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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阶级的内斗 —— 一场打扮成路线斗争的派系斗争
送交者:  2022年01月02日05:34:46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摘要: 在中国劳动人民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尚未形成明确的政治运动,瘫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或者迫使资产阶级做出重大妥协之前,这些状况只能反映一个事实,即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上层出现了严重的内斗。

中国资产阶级的内斗 —— 一场打扮成路线斗争的派系斗争

 

作者:井冈山卫士

 

一、这是一场什么斗争

最近几年来,中国资产阶级的行为有点难以捉摸,一是有自导自演的“民营经济退场论”和同样自导自演的“反击”;二是有抓捕房地产巨头任志强,然后又允许其保外就医;三是有金玉其外的“共同富裕”,随即其内容被限定在看资产阶级赏几个铜板的“三次分配”;四是有对互联网、房地产和相关行业的“整顿”,但又畏首畏尾、迟疑不决;五是有鹦鹉学舌、堆砌辞藻、先是诅咒文革,但没“坚持”改革的“伟大决议”。六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又被狠狠砍了一刀。

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是个尚能一致行动的统一整体,那么这些奇怪举动以及后来的反转和再反转就是不可理解的。在中国劳动人民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尚未形成明确的政治运动,瘫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或者迫使资产阶级做出重大妥协之前,这些状况只能反映一个事实,即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上层出现了严重的内斗。

关于这场资产阶级的内斗,各路观察家们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国内的自由派看来,这是一场关乎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大决战。决战的一方是邓小平以来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社会精英。他们要守护改革开放的成果,保卫私有产权,保证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自由派小资的政治自由。一句话,至少要回到胡温黄金时代的垂拱而治。决战的另一方是僵化愚昧的专制政权。该政权驱使和利用未能开智的愚民,收买小粉红和极左战狼,意图颠覆改革开放以来的良好局面,尤其是妄图清算资产阶级“第一桶金”的旧账。一句话,他们要让中国倒退回文革的黑暗时代。

在小资民族主义者和“工业党”看来,这是一场关于自甘堕落的买办道路还是星辰大海的“强国”道路的路线之争。斗争的一方面是依靠“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贸工技”卖国生意发家,依靠金融和房地产投机做大,依靠媒体控制和收买腐败官僚自保的买办团体。一句话,他们要让中国回到旧社会的经济殖民地状态。斗争的另一方面是既掌握先进技术,又有爱国情怀的科技专家。他们要推动协调统一的产业政策,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升级。一句话,他们要让中国最终取代美国,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

在部分左翼进步分子看来,这是统治精英内部阶级联盟崩裂的斗争。一方面,以国企领导、中高级军官警官和多数官员构成的“官僚资产阶级”想要掌控和整合更多的资源,方便他们冲出国门,和美国进行帝国争霸。另一方面,以互联网、金融和房地产垄断私企为核心,以中小私营企业为主力的“自由资产阶级”则毫无争霸野心,只盘算着怎么剥削工人,他们要求继续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去管制。由于这些左翼进步人士并不是这场内斗的参与方,所以他们的态度要么是看热闹,要么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对于阶级地位更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的部分左翼人士而言,象征性地同情一下“自由资产阶级”,并把后者当作阻挡中国“法西斯化”的屏障,在他们看来,也不失为可行策略。

这些观察是上述三个派别出于特定阶级利益,反映特定认知水平,渴望特定斗争结果的产物。然而上述三个派别中没有任何一派对资产阶级内斗的核心问题有过清晰的、全局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他们的分析就难免带有较大的情绪成分。这种情绪成分不仅会干扰他们对资产阶级各个派系的利益、意图和内斗手段的认识,同时也会让他们对各方力量对比产生不切实际的估计。最后,他们的结论往往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反复摇摆,一惊一乍,自觉或不自觉地堕落成诳语谰言。

这篇文章就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和大家探讨一下中国资产阶级内斗的根源、发展和可能结局。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剩余分配和使用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起点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这个资产阶级委员会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要维持统治,就必须要在本阶级各集团达成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实现阶级镇压和阶级妥协(维持所谓的“社会契约”)。这一切的重中之重是资产阶级国家如何分配和使用剩余。

          图1反映了社会产品的生产、初次和二次分配以及支出的结构。图中各个部分的相对大小反映的是2019年的情况。

 

1: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初次和二次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以2019年为例)

 

剩余需要先被生产出来,才能够被分配和使用。今天的资产阶级统计机构并不统计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剩余价值,也没有直接能够拿来用作阶级分析的材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料中寻找到资产阶级内斗的可能动态。图1中的第一列反映了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称为社会总产品。生产出的总产品在经历了市场流通阶段后被分配给了第二列所反映的各个阶级和集团。其中,劳动者收入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各种间接税是资产阶级国家针对商品的流通征收的税款,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利润总额是除去固定资本折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之后的资本家阶级的各种形式收入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构是技术水平(决定固定资本折旧)、国家政策和能力(决定间接税)以及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决定劳动收入和利润的各自份额)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三列反映的是经历过再分配(二次分配)后各阶级和集团的可支配收入状况,其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2: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再分配的转化

 

再分配指的是国家通过直接税(对收入和财产征收),转移支付(社保、低保、补贴)和财产收支(利息、租金)等方式调整收入分配的过程。

除政府征收的各种间接税以外,政府还征收了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等直接税,征收社会保险,获取财产收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政府还通过向资产阶级卖地的方式获取净“土地财政”收入。以上各项相加,构成了中国的广义政府部门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在获得了这些再分配收入后,政府向劳动者转移社保和低保,并向资本家支付利息和投资性补贴。在完成整个再分配过程后,广义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8%。劳动者经历过再分配之后的可支配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5%,资本家阶级经历过再分配之后的可支配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2%。资本家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可支配收入之和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0%。

各个阶级和集团随即开始使用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对收入的使用反映在图3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上。各阶级和集团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通过向其他阶级和集团借贷来填补。

 

3:国民经济从收入向支出的转化

 

资本家阶级的支出包括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和资本家积极的积累。2019年,资本家阶级的积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5%。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政府消费是政府支出中的主要项目,是维持资本主义国家正常职能的花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资本主义国家积累就是政府部门的净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资本家阶级和政府的总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

由于资本家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总支出大于其可支配收入之和,因此它们要向劳动人民借债来维持自己的支出水平。

把上面三个图联系起来看,我们就能够清晰地分辨出各阶级收入分配和支出之间的关系。见图4:

 

4:收入和支出汇总图

 

          图中橙色箭头和蓝色箭头分别指示的是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阶级的初次分配收入经过再分配和使用过程的最终结果。在收入的使用中,最重要的是资本家阶级积累和政府消费两项。其中,资本家阶级积累是资本主义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目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线,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集团之间内斗的焦点。政府消费则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所必须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成本。决定上述两种支出规模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不外乎如下几类。第一,社会产品总量(图4第一列)决定了一切形式支出的上限,任何用于资本积累和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正常功能的社会产品需要首先被生产出来。第二,初次分配状况(图4第二列)反映了阶级斗争的状况,反映了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在市场流通完成之后攫取多少剩余。第三,再分配(图4第三列)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能够通过行政手段调动多少资源用以满足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需要。第四,剩余的使用方式(图4第四列)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和资本家向劳动人民借债的能力,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之间怎样分割剩余的最终使用。

如果初次分配(流通过程)中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处在不利地位,就必须通过有较强行政性质的再分配过程来获取可支配收入。如果经过了再分配过程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分配仍然对资本家和国家不利,就必须通过向劳动人民借贷这种较难掌控的方式获取剩余。同时,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代理人利益与委托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如果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受到威胁,或者政府消费的规模无法满足维持现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职能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就会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如果资产阶级无法有效通过增加产出,调整初次和二次分配,或者调整收入的使用来维持资本家积累和政府消费规模,经济和政治危机就有可能长期化,进一步削弱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能力,进入经济衰退-政治不稳-民心离散的恶性循环。

 

三、中国资本主义剩余来源和使用的历史趋势

          所谓剩余,就是社会总产品中除用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补偿固定资本折旧以外的剩余部分。剩余需要首先被获取然后才能被使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剩余来源包括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各种间接税、个人收入所得税和政府的各项转移支付收入。2000年至2019年的剩余来源情况如图5所示:

 

5: 中国经济总剩余的来源

 

          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获取的剩余从国内生产总值的49%上升到了57%。其中,资本家的总利润从国内生产总值的34%上升为38%,政府的剩余来源三项(间接税、转移收入、个人收入所得税)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5%上升到了19%。这是中国全面加入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中国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双赢”的“黄金时代”。

然而,从2011年开始,中国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能够攫取的剩余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不仅抹平了“黄金时代”的所有上涨,而且到了2019年,两者获取的剩余还比2000年低了两个百分点(47%)。剩余攫取能力的下降主要是由利润总额下降所驱动的,后者从2010年到2019年间从国内生产总值的38%下降到29%。为了遏制这个趋势,资产阶级国家采取了三项主要的反击政策。第一是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进一步将本已所剩不多的国企私有化,压制工人阶级谈判力。第二是打着“大众创新、万种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旗号,试图将本已经很不稳定的城市就业进一步非正式化、去福利化。第三是为私人资本家实行所谓“减税降费”,即将本来已经相当非正式化并且管理混乱的间接税进一步削减,减轻“企业家”的“税收负担”。第一个政策彻底无声无息了。第二个政策虽然造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正式化,并且将利润份额下降的趋势减缓了两年(2016-2017年利润份额停止下降),但是并没有阻止该下降趋势在2018年以后重启。第三个政策“成功地”将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2010年的13%降低到了2019年的10%,但是也没有缓和资本家阶级获取剩余能力下降的趋势,同时也宣告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阶级之间财政“双赢”期的结束。

5中的黑色实线是资本家阶级和政府部门的总赤字,即其向劳动人民的借贷。尽管资本家和国家剩余获取能力下降,其所使用的剩余并没有下降。这就导致了资本家和国家需要向劳动人民借越来越多的债才能满足其剩余使用的需要。资本家和国家的剩余账户在2008年还略有盈余,但是到2019年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7%的赤字。图6显示了2000-2019年中国经济总剩余的使用情况。

 

6: 中国经济总剩余的使用

 

          从2000年到2019年间,中国经济总剩余的使用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到60%之间。这反映了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始终无法进一步扩大总剩余使用的相对规模。中国经济总剩余的使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家的积累从2000年的13%上升到2011年的22%,然后下降到2019年的17%。政府消费从2000年的15%下降到2010年的13%。再上升到2019年的17%。政府部门经常转移支出从3%上升到了7%。资本家的消费从2000年的20%下降到2013年的10%,然后基本保持稳定,至2019年仍在10%以上。

在总剩余使用比例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资本家投资、政府消费比例的上升主要是通过资本家阶级消费比例的下降来实现的。当资本家阶级消费比例的下降开始减缓乃至停止的时候,能够被用来进行政府消费和资本家阶级积累的剩余比例就会趋于停滞乃至下降。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去履行正常的职能。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资本家和国家能够用于积累和政府消费的剩余会越来越少。根据社科院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今天中国的养老金收支现状是两名缴费人员供养一名退休人员,到了2050年,就会变成一名缴费人员供养一名退休人员。按此趋势发展,今天的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到了2050年就会增加到14%。在中间点的2035年则为10.5%。老龄化同样会提高消费在劳动人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从而压缩劳动人民向资本家和国家的借贷能力。根据日本银行一篇工作论文的估计,2035年中国劳动人民的储蓄会从2019年的15.5%下降到约12%。假设净出口和劳动人民净投资比例不变,劳动人民对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借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会减少3.5个百分点。所以,如果要维持现有的资本家积累和政府消费水平不变,那么,要满足多出来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社保支出,还要弥补减少了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借贷,就将导致资本家阶级的消费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下降到3%。这就意味着2035年资本家的人均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不到三倍,这显然是中国资本家无法接受的。

 

四、中国资产阶级内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尽管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专制制度,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却并非独裁。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基本上遵循的是各个集团和派系共治的格局。政治权力的交接大体上遵循轮流坐庄的模式。作为当权派系,其在满足本派系代表的各个集团利益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其他在野派系的利益。在中央人事上,吸纳其他派系进入常委来实现“集体领导”;在一般官员的任免上,大体尊重各派系的势力范围;对于在局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一方,通常不赶尽杀绝,维持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不同派系尽管代表着不同的资本集团,但是由于政治联姻、人身依附和具体合作,这些资本集团往往与政治派系之间不完全重叠。中国资产阶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彻底打败城市国企工人之后,迎来了一个总体剩余获取能力提高,各个集团和派系都能获利的黄金时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在中国要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并以世界血汗工厂的身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再加上各个集团和派系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所提供的缓冲,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格局在近三十年来是相当稳定的。既没有军事政变,也没有“颜色革命”,更没有对失败集团的清算,尤其没有政策上的大幅摇摆。这种政治稳定在一般半外围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由于近年来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整体获取剩余能力的下降,又面对着更加严重的国内阶级斗争和更加恶劣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国资产阶级当权派系越来越难以同时完成为本派系各集团攫取利益和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双重目标。在总剩余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目标越来越需要通过牺牲具体集团和派系的利益来实现。今天中国的当权派系尽管喜欢说“功成不必在我”,但他显然不会舍己为人,为大局牺牲自己。这就意味着当权派系要将维护资产阶级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成本转嫁到其他派系身上,从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他派系自然不会白白承受这一切,在认识到继续服从当权派系不再能产生共赢的结果时,它们就可能采取从消极怠工(懒政),到积极制衡等一系列措施来增加当权派系的困难,迫使其改变政策。如果上述手段失败,长期拖延代价太大,同时当权派系失去资产阶级多数支持的时候,则不排除采取非常规方式解决问题。

今天中国资产阶级的当权派系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其阶级基础分散在各个资本集团中。他原本与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制造业集团联系紧密,在掌握中央政权后,又和国企集团、军官集团建立了联系。资产阶级在野派系其实并不真正在野,该派系是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所有重要资本集团的代表,尤其与互联网、金融和房地产集团联系密切。所谓的“在野派系”只是不便于直接指挥中央政权。

两大派系的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维护资产阶级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第二,如果要完成前者,优先牺牲谁的利益。在资产阶级当权派系看来,维护中国资本主义的全局利益就意味着要在一定程度上在稳定的中国和不稳定的世界之间建立一道缓冲墙,取得某种相对于美国与核心世界的独立性。因此至少需要使用带有一点国家资本主义色彩的产业政策来争取实现某些方面的“产业升级“。为此,就必须将尽可能多的剩余投入到与产业升级相关的经济活动中。这些额外的剩余如果不能从劳动人民身上直接获取,就必须要敲打一下在野派系麾下的一些资本集团。对于在野派系而言,所谓中国资本主义的全局利益无非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一切经济和政治都必须服务于继续新自由主义整体路线不动摇,必须保证本派系麾下各集团利益不受损,只要维持现状,自然天下太平(或者”哪管洪水滔天“)。

从总实力对比上讲,在野派系在各个方面要显著强于当权派系。今天的资产阶级中央实际是弱势中央。但是,由于当权派系暂时掌握着中央政权,“在野派系“也不便于直接清洗当权派系,那样势必会造成政治不稳定,还有可能引爆更大的阶级矛盾,威胁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在野派系尽管与当权派系在剩余分配和使用问题上有着重大矛盾,但尚未在清洗当权派系问题上达成共识。当权派系自然知道自己是弱势派系的事实,因此也在不断地采取措施以加大在野派系清洗自己的成本。比如,将本集团核心人物的政治形象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绑定起来;再比如,占领民族主义的舆论高地;又比如,试探性地放出“反资本”话语,做出一副把派系斗争升级为阶级斗争的姿态。这种与“核捆绑”类似的策略在畏首畏尾的在野派系面前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而且也阻止了在剩余紧张时资产阶级的内斗迅速白热化。只不过,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各派系之间处于互利共赢或至少相安无事的“冷平衡“,而现在的他们则处在相互争斗但又都不敢把事做绝的“热平衡”。

这样,我们就可以全景式地展示中国资产阶级面对的诸多不利趋势和其采取的对应策略,并根据这一全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内斗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见图7:

7: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和资产阶级的对策

 

          图中的红色数字表示的是中国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危机趋势在剩余分配和使用上的表现。蓝色英文字母表示的是近几年来资本主义国家针对上述趋势所采取的对策。

          趋势1指的是由于劳动人民斗争力量增强所导致的利润挤压。劳动收入份额上涨直接导致利润总额的下降,进而导致资本家阶级可支配收入和剩余使用的紧张。趋势2指的是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人民最终消费比例的上升,其中一部分居民最终消费的上升是由社保支出增加引起的。劳动人民最终消费比例的上升将直接限制其向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借贷,进而限制资本家阶级积累和政府消费的份额。趋势3指的是劳动人民中愈发汹涌的“躺平”斗争。躺平意味着劳动人民减少劳动努力程度、减少劳动时间、减少劳动力参与率的斗争倾向。这将直接打击以血汗工厂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直接威胁未来经济增长和剩余生产的上限。趋势4指的是固定资本折旧的比例上升。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近年来出现了技术追赶停滞、技术进步放缓的趋势,只能以扩大固定资本投资提升资本存量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随着资本-产出率的上升,总产出中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将被迫用来补偿现有固定资本的折旧。折旧比例的增加将起到和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一样的挤压利润的效果。趋势5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功能愈发复杂,面对的阶级斗争形势愈发尖锐,要履行正常的管理职能所需要的政府消费比例越来越大。趋势6指的是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流行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清零”政策。要维持长期的高压清零,中国资产阶级一方面需要直接关停疫区的生产活动,从而压缩剩余生产;同时,对疫区的封锁、检测和维稳将极大地增加地方政府的开支。趋势7指的是资本家阶级消费的比例不可能无限降低,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无限制地要求资本家“勒紧裤腰带”搞积累。上述七个趋势要么直接压制了可以用于资本家积累的剩余,要么对维持资产阶级国家的正常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这些趋势的可能后果,中国资产阶级国家在当权派系的指导下采取了如下几种反制措施。

       政策A指的是继续国企和事业单位私有化、就业非正式化的反劳工政策。政策B指的是“减税降费”,将资产阶级国家掌握的剩余直接让渡给资本家,形成后者的可支配收入。上述两个政策是各个派系的统一意见,并不涉及的内斗。但是其他四个政策就并非如此了。

政策C指的是近几个月来对房地产行业的限制。对于一部分当权派系成员来讲,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沉重包袱。首先,过高的房价会直接打击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不仅让“中国梦”沦为笑柄,而且还大大地打击了青年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其次,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与房地产商的交易一直是中国财政体系中最不正规、最腐败横行的领域,如果能成功地将这一部分地方性非正规收入“中央化”,就能够增加资产阶级当权派系所掌握的剩余。最后,劳动人民买房的花费(统计上表现为劳动者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长期挤占了劳动人民可支配收入的将近四分之一。这一部分投资最终会凝结在不具备任何生产性的居民住宅上。对于想要进行“产业升级”的部分当权派系成员来讲,这完全是浪费。因此,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口号下,资产阶级当权集团对房地产企业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其目标很明确:第一,将土地财政的相关剩余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第二,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房价、减少劳动者的房地产投资份额,驱使劳动者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借给资本家和国家。这两个目的既包含着资产阶级当权派系为了资产阶级整体的可持续未来所构想的战略思维,也包含着资产阶级中央对房地产资本集团的惩戒性打击。

政策D指的是近期针对互联网和其他一些非生产性行业(比如私营教育产业)的限制。资产阶级当权集团可能判断,这些行业刺激了大量的非必要消费。如果通过限制这些行业的发展来压制消费份额,就有可能增加劳动人民的储蓄,从而增加可以出借给资本家整体和国家的剩余。

政策E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长期以来的“非正式化”方向。中国资产阶级为了遏制政府消费的过快上涨、防止其挤出私人投资,长期以来一直对政府的一些职能进行外包,这样既减少了政府正式雇员的数量和花费,也能够在出了事故的时候把责任甩给这些“临时工”。比如全国的城管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外包给私营公司来解决,警察队伍中的协警也只不过是非正式的雇员。国家机关非正式化就相当于旧社会里的“卖官鬻爵”,它尽管能在短期内缓解财政压力,但是却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规范性。近来,为了进一步压缩政府消费,沿海省份的公务员待遇都被削减了。无论是对资产阶级整体还是对主要资本家集团来说,国家机器的“非正式化”都是饮鸩止渴。

如果政策CD得以成功执行,资本家阶级和国家整体,尤其是当权派系支配剩余的能力就会扩大。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系中尚有国家资本主义“理想”的成员来说,多出的这一部分剩余可以被用来投资于像华为这样的号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从而减轻对核心国家的技术依赖。如果中国的先进技术能够在世界上占据一定位置,就可以一方面在不追加大量固定资本投资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剩余总量,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不至于让被“卡脖子”的情况天天出现,引爆国内阶级矛盾。这就是少部分资产阶级当权派成员积极鼓吹的“产业升级”战略,即图6中的政策F。当然,资产阶级在野派系显然不会支持这一路线,对恒大、阿里巴巴和联想而言,政策F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扰乱市场秩序,而政策CD则是对他们的直接打击。尽管在野派系尚未决定以政治反对派的形式出现,但是他们阻挠这些政策的实行是可以想见的。

 

五、中国资产阶级内斗的可能结果

          如果说,资产阶级当权派系最初的国家资本主义“理想”尚且反映了他试图服务于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追求”,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内斗的加剧,资产阶级各派系之间利益的交集也越来越小。资产阶级当权派系越是处在重围之中,他的行为就越是倾向于满足本派系的短期利益,而当权派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姿态也是在其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的背景下才变得越发明显。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今天,资产阶级当权派系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与其“宏图大志”已经并无多少关联,而是更多地反映着其急切想要自保的意愿。通过与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捆绑起来,当权派系就能在不过分疏远资产阶级多数的情况下为自己争取到最低限度的合法性,从而加大对方清洗自己的成本。换句话说,他是在派系斗争处在不利的的局面下被逼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今天中国资产阶级的内斗,是一场打扮成路线斗争的派系斗争。

斗争的可能结果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在2030年之前不集中爆发,那么当权派系和在野派系的内斗会维持在这种“热平衡”的状态。在派系内斗中,官僚集团会在反复摇摆中精疲力竭,资产阶级国家会逐渐失去治理能力,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在社会变革的风暴来临之时,中国资产阶级将会在整体上处于十分疲惫和虚弱的状态。

第二种,如果当权派系在压力下交出政治权力,那么中国将迎来新一轮的新自由主义反动时期。民族主义者会由于失去了经济来源和政治背书而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自由派会迎来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旋即,其高端知识分子集团和低端边缘化小资产阶级集团会因为利益冲突陷入分裂。左翼进步运动会遭遇暂时的挫折,但是其社会基础并不会被消灭。在这一剧本下,资产阶级只能暂时取得自身的相对统一,但是它对阶级斗争的全局演变无能为力。未来社会的变革尽管在起步阶段会面临比上一剧本中更加团结的资产阶级敌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的发展仍然决定着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怎样团结都无法避免自己的灭亡。

第三种,也是可能性最小的一种。如果资产阶级当权集团居然克服了重重阻碍、成功消除了在野集团的威胁,实现了真正的“定于一尊”,那么他的利益就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如果他是独立完成清洗在野派系任务的,那么他大概率会失去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兴趣,并重新回到新自由主义道路上来。这样,未来的社会变革会面临着与第二个剧本类似的情况。如果他是借助劳动人民的支持而成功压制了在野派系(这几乎不可能),那么,中国有又可能进入一个短暂的社会改良时代。当改良在不远的将来耗尽资产阶级能够且愿意交出的剩余时,历史的车轮就会如在前两个剧本里那样再度转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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