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书中多次提到他与中国前任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来往，但奥巴马并没有包含有关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内容。这部分也与该书是奥巴马回忆录的第一卷有关。奥巴马在书中写道，在他的第一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布莱尔(Dennis Blair) “就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经济和文化外交的作用写过大量文章”。布莱尔偶尔还会在向总统作出的每日简报中，安排专家向奥巴马介绍有关中国的全局性、长期性话题。

奥巴马对胡温的看法

奥巴马写道，看着中国代表团在2009年G20伦敦峰会上的运作，他坚信，中国对美国的任何挑战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他称，“当这一幕到来时，它很可能会因为美国的战略错误而发生的”。此外，书中披露奥巴马认为胡锦涛是一个 “毫无个性的人”。他知道胡锦涛不是一个特别强势的领导人。奥巴马说，在他们的会晤中，“胡似乎满足于依靠几页准备好的谈话要点，除了鼓励继续协商和他所说的'双赢'合作外，没有明显的议程。”

“和往常一样，我与胡锦涛主席的会晤是一件令人昏昏欲睡的事情。无论什么话题，他都喜欢从厚厚的一叠准备好的发言稿中读出来，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停下来，翻译成英文，似乎是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不知为何，（翻译的话）总是比他的原话持续的时间更长。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他就会翻看他的文件，寻找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任何回应。”奥巴马曾试图用个人轶事或偶尔的笑话来打破单调的努力（“告诉我你的承包商的名字，”奥巴马在得知有巨大柱子的人民大会堂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建成后告诉胡）。“结果通常是一脸的茫然，我不止一次地想建议，我们可以节省彼此的时间，只要交换文件，闲暇时读一读就可以了”。

与其相比，奥巴马认为温家宝更令人印象深刻。他形容温家宝是 “一个身材矮小、戴眼镜的人，说话时无需底稿，表现出对当前危机的老练把握”。总的来说，奥巴马觉得“中国人并不急于夺取世界秩序的主导权，把它看成是他们不需要的头疼的事。对于今后如何管理金融危机，温家宝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议。从他的国家的立场来看，是我们的责任去想办法”。

第一次访华和中方监视

奥巴马两届任期内曾三次访问中国。2009年11月，奥巴马首次访华，到访上海和北京。当年奥巴马专机在北京降落，团队就收到指示将所有私人电子设备留在机上，下飞机后假定所有通话都会遭到监控。奥巴马说，“即使横跨了数座海洋，中国的监控能力同样令人惊叹。总统大选期间，中方入侵我们竞选总部的电脑系统（我把这件事视为自己可望胜选的好兆头）。” 他还表示，中国 “将任何手机远程转换为窃听设备的能力已广为人知”。

为了防止被监听，奥巴马访华期间如果要从酒店打电话讨论国家安全事务，必须走到另一间装有特殊装置，能阻隔附近任何监听设备的房间。为了避免在房间中被针孔镜头偷拍，代表团部份成员选择摸黑换衣服甚至洗澡。不过，奥巴马的行程主管尼科尔森（Marvin Nicholson）则在房间中赤身全裸并开着灯的来回走动。奥巴马打趣说，不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抗议还是出于对自己好身板的骄傲。此行中，奥巴马下榻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酒店--现在的瑞吉酒店 --靠近建国门和美国大使馆旧址。

奥巴马还回忆指，当时随团的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因为忘了东西，突然折返酒店房间，打开门发现有两名房务员正在整理床铺，另外有两位身穿西装男子仔细翻阅他桌上文件。奥巴马说，“骆家辉问他们在做什么，男子一言不发从他身旁走过后消失，房务员也没抬起头，只是默默走进厕所更换毛巾，彷彿骆家辉是隐形一样。”美方代表团成员得知此事后，有人听完直摇头，有人哑然失笑。奥巴马写道，“我相信，外交食物链中的某个人最终会提出正式申诉。但当我们后来与胡锦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正式会面时，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我们和中国人有太多的生意要做--而且我们自己也做了对他们足够多的间谍活动--所以不想把事情闹大。”

奥巴马看上海：有如吃了兴奋剂的新加坡

奥巴马说，这座城市 “似乎就像吃了兴奋剂的新加坡”。他是这样描述这次午餐会的。

“在一个华丽的宴会厅里，该市市长--一个共产党的后起之秀，他那剪裁得体的西服和风趣的成熟，不知为何让我想起了（美国演员）迪恩·马丁--为我们的代表团和中美商业领袖的午餐会使出了浑身解数。雷吉-洛夫（ Reggie Love），我一直以来的贴身人，他印象最深的是服务员全部由身穿飘逸白色礼服的绝色年轻女性组成，她们像T台模特一样纤细高挑。‘谁知道共产党员长这样’，他摇头说。”

奥巴马是这样描述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的

奥巴马指，“中国当局对我惯用的不写稿子的形式很警惕，精心挑选了来自上海一些最精英大学的学员--尽管他们彬彬有礼、热情洋溢，但他们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探究性、不敬性(‘那么，你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加深中美城市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 ’大约是最强硬的问题)。我无法决定是党政官员对所有问题进行了预审，还是学生们只知道最好不要说出任何可能让他们陷入困境的话。”

对中国学生更多的观察

奥巴马写道，“在节目结束时与一些学生握手聊天后，我得出结论，至少他们的一些认真的爱国主义不是简单的表演。他们年纪太小，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恐怖，也没有目睹过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学校里没有教过这段历史，我怀疑他们的父母是否谈论过这段历史....。我很想认为这些学生的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这很难保证。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成功使其专制资本主义品牌不仅在上海，而且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年轻人心目中成为西式自由主义的合理替代者......我离开市政厅时敏锐地意识到，能否赢得这一新一代人的支持取决于我是否有能力表明，美国的民主、以权利为基础的多元化制度仍然可以实现对更美好生活的承诺。”

除了对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多个问题加以描述和会议后，当谈到对美中关系总体的看法时，奥巴马如下写道，“从表面上看，我们所继承的关系看起来相对稳定，没有我们所看到的与俄罗斯人的高调外交破裂......但在外交上的礼节之下，却潜藏着长期酝酿的紧张和不信任--不仅围绕着贸易或间谍等具体问题，而且还围绕着中国的重新崛起对国际秩序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意味着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奥巴马认为，他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整齐划一地归入任何阵营

奥巴马写道，“我并不认同我的工会支持者对自由贸易的本能反对，我也不相信我们能完全扭转全球化，就像关闭互联网一样。我认为克林顿和布什在鼓励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方面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历史告诉我，一个混乱和贫穷的中国比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更大。我认为，中国成功地使数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是人类的一项伟大成就。”他补充说，“不过，事实仍然是，中国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博弈往往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的......中国商品涌入美国，使平板电视变得更便宜，并有助于保持低通胀率，但代价是压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我曾承诺代表这些工人争取更好的贸易协议，我打算履行这一承诺。”奥巴马接着谈到，必须争取盟友的帮助，“把中国推向更好的行为”，他坚持认为，“（亚洲）再平衡 ”不是为了遏制中国，也不是为了扼杀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