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

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情报间谍机构又聚在一起开会了，内容无非是“中国渗透”“如何运用新技术”等。但就像网友说的“心里难受，聚到一起说一说也好”。

看得出来，美国对于缺乏有关中国的情报很焦虑。一方面信息泛滥，什么不着调的欧美媒体或组织都会对中国的事情高谈阔论一番，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决策动向一无所知。中国在香港、台海问题上重手出击，使美国大吃一惊。中国在新冠疫情政治化和贸易战问题上坚决顶住美国压力，也大出美国意料。中国果断截住蚂蚁金服在纽约上市和拒绝接盘恒大，更使得美国措手不及。

中国出牌“出乎常理”，美国急需掌握中国顶层决策走向的情报。这一点恐怕跟过去的情况差别很大。同时，中美关系越来越主导美国的内政外交，冲突的代价越来越不可接受。难怪美国越来越焦虑。

但美国对于情报的思路错了。美国需要的不是理查德·佐尔格，不是威廉·多诺万，而是乔治·凯南。

冷战初期，苏联的决策很让美国困惑。1946年，美国主导建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苏联的反对。美国财政部因此向驻莫斯科大使馆询问，试图理解苏联立场，以此作为决策依据。美国驻莫斯科使团副团长（团长是大使本人）凯南发回一份《长电报》（据说长达8000字，这在惜字如金的电报时代是闻所未闻的），深入分析苏联看待外部世界的心态和决策过程的民族心理因素，尤其是沙俄以来就根深蒂固的隔绝感和不安全感。

同时，杜鲁门也指令高级顾问克利福德和埃莱塞提交研究报告。两人召集了包括凯南在内的大批智囊，研究苏联扩张主义战略对世界的影响和对策，首次提出了围堵的概念。1947年，凯南在《长电报》和《克利福德-埃莱塞报告》的基础上，向国防部长福莱斯特提交了《苏联行为的根源》报告，提出“美国对苏政策必须建立在对俄国扩展主义倾向长期、耐心、坚定和充满警惕的围堵基础上”，由于苏联体制的先天缺陷，这将最终导致苏联势力的瓦解。这成为美国冷战时代的围堵战略的理论基础。

凯南力促美国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约束苏联影响的溢出。他提倡国家安全政策以力量平衡而不是政治信念为出发点，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过度军事化，认为深受战争创伤的苏联并没有军事意义上的进攻性，只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在军事上步步紧逼只能逼迫苏联高调反制，把世界推入危险的边缘。凯南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认为这是不分主次，在没有关键利益的地方浪费国力；从科索沃到伊拉克，他也是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尤其反对以战争推行美国价值的做法。

凯南的原意是广义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围堵，但围堵最后沦为狭义的军事和外交上的步步紧逼。凯南反对美国对苏政策的简单化、僵硬化和军事化，反对核军备竞赛，反对重新武装德国，反对朝鲜战争中美军越过三八线，主张灵活、现实、四两拨千斤的外交，反对一刀切。但是，与既定国策叫劲的结果只能是官场失意，1950年凯南离开了美国国务院，受“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之邀赴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和爱因斯坦、冯·诺伊曼、戈德尔等人作伴。除了后来短期担任驻苏大使和驻南斯拉夫大使，凯南一直隐居学术界，研究和倡导现实主义政治战略。

凯南称美国外交政策具有“乌托邦式的期望，律师式的思维，卫道士式的对别人的要求，充满自以为是”。至今美国依然是这样。

凯南不是情报人员，他是外交官，更是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专家。凯南对俄罗斯的兴趣是从叔祖父那里来的。老凯南也叫乔治，他是一个探险家，1891年著有《西伯利亚和流放》，是俄罗斯研究的重要文献。凯南从俄罗斯的深层思想文化着手，研究俄罗斯的政治行为根源，最终提出围堵战略。围堵战略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崩溃，至少美国是这么理解的。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试图将围堵战略用于中国，很失败，因为中国与苏联太不一样，现在的世界也与冷战初期太不一样。不知己不知彼，焉有不水土不服的道理。

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对中国的顶层情报，而是理解中国政治行为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美国需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凯南，但这恰恰是美国得不到的。

蓬佩奥是找到了他的“中国问题专家”的，余茂春提出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的策略与特务出生的蓬佩奥一拍即合，成为特朗普时代国务院最后时刻的中国政策的指导思想，但最终惨遭失败。美国还有成堆的这票“专家”，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基础是意识形态偏见和仇恨，提出的策略也必然是扭曲的。

蓬佩奥、余茂春（图右）

十月革命后，白俄以流亡欧洲为主，美国较少，使得美国对俄罗斯的认知较少受到白俄的影响。二战前的美国处于孤立主义中，对欧洲的意识形态纷争比较超然，美国人要么对俄罗斯漠不关心，要么感兴趣但较少受到政治干扰。凯南作出冷静、平衡的观察和提出精准、可操作的策略是有历史条件的。

今日的美国不同。不管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不管是来自大陆的还是来自大陆以外的，认同大陆的得不到信任，得到信任的仇视大陆，导致冷静、平衡、深刻的观察很难做到，精准、可操作、可持续的策略自然是谈不上。

“土著美国人”还有额外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贫穷落后，精英的雅致与大众的愚昧恰成对照，以中产阶级情节为主流心态的美国人对中国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进一步妨碍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深层认识。

理解中国还有语言文化障碍。美国不乏有学问的人，但“自推娃”要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感兴趣，要不受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污染，还要被“反华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反华”的美国情报界信任，这就是难的立方了。

这个过程中，中国“突然”就成长为实际上的超级大国了，而且正在赶超美国。这是美国人认知中乾坤颠倒的事。地震之所以震惊，不是因为脚下大力晃动，颠簸的车船飞机可以有更大的晃动；在人们的认知中，大地是最稳定、最可靠的，根本不存在大地突然自己晃动起来的事儿。但现在认知的基础被打破了，这种深刻入髓的恐慌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所不能体会的。

美国19世纪末崛起后，从优势走向绝对优势，American Exceptionalism实际上是美国人对自己独一无二的优秀性的认知，“美国行、你们不行”只是衍生认知。但现在发展大势上，“中国行、美国不行”，这是地震式的认知颠覆。人们在面对负面的大变故时，心理上有五个阶段：否认（“不是一直以来都好好的吗，不至于这样吧？”）、愤怒（“这不可能！一定有黑幕，一定有欺诈！）、讨价还价（“如果我给你xxx，你能放过我吗？”）、沮丧（“没用了，全完了”）、接受（“事已如此，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向前看，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认知改变的过程不一定经过所有五个阶段，但必定经历其中至少2-3个阶段。

对于中国崛起，美国整体上还处于否认到愤怒之间。主流对美国优势滑落有所怀疑，但对优势不再不接受。不管是特朗普的MAGA，还是拜登的BBB，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否认心态。有些观点则把中国崛起归结于“美国的钱和市场养肥了中国”和“中国依靠偷窃和狡诈才欺骗了实诚的美国”。部分美国商界则要诚实一点，在美国再工业化问题和供应链问题上，已经快进到讨价还价、甚至沮丧阶段了，不过不是一步到位地接受。

中国希望尽快过渡到接受阶段，但首先需要管控愤怒阶段。在此期间，既不宜不当示弱，鼓励愤怒；也不宜过度示强，导致冲突。大国更替是复杂的动态过程，关键是要建立明确和不可动摇的未来走势，只有看清未来的相对位置，才可能过渡到对新状态的接受阶段。

建立大势只是和平过渡到接受阶段的必要条件，没有这样的明确大势，过渡是不可能的。什么才是充分条件？达到这样的条件后就可以确保和平过渡了吗？这是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摸索的，可能还要摸索几千年。崛起大国有增量优势，守成大国有存量优势，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共同挑战。眼下没有万全之策，能做的是管控冲突，在不怕战争爆发的前提下，不让战争的爆发打乱崛起进程。台海冲突可能成为短期内的冲突热点，解放军以实战为背景的备战正是为了以实力管控冲突。

至于美国情报界，不要费劲猜度中国下一步会走什么棋，不要被战术问题迷惑了视线，而是要抬头看清大势，这才是美国需要的中国政策。大势不是现状的简单外推，而是现状趋势背后的深层政治经济文化动力及其可持续性。不要带上意识形态和文化傲慢的有色眼镜。

中国政治的强项不在于意识形态的“政”，而在于政府执行力的“治”。中国的“强治”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文化原因，这些原因的组合使得中国的“强治”可以持续嚰人不只是偶然的、暂时的。

中美在经济、科技、文化、政治上的竞争上长期的。中国经济在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中形成完整、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在不同的阶段有无序竞争的问题，但最后都归为有序。政府引导有拔苗助长的时候，但主流还是闯关开路、筑巢引凤。

中国经济也正在从劳动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科技密集型经济需要资金保障，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已不是障碍，但可控、可持续的科技生态还没有形成。可控和可持续需要立足自主，这不是说全国产，而是要在符合市场规律的情况下，不分国产、进口择优选用，但关键技术需要自主，不会因为进口受阻而导致产业停摆。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得益于引进先进，但引进是双刃剑，一方面使得中国迅速站上了前人的肩膀，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产生了路径依赖。因此，经常有人焦虑中国的科技发展之路因为美国封锁而堵死，美国也以此为制约中国崛起的最大杠杆。

科技不是巫术，是实干出来的。对于中国来说，科技实干分追赶和超越两部分。追赶具有路径和结果的去不定性优势，超越则对存量清零，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更不吃亏。中国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但美国坚持科技脱钩，最后只能导致中国建立可控、可持续且排除美国的科技生态。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背靠与脱离意味着相反的命运。

中国文化五千年来源远流长，又博采众长，即使在无数次外侮内乱之后，依然生命力旺盛，可持续性就不用多说了。中国的顶层决策是以大势为底气的，是从中国利益出发的，并不是无迹可循的。台湾、香港、新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的中国决策都有迹可循，美国大吃一惊是因为自己的不知己不知彼，以为中国对美国步步紧逼，已无计可施。

只有认清这些大势，才能在情报碎片中提炼出有用的东西。美国情报界和媒体界是同一个毛病：在某种版本的中国即将崩溃思维的指导下，努力寻找一切证实预设立场的“证据”，努力无视一切不符合预设立场的信息，最后自欺欺人，落得一次次被打脸。

美国情报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认清大势。而且，即便有了认清大势的情报，还要被政治高层认可，才能转化为有效的对策。斯大林得到佐尔格的情报，依然拒绝相信，使得巴巴罗萨作战的结局命中注定，现在轮到美国了。

反过来，“台独”必打，祖国必统，中国说了几十年了，美国还是不断切香肠。雷霆一击的时刻到来时，美国是应该大吃一惊，还是咎由自取？切香肠思维是在无限接近底线中，悄悄推移底线。但最后一根稻草把骆驼的背压塌后，再拿走这根稻草是没用的，骆驼的背已经压塌了。这样的大是大非不需要情报，但美国还是在纠结具体到那一根稻草，是不是可以再加一根。

这能不焦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