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场危机发生，无论是战争还是传染病，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府也会很快意识到劳动力计划的必要性以及必要部门和非必要部门的差别。

首相鲍里斯在新闻发布会上使用了“和病毒的战争”以及“战时经济”这样的说法。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20世纪的战争曾经迫使政府为了国家目标介入并直接组织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采取的措施将竞争势力的男女劳力统统归于国家麾下。征兵以及前线的伤亡造成了巨大的劳动力短缺，政府的对策是极力动员妇女进入那些原本由男性担任的职业岗位。

确保必需品的供给既是市场的责任，也是国家的职责。正如纽拉特（Otto Neurath，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一战期间曾参与指导德国的战时经济——译者注）所说的，对于生存所必需的，不是钱，而是物质产品。这一点后来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所有非必要部门的劳动力都被撤销了。

这场流行病促成了类似的认识。在延迟一段时间后，英国政府现在被迫对主要的经济部门采取措施：酒店业、旅游业和航空运输实际上都被关闭了。这些行业被关闭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必要的，而是由于传染风险。但是在关闭学校之后，政府就不得不再往前走一步，关闭所有的行业，除了必要的部门：NHS（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运输业、食品生产和分配、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等行业。

这些没有被关闭的行业就像是战争中没有被征召的后备部队一样。

就像战时经济一样，关于预算约束的所有担忧立马烟消云散，需要多少，财长就会投入多少，同时也会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钱，而是人和资源。

大家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向NHS供给设备、楼房和人力。NHS的医疗服务所起的作用，就跟战争中的军事服务一样，所以必须给予资源分配上的绝对优先权。工业部门会被催促重组生产线，用于制造呼吸机，而不是喷火式战斗机（spitfires）。“预备役军人”——退休医务人员——会被征召，并且招收辅助人员。作为丘吉尔的传记作者（鲍里斯•约翰逊曾经写过《 丘吉尔精神：一个人如何改变历史》一书——译者注），英国首相应该很清楚这个类比。

正如詹姆斯•米德韦（James Meadway）所指出的，当前的形势和战争时期的差别在于，目前要做的不是让产量最大化，而是减少产量，仅用于生存所必须的必需品生产，同时尽可能多地对人们进行隔离。

在这场流行病的早期，除了说人员伤亡会是灾难性的之外，不可能预测事情会如何发展。英国政府跟意大利政府一样，推迟了实施中国在一月份所采取的措施。这意味着，英国会跟意大利一样，比中国有更多人死亡。而在指数增加的情况下，这个更多也是指数意义上的。不是多50%，而是幸运的话多十倍，运气不好的话甚至多一百倍。

随着这场危机的展开，国家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将会有更多的剧烈变化。强制的国有化，国家接管破产的公司，基本确定会实施某种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UBI），以及实行配给制等。

历史上，黑死病改变了农奴和农奴主的关系，削弱了农奴制，极大地提高了工资。这场瘟疫的死亡率更低，集中在非劳动年龄群体，但是瘟疫的心理创伤就跟全面战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一样，将会改变政治活动展开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场域。对人员伤亡负有责任的政府和社会阶级将会名誉扫地，而只有寄希望于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才能避免这样的信誉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