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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国共官兵伙食后,美国记者精准预言: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 zt
送交者:  2021年04月19日06:28:19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对比国共官兵伙食后,美国记者精准预言: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影视圈里拍摄的有关国共双方部队官兵待遇的时候,往往喜欢展现国军各种“优厚”的待遇,比如国军部队哪怕不是所谓的正牌“中央军”,而是地方保安团或者杂牌军,虽然吃不到顿顿大鱼大肉,也往往是大米白面,而演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那就是野菜糊糊,或者地瓜土豆,难得喝一碗小米粥就已经是逢年过节的待遇。

但事实上,在真实的历史中,情况恰恰相反。有两位美国记者还曾根据吃饭细节,得出了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的精准预言。


对比国共官兵伙食后,美国记者精准预言: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李弥与司令部其他军官在聚餐,可以见到伙食相当丰盛

美国记者西默托平,曾在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只身一人坐火车到过河南前线。一路上,他发现哪怕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吃的居然也是辣椒油拌冷米饭,而且一日只吃两餐,哪怕是国民党军的连长也不过多了几个咸菜头。而等他进入了解放区后,却惊奇地发现,这些穿着朴素的解放军官兵们都在一起吃饭,早餐吃的是热豆浆,鸡蛋还有热乎乎的面饼。午饭是猪肉炒大葱和热米饭,晚上吃的是面条和鸡蛋。于是,在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军和解放军的伙食区别后,西默托平断言解放军一定会在中国取得胜利。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也见识过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在后方纸醉金迷挥金如土,并且每餐必有大鱼大肉。而他深入解放区采访时发现,解放军官兵在吃上非常平等,哪怕是高级干部也和普通士兵一起蹲在地上吃饭说笑,毫无歧视和不平等。他也预言,中国共产党必然在中国取得全面胜利。

“喝兵血”国军很专业

理论上,不是应该是掌握着大半个中国,以及拥有美国援助的国民党更有钱吗?士兵吃得更好吗?而我军历史上不是有吃草根、皮带的历史吗?其实,国军纸面上的伙食标准是不错的。

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的军政部在对部队进行全面调整的时候,就曾经制定了一份陆军部队的战时伙食标准,这份标准在当时看来相当不错,里面规定普通士兵每天的伙食理论上包括主食大米1斤半,肉类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以及酱油4钱。以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国力来看,这份伙食清单看起来相当不错。

对比国共官兵伙食后,美国记者精准预言: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

由于常年营养不良,国军士兵大多骨瘦如柴

但国军太腐败了!各级长官都在忙着“喝兵血”、克扣粮饷。

比如当联勤的仓库里的粮食被下发到各部队时、在粮食运输过程中,这些都是各级军官上下其手的大好时机。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由上海向秦皇岛和葫芦岛运送粮食时,在运粮的轮船进港时,接收粮食的单位通常会对粮食的数量进行清点,按照所谓的“行规”,运输途中是允许有损耗的,特别是海运的国产,如果船舱有漏水的话,受潮的大米是不能发到部队的,这部分的粮食可以由船长出具证明,申请“报废”。而报废的数量多少,自然是由船长和港务局方面共同“协商”的,双方利益均沾。由于监管的缺失,更准确地说是没人敢监管,因此每艘运粮船的船舱都会“进水”,而顺理成章地每位船长也都乐于提交“损耗证明”。

在刨掉了“进水”损耗之后,就要对“完好”的粮食进行,既然“进水”能有损耗,那在装卸的时候也能有“损耗”,国军的“损耗”一般是按照运输路程的远近定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百分比,这样子每一船的米都能合法地“黑”掉一批。

对比国共官兵伙食后,美国记者精准预言: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

国民党军士兵在盛饭

由于军粮运输的“油水”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个职位被视为是“优差”,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轮到的。能捞到押运军粮任务的军官,往往和部队主官非亲即故,当然有时如果遇到稍微有点“良心”的主官,见到有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也会让他去担任几次“押运”任务,给他机会赚点外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国军这种普遍的贪污风气中,即使有少数人得以洁身自好,也很难扭转整个风气。甚至之前从未捞过钱的军官也会迅速堕落,与那些贪官同流合污。

而这些粮食运到部队后,下发到部队,士兵们也不能吃到“净米”,部队中的其他军官也会利用各种手段在粮食中掺杂作假,部队里的士兵往往只能吃到由发霉的粮食、细沙、碎石、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组成的饭,军官们称其为“八宝饭”,但至于士兵们怎么想的,那就没人关心了。

对比国共官兵伙食后,美国记者精准预言: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

国军士兵在吃饭

所以看起来很好的伙食标准,实际执行起来那就完全不同了。国军士兵实际上能吃到嘴里的伙食主要就是主粮18两(按照16两制),至于其他副食品?那就是想太多了。而即使是这样子,也不是每支部队都能做到,而且其中还有一个诀窍,这18两的主食是原粮,也就是不脱壳的谷子,实际最终能吃到嘴里的,比起18两还要少得多,甚至很可能只有18两的一半。

这种情况如远征军那样的国军精锐都无法免俗。

“远征军”和军校生照样要挨饿

所谓的美械装备的“远征军”和“驻印军”,作为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他们的伙食标准的确比起在国内那些惨兮兮的部队强得多,但是前提是必须由美军亲自负责国军的后勤。由于史迪威有长期在中国的经历,他很清楚国民党军队内部那些花花肠子,因此在他的强力推动下,“驻印军”的部队待遇就明显胜过在国内的“远征军。这些部队的伙食虽然无法和其他美英盟军部队相比,甚至还不如由英军指挥的印度殖民地部队,但比起那些国内的同僚,已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基本上每个士兵每天都能分到1个咸牛肉罐头,2包麦片,1包饼干,1包茶叶,1包香烟和1颗维生素药片。

史迪威对“驻印军”的军官极为不信任,他甚至要求在给部队服用抗疟疾的奎宁时,由美国军官亲自交到士兵手里,然后看着士兵吞服,以避免落到腐败的国军军官手里。当然他的这种“霸道”的做法引起了很多国军军官的不满,这也是史迪威最终黯然去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比国共官兵伙食后,美国记者精准预言: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

国民党军的“远征军”开赴内战战场

当日本最终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国外的“驻印军”很快被调回国内,走上了内战的战场。在失去了美国直接负责的后勤后,这些精锐部队的伙食一落千丈,很快就沦落到了与其他国军部队一样的标准,虽然国民党军统帅部对这些部队仍然高看一眼,特地下令这些部队仍然一日三餐。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王牌部队的战斗力自然是大打折扣,加上国民党军统帅部和下面具体负责指挥的高级军官离心离德、加上人心向背,这些被国民党政府倚为干城的部队很快就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被消耗殆尽,而补充进来的新兵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军事素质都无法与那些在抗日前线与日军做过战的老兵相提并论,很快就“泯然众人矣”。

作为国军中的装甲兵、炮兵之类的技术兵种,他们的伙食是如何的呢?很遗憾,即使是在蒋纬国二公子指挥的战车2团的伙食,虽然也能保证一日三餐,而且二公子自己也不捞钱,但是部队的伙食也只能是白米饭、萝卜、青菜这些,有点豆腐已经是难得的蛋白质了。

当然或许有人认为也许中央军校的学生,那些“天子门生”吃的应该不错吧!但冷酷的现实是,即使是在天府之国的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学生,除了保证一天三顿饭,至于其他的荤腥,那真是想多了。家里有钱的学生自然可以不在学校食堂吃饭,出去下馆子。但多数教职员和学生就只能在军校里用餐了,这里至少还能吃饱饭,在外面,物价飞涨,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发到手里的纸币在一两天只能就不值钱了,吃饱饭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只有在成都解放前夕,由于时局动荡,老百姓抛售大量咸肉、鲜肉,这些军校生才第一次有了能天天吃肉,好似过年打牙祭的感觉。作为国民党政府培养军队基层军官的主要军事院校,学生竟然要在行将崩溃之前才能吃上点肉,过上一把“好日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对比国共官兵伙食后,美国记者精准预言: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

国民党军校的伙食

陆军如此拉胯,那国军的海空军呢?海军官兵一样是只能天天吃萝卜青菜,或许更惨些,由于在海上,新鲜蔬菜没法供应,就只能靠着咸菜疙瘩来就着下饭。从英国接收“重庆”号巡洋舰回国的海军官兵就曾经回忆道,他们在英国的伙食相当不错,但在1948年回国之后,不但伙食标准急剧下降,使得这些在英国受训的官兵感到自己不被上级重视,再加上拿到手的军饷天天贬值,这些在国外培训出来的精英很快就心怀不满,舰上的水兵纷纷逃亡,即使暂时无处可去还勉强留在军舰上的水兵也士气低落。随后在辽沈战役中,“重庆”号参加了炮击塔山,掩护所谓“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战斗,但是在解放军的顽强防御面前,国民党军的攻击无功而返。“重庆”号随后不得不返航,在返航途中,“重庆”号和其他军舰对山东解放区沿海村镇和渔船、商船等进行了洗劫,此时国军官兵已经士气全无。

很显然,既然不能依赖正常的渠道吃饱吃好,那就怪不了士兵们出去四处打家劫舍,偷鸡摸狗,祸害老百姓了。国军的这种做派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与老百姓的关系,使其越发厌恶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最终这种恶性循环毫不留情地将国民政府吞噬了。

至于在国军中真正能“吃香喝辣”的,那估计是只有“天之骄子”的空军了。因为人数较少,而且费用较为充足,加上宋美龄的特别关照,因此即使是在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国军飞行员每天都能保证有肉、鸡蛋和牛奶。但地勤人员就没那种运气了,因此这种所谓的“优待”是极为有限的。

对比国共官兵伙食后,美国记者精准预言: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

这个八路军战士在吃着当时极为罕见的美国罐头

“解放战士”:第一次吃了饱饭

对于国军与我军的伙食差距,那些“解放战士”最有发言权。

有一位新四军的老战士,他曾经回忆起当年在国军当兵时的惨状。当年16岁的他被抓了壮丁,随后被补充到第五战区第10挺进纵队第2支队2大队6中队,当了一个兵。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挨饿。每天只有2餐,而且是粗粮,量很少,根本吃不饱,所谓的副食品永远是无油少盐的白水煮青菜,每到晚上大家都饿的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到驻地附近去偷鸡摸狗,明抢暗偷老乡的财物去买吃的,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在他稀里糊涂地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半年之后,1944年10月,他所在的部队被调到了安徽滁州附近的周家岗,此时正值所谓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对新四军的根据地发起了进攻,结果仅仅3天时间,他所在部队就被新四军歼灭,他也被俘了。在经过教育后,他参加了新四军。随即他就吃到了他当兵以来的第一顿饱饭,和国军相比,新四军是一日三餐,而且每周还会改善一次伙食,至于逢年过节还有会餐和加餐,其伙食标准与国军相比即使不能说是天壤之别,也起码是高下立判。

那么,同为中国军队,新四军的条件甚至比国军更加艰苦,那么新四军是怎么保证在伙食方面胜过国军的呢?

很简单,我党我军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本身还廉洁高效,更懂得让士兵吃饱穿暖才有战斗力。

以当时新四军7师建立的皖江根据地为例,这个成立于1941年5月根据地,由于南临长江,东、北两面分别靠着津浦线与淮南线,西接桂系军队盘踞的大别山区,这个四面被围的根据地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经济凋敝。而新四军7师在刚刚建立根据地时,兵不过2000,游击区面积仅有4000平方公里,人口也不满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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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7师成立大会

新四军在建立了皖江根据地后,由于经费极为缺乏,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也为了改善根据地和部队的财政情况,7师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江防局”,对根据地和附近地区出产的粮食、棉花和食用油等沦陷区和蒋管区,都很紧俏的物资实行了严厉管制,一切贸易必须由根据地政府组织实行对敌区的“专营”。此外,7师严密地控制了港口和长江附近皖江的航运。江防局在沙洲沿江各港口和内河交通要道都设立了税卡,按人民政府颁布的征税办法征收赋税,包括各集镇商行、棉花行、粮行。即使在抗战期间战斗频繁的情况下,税收仍然可以达到每天七八千到1万元法币,仅此一项每月就约有25至30万元的收入。

同时,皖江根据地利用敌人陆海军之间的矛盾,以及贪财心理。在上海、南京等地都成立了“公司”、“办事处”等机构,利用敌人的船只,将根据地的粮食运到敌占区的大城市出售,赚取高额利润(当时上海的粮价是皖江根据地的3倍以上)。7师在卖完粮食后,又在当地采购根据地急需的药品、电池等,一定程度上堵死了奸商企图转手倒卖这些物资,套取高价的路子,同时也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

于是,皖江根据地只用了1年多不到2年的时间,就从初创初期,只能依赖缴获和没收敌伪资产来勉强维持根据地和部队费用的“穷乡僻壤”,成为了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中经费最为充裕、伙食标准最高的部队。其主粮为大米,费用高达每月10元,远胜日伪军和顽军部队。此外,无论干部战士,另有津贴和零用钱、每月还另外供应牙膏1支、香烟3条,军装是由新四军军部特批的,全军中唯一用进口细布制成的军服,装备则全部是精良的日式武器,兵力高达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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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部队出击

一个解放军战士一年6058斤小米

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各根据地,虽然多数根据地位于穷乡僻壤,但是通过减租减息,根据地成功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愿意多生产多交公粮给人民政府。此外,根据地政府也远比国民政府廉洁高效,极大地减少了中间环节的贪污和浪费,保证了部队的伙食。因此除了极少数时期,诸如我军部队脱离后方,深入到蒋管区作战,或者进行无后方的远征导致伙食标准下降,在绝大多数时候,我军的伙食是远远胜过国民党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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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战士在练习拼刺,没有良好的营养打底是不可能赢得白刃战的

进入解放战争后,我军的经济情况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以1949年解放军各野战军的人均经费开支为例,在四大野战军中,人均开支最高的是东北野战军,每年每个战士的各项费用加起来有6058斤小米,而人均开支最低的华东野战军,平均每人每年的费用也在3690斤。用小米作为计量单位是由于当年中国流通着不同的货币,既有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1948年下半年改为金圆券),也有北洋政府发行的俗称“袁大头”的银洋,还有各个根据地和国民党地方割据势力,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发行的纸币,以及外国的美元、英镑和港币等纸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某种纸币或者银洋作为计量单位的话,很可能不够准确,不能反映实际的开支,因此中央决定统一将计量单位用粮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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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部队在平时也自己动手种田,以满足部队自己的需要,减轻地方的压力

在这些费用中,占比最高的经常费大约在2100-3100斤左右,其中粮食约700-1000斤不等,菜金则在400-1200斤,其中西北野战军人均菜金更是达到了1222斤,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北地瘠民贫,物价很贵,维持一定供应标准所需的费用是很高的。其他占比较大的费用和开支中,被服也是一个大项,东北野战军因为常年在气候寒冷的地区作战,其被服开支在几个野战军中最高,达到1136斤,而其他几个在关内作战的野战军平均水平都在500-600斤左右。

这个供应标准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高的,按照1950年的粮食收购价,人民币5.2万元/100斤(人民币旧币,当时刚解放,百废待兴,上海还在打粮棉大战,各地粮价情况差别很大。比如四川万县,一石小米要127500元,承德100斤小米则需要75600元),而当时的人民币和白银的兑换牌价,为一两兑1.25万元(上海收购银元的价格是每个1200-2000元,银元重量为26.86克)。按五大野战军平均每人消耗每年5000斤小米,折合白银208两,而1949年我军共有兵力550多万,每年光是养兵的费用就高达11.4亿两!而以所谓“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1936年的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折合白银约12亿两,也就是说仅我军1950年的军费开支,就相当于1936年国府财政总收入!

因此,也正如美国记者预言的那样,从士兵伙食这个之前不引人关注的因素,就能判断出国共决战的最后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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