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
这可得好好回忆下了。
01
1941年，我出生在纽约，这个最资本主义的地方。
我的父母都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我的祖父惨遭希特勒屠杀，我的父母侥幸逃到美国，从事着普通的工作，领着微薄的薪水。一家人住在租来的郊区公寓里，生活很拮据。母亲总在唠叨，说什么时候全家人有自己的房子，哪怕小一点，但她至死都没能如愿。
小时候的我，只知道父母对自己很节省，我的衣服也很少有新的。就连我的邻居和学校同学的家长，也都不宽裕，大人们每天都很忙，却只能勉强温饱。
偶然的机会，我听说那个被骂成邪恶帝国的苏联，竟然工人的收入和工程师、甚至厂长都不相上下，那岂不是人人平等了吗?工人竟然还成了国家的主人，每年还有公费休假?普通家庭都能吃上牛肉，还能有自己的小汽车到处兜风?
这岂不是天堂吗?相比之下，为什么我身边的大人们，随时可能丢掉工作，勉强温饱的生活还朝不保夕?
带着这些问题，我努力学习，终于在19岁那年，也就是1960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学习。我如饥似渴的学习，苦读马克思、恩格斯、林肯的著作，还积极投入社会实践。
左翼政治该如何在美国实践?我们该如何改良乃至改革这个社会?苏联会是美国的明天吗?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内激荡着。
当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桎梏刚刚落下帷幕，大家一下子自由了。“共产主义”这四个字被允许讨论了，反越战、反种族歧视运动此起彼伏，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反思社会现实。
战争、种族、贫穷......我再也不想被宏大叙事蒙蔽双眼，只想要活的好一点。那时的我想法很简单，只想为弱势人群做点事情，让努力工作的人更有尊严，让普通人享有富足。
1963年，我和米奇·麦康奈尔，噢，也就是后来妻子赵小兰当上劳工部长和交通部长的那位，亲历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民权集会。在我们的面前，马丁·路德·金喊出了他的梦想：倡导平权、反对暴力与战争。
我想像马丁·路德·金那样为了平等做一些事情，于是我加入了种族平等协会，想从身边做起，改变身边的不公。
在之此前，我们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为黑人同学争取权益。
当时在芝大，校外公寓拒绝租房给黑人学生，黑人只能住到离学校很远的城郊社区。1962年，身为白人的我，带领33名芝大学生闯入学校行政楼，占领校长办公室，要求结束这种歧视政策。
刚开始校方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拒不与我们谈判。我们坚持了整整15天，在办公室外扯标语，喊口号，搅得整个行政楼没法工作。最后学校终于做出了一些让步。
但是胜利的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努力徒劳无功。
恰好，那时的我正好读到了列宁所说的，“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难以忍受。”
真是一针见血啊。
种族歧视，乃至贫穷与剥削背后，不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只有改变这个制度，才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
但制度的不公，哪是靠几次热血的学生运动能改变的。生活还要继续，探索仍在路上。许多曾经同我一样富有理想的同学，毕业后进了大公司、当了联邦公务员、成了大商人，热血慢慢褪去。
但，我不愿意妥协，我想继续改变不公的世界，既然满是金钱的纽约冰冷无情，我选择到佛蒙特州去，这个虽然小而贫瘠，但是却有着独立、斗争精神的地方，要知道这可是唯一的四次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的政治独立州，我这种和现实格格不入的人，在这儿或许能有机会。
02
我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实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不容易，这片大地上资本的力量太过强悍。身单力孤的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民主社会主义，通过选举斗争进入政府，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
我知道，这条道路为苏联和东方国家们所不屑，可他们也承认，社会主义必须要与本国现实结合不是吗？
我一边打打零工解决温饱，一边四处游历认识形形色色的人，想着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斗争道路。
但这段期间，我过得很辛苦。结识了一位不算美丽的姑娘，经历了一次短暂而又失败的婚姻，还尝试着靠木工活儿赚钱，可惜手艺太差，简直活不下去;后来终于找到一个给报纸写写政见评论的活儿，一个字儿10美分，总算是活了下来。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自由联盟党(美国一个小党)推选党内州参议员候选人的筹备会，这次筹备会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梦想触之可及。
在会上的激烈讨论中，我说出了潜藏在心中的对现实改革的看法，没想到大家一致认为我的观点既新颖又有深度，不仅当场让我入党，还一致推举我去参选州参议员——这可是每个州只有两位，任期长达六年，能极大影响国会法案的大人物呢。
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这可是我把想法变为现实的良机。我就这么踏入了期待已久的，政治的大门。
那年是1971年，我30岁了。
但那时的我只是一个菜鸟，哪里明白竞选要做哪些准备，潜规则更是一窍不通。宣布参选后，唯一的主动出击就是在我供职的报社上打了几天广告，这还是自由联盟党为我支付的费用，整整1000美元，那可价值整整674克黄金啊，两个美国人全年的收入加在一起就这么几个广告?
竞选真烧钱啊，我的那些对手们得花了多少钱?总统呢?
不过，我那时候还是很天真，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逻辑清晰，条理清楚，对通过首轮充满信心。但当我满怀欣喜，翻开结果公布当天的报纸，在最后一页才找到我的名字。暗淡收场。
其实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大家是知道不可能获胜所以才不愿意去尝试，只有我这愣头青，敢凭区区1000美元就想挑战参议员的宝座，在别人眼里，我可能就是那个活在臆想中的堂吉诃德吧。
这次失败，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通过从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我不信没钱就一定没办法，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我想改变世界。
我开始走出思考，踏进现实，意识到真要给社会带来改变，除了想法和一腔热血，还要倾听人们真正的声音，提出一套有感召力又可行的纲领，还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最终收获行动。
那时的我，为了多一份糊口的收入，除了干记者，我也开始学习拍电影。机缘巧合，我接触到已故美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德布斯的故事。
美国社会党logo，寓意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注：德布斯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于1901年与社会主义工党温和派合并为社会党，主张通过竞选而不是革命实现社会主义)
德布斯在1886年组织工人运动，为美国工人争取每天工作8小时，并使20万人缩短了工时。他创办美国社会党，参加总统竞选，还因为工人运动被投入监狱。
在狱中，他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开始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不能靠精英阶层完成，每一个工人都要解放自己。
他痛斥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迷恋，在演讲中大声疾呼，“在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下，每一个美国人，以及每一个美国人的孩子，还有你们孩子的孩子，都将遭受奴役，毫无希望，除非你们抛弃资本家，把选票投给社会主义。”
他号召美国工人们不要期待上帝救赎，而是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去战斗，他还公开承诺：“我自己和所有生命都有联系。只要有被剥削阶级，我就深处其中;只要有一个非国民阶层，我就属于这个阶层;只要有一个灵魂在监狱里，我就没有自由。”
德布斯对和平、正义、民主、同胞情义的信念深深感染了我，我决定奉德布斯为我的人生导师，继续在政治上有所奋斗。
03
回想起竞选参议员的失利，我决定更现实点，竞选佛蒙特州长。佛州州长的任期是两年，竞选周期更短，机会也更多。
1972、1974、1976，我连着三次竞选州长，都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没钱，没钱就没助手、没广告、没选票，我不失败，谁失败呢?但是我不能为了竞选而去接受资本的捐助，那我为平民呐喊的理想就没了，不能本末倒置。
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积蓄竞选经费，我打了好几分工，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我继续拍电影、当记者，同时在夜校教书。我的坚持和对金钱的不妥协为我赢得了诤友的真诚相助。
佛蒙特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和我长谈，为我制定了更靠谱的竞选策略。他建议我从更低一点的职位起步，不妨先竞选佛蒙特州首府伯灵顿市的市长。
这真是好主意。
伯灵顿有40000多人口，我用最原始的办法挨家挨户敲门，聆听普通民众的苦衷和落寞，让他们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我将为他们而战。
得益于深入群众，更接地气的努力，1981年3月3日，我赢了。
那年我40岁，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市长。要知道我不是以民主党或共和党的身份当选，没有拿任何支持两党的竞选经费，这在美国算是一个奇迹。
当上市长后，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诱惑就来了。
伯灵顿市紧靠着风景优美的尚普兰湖，沿湖的黄金地段是地产商眼里的香饽饽，商人们纷纷推开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如果将这个地段用作高端地产开发，将为市政府运营产生可观的税收，还非常直白的说会给我“政治献金”，还要支持我当州长。
我不是圣人，这笔钱我非常想要，自从走上竞选路，我只能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家人吃了不少苦，我当然想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
但是我刚刚向选民们承诺的呢?难道我说自己清正廉洁只不过是没有得到而已?
不行，绝对不能开始，我现在都动摇了，如果一旦开始，那真的万劫不复了，于是我否掉了大地产商的提案，决定在湖边建设公共活动设施，我还减免了城市大学和医院的税收，为当地警察涨了工资，把城市废水处理厂升级改造，盖起了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
我违反了那些我装作不知道的潜规则，于是，那些资本家开始用各种手段想要替换掉我。民主党、共和党推出了各色候选人，给了他们大量的资金支持。我什么都没有，除了那些相信我的低收入者和工人。
而令我骄傲的是，那些年来，我的支持率一直高于70%，让我得已在市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0年。
进入8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资本集团忌惮于人民的力量，向工人阶级让利，工人们日子也好了一些，但这短暂的祥和背后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永久解决。
马克思说过，“资本只有在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霉的事情，它从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
果不其然，80年代，就业职位已悄然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制造业在向其他国家转移，工人们在失业、收入在减少，一些地方工人收入锐减近一半。
70年代后期起美国收入差距开始增大
正因为看清了这点，我没有因为阶级矛盾暂时缓和而放松警惕。因为压迫依然存在，制度的顽疾没有解决。我只有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出声音，才能让普通美国人看到真相，投出选票，和我一起改变现实。
我在竞选的路上继续前行，但前路仍然充满波折。
1986年竞选州长，失败;
1988年竞选众议员，失败。
终于在我49岁那年，也就是1990年，我成为州众议员，走出了伯灵顿市，来到了国会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国会议员。
04
但是到了这一步，我已经极尽我所能了，我不禁想到20年前，我第一次竞选时，几条竞选广告就花光了2个美国人的全年收入，而现在，需要的钱更多了。
最严重的是，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美国总统、参议员全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作为独立参选人，我的影响力似乎已经到头了。
是坚持理想?
还是为了更大的理想变得现实一点?
我犹豫了，但是我已经非常清醒，我这一代甚至我的下一代、下下代恐怕都没法将社会主义带到美国，那我就应该做一个传火者，薪火相传，让我的下一代不再像我一样艰难。
我反复权衡之后，决定加入大政府主义的民主党，同时，这是各大工会所支持的党，他们的纲领和我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也更接近。既然他们代表不了工人阶层真正的声音，那就让我在其中取而代之，为工人阶层发言吧。
2006年，我决定竞选比众议员影响力再高些的参议员，出发点还是我深耕的佛蒙特州。和我同台PK的是共和党候选人、大商人塔兰特，他拿出了700万美元来竞选。
但这30多年来，我的口碑仰赖佛蒙特州的父老乡亲的口口相传，再加上终于加入了民主党的圈子，符合美国的政治规矩，最终成功当选。
35年过去了，我终于实现了当年竞选的第一个目标，成为了一名联邦参议员。
另一方面，我已经65岁了，时间不多了。既然政治地位和党派支持都已经得到稳固，从这一刻起，我要开始改变美国，为穷人发声。
2010年12月，奥巴马为获得医保法案通过，在税收政策上选择和共和党妥协，决定对富人减税。
这是一个悖论，奥巴马医保需要上万亿美元，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美国10%的富人占有全美国80%的财富，如果对这些富人减税，钱从哪里来?
靠卖给富人国债吗?那还不是要靠给穷人加税还国债?一边号称给穷人医保，另一边却剥削穷人的收入，这简直就是政治游戏，我绝不允许这样的骗局蒙混过关!
12月10日，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参议院的例行会议上上从早上十点开始陈词，围绕给富人减税的决定是多么的错误，一直说到晚上七点才结束，这是参议院历史上最长时间的议事阻挠。
正是这场辩论，让70岁的我意外成为网红。许多人在Facebook上关注了我，在youtube上浏览我这段辩论。我的这篇演讲被编辑成册全国出版，我的主张也得到了更多回应。
互联网真是太奇妙了，我再也不需要像30多年前那样挨家挨户的拜访，轻敲键盘就能够团结起成百万、上千万美国人民共同战斗，每天都有无数的声音响应着我、支持着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
但是，我们的力量同时也还是太小了，最终这场荒唐的利益交换还是成功了：向富人减税，卖给富人国债，用国债钱补贴医保，然后再对普通美国人加税，朝三暮四变成朝四暮三，然后奥巴马还被感恩戴德?
我不允许那些跟我一起长大的工人兄弟被这么愚弄。
就在奥巴马医保法案通过的第二年，当得知民主党推选希拉里竞选总统后，我义无反顾的宣布参选。
我当然知道希拉里的背景和资历，她代表华尔街，代表政治世家，代表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她决不会为普通人说话。
我想要富人多交税，把收来的钱投到平民身上，让所有美国人都能看得起病、有房子住、上的起学，我要打破工人的孩子只能当工人、售货员的孩子还是售货员的命运。
但这一次，我不会要任何富人的钱，我选择相信我坚持的主义，我只要支持我的主义的捐款。
中国的毛泽东说过这句话，“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当我宣布竞选后，有800万人为我捐款，我募集了2.28亿美元，平均每笔捐款仅仅27美元;50个州里有23个州支持我，我获得了1300万人的投票，初选中遥遥领先希拉里。
桑德斯在集会上宣讲主张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民主党大佬们利用超级代表制度保全了希拉里，我“自愿”退出，现在的美国不可能让一个社会主义者成为总统，哪怕只是可能。
我需要继续等待机会，如果希拉里能获胜，那我将进入执政团队，还有机会去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请我的支持者们转而支持希拉里，以战胜共同的敌人川总。然而还是失败了，川总赢得了选举。如果说奥巴马好歹为最底层的人民谋得了一些好处，那川总已经赤裸裸的站在资本一边。
如果是由我来对阵川总，或许就不一样了。随后民主党超级代表制被饱受批评，被最终废止，我成为了最后的牺牲品。
这些年，我经历的倾轧已可写成一部厚厚的大部头，可别想就这么让我服输。
05
2020年，我79岁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年纪的老头子早该回家晒太阳、看孙子、颐养天年了。
但我的主义还没有实现，我还要战斗，这次目标还是美国大选。恰好，我的对手年纪也都不小了，拜登77了，川总73了，都是老头子了。
老骥虽伏枥，可志仍有千里。我仍然坚持底线，不收来自资本的献金。就在我宣布参选的当天，有22万人为我捐款，总额达到600万美元，平均每笔捐款不到30美元，我仍然是那个“穷人”的桑德斯。
人们对现实的怒火就是我的前进的推力。我连续赢下了多个州的支持，党内选战一度领先。
但故事仿佛回到了4年前。就在“超级星期二”前后，民主党候选人布蒂吉格、克洛布彻、伊丽莎白·沃伦、布隆伯格等等均宣布退选并宣布支持拜登，拜登化身成了4年前的希拉里，后来居上。
资本家还是这么怕我吗？
我知道，4年时间改变不了美国，或许我最终还会像4年前那样退选，我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对穷人的爱护，在这资本的世界格格不入，我始终是身在圈内的“圈外人”。
有些人已经开始憧憬4年后我再次竞选。那时候我83岁了，我有心脏病，照我的身体状况，或许再次参选的概率不大了。
但是，我相信我的理想不会逝去，正如我当年接过德布斯手中的火把一样，聆听过我演讲的年轻人同样会接过我的火把，继续为实现共同的主义而奋斗，这样的人在东方，被称为“同志”，意思是志同道合。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社会主义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我坚信，美国人民必将觉醒。今抗疫失利，更证明私利政治正被历史抛弃。我相信我的呐喊没有白费，我的事业终将实现，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
只是，红星何时才能在壮阔的美洲大地上升起?
79岁的我，也许今年已是人生最后一搏了，可我的社会主义竞选提纲的每一个追随者，都将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民主社会主义的实现，将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的前奏曲，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丧钟。
屏幕前的你，能否替我看到这一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