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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指挥，是指军队指挥员及其司令部机关对所属部队的军事行动进行的组织领导活动，其基本任务是作战指挥，作战指挥的基本任务是：组织侦察；研究判断情况；定下行动决心等。因为军事指挥非常复杂，所以对指挥员的要求特别高。
一个指挥员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战争的成败，在国共两军的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军事将领，但是被称为战神的不多，粟裕就是其中一个，那么粟裕的指挥水平处在什么层次？军史专家认为粟裕的指挥水平是超一流的，这个评价的依据是什么呢？
要衡量一个指挥员的指挥水平，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笔者通常将指挥员的指挥水平划分为4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逆境中的勇敢。这是对初级指挥员的要求，通常是指团营连级指挥员，因为这一级指挥员指挥的通常是单一兵种，而且人数少，对排兵布阵的要求相对低一点，很多时候需要的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勇气，所以说勇敢是对指挥员的第一要求。
第二个层次：困境中的智谋。这是对中级指挥员的要求，通常指团到军级的指挥员，因为这一级的指挥员，所属部队不仅各个兵种齐全，而且人数多，比如整编第74师有3万多人，有步兵、炮兵、工程兵等诸多兵种，对些兵种如果实施进行协同作战，不仅需要指挥员的勇敢，更需要指挥员的智谋，另外还需要有政治韬略。
第三个层次：绝境中的担当。这是对高级指挥员的要求。通常指军到战区级的指挥员，因为统帅不可能全面掌握了解战场情况，这就需要战场指挥员根据战场情况临机处置，尤其是统帅的决定和战场情况不一致的时候，需要高级指挥员要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担当。当然这会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在国共两军的将领中，能达到这一级别的指挥员非常少，有只寥寥数人，比如粟裕、林彪、薛岳、孙立人等。像国军将领杜聿明在印缅战场手握重兵却大败而回，就是典型的缺少担当精神，所以其不适合当高级的指挥员。永远听话的孩子永远长不大，就是这个道理。
第四个层次：险境中的胸怀。这是对战略级指挥员的要求，或者说是对统帅的要求。作为一个统帅一定有要胸怀和度量，要允许手下根据战场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能以是否听话作为标准。显然蒋介石不是合格的统帅，而主席则是英明的统帅。
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指挥作战时，不能只在有利条件下打仗，而不会在不利条件下打仗，因为在不利条件下更能体现一个指挥员的能力和水平，所以指挥员在不利条件下的表现更能体现他的水平，尤其是在以弱对强的情况下。粟裕军事指挥超一流水平的体现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敢先斩后奏，粟裕作战时为什么敢先斩后奏？专家给出四个字解答：担当、打赢。
其实这一点也是《孙子兵法》强调的，《孙子兵法》里强调一个出色的指挥员必须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勇气和担当，往往只有这种勇气，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在《资治通鉴》、《史记》等名著里也强调这一点。因为战场上的战机是瞬息万变的，特别是在通信不畅的情况下，不太拘泥上级划定的框框，因为在战场上，打赢才是硬道理，必须果断决策，不必事事请示汇报。
1944年3月上旬的一天，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走进了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1师师长粟裕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房子，外面有几行标语，其中有一条是：庆祝车桥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在驻地，陈丕显可以明显感觉到驻地军队还沉浸在车桥战役胜利的喜悦中。
然而走进粟裕的房间后，陈丕显却感到了一种反常的沉闷气氛，犹如一首雄壮欢快的英雄交响曲中突然冒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只见粟裕站在地图前沉思，见陈丕显进屋，说道：“桌上有一份电报，你看看吧！”
陈丕显拿起桌上的电文便看了起来，这份电报是新四军军部发来的，电报内容比较长，电报刚开始表扬了1师车桥战役取得的成绩，但紧接着便是批评的语气，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发起车桥战役欠考虑，因为车桥战役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对战役全局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
2.目标选择不当，如果发起战役，应选择日军的要害坚决打击，而车桥的日军指挥系统属于华北，不是苏中，发起车桥战役对苏中的敌情影响不大。
3.发起车桥战役前没有向军部报告。
4.责令1师和区党委几位负责同志对此作出检查。
电报的口气是非常严厉的，车桥战役是新四军第1师打的一个大胜仗，但是新四军军部为何却批评呢？让我先来看看车桥战役的有关情况。
车桥是江苏省淮安县城东南20公里处的一个镇子，明朝末年镇子兴起时，因镇边无桥，以水车代桥，所以被起名为车桥。1944年，车桥位于苏中（新四军1师战斗地域）、苏北（新四军3师作战地域）、淮南（新四军2师作战地域）、淮北（新四军4师作战地域）交界的战略机动位置。
新四军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敏锐地发现：因为日伪军占据了车桥，分割了苏中、苏北、淮南和淮北根据地，犹如 根据地的一个毒瘤。粟裕认为，如果拿下车桥镇，新四军的四个根据地将连成一片。另外一方面，当时日军的力量不足，我军可以攻克车桥。
粟裕分析：1944年，日本军国主义为扭转战略被动局面，决定孤注一掷，实施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作战。但是由于兵力不足，日军不得不从华中占领区的14个作战师团中抽走8个师团，使华中地区仅剩下6个师团和一部分新组建的部队。
车桥于1943年被日军占领后，不断加固据点，但是兵力不断被调走，到1944年，这里驻有日军一个小队40多人，伪军一个大队500多人，战斗力不强，而华中新四军已经发展到了12.5万人，民兵发展到62万人。相比较而言，新四军1师有绝对兵力优势。
关于发起车桥战役是否会引起日军报复，粟裕在发起战役前就作了分析，他说：
“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使有些小动作，在我军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
关于发动车桥战役是否会暴露我军实力，粟裕对比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说1944年的战略形势已非常不同于1940年，日军已经江河日下。另一方面，车桥战役的规模比百团大战要小得多，不存在暴露我军实力的问题。所有这些判断事后证明都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粟裕审时度势，仔细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果。
但是粟裕知道，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他决定先不请示中央军委和军部，万一请示不被批准的话，这个战役只能放弃，但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役机会，所以粟裕决定先斩后奏，打个大胜仗再汇报，因为他相信此战必赢，会使斗争局面大为改观，这确实体现了粟裕的责任担当。
在粟裕的精心组织下，车桥战役新四军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0余人，一次性俘虏日军24人、伪军480余人（内俘168人）。新四军伤亡200余人。据总政治部《抗战8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一书记载：
“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战役结束后，1944年3月8日，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致电军部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和在延安的陈毅，并报中央军委，详细报告了车桥战役的发起原因、战斗经过和战果。很快军部的电报到了，总体上这是一份批评的电报，但粟裕认为将在外君命不所不受，而且仗打赢了，有效地改变了新四军的战略态势。
令粟裕和1师官兵非常欣慰的是，车桥战役得到了延安的肯定。延安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新四军“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表示祝贺，在延安的陈毅和刘少奇也发来贺电表扬，嘉奖1师。
粟裕之所以被称为战神，一方面是由于他出色的指挥才能，另一方面在于他的责任和担当，是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理解最深刻的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