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美国：有人收留失业者，有人聚众开狂欢的party

2020年04月02日 07:36:27

3月26日，美国超过中国，成为全世界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第一的国家。我身边向来放浪不羁爱自由的美国人也终于开始严阵以待。

人们在超市抢购

手机上不断有新闻摘要弹出来，既有国际新闻也有国内新闻也有本地新闻，几乎都是负面的，打开电视，背景一律是人们在医院门口排着长龙，医生诉说设备的紧缺——一切都似曾相识，也因此更加令人痛心。

确诊患者：我一个人遛狗，也不行吗？

3月22日，我的朋友贾斯汀被确诊了。他是被春假期间从加州来看他的朋友感染的。两周前，他曾经说有个很会做饭的朋友现在在他家住，邀请我和男朋友一起去他家，一起喝酒、做饭、看电影。那时候，我响应了川普发出的social-distancing（社交距离）的号召在家隔离，婉拒了贾斯汀的好意。现在来看，算是逃过了一劫。

贾斯汀是3月16日出现的症状，最初几天，不过是一些隐隐约约的头痛，偶尔几声咳嗽，和每天睡上十四个小时都不够的疲倦。他以为是感冒，便强撑着去工作。下了班和同事一起喝酒，早晚遛狗，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他家就在我家附近，一想到已经感染的贾斯汀也不戴口罩，就那么在人群中穿梭来去，不知道又感染了多少人，我便越发不敢出门，连快递公司放在门口的包裹都要消毒一番再拿进来。

疫情期我宅家做的饭

3月18日，他去看家庭医生，做了测试之后发现不是流感，医生问了他几个问题——有没有到欧洲、中国、韩国等地旅游；有没有持续发烧；有没有和已经确诊的患者亲密接触——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便没有往新冠病毒那方面想，只是让他回去多喝佳得乐补充电解质，多喝橙汁补充维生素。

3月19日，他突然呼吸困难，好像有石头压在胸口，每一次呼吸都要用莫大的力气，连带着肋骨疼痛。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连坐起来或者拿手机这种小动作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我走去厕所，比我之前跑半马还要累。我在床上躺了七八个小时才熬到诊所开门，那七八个小时里，我好几次都觉得自己立刻就要死了。”他再次去看家庭医生，医生替他预约新冠测试，但按照当时的标准，他近期没有出国，也没有和新冠患者密切接触，不符合检测的标准。3月20日，他的朋友在回到加州之后病得很严重，送进急诊室之后被确诊，他把情况报告给家庭医生之后，立刻做了新冠测试。不到48个小时，结果出来，他被确诊。

不过，等到他被确诊之后，症状最严重的几天已经过去，因为是轻症，没有被收治入院，开了药在家自己隔离十四天。按照奥斯汀当地的规定，违法居家隔离条例要被处以一千美金的罚款，但是根据贾斯汀的描述，并没有人来检查他是否在家（他一开始以为会有人打他家里电话看有没有人接，但是并没有），家门上也没有贴过禁止探视的封条，或者像韩国那样装上智能电子锁，一切都完全靠自觉。甚至连他自己都不太清楚居家隔离到底意味着什么。前几天，我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他说自己已经恢复了七八成，只是四肢仍然有些酸痛无力。说到一半，我突然听到背景音里有红绿灯发出的那种“滴滴”声，我立刻问他是不是在外面，他回答说自己在遛狗。

“你不是要居家隔离十四天吗？现在才过了一个星期吧！”

“我没有去见朋友，也没有去工作，我只是一个人遛狗，也不行吗？”他很困惑地问。

这大概就是美国抗疫最大的问题了，民众没有足够的警惕性，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即使政府有指导意见，也没有足够严格的执行方式。

纽约市民：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

我合作的主编苏珊有一周都没有回复我的邮件，我忍不住打了电话给她，她说朋友的外公因为新冠去世了，这几天都在替朋友张罗这件事，没时间工作。

朋友的外公住在科罗拉多一家老人院里，老人院是朋友精心挑选的：群山环抱，门口有绿草和湖水，一年四季都是空气清新，景色宜人。朋友平时收入不菲，但是工作也很忙，所以外婆去世后，只能给把外公送到当地最好价钱最贵的老人院里，以尽孝心。

但是疫情来得很匆忙，有可能是老人院里的工作人员感染了肺炎，也有可能是来探视的亲属带来了病毒。老人先是感冒，去看了医生，做了感冒病毒的检查说是阴性，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做一个新冠病毒的检测，但是要先登记，预约时间才能去做。老人回到了老人院，当天晚上就开始发高烧，呼吸不顺畅，等老人院里的工作人员发现时病情已经很危急。苏珊的朋友把外公送到了当地最好的私立医院，但是医生很诚恳地告诉苏珊已经回天乏术。在用尽了最先进的设备和最优秀的医疗资源之后，老人于三天之后去世了。

“你知道吗，这个病去世的时候很痛苦，就像缓慢的溺水一样，你的神志是清楚的。”朋友这样告诉苏珊。金钱、地位、名气在这个时候看起来是这么的无足轻重，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苏珊在纽约，是美国疫情的中心地带，这几天，接二连三地有朋友和同事确诊。她有好几天，每天都在查疫情数据，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现在，她只能关掉了手机的消息提示。

昨天晚上，不得不去超市囤货的她全副武装地出门，突然看到有一个男人正站在电梯口抽泣。男人的大半个身体都在阴影里，只能听到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的妈妈去世了，因为那个什么该死的病毒。”她在等电梯的时候，男人泣不成声地向她倾诉。等到电梯门打开，她冲男人点一点头，说了一句“请保重”，就走进了纽约荒凉冷寂的夜色里。

超市卖卫生纸的货架空了

执意上班的老人：新冠病毒远远没有失业来的可怕

尽管从中国到欧洲到美国，有很多人在这场疫情中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无法领会到疫情的严重性。

男朋友的父亲杰克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美国东北部密歇根一个人口不到十万人的小城Sturgis经营一家牙科诊所。

密歇根的确诊案例数一直在美国五十个州里面排前十，而最可怕的是，密歇根测试的人数非常少，而测试的人里面接近一半都是阳性的，可以推测测试数量远远不够，真正感染的人数可能更多。

杰克的诊所附近已经出现了好多确诊病例，而他在诊所里，每天都要接触上百名护士、助手、病人、家属等。杰克已经六十多岁了，平时喜欢喝酒，又喜欢吃甜食，睡眠也不规律，体质并不好，动不动就头痛脑热的。再加上他是糖尿病前期，有高血压，心脏不好，怎么看都是高危人群。

“爸爸，你先把诊所关了，等疫情过去，有的是时间做牙医。”从三月开始，男朋友天天给杰克发信息，收到的回复总是“我很好”“不用为我操心”“我比你懂多了”之类的敷衍。

男朋友最终决定打电话给杰克，电话接起来，背景音里人声鼎沸，一问，他竟然和几位同事在酒吧里喝酒。

“你怎么这么不拿病毒当一回事！”男朋友愤怒地吼道。

“病毒严重那是在中国，我们在美国，没问题的。”他毫不在意地说。

“为什么在美国就没问题，难道病毒还认得国界线吗？”

“美国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多了，你放心吧。”杰克说。和大多数保守的中老年白人一样，他潜意识里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从来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美国，中国怎么能和美国相提并论呢？

“那现在为什么纽约的医院也在到处求口罩，为什么纽约州长要求退休的医护人员和医学生都去前线支援，你到现在都还能放得下心来？”

“你放心吧，我爸爸当时是参加过二战的，我年轻时候，也经历过越战、经济大萧条。到后来，不都没事吗？一个病毒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爸爸，和他周围那群人，都没怎么出过国，也不怎么认识其他国家其他种族的人，他们说的那些话，都是从FOX NEWS里听来的，你不要往心里去。“挂上电话之后，似乎是怕我多心，男朋友解释道。

我摆摆手说没关系。这让我想到了武汉疫情严重的时候，网上也有各种谣言被疯狂转发，反击谣言的却被谩骂。我作为志愿者在网上募集医疗物品的时候，也反复被人举报是在为个人谋取私利。最近这些年，世界越发分裂，每个人都只接受这一小部分的信息，遇到自己舒适区之外的信息，本能的反应不是接受，而是进行攻击。久而久之，偏见就在每个人的心底扎根发芽。

我们仍然想要劝说杰克关闭诊所，特别是Sturgis附近确诊的案例越来越多，一天就能确诊上百例。这回，我们采取的是用证据和数据轮番轰炸的方法。

我们整理了新冠肺炎的重病率、致死率、传染率，找到了那些只在同一个空间里呆上几分钟就被传染的案例，找到了教会活动后社区大爆发的案例，找到了专家建立的数学模型。我们写了足足有四页的笔记，拨通了杰克的电话之后，每当他搬出FOX NEWS上专家说的话，我们就把信息一股脑儿地甩在他面前。最终，自认为驳倒了杰克的每一句话。

“我说新冠肺炎很严重，对不对？”

“对。”杰克不情不愿地承认到。

“但是我已经这么活了三十多年了，你让我不去上班，我现在家里，反而不习惯。关不关诊所难道是你说了算嘛？“杰克又一次颇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杰克的弟弟打来电话给我男朋友，说他挑战了杰克的权威，让杰克觉得自己在家中没有了话语权，因此杰克非常受伤。

“他觉得你认为他老了，糊涂了，没办法自己做出决定了，”杰克的弟弟叹了口气，“你知道他年纪大了，精力身体都不如从前，所以变得很敏感。”

到3月26日，美国成了全世界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男朋友终于没忍住，又给杰克打了电话。

这一回，他并没有给杰克摆证据讲数据，而是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没有了妈妈，不能再承受失去你。“

“你是在要求我吗？”杰克沉默了很久，在电话那头小声说。男朋友电话开了免提，连我也能听出杰克嗓音里的不安和难过。

“我不是要求你不要去，我是请求你不要去。这辈子，我就只求你这一件事了，往后的那么多年，我再也不会求你什么了。”

“可是如果我关掉诊所的话，我手下的很多员工都拿不到工资。你知道，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按小时付费的临时工，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有些人家里有五个孩子，有些人全家就靠这一份工资过活。对他们来说，新冠病毒远远没有失业来得可怕。”

“那你就给他们付一点钱，实在不行，这笔钱我来出也可以。”

“可是你也没有什么积蓄啊？”

“钱我还能继续赚，但要是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我接下去的几十年要怎么过啊！”

杰克在电话那头，久久说不出话来。

“你都这么说了，我怎么好拒绝你呢？我又怎么好意思拿你的钱呢？”杰克感慨地说。当天晚上，他发来了一条写着“我爱你”的短信。

疾控中心成员：二十多人聚在家里开派对

我的闺蜜莉亚是奥斯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从三月初开始，她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已经全天候待命，奈何试剂盒的数量一直不足。

“很多人去看了四次医生，但是都因为不符合条件，而没有得到检测。”一周前，莉亚无奈地向我抱怨。她曾经接到投诉电话，打电话的人说，自己的父母刚从意大利回来，为了保险，想要检测一下，却不符合测试的标准。而因为不能接受测试，拿不到医生的假条，即使有心在家隔离也不能向老板请假。

作为疾控中心的一员，她深知美国一些繁琐的疾控监督法规拖慢了防疫的进程，也浪费了中国封城给世界争取来的宝贵时间。既然不能改变这个系统，她只能自己加倍小心。除了每天到家都会把衣服脱在门口，用消毒液消毒书包以外，她还写了好几篇科普文章发在Facebook上，提醒朋友们要戴口罩，不要去公众场合。她甚至把实验室发给自己的口罩匀给身边年纪大的高危人群。

但莉亚的男朋友，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念硕士的奥兰多却觉得莉亚小题大做了。他相信网络上风靡的一种言论：既然新冠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比季节性流感少得多，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而世卫组织在3月3日就击破了这种说法：目前全球新冠肺炎导致的病亡率约为3.4%，而季节性流感的病亡率通常远低于1%。

3月17日是圣派翠克节。莉亚在实验室里加班检测试剂盒，好不容易结束后，又开车去超市，排队排上一个多小时，还因为抢消毒纸巾被两位墨西哥主妇推搡了半天。她满头大汗地扛着大米、意大利面、鸡蛋、培根、牛肉干等，气喘吁吁地走上楼，拿钥匙开门的刹那，才发现胳膊上被抓了一下的地方，掉了一块皮，鲜血渗透了衬衫。她打开家门，希望奥兰多能安慰一下她早就紧绷的神经，却发现家里坐着站着二十几号人，有些是奥兰多的同学，有些他本人都不认识。人们喝酒、抽烟、大声放着音乐、在沙发的角落里接吻。她之前好好清洗了沙发和地毯，给桌子和椅子都喷了消毒剂，但是所有预防病毒传染的措施都没有意义了。

莉亚抓狂地大喊大叫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把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推出门外。奥兰多眼看阻止不了她，铁青着脸站在冰箱旁边。

“你怎么能这么不尊重我？”等人都走了，奥兰多压抑着全身的怒火问道。

“那你有尊重过我吗？”莉亚形容，她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生气和失望过。

“我想要一个能和我一起享受生活的女朋友，而不是一个比我妈更加神经兮兮，管头管脚的控制狂。”奥兰多绝情地说。

“我他妈绝对不会戴这些劳什子的口罩的！”奥兰多把莉亚找实验室主任辛辛苦苦要来的口罩摔在地上，还踩了一脚，“我已经快三十岁了，用不着你天天告诉我要洗手，要擦桌子。我想要继续像平时那样生活，即使得了病，我也不在乎。”

莉亚被气得连哭都哭不出来，索性收拾了行李，搬去实验室同事的家里住。

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自掏腰包帮助经济有困难的人

这几天，我常常收到之前常去的餐馆、咖啡馆的邮件，说因为疫情，他们不得不炒掉所有的员工。那些员工被炒之后，便不再拥有医疗保险，有些更是连领取失业补助金的资格都没有，店家恳请老顾客可以替这些员工捐一些钱，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杳无人迹的健身房

我常去的巴西柔术馆的主教练莱恩，一月份刚刚花了大价钱扩张了场所，又请人在墙壁上画了插画，在前台设置了更衣室，请了全美冠军来做讲座。现在看情况，可能好几个月都不能开业，房租不能不付，遣散员工要付遣散费，讲座的票也卖不出去，他申请了好几张信用卡，很快就用光了余额，却仍然答应给所有人退三月份的会员费。

柔术馆

好多老学员私下建了群，决定不但不拿退款，反而要提前交上四月份的学费。全美冠军原本已经收了开讲座的费用，也主动退了回去。

“我在这里训练了四年，生活里最亲近的朋友都是在这里认识的，如果你付不起房租，那疫情过去之后，我们这帮好朋友去哪里见面呢？”安妮代表学员们转账给莱恩的时候如此说道，让他千万收下大家的心意。

群里面的人大多生活和收入都还算稳定，从报纸上看到许多户人家因为缴不起电费水费已经被市政部门停电停水后，决定继续帮助更多的人。

刚买了新房的大卫主动把一个房间腾空出来作为客房，愿意提供给因为疫情租不起房子的无家可归的人。艾伦和他的妻子把自己为了疫情买的物资匀出一些来，做了几个“福袋”——每个袋子里都有一些面包、饼干、土豆、纸巾、毛巾等必需品。他说，有需要的，私下联系他，他不仅会送上一袋，还会替对方保密。而我也把国内朋友寄过来的口罩，分装在几个小袋子里面，送给了不得不上班的超市工作人员和物业公司管理员。

虽然日子仍然很艰难，但是一想到这些平时朝夕相处的人，竟然都有一颗善良而温柔的心，又觉得自己很幸运。

后记

如今，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美国的疫情却在大量爆发的阶段。随便点开朋友圈，就能看到因为学校封校而无处可去的留学生，因为戴着口罩所以被其他种族的人歧视、被指着鼻子骂“滚回去”的华裔，失去了工作、工作签证也到期，没有收入又思念家乡的打工仔。

一月份的时候，这些人一起忙着给武汉买口罩、捐物资，现在，大家被巨大的灾难打了个蒙棍，都不知道该怎么反映，不知道做什么才是对的。不知道疫情过去之后，那些常去的餐厅还能不能开门，那些常见的朋友是不是安然无恙。

我们就这么一头扎进可怕的未知中，别无选择。

文 / 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