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互相驱逐记者，谁的损失更大？

美国的这一举动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绝佳的借口，用以摆脱那些令人恼火的美国记者：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应对病毒暴发时犯下的致命错误。3月17日，中国猛地关闭了这一窗口，宣布驱逐《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并强制解雇为这些媒体及美国之音和CNN工作的中国公民。

“考虑到冠状病毒的传播，现在从中国获得高质量信息尤为重要，美国这一决定的时机简直是灾难性的。”Buzzfeed新闻的记者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n)说，在对中国大规模拘禁穆斯林进行报道后，她在2018年没有获得签证续期。然而，李香梅和其他被驱逐的记者强调，美国的打击无论如何无法与中国明目张胆地破坏自由媒体的行动相提并论。

“错在中国政府，而且责任远在美国政府之上，”她说。

在我联系国务院后，一名政府高级官员以匿名为条件向我解释了这项政策：美国的这一行动早在美国情报官员和对华鹰派的计划之中，而且是“在和冠状病毒完全不同的轨道上”操作的。这名官员认为，即便在三月初，这种病毒“也还不像现在这样，成了需要投入全部精力的流行病”。

但美国这一不合时宜的行动凸显出，特朗普政府迟迟未能意识到，病毒疫情将成为今年最棘手的问题。美国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只是失去了影响力不大的官方媒体记者，而美国公民和领导人失去的是对一个日益封闭的国家进行的宝贵的近距离报道。

前《华尔街日报》编辑和驻华记者马库斯·布拉克利(Marcus Brauchli)表示，政府“并没有达成什么目的”。他说他不太相信美国政府“在当地有比这些被驱逐的记者更好的信源。所以就这样牺牲了一只眼睛——图什么呢？”

这些不是简单的问题。习近平的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是一代人的故事。现在的争斗关乎谁掌握对故事的控制权，随着全世界的民众试图理解这场新冠病毒危机，争斗正愈演愈烈——而且由于病毒造成的巨大损失，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试图推卸责任。

自从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共产党政权并驱逐外国记者以来，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处境一直十分艰难。就像我的同事袁莉上个月写的那样，直到1970年代后期，中国才允许外国记者回归，尽管偶尔仍会驱逐特别激进的外国记者。（中国记者在报道他们的政府时则继续承担着大得多的风险。）

中国的开放程度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达到了顶峰，此后与外国记者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2013年，在时报报道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放弃了一篇涉及党内权贵和中国富商的敏感报道后，中国政府释放信号，表示将不会为这两个机构的签证续期。

奥巴马政府曾考虑以驱逐中国媒体高管为回应，但最终没有进行，因为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说服了中国政府官员为美国记者续签证。

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何雷恩(Ryan Hass)表示，当时的逻辑是：“要与中国人比拼谁更恶劣是相当困难的。”

而这次，特朗普政府有一个更广泛的目标，即加强美国在所有方面对中国的立场，放弃曾经广为接受的理论，即中国接受开放市场并与西方接触最终将使其采用民主价值观。

总统想重新平衡这种关系，然而一个明显的失衡是，与在华美国记者相比，在美中国记者的活动远远更加自由，并且更容易获得签证。因此，特朗普政府从2019年开始强迫官方媒体员工注册为外国政府工作人员。

知情人士说，今年2月24日的会议上事态升级，庞皮欧的团队提议驱逐一些中国官方媒体的工作人员。该知情人士未获准谈论此事。

曾任《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国家安全事务副主任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在3月2日与记者的通话中说，政府正在试图“捍卫美国媒体继续报道中国新闻的能力”。（记者参加电话会议的条件是，在报道中将波廷格仅称为“本届政府高级官员”；我没有参加电话会议，后来通过一位直接参与会议的人口中得知是波廷格。）

中国迅速采取了行动，其官员将此次驱逐描绘为纯粹是针对美方行为采取的反制措施。“这都是美国挑起的，”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接受GZero World采访时说。但是驱逐似乎是中国觊觎已久的想法。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评论证实行动与外媒报道的内容有关，包括新疆穆斯林被拘禁的报道，以及对新冠病毒的报道，称这些是政府动机的一部分。

美国官员承认，他们没有预料到对方会做出驱逐的决定。

在与出版人的通话中，庞皮欧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途径来说服对批评报道不感兴趣的中国停止削减外国记者团的人数，目前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仍包括数十名美国记者和一系列国际媒体。

据黄安伟(Edward Wong)和朱利安·E·巴恩斯(Julian E. Barnes)报道，现在，政府正在考虑下一步，可能驱逐它认为是间谍的某些中国记者。特朗普的顾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Hudson Institute’s Center on Chinese Strategy)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表示，其他一些想法也在讨论之中，包括是否可以限制中国对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等大型美国平台的使用。（这些平台在中国被屏蔽，但它们是中国全球宣传的强大工具。）

阅读被驱逐记者的报道，就会明白损失有多大。《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揭露了中国政府在冠状病毒传播过程中的错误和掩盖。

而其他报道，正如《华盛顿邮报》的埃米莉·劳哈拉(Emily Rauhala)所说，能让美国读者“体认中国人的痛苦”。《华尔街日报》对武汉一家医院的混乱状况做了报道；安娜·菲弗尔德(Anna Fifield)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描述了深陷悲痛的家庭所存有的怀疑；秦颖(Amy Qin)在《纽约时报》的报道描述了一个被摧毁的家庭，《纽约时报》的储百亮(Chris Buckley)则发表了充满同情的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