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

我個人現在反覆在講一個基本的觀點，就是近代人類歷史的表象是現代化。

人類從古代走向現代，但它實質是工業化，是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那麼西方崛起的秘密就在於他率先進入到了工業文明，從而在經濟效率、軍事效率上碾壓非西方。 但是，西方在它工業化成功以後，除了動用硬力量控制全球，建立起對西方很有利的體系，而且在軟力量方面也在做這種努力。 其

中一個很關鍵的，西方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西方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它本質上是歐洲和美國人群，歐美人他們集體行為和集體心理的總結。所以從科學角度來講，取樣是有點問題的。這是第一。

第二，其他目的性還是很強，也就是把西方近代的成功全部給它合理化。 所以這一套學說實際上它是有功利性，利益關係實際上是很清楚的，對此很多非西方精英層其實應該講理解的還不夠深刻。那麼所以他們會把西方的成功就用很多東西來包裝，又把問題搞得複雜化，實際上我覺得從工業化這個角度去看，就會把問題簡單化。更能夠抓住問題的實質。那麼我認為這個觀點應該是對解釋近代世界史都有有意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是有用的。

 然後歷史規律落到近代，就是工業能力決定國家命運。那麼工業能力的核心就是現代製造業。當然現在這個體系它得有相應的管理，相應的科學基礎、組織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很複雜，但是核心就是製造業。那麼，西方成功的關鍵是率先掌握了現代製造業，就是大機器生產，從而在經濟軍事上碾壓非西方。

日本成功的關鍵也是，那麼今天中國大陸成功的關鍵也是，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要反覆地講，因為這個是抓到問題本質了。 然後中國近代失敗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在現代化浪潮中落後，工業化的第一波沒趕上。也就跟地方拉開了差距。鴉片戰爭它的表象是英國打中國，實質就是工業文明打農業文明。日本多次侵華，還有其他列強多次侵華，它其實也是這樣，表象，具體的實質，是藉助他們的工業優勢欺負中國。 但是我一年來在多次講座當中反覆強調一個情況，就是當今世界最重要最偉大的事是中國也工業化了，中國也掌握了完整的現代製造業知識了。這裡面包括技術，包括其中的管理，包括相應的渠道，市場渠道。這是新中國70年最偉大的成就，就是我們掌握了工業化。一個基本的知識，然後當今世界最偉大的事實，中國工業化，14億人工業化。那麼工業化從力量上講，可以說根本顛覆了近代500年的格局。

這個話說練得早，可以說對於500年來西方主導的現代體系形成了根本的衝擊。 當然這個衝擊現在是在進行時，不是完成時，因為中國工業化現在量很大，但是裡面質量還有問題，結構還有問題。但是假以時日再給我們一點時間，中國工業化最後不僅量會超過整個西方，而且質也會不錯。那麼在大判斷基礎之上就有一個結果。

到了今天這個時間段，經過基於中國工業化的成果，現在中國大陸的軍事現代化是比較成功的。那麼跟台海聯繫起來就是這麼一個結論，就是說今天的中國大陸具備了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物理結構和物理能力，這是很長時間都沒有的。 台灣問題能夠出現，首先是國共兩黨的內戰還沒有完全結束，還因為冷戰的原因，美國介入了，美國一介入就使得兩岸的軍力平衡對大陸都不利。但是，隨着大陸的工業化、軍事現代化，現在已經到達一個臨界點，我們至少在台海地區擁有相對於美國的軍事優勢了。這就是兩國三方遊戲出現以來一個最大的變化。那麼對這個變化我覺得可能我們大陸一部分人也不太清楚，美國的精英層和台灣精英層更不清楚，所以導致他們衝撞大陸底線就肆無忌憚。 那麼現在到了要把這個信號發出去的時候，力量結構已經變了，然後用結構變化遏制他們政策冒險。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結構日趨對大陸有利，然後結果對大陸有利，但是政策變化對大陸是非常不利的。

大陸的政策還是求穩的。

我剛才講了大陸現在的主流政策還是希望用一國兩制的方法來追求和平統一，大陸沒有變，但是那兩方的政策老在變，而且是往危險的方向，這個非常不好了。

 那麼所以現在必須用各種手段，向美國戰略界和台灣政治精英層發出訊號，結構已經變了，你的政策就得小心。還有一點要講，大陸改革開放40年也引發了結構變化，就是大陸社會相當多元化了，民意在大陸的政策制定過程當中作用越來越大，這是必須認識的事實。所以我個人認為現在在台灣問題上，我們的政策思路應該就是這樣。 第一個要用各種訊號，不斷地告誡遊戲的另外兩方，台灣的台獨分子和美國的戰略精英層不要冒險。這裡面信號兩個重點，一個就是大陸的工業化，成果開始在各方面展現出來了，尤其是軍事上。 還有一個就是大陸的社會結構變化，他們也要重視，大陸真的是有獨立的民意了，有些民意是很親西方的，但是我想更多的民意是非常維護中國立場的。

大陸的民意輿論場非常複雜，從這一次疫情前後可以看得出來，但是，我覺得要講比例可能還是堅持國家立場的人多，小資情調的我認為還是邊緣化，而且會越來越邊緣化。 總之這兩個信息特別重要，一個是大陸的力量，就是大陸的民意，這樣的話要更好更清晰地傳遞給那兩方。這樣減少他們冒險的可能性，當然是這樣的，由於美國戰略界也對中國的敵意非常重，然後台灣方面又高度意識形態化。那麼就是我們這邊這兩個信號發得很好，他們能不能夠聽進去現在也不太好說。所以這裡面還存在着很大的變量、問題。 因此我們這邊的政策制定者就必須做好應對最壞事態的準備，我們的基本政策不用變，現在還是用一國兩制來追求和平統一。但是因為有些事態的發展不是大陸政府能夠掌控的。所以必須有這種應對的最惡劣事態的這種準備，而且應該是全方位準備，軍事只是一塊，其他還有很多方面，要做好準備。大概目前只能說到這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