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于１９５３年，文革爆发时仅上八一学校初一（有初一班主任回忆文章）。因为年齿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惨烈政治运动他基本不会有印象。与之同龄的青少年一般应有一点三年特大饥荒的饥饿难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因为当时北京和各省市高干家庭都有相应的营养特供。习近平当时刚上小学，印象也不会太深。在习近平识字能看一点小人书的时候（四年级１９６３、６４年），已经是全国人民学雷锋的时代。他说他读过一点关于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那已经是属于幸运的了。那时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都已经停止出版。１９６５年秋，他读了一年初中。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从此不再上课，后来说是“复课闹革命”，实际也没有像样的教材。

　　扫四旧并没有冲击到习的家庭。但是反党集团首犯的恶名已经缓缓袭来。习仲勋在１９６２年离开副总理职位，内部处分，仍保留公职，没有被逮捕关押，而且被周恩来一再叮嘱“不要想不开（自杀）”。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西宫所“学习”（接受审查）。习近平母亲齐心本来就在党校工作，实际上夫妇同在党校。到文革前夕的１９６５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出任副厂长。这家工厂不是一般的地方单位，而是河南省重要的国营大厂。习仲勋当然不太会干预具体事务，不过是降级挂职，反省审查，拿一份干薪而已。但是名义上仍然是高干（十三级，刚够高干最低一级），他的子女依然属于高干子女。

　　文革从横扫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转入打击走资派的时候，习家才遭受冲击，抄家并扫地出门，迁出东城区交道口的四合院。这是给习近平少年时代留下印象的首次冲击。但是这次冲击并不严重，因为时间已晚于扫四旧的疯狂高潮，高潮中约有十万家庭被阖家赶出街巷，押解农村落户。而习近平一家远非如此凄惨；他们被安排搬入了中央党校，到习近平母亲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党校里面当然已经没有高干宿舍的电话和秘书、警卫员，但是衣食住行还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陈梦家等名人、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家庭，尚属幸运。此时北京的高校也出现了高干子女组成保守派红卫兵，打击领导干部、迫害教授和其他员工。毛泽东把矛头对准“党内高层走资派”之后，这一群所谓老红卫兵，几乎全部都是高干子女，逐渐感到压力，发现如果父母倒台，自己将失去一切特权和地位，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并开始发出对抗言论，乃至跟造反派红卫兵（多半是平民子女）发生肢体冲突，甚至冲击公安部等国家机关。

　　习近平的父亲也是从副国级高官跌落下来的副厂长级干部。在遭受抄家冲击之后，他的想法与联动思想一拍即合。于是跟着联动的一伙人起哄。因为联动的言论涉及鄙夷江青和中央文革，甚至涉及反对毛思想（所谓反对毛１９６０后的思想），而且联动的主要班底西城纠察队等组织私设公堂打人杀人非法关押严刑拷打，民愤极大，公安部门不得不搜捕拘押这一伙。这批人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又被释放了。

　　根据习近平传记的介绍，习近平曾经受过文革打击，例如曾经被关押，出逃以后，母亲齐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动将他送返关押地点，在批斗大会上受到挂牌批斗，甚至有枪毙一百次都够格的说法（估计是因为骂毛）。根据文革时期的生活经验（文革时代的大中学生今仍健在），仅仅因父亲有反党问题而批斗其年仅十四岁的男孩，是不可能的。现实的只可能是，习近平本人也有参与联动的过激行动，高呼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号，坚持血统论的某些言论，高干子弟要掌权，红色恐怖万岁，乃至跟造反派学生发生肢体冲突……。他作为当时参与活动的初中生，常用汉字还认不太全，不大可能会有思想很成熟的举动，过激言行是可以想见的。毕竟抓捕联动的对象全部是高干家庭的子弟，毫无劣迹的人，而且看上去就是未成年人，一般是不会抓捕的。抓捕是在江青、周恩来、陈伯达商议之后，甚至是毛本人首肯之后执行的。而且执行的不是地方上的公安局，而是国务院公安部出动的干警队伍。被捕关押之后，再查出原来是文革前已经揪出的反党集团人物（黑帮）习仲勋的孩子，倒是会作为典型被列举上报，虽然尚未成年，也会挑出来搞一回批斗。习近平的过激言行，他的母亲齐心应该是知晓的，所以他逃回家里，母亲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关押地点。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回忆说，人家离京下乡都哭哭啼啼，而他下乡反而觉得感到“解脱”。为什么是解脱？当他下乡插队数月之后，再回北京，又一次被扣留，送进少年犯教养所参加学习班。为什么？说明其问题绝不太轻。

　　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习仲勋习近平一家经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压抑。但是从整个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比较，尤其是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跟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案比较，习仲勋案的处置又相对温和。习仲勋没有判刑入狱，保留了高干身份，游街、批斗、仅仅聋了一只耳朵，相比之下，尚属幸运。习仲勋在批斗高潮过后，押送卫戍区的“监护”，实际上是一种保护。

　　习近平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例如体育老师嘲笑他是黑帮的儿子，他因联动言行被批斗，甚至被关押在北京少年犯管教所，强制劳动，敷设下水管道。一度思想相当苦闷。所以他离京下乡的时候不但不哭，反而觉得解脱。他下乡的初期表现也不好，甚至传出他用面包喂狗的说法，反映他在农民和干部中印象不佳。他像多数知青一样，抽上了香烟。１９６９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习近平仔细聆听广播，没有父亲重入中央的消息。无比的失落使他苦闷徘徊，决定偷逃回京。可是立刻又被关押，释放后听从姨父和姨母的劝慰，才决定重回延安。少管所的牢饭肯定难吃，还不管饱。所以出狱之后，他前往陕西富平的姑母（习仲勋之妹）家里，姑母一天一碗羊奶调养多日，他才恢复元气。

　　此时此刻，姨父魏震五夫妇的劝说习近平。姨父姨母也是学生青年出身，到延安下农村成为干部。他俩督促习近平要接近农民，告诉他，“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到农民那里去”……习近平从小只听到过父亲的一些正面训诲，要革命，要团结，并没有任何体验。父亲离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面承庭训。此时姨父姨母的话虽然并没有直接挑明什么秘诀，听起来却也如雷贯耳：历史上党的干部就是这样先下后上的，先在农民中一起吃苦，然后才会当上干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回到生产队，习近平从苦闷中回过神来。这时已是１９７０年，习近平收到母亲的来信，鼓励他努力争取上大学。上大学？母亲齐心毕竟仍是国家干部之身，她应当有机会看到了１９７０年六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北大清华关于招生问题的报告》。文件提出了从农村（非经考试）推荐青年上大学的方式。她同时也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这一封“妈妈来信”大有意趣存焉。它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生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干部们，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也成了习近平的重要动力。

　　这时开始，习近平连续递交了多次入团（八次）入党（两次）申请书。多次都没有批准。肯定是不会批准的。如果是敌我矛盾家庭的子女，一律不准入党。到底习仲勋属于什么性质，不要说基层党支部搞不清楚，报到县委、省委也没有人敢下断语。每一次递交申请书，都是一次对父亲问题性质的风向探测。一转眼，习近平逐渐跨过了生活关、劳动关。毕竟家里有一定的资金接济（他甚至自费去四川考察沼气，说明他比当地农民的经济情况远为宽裕），能吃饱肚子，再下力气干活，年轻小伙子是扛得住摔打锤炼的。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发生林彪事件，引发党内重大变故，更给受审查的人们增添了希望。比如林彪夫妇坚决打击的罗瑞卿，其子女就有了会见父亲的机会。习家子女也写信给周恩来，于是也有了１９７２年会见父亲的机会。会见就是一个信号。既然高干待遇没变，现在又在北京跟家属子女会见，说明是内部矛盾无疑。一切都开始松动了。仅仅过了一年多，１９７４年一月，上级回覆的精神说，“父亲的问题不影响子女”，那么就批准入党。以后习近平的仕途就顺风顺水了。入党当月就担任党支部书记。然后开发沼气，然后就被推荐上大学。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五名干部还热心地为习近平出具了一张土证明，说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更有甚者，多年以后，清华当时的领导干部刘冰回忆历史情景说，即使没有土证明，也会录取习近平。清华的工农兵学历到底给了习近平多少“化工有机合成专业”知识其实无关宏旨，他借此踏上了中国党政官场的阶梯。实际上习仲勋的命运多舛，还没有跌入最深的低谷，没进监狱，没有完全毁损健康，反而大难不死，重返仕途。习近平的成长经历恰恰被这一段蜿蜒曲折完成了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