兴,连声说这是个好消息:“好!三十五中队的人都到大陆仁来集合了!但愿都是活人,不是死尸集合!”他对祖国空军力量的强大感到十分钦佩,说:“祖国进步很快,国防力量确实强大,这不是一日之功,是过硬的东西。”他还重复着消息中说的“英雄部队”,表示既敬佩又惊讶,他估计还是打下他的那支部队打的。
在接受教育之后,叶常棣对美国利用蒋空军人员窜入大陆窃取情报的行径开始重新认识,他说:“美国人真坏,不把冲国人(指蒋帮)当人,我就是受了他们的骗,来的人要是死了,还不知他自己是上了美国人的当。”“美国人总是要搞的,不然他们就得不到情报了,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搞到情报,反正死的不是他们美国人。”
后来,他一直很关心飞行员的生死问题,总在表示“希望人是活的”。“人活着对他自己和你们都有好处。”“要是死了,真可惜;不过是战争,也难怪,死活只好碰运气。”“我没被打死,完全是偶然的,真是万幸。”
对于蒋空军三十五中队的士气,他说:“现在一年一架,接二连三地打下来,飞行员会动摇的,他们一定会害怕了。打下第一架,如果说是偶然碰上的,那第二、三架不再会是偶然的了,他们会相信人民空军的力量了。不过轮到要他们出任务,他们会照样来的,因为没有办法,派到头上了,不能推托。他们有的人还是死心塌地的,如李南屏就是那样。U-2飞行员大部分是幼校出身的,他们更死心塌地些。”“这一次他也来报到了。死心塌地也不行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以为他们不会来了,为什么还要来送死?”“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教训?美国人太主观主义了,还是用老一套战术,不变化。飞行员很骄傲,一定要吃亏的,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很麻痹。”“我就是麻痹骄傲了,以为不会有问题,结果坡度拐小了,就被打下来了。”
后来李南屏被击落的当晚,叶常棣说:“不能再叫弟兄们来送命了。”他建议:抓住此事狠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使台湾“黑猫中队”的弟兄们认识到祖国空军力量强大,来者不死即捉;不要为美国卖命送死,不要受骗,要迷途知返。
次日早上6时,叶常棣起床后,就主动地给蒋空军三十五中队的飞行员写了一篇广播稿,劝说U-2飞机的飞行员们,不要再为美国卖命了。
叶常棣后来被解除了看管,分配到武汉郊区的一个公社的大队里去参加劳动,当了一段时间的农民,了解了大陆农村的生活,然后又调到武汉市里一个汽车修理厂去当工人。
工人、农民都把他当成自己人一样亲近他。由于他英语水平较好,为了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又分配他去华中工学院的外语系做讲师。随着他的工作变动,生活条件也逐步改善。他有了薪金,他的薪金比普通工人的薪金还高,相当于一个大学讲师的薪金。在华中工学院,他遇到了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教授,当时钱伟长正在华中工学院找一个英语水平较好的人,办一个关于力学方面的英文刊物,经过与钱伟长交谈,他又当了刊物的主编。作为一个间谍,他受到的这些待遇应该是很不错的了。
三、近二十年后,出于人道主义,我党准备将他释放
既然放人家回去,就尊重人家的意愿。人之常情,台湾有他的父母、妻子。返台与家人团聚自然是叶常棣的首选。他认为自己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回去后能受到欢迎,期待恢复他的待遇。
1982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释放叶常棣返回台湾,同时释放的还有1965年1月10日被地空导弹第一营击落被俘的U-2飞行员张立义。
大陆决定释放叶常棣和张立义的消息在《人民日报》上见报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台湾当局,感到非常棘手,随即通过外国的电台放风,予以婉拒。
合众国际社用一位“中华民国”的高级军官的话说:台北当局可能拒绝北平交还的在中国大陆上空遭击落的两名“中华民国”的飞行员的建议。认为我党此举是为“统战”而来,通常会予以拒绝。这位军官还说:“中华民国”军中既定的原则是:不接受敌方送回的被俘军官。他们已在大陆待了近二十年,我们认为这种军官早已投降。
美联社通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当局人士说:自从叶、张俩人驾驶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华东和华北上空遭击落后,即再无音讯,因而推断他们早已殉职。这位人士又说:他们获悉叶、张俩人仍然生存,感到惊喜。当局正与叶、张俩人的亲属联系,以证实释放的俩人是否确实是叶常棣和张立义。当局能否决定准许其返回台湾与家人团聚,要看他们的诚意而定。
路透社也通过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北平当局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突然提出将这两名飞行员返台,是另一种对台统战的新伎俩。预料台湾当局不会迅速有所反应。
台湾当局“政府人士”表示:如果叶、张俩人真心要回台湾,必须遵守国防部所定的程序,先到一处中立地区或国家,表明确有返台的诚意,再由本人申请入境。只有当局相信他们俩人不是我党间谍,也不是前来游说“和平统一”的说客之后,才考虑准许他们返台。这就等于把俩人返台的大门给关闭了。当有关人员把台湾当局的这个动向告诉叶、张二人,分析他们可能回不去台湾的时候,二人均不相信台湾会做出这样绝情绝义的决定,而仍然坚持返回台湾。
1982年11月份,大陆发给他俩为期六个月的通行证,把他们送抵香港,并要求台湾当局提供便利条件,准许叶、张俩人返台与家人团聚。
在香港,我方安排他俩人住在尖沙咀的“国际饭店”,与其相邻的就是台湾华航飞行员经常住宿的“大使酒店”。经多方交涉,台湾方面仍拒不接纳俩人返台。
台湾当局为什么这么坚决拒绝俩人返回台湾?内中还有难言之隐——就在叶常棣和张立义关押期间,蒋氏集团为了振奋士气,明令褒奖了叶常棣和张立义的殉国精神,台湾空军出版的所谓《忠烈传》中也形容叶常棣和张立义忠心可问天。而现在突然活着,而且要放回台湾,实在不好向全军交代。
眼看通行证的有效期快要到了,台湾又坚决拒绝接受,正在万般无奈之际,当年“黑猫中队”的队长杨世驹从台北来看他们,劝他们既然回不去台湾,就赶快转向到美国。叶常棣和张立义说,我们何曾不想去美国,但无人帮忙。杨世驹说,我去想办法。由杨世驹找到了当年起草U-2计划的肯尼翰先生,肯尼翰答应帮助他们两个先去美国居住。美国人提出的惟一要求是:请台北发给两个人护照,好让他们有个身份证明乘飞机。叶、张二人一听很是高兴,认为这个不会有问题吧!不让返回台湾,给个护照到美国总可以吧!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台湾当局仍拒绝了这个要求。最后还是由美国直接安排叶、张俩人乘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到了美国。
叶常棣到了美国,在其前任太太的姐姐的帮助下,到休斯敦开了一个汉堡速食店维持生计。后来又到一家珠宝店当了个经理。在生活略有着落之后,他再次向台湾当局北美事务协调会办事处提出申请返台探望母亲,仍未获批准。面对这种局面,叶常棣心里凉透了,欲哭无泪,他万万没有想到:为蒋介石集团卖命,最后竟落个如此的结局。负责为他们返台到美奔走联系的“黑猫中队”队长杨世驹先生感叹地说:“台湾方面的表现太没有人情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