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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的衰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七)
送交者:  2021年09月15日07:19:04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七)

2021-9-14 10:45|发布者: 远航一号|查看: 500|评论: 4|原作者: 远航一号

摘要: 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霸权国家能够积极地稳定全球经济,那么,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内在倾向,是迫使所有的贸易逆差国都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迫使一些贸易顺差国也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导致全球经济趋于停滞甚至萧条。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七)

作者:远航一号


      以前的随笔介绍过,霸权国家承担着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职能。具体来说,包括:维持体系范围的“和平”、防止大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对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实行宏观管理;以及建立并巩固体系范围的社会妥协。


      关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宏观管理,在以前的几期随笔中都还没有做具体的说明。粗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读者都知道,恩格斯曾经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结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资本家各自为了私人利润自行决定生产和投资),也由于过去常常发生的劳动人民购买力的相对或绝对不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频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地理上仍然在不断扩张,反复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对资本积累造成严重的妨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已经达到了地理上的极限。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前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直至发展为大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对生产关系做了重大调整;主要是大大加强了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至少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区,国家干预的加强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经济衰退变得更加“温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在全球范围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宏观管理机构来协调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关系并承担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职能。


    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时间,总是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上是顺差,另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上是逆差。贸易逆差的国家必须靠借贷外国资本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然而,外国资本的投资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投机性,随时有可能突然撤逃,从而使得贸易逆差国陷入货币急剧贬值和金融危机的困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巴西、俄罗斯金融危机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没有某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稳定的力量,贸易逆差国总是会受到巨大的压力,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而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用减少本国总需求的办法来减少进口,进而缩小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某种外部力量的协调,贸易顺差国则不会有动力采取积极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因为那样会缩小本国的贸易顺差。


      所以,在历史上,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霸权国家能够积极地稳定全球经济,那么,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内在倾向,是迫使所有的贸易逆差国都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迫使一些贸易顺差国也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导致全球经济趋于停滞甚至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英国霸权全面衰落,而美国还没有做好接替英国霸权的准备,这种“霸权的真空”在某种程度上对三十年代的全球大萧条起到了恶化的作用。


      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设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充当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最后贷款者”(类似于一国资本主义经济中中央银行的角色),并鼓励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不过,凯恩斯的计划受到了美国的阻挠。现在各国中央银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拥有的“特别提款权”便是当初凯恩斯设想的残余,但是已经根本起不到凯恩斯所设想的稳定全球经济的作用了。


      在战后初期,美国作为毫无争议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又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出口国,在事实上充当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最后贷款国”。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和日本提供大量资金,使得西欧和日本摆脱了战后“美元荒”的困境,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


    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反过来与美国竞争,美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消失了(但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的贸易账户仍能保持大致平衡)。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大量向海外投资;美国为了维持海外军事基地以及从事越南战争,海外军事开支大幅度增长。于是,综合来看,到了六十年代,美国整个的国际支付陷入了持续的逆差。这种国际支付逆差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枯竭,最终导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战后一度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固定汇率体系)垮台。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处于常年逆差的状态。在整个的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极其不稳定,金融危机频发爆发,从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巴西和俄罗斯危机,一直延续到2001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危机。


    进入本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秩序。那就是,由美国利用美元仍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誉来充当全球经济的“最后借款国”(也可以叫做最后的或最大的消费者)。美国对世界其他各国发生大量的贸易逆差,但是这种贸易逆差可以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东南亚、德国以及石油出口国)谋求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使得这些国家摆脱因为外汇储备不足而不得不紧缩国内总需求的顾虑;用这样的方式来刺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我们知道,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一国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时,政府可以通过赤字开支来稳定经济、刺激经济复苏;美国的贸易赤字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就类似于政府赤字开支在一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2004-2007年,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出现了相对繁荣。


      2008年,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号称“大衰退”。从那时起,美国已经无力单独承担稳定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职能,而是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资本主义“合作”来共同承担这一职能。



      上面第一个图说明了自2000年以来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商品和服务进口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


      如图,在本世纪初,美国每年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大约占到了世界经济总产值的4%;这反映了当时美国对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需求扩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不到1%。但是,自201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仍然是促进世界经济总需求扩张的主要力量;在新冠危机之前,其商品和服务进口大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3.5%。另一方面,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总需求的贡献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新冠危机之前,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接近了3%。



      第二个图分别比较了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2005-200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一度高达世界经济总产值的1.5%,这反映了当时美国对世界经济总需求的“净贡献”以及全球金融失衡的程度。自2010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0.6%-0.7%之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顺差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大致在0.3%上下波动。


      第二个图还显示了按照美国口径计算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包括因为转口贸易而产生的贸易顺差)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在2000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中国全部的贸易顺差。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中国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但是对世界其他地区保持贸易逆差。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约相当于世界经济总产值的0.4%-0.5%。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约相当于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二。


      以上情况表明,201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已经从以前的由美国单独负责其宏观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由美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同负责。美国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中的“最后借款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其贸易逆差仍然起着弥补世界其他地区总需求不足的职能。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受到了2008-2009年的打击,美国已经无法单独靠自己的力量以及美元的信誉来承担这项职能了,而不得不依靠中国资本主义从外部提供弥补贸易逆差所需要的资本,并且借助中国经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来“间接”地稳定和提高全球总需求。


      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看,中国通过不平等交换向美国等核心国家转移的大量剩余价值是核心国家利润率复苏并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从国际经济学的观点看,一国的贸易顺差相当于该国总需求超出其国内总投资以后剩余的部分,贸易顺差同时也就意味着资本净输出。如果说,美国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中的“最后借款国”,那么,中国资本主义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最后借款国”的“最后贷款国”的职能。


      那么,这样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美-中共治”还能维持多久呢?这一方面取决于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及其在未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能够提供的资本净输出。


      如果美国能够在未来数年逐步缩小其目前庞大的财政赤字规模,并将贸易逆差占世界经济产值的比例大致保持在目前的水平;那么,目前这种美中“合作”共同稳定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局面应该还可以维持一个时期。直到将来,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导致资本家的利润份额进一步缩小,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大幅度下降,从而中国的贸易顺差逐步转变为贸易逆差(也就是中国从资本净输出国变为净输入国),才会触发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最后危机。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由于美国内部各种矛盾日趋尖锐,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以及摆脱经济停滞,美国统治集团有可能选择冒险扩大财政赤字的方针(比如拜登集团目前正在企图推动国会通过的约一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和约3.5万亿美元的社会福利和新能源发展计划)。如果美国统治集团果然选择采取这样的冒险方针,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可能急剧扩大,甚至于恢复到2005-2006年的水平。


      如果美国统治集团选择冒险扩大财政赤字的方针,全球经济在短期内将会出现繁荣。如果全球总需求高涨,那么,全球的能源和原材料等关键商品可能发生严重短缺并且引起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另一方面,全球总需求高涨将有助于提高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特别是促进中国工人斗争力量的提高,从而引起工资成本快速上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导致全球通货膨胀加速并且失控。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在汇率方面就一直奉行将人民币锚定美元的政策。这种将人民币锚定美元的政策,实际上是用中国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作为美元购买力的担保。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在人民币和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就会吸引中国资本家对美国大量出口,从而压低美国的物价,使得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回落到中国通货膨胀率的水平。这是将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转移到美国的一种方式。


      但是,未来如果发生全球通货膨胀失控的情况,中国资产阶级将有可能被迫放弃用人民币为美元担保的政策。到了一定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有可能为了平抑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允许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自由升值。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失去了人民币依托的美元可能会全面崩溃,并伴随着大规模资本外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资本主义将先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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