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鄢一龙：中国崛起打破三大发展迷思，走向“共同体主义” zt |
| 送交者: 2021年07月21日07:14:01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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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中国崛起打破三大发展迷思，走向“共同体主义”2021-07-21 07:46:52 来源：《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 导读 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2021年5月31日） 现代中国的崛起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发展奇迹，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玻璃天花板”，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更快发展的迷思，打破了西方列强“国强必霸”悖论。这是一个用西方已有理论和话语体系无力讲述的伟大崛起故事。 鄢一龙教授放眼世界，在与西方理论论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文明源流，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道理，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理解和阐释。 “中国道路是人类新路，是人间正道，是人类的一种新秩序；中国道理是中国道路之理、有道之理、中道之理，是人类的一种新知识体系。” 【文/鄢一龙】 一、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现代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前所未见的奇迹，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发展奇迹。 中国用短短数十年时间，从世界班级中的“差等生”成长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学霸”。1949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GDP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比1820年时法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还要低。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很快就会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目前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是大于1.2535万美元。
世界银行新标准认为：人均GNI低于1036美元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NI在1036美元到4045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资料图）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7.3岁，“十四五”期间将提高到78.3岁，而美国原来是78.8岁，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下降了1岁，变为77.8岁。这意味着虽然以汇率法计算的中国人均GDP还只占美国六分之一左右，但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美国，在不远的未来还有可能超过美国。 更为重要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崛起打破了三大发展迷思。 第一是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玻璃天花板”。发展中国家长期被纳入一个西方中心/非西方边缘的全球发展体系中，能够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不被允许突破发展的“玻璃天花板”。发展中国家只能是依附型或者半依附型的发展，而不能真正独立自主发展；只能在霸权国家所容许的分工体系之内发展，而不能触动霸权国家奶酪，许多国家都因此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不但实现内生自主的发展，而且不断攀上发展的新阶梯，跨越了“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也会跨越日本等国陷入的“高收入陷阱”，迈向发展的最高阶梯。 第二是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更快发展的迷思。以往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人均GDP最高的时候估计也只有七八千美元。由于统计体系差异，苏联的人均GDP需要进行估计。按照现价计算，1989年为8940美元。按照不变价计算，1989年为7112美元（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快得多的发展，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是打破了西方列强“国强必霸”悖论。“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世界历史舞台上主角不断在变，霸权争夺战主题却从未改变。只有中国崛起真正打破了这一魔咒，这不是一个新霸权的崛起，而是一个新型世界强国的王者归来。 与西方历史上的霸权不同，中国不是靠到世界各地殖民、四处掠夺发家致富，而是靠十几亿人民的辛勤劳动、创新革命而富起来的；中国奉行的不是霸道，而是王道，不是“国强必霸”，而是“国强好仁”；中国不是输出战争动乱、输出苦难，而是为世界创造巨大发展机遇，让世界各国搭中国发展快车；中国不是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唯我独尊，而是坚定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百年大道责人开生面 对于21世纪的人类而言，中国的崛起不但是新现实，更是新意义，不但是中国力量，更是“中国主义”“中国道理”。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么亦步亦趋接轨西方模式，要么迟早走向崩溃，是不可能崛起的。而中国出乎意料的崛起，将使得伪装成“普遍理论”的西方政治理论面临整体性挑战，人们将从几个世纪的西方中心知识体系中真正祛魅，认识到所谓的“普适性”不过是西方性，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所谓的“历史终结”不过是历史一瞬。 中国崛起只能用中国话语来述说，中国道路只能用中国道理来解释。历史吊诡之处在于，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融入西方体系是主要推动力，但终究无法被彻底西方化。因为中国块头太大、西方帐篷太小，中国骨头太硬、西方消化能力太弱，中国承担着既吸纳西方体系又撑破西方体系，为人类开创新体系的历史性使命。 如同中国经验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一样，中国道理也将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道理将重新解释整个世界，重新书写人类知识体系，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而是意味着在西方中心知识体系中被压抑与被边缘化的知识体系的一次解放，意味着被西方思想禁锢住的人类思想进步的一次救赎。 中国的伟大复兴呼唤中国学派。要言之，所谓中国学派就是基于中国自身文明基因，并借鉴西方理论，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历程的理论体系进行建构，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为人类社会普遍性问题提出新解释与新表述，用中国道理解释人类发展，用中国话语讲述世界故事。这将是一场跨多个学科、持续几代人、无数学者共同参与的知识革命，中国学派并非西方知识体系之补缺拾遗，而是一场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的根本性思想变革。 知识建构范式革命需要超越百年的中西“体用之争”，从西方理论中心范式转向中国实践中心范式，推进“一体三用”的中国话语建构，以实践为体，以马中西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三种理论资源为用，推进理论话语创新。 实践为体就是要从“西天取经”转向实践取经，摆脱西方理论教条束缚，打破一味追求形式科学性的迷思，在方法论上倡导实践主义，而非演绎主义、证伪主义、实证主义，将理论的科学性分界真正建立在来源于实践、符合实践、经得起实践检验上，而不只是建立在形而上的“科学方法论”上，更不是建立在特定理论的逻辑推演上，在持续进行的“实践—理论—实践”循环中获得理论的此岸性、真理性与创新性。
百年新路责人开生面。中国道理无法用西方道理来“我注六经”，而不得不用“六经注我”。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道路对于西方是整体性、根本性之超越，而非局部枝节之差异，举凡经济、政治、社会、治理、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都形成了创新性的中国道路。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乳交融的经济新路 在经济道路上，中国走出了一条既超越苏联式计划经济，又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主流西方理论认为，就如同兔不会生角，马不会有翅，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定是要失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打破了这一“魔咒”，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中国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这一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不但也可以用，而且还可以用得更好。根本原因在于，市场逻辑不能混淆于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资本增殖，而市场逻辑是平等交易；资本主义是丛林法则，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原则，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殖，当然需要一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然而，在大多数现代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主义并不是维护市场逻辑，反而是扭曲市场逻辑，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不等价交换，不是谁贡献大谁回报大，而是谁强势谁回报大。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能逻辑自洽，社会主义更能维护并增强市场逻辑，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逻辑是共同体逻辑，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人民福祉的不断增加，因此需要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实现分工协作，需要个体贡献与回报一致的激励机制，需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相互促进。同时，社会主义还能从多个层面弥补市场失灵，增强市场有效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恰恰在于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语上，恰恰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形成的组合优势上。 第一，土地公有制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共同基础，土地成为保障人民共同福祉的最大公共财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乡村发展与稳定的根本，为几亿农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避免了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无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土地公有制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了融资工具，为推进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创造了条件。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土地私有化，受制于发展过程中公共融资工具的缺乏与土地所有权碎片化，很难突破发展的投资瓶颈，很难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能够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并进，共同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与活力。国有企业不但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主力军角色，同时也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中国公共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例远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较大比重的公有经济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保障公共利益，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高铁的快速发展与4G乃至5G信号的普及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成本，也使得人民能够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 第三，国家规划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引领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国家计划是不能相容的，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家计划作为一种制度实验似乎被宣告失败。而中国打破了“国家计划失败论”的迷思。国家计划（规划）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已经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超级公共政策，是促进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社会的关键信息是分散存在的，因此试图推进“社会工程”的国家计划将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过是“傲慢的自负”。这种观点缺陷在于，对于经济社会运行有一类关键信息，并非分散的，而是以一种整体性方式存在的，即便是所谓分散的、看不见的信息，在今天大数据时代也已经被发现，能够被高效地整合。 中国的创新在于，将市场作为运用“分散知识”的机制，国家规划作为运用“整体知识”的机制，实现了两者优势互补。国家规划弥补了市场机制在宏观层面的盲目性，弥补了市场在非纯私人物品资源配置上的失灵，提高了国家发展的方向性与统筹性，提高了社会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在现实世界中，市场能够自发均衡只是神话，例如短期的市场理性，长期看来未必理性，将时间变量加入后所谓的市场均衡往往变成了不均衡。中国有五年规划，这使得中国能够在五年、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尺度上谋划发展，能够做许多短期看起来不合算，但是为长远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事情。国家规划能够推动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推动供需均衡、时间均衡、空间均衡、生态均衡、内外均衡。 同时，目标治理体制使得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西方国家能够在企业层面实施目标管理，而中国却能够在整个国家层面实施目标治理，中国在对待国家目标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这与许多西方国家承诺了无数的美好愿景却无法兑现，形成了鲜明对比。五年规划的目标一旦通过，就转化为国家意志，需要集中各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各部门、各领域综合发挥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从而形成一种强大合力，促成共同目标的实现，推动国家发展每五年迈上一个大台阶，几十年积累下来整个国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第四，中国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民生国家道路。自由主义假设个体福祉完全取决于其在市场中的成功程度，然而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中，原子化的劳动者生存处境是异常脆弱的。福利国家为个体提供了市场之外的国家保护，但是大部分所谓福利国家提供的福利水平都比较低，并具有严格条件限制。要能够持续提供像北欧一些国家那种水平较高、普遍可及的福利，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较小的人口规模与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三者缺一不可。事实上，很多国家都陷入了财政不堪重负的“福利国家陷阱”。 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法团国家主义、社会风险保障、社会权利等基本理念，民生国家最根本的理念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也即共同建设、共同分享的大家庭。这就意味着个体民生问题不能完全靠个体自身，也要靠集体、社会、国家来共同分担，同时，这也意味着每个成员都是共同体的建设者。 对于弱势群体，福利国家通常花些钱把他们养起来，虽然不愁吃喝但是不会做出贡献，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民生国家所做的是扩大弱势群体参与共同体建设的机会和提升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参与，能发展，能够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不掉队，同时也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进行兜底保障，从而使得民生政策能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发达国家中的流浪汉（图源：yqqlm） 共同体逻辑也意味着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不能完全用市场的逻辑来解决，不能是有钱才能看病、才能养老、才能有房子住，而是要高度去商品化，通过各种途径来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民生需求。共同体逻辑也意味着民生国家的筹资途径要远比福利国家主要依靠税收广泛得多，较大比重的公共资产、社会各方的协同助力都能为民生国家建设提供资源。 民生国家具有社会保护与经济效率促进的双重功能，能够实现有效率的公平，既保障了个体的民生福祉，也避免了陷入“福利国家陷阱”。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逐步退出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但仍然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地方政府是平台型政府，是做大蛋糕的重要主体，是经济生产活动的关键环节。政府虽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为生产、交易活动搭建平台，优化市场生态环境，赋能市场主体，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化学反应，从而创造巨大的价值，推动了中国经济起飞。平台型地方政府正处于升级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但是传统的招商引资搞园区，而且通过创新孵化平台、产业基金、促进人才要素集聚等途径更加积极主动培育地方产业新优势。 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具持续性的增长机制。由于资本回报率下降和潜在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经济国家到一定发展阶段，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即便是依靠创新创造的新需求空间，也会被新产能迅速填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动战争、产业转移、经济虚拟化等途径来解决本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资本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给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诸多问题。 中国同样也遇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天花板”，但是我们没有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推进“新需求管理”。把需求的“三驾马车”，按照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出口与全球潜在需求扩展为“六驾马车”。在这个新的社会总需求框架下，恰恰能够通过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推动公共投资、公共消费、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这能够挖掘潜在需求，创造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并有助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既集中高效，又生动活泼的政治新路 在政治道路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既超越苏联政治模式，也超越西方政治模式的新路。 在西方政治学视野中，中国政治体制经常被贴上“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党国体制”等标签，在这种标签式思维下，中国体制被看成一种过渡型体制，并不断预言，随着私人资本力量成长、市场经济扩张、中产阶级兴起，中国政治体制将难以维持，迟早要崩溃。这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 事实证明，西方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崩溃的并非中国，而是“中国崩溃论”本身。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大国竞争的短板，反而是强板，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是中国不可战胜的根本性制度优势所在。 虽然“威权主义”这个概念分辨率很低，越来越难以解释中国政治实际运行，但是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始终坚持这种刻舟求剑式思维，将“威权主义”加上了几十个不同的限定语来描述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没能增强其解释力，而只是凸显其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 中国政治体制被贴上“威权主义”标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西方引以为豪的权力分立原则，到了21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政治体制僵化与低效的症结所在。 笔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不是分立体制，而是“分工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七权分工”，包括：党中央领导权，全国人大立法权，国务院行政权，政协协商权，国家监委监察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权，中央军委军事权。正是由于党中央领导权的统合功能使得中国政治体制是分工体制，而不是分立体制。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运行原则是分工协同，是“有为政府”架构；而美国政治体制基本运行原则是分权制衡，是“有限政府”架构。 相比之下，中国政治体制比美国表现出更高效率与更高效能。美国选择分立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权力腐化，这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权力的滥用，但是它以体制的低效为代价，同时也没能避免一些人利用制度漏洞实施大量“阳光下的腐败”。中国通过监督，而不是制衡来避免权力腐化，效率和清廉二者可以兼得。 中国常被诟病没有竞争性选举。事实上，今天的西方竞争性选举已经蜕变为“竞争性选秀”，成为国家领导人缺乏专业能力、体制短视、政策反复无常的根源所在。中国政府官员产生的主要方式是逐级竞争性选拔，同时也运用选举、考试等方式。竞争性选拔是基于实际绩效，而不是选举能力，选拔出来的是实干的、具有丰富经验，且受组织监管的领导干部，不是善于作秀的政客。同时，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也使得中国的政策具有延续性，避免了竞争性选举体制中不同政党轮流“坐庄”带来的政策不断“翻烧饼”。 与“威权主义”标签相对应，西方经常说中国没有民主。其实真正了解中国政治运行状况，就知道说中国没有民主，就如同说撒哈拉沙漠没有沙子，《红楼梦》没有写爱情故事一样荒谬。中国式民主不同于以选举为中心的西方式民主，而是全过程民主、多渠道民主、实质民主。例如对中国决策过程经常贴的一个标签是“碎片化威权主义”，或者有的学者干脆称之为“黑箱模式”，这种解释要么张冠李戴，要么不明就里。事实上，中国决策过程就是中国式决策民主的体现。中国形成了“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能够通过民主机制来集中各方智慧制定高质量的政策。 以五年规划为例，在长达两三年的规划编制过程中，无数人在其中贡献智慧，大量的深入调研、课题研究和反复讨论才最终形成了短短几万字的文本，可谓是一字千金、一字千钧。“集思广益型”决策的参与主体构成了中国的“政策圈”，包括决策层、起草层、参与层三层。党和国家领导人引导规划编制，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决策会议对不同编制环节进行把关，规划编制成立起草组，有关人员负责规划起草，人大、政协等其他国家机关参与调研、提供建议，智库、专家和公众通过不同渠道参与规划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五年计划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图源：BETTMANN） “集思广益型”决策是先民主后集中，寓科学于民主的新型决策模式。我们有意识地用传统语言来描绘“集思广益型”决策的五阶段模型。（1）屈群策：在编制政策文本前期动员各方建言献策，这是政策制定前期的“头脑风暴”。（2）集众思：起草组落实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综合各方意见，收集有关信息，起草阶段性政策文本。（3）广征询：阶段性政策文本形成后，向各方征求意见并修改，形成政策草案。（4）合议决：在不同决策层面，通过正式的会议集体商讨决定，形成正式政策文件。（5）告四方：将已经形成的政策文件，向各方传达和贯彻。 五、“公天下”治理新路 在治理道路上，中国也超越了西方“善治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治理道路。 中国治理现代化并非西方化，不是要实现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引入的所谓“善治”。中国的文明基础、基本国情与社会制度都不同于西方，中国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制度、治理体系的自我完善。 谈善治完全不必言必称西方，以为善治不过是舶来品。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最丰富善治传统的国家，《道德经》就已经提出了“正善治”，诸子百家学说主要都是在谈如何治理好国家，漫长的历史中涌现出无数善治的伟大思想与实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传统善治可以概括为“公天下”之治，中国传统文化是“公本位”，而非“私本位”，政权不过是“上天”实行其公意，为天下人治理天下之治具，好的治理就是最大程度体现公共意志，保障公共利益的治理。传统的“公天下”之治包括以下具体内涵： 其一，“天下为主，君为客”。“尊君以克个体之偏，民本以克君主之私，二者并举以臻于公”。立君是为治天下，君主是国家共同体的代表，而以君主之尊，却要以民为本，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听为听，以百姓命为命，才能“上下交，其志同也”。 其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封建郡县之争贯穿中国历史，举其大要，封建“多出于势所不得不然，郡县制乃是长治久安，大公之制，同时郡县亦有其专在上之失”，顾炎武所谓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是中国传统治理的有效模式。 其三，选贤举能。中国选贤举能制度源远流长，天下非君主所能独治，而是要与贤能之士共治之，不问出身贵贱，唯德才是举。 其四，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治理本末次序是导之以德、约之以礼、齐之以政、裁之以法。德礼为治本，而政法为治道之末。 其五，中国为本，天下为怀。“远近、小大若一”，善治非治一身、一家、一国而是要治天下，执其两端用其中，“中国为本，天下为怀”当恰若一而非一之意。 “公天下”传统善治对于今天推进治理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善治是将传统治道与现代的治理观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技术有机结合，创造更高水平的善治。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中国善治可以概括为中国式善治“钻石模型”，包括“先锋性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有机社会”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人民主体性的实现。 理解中国式善治，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认知陷阱，不能套用西方选举式政党思维看待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组织与动员党员及人民实现国家战略使命的组织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性是实现其组织性功能的前提，也是实现中国式善治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不是精英党而是先锋党，精英党是在人民之上，而先锋党是在人民之中，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冲锋在前、享受在后。 中国政府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党的领导使得国家的权力实现了有效统合，体制运行更有效率，使得中国能够实现政治上高度集中与行政上分权的统一，党的群众路线内嵌于政府体制中。这使得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而并非有限责任政府。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益性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服务于人民福祉的最大化，而不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有机社会”而不是所谓的“公民社会”。在一个流动的陌生人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中国能够建设“有机社会”的前提在于党的领导在其中所扮演的社会黏合剂、催化剂的角色，这使社会成为既保持高度多样性，又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有机整体。 六、“共同体主义”全球化新路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中国正走出一条重新定义全球格局与全球秩序的新路。 中国崛起不会重演“漫长的16世纪”以来不同国家霸权更迭的历史，而是作为新型全球性大国，推动世界秩序向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演进。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突出表现为六重大变局。 第一，国际格局大变局：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国际格局转变为“两极多强”。中国作为现存全球秩序的稳定性力量与变革性力量，作为全球性大国一“极”，同时也作为与美国对立统一的一“极”加入全球秩序构造，从而形成“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第二，全球化大变局：“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持续上升趋势出现逆转。 第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大变局：“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出现断裂。 第四，东西力量对比大变局：世界历史从大分流到大翻转，数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大分流转向非西方国家集体性崛起的大翻转，“东升西降”态势明显。 第五，产业革命大变局：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兴起，中国首次成为新兴产业革命的领导者之一。 第六，中美关系大变局：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改变了中美建交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发动了对华的“大战略对抗”，中美关系进入“斗合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的六重大变局。 在新的历史关口，既存在重大战略挑战，更蕴含着重大战略机遇，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战略分析。不同于哈佛大学教授提出的“价值—能力—支持”“三圈理论”战略分析框架，中国的“三圈理论”战略分析框架是“天时—地利—人和”，战略管理的首要要素是顺应天时，基础要素是识别地利，能动要素是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素耦合才构成战略机遇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战略机遇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第二次战略机遇期；冷战结束后，中国通过市场经济转型，扩大对外开放迎来了第三次战略机遇期。随着中美关系恶化，国际环境剧变，第三次战略机遇期关闭。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是人和将天时与地利耦合，才塑造了战略机遇期。世界上从来都不存在“躺着就能赢”的战略机遇期，都需要通过伟大斗争来争取，今天更是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顺应天时地利变化，对内推进高质量发展、对外充分发挥领导力，主动实现一系列战略转型，特别是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打开第四次战略机遇期。与之前的战略机遇期相比，新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我们进一步从改革开放红利转向创新引领红利，不但推进和平崛起，同时也推进包容性崛起。 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遭遇空前挑战，而人类不能重新回到各自为战的现实主义“丛林世界”。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未能有效地回应当代世界的两个现象：全球化的不平衡性和全球公共场域的持续扩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种新范式——共同体主义。共同体主义不但顺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现实，回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挑战，同时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比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在安全观上，共同体主义是普遍安全观，超越了“均势安全观”与“集体安全观”；在发展观上，共同体主义是共同发展观，超越了“零和发展观”与“自由发展观”；在文明观上，共同体主义是文明交融观，超越了“文明冲突论”与“多元文化主义”；在国家关系上，共同体主义强调伙伴关系，超越了结盟关系与不结盟关系。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共同体主义代表着21世纪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不论是搞“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还是搞以少数国家为中心、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全球治理“小圈子”，都是落后于时代的冷战思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新引擎。 西方国家热衷用“地缘政治学”解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他们认为中国是在推进地缘政治扩张，是混合了“海权”“陆权”“世界岛”等著名地缘政治理论的最新实践，撼动了世界格局，构成对西方世界的新威胁。这种解读既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也反映了以20世纪陈旧的理论思维来观察21世纪新实践所带来的难以避免的误读。 事实上，无论何种“地缘政治”理论都难以解释“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扩张，而是为世界共同发展搭建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大平台，因此需要探讨基于“一带一路”实践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 “一带一路”是塑造点、线、面、势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大平台。“点上集聚”指通过产业布局、园区建设、港口建设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线上畅通”指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的互联互通，缩短不同发展节点的经济距离。“面上联通”指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降低跨国经济活动的成本，促进货物流、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跨境流动。“型上成势”指将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形成共同发展的厚势，横跨欧亚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构成“一带一路”的主骨架。
同时，“一带一路”是新型的共同发展模式，从不均衡的全球化转向更均衡的全球化；是新型国际协作模式，从战略竞争到战略协作；是新型国际交往模式，从不平等的政治秩序转向平等的政治秩序。“一带一路”是人类在21世纪初提出的最为宏伟的地缘发展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一带一路”是崛起的中国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也是最大的中国机遇。 七、人类社会新秩序 中国道路的创新性在于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秩序，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秩序，根本不同于要么以权力为中心，要么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秩序。 现代西方社会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秩序，围绕着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元概念，构建起整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相反地，中国社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秩序，人民主体、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体制的“铁三角”，也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元概念。 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指以个体权利为中心，人民不仅指每个个体，更是一个整体，没有共同自由与共同权利，个体自由与个体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指这个由十几亿中国人共同构成的“集体人”获得主体性，成为政治经济秩序的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是一套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秩序。经济上有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公共资产，而非纯粹的私有制；政治上人民当家做主，政权为人民服务，而非财阀政治（plutocracy）；社会上构建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而不是推行“公民社会”；文化上保障劳动者主体尊严，而不是用金钱作为衡量社会价值的最高标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定义了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其政治经济学含义在于，党的领导使得人民的整体利益具有了现实性的代表者。正是通过党的领导，十几亿中国人民获得了具有集体目标、集体意志、集体行动的主体性，从而获得了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性。正是通过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实现了“人民为中心”而不是“资本为中心”。 党的领导权作为总体性权力，能够在保护资本权利（right）的同时，驾驭并节制资本权力（power），避免资本的无序扩张，避免资本逻辑向上层建筑渗透，将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动机引导到人民福祉最大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上。 社会主义就是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每个成员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主人翁，不同于资本主义资本增殖逻辑，社会主义是共同体逻辑，全体人民构成了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社会主义其实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真理，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饭大家一起吃，有困难大家一起分担，有荣耀大家一起共享。社会主义是共生经济、共享分配、共同富裕、共同理想的人类社会新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迷失方向，就无法赢得人民的爱戴，没有党的领导，脱离人民的意愿，也不可能构建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共同体。 中国道路是人类新路，是人间正道，是人类的一种新秩序；中国道理是中国道路之理、有道之理、中道之理，是人类的一种新知识体系。就其特殊性而言，中国道理不过是中国道路的观念呈现与自我确证，并进一步树立其探索辽远未来的主体性；而就其普遍性而言，中国道理却意味着被束缚的人类新知体系，姗姗来迟的一场伟大的解放。西方道理依旧强势，但代表的只是过去，中国道理尚在边缘，却是已经到来的未来。
鄢一龙：《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中国方正出版社2021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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