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再出发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习惯于把美国或西方的现行制度当作“理想模式”，以此衡量中国各方面体制的不足，甚至把“全盘西化”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需要检讨的。

首先，美国和西方，它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现实是否与它们所宣传的这套制度相一致？它们做的和说的是否一致？如果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以西方所宣扬的这套理论为模本的全盘西化就成为一个伪命题。

其次，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是怎样产生的？工业化作为人类历史上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到底与西方所宣传的这套制度是什么关系？如果西方现存制度和工业化之间并没有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因果关系，那么西方这套理论从根子上就是一个伪命题。

第三，基于对前两个问题的深刻审视，考察人类历史的趋势，人类的未来之路到底在哪里？西方所宣传的这套制度能够终结人类历史吗？如果不是，那么全盘西化就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认识，它更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错误指引，甚至可能把人类引向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这不是危言耸听，西方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500年来，西方在传播文明的光环下对人类的大规模屠杀史不是可以轻易抹掉的。

第一个问题是现实之问；第二个问题是历史之问；第三个问题是未来之问。本文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讨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新现实：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对西方理论提出的质疑

中国的主流学者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现象。但是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西方人一度宣称中国的制度是“落后”的，认为这是生产力不发达和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参考了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部分，但并没有全盘照搬，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生产力以前无古人的速度迅速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于世界前沿，追赶的步伐日益加快。以中国巨大的消费和生产能力来看，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有全面竞争优势的国家。

同时要看到，中国学界受自由派学者的误导，严重歪曲了向西方学习的内涵。他们不研究西方经济体系的实质，不研究那些形成西方经济结构的基本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也不研究西方经济的现实运行及其发展轨迹，仅凭他们在西方学到的一点经院派理论，就在一些领域力推连西方都没有实行的自由经济政策，这给中国经济一些领域的改革进行误导，产生了很大麻烦。例如在房地产、医疗、教育以及环境、资源、食品等为人民提供基本服务或基本生活条件的领域，由于向“完全”市场化转型，致使全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

中国发展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经验颠覆、或至少质疑了西方从政治学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引导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仍然被国内外很多学者看不顺眼。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主流学者的教条认知之间，产生了巨大落差。

这一现状反映出国内思想界长期的混乱。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及其突出表现，也使西方学者一时无所适从。

弗里德曼等主流经济学家是怎样认识美国经济的

美国的经济现实，和美国的媒体所宣传、并被中国某些学者奉为圭皋的制度特征，两者一致吗？美国人做的和说的相一致吗？

1980年，弗里德曼在他的堪称自由资本主义纲领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实际上，关于美国经济的性质，美国很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有共识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汉森、加尔布雷斯和萨缪尔森就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现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没有一个是其中的一种纯粹形式。相反，社会是带有市场、指令和传统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种100%的市场经济。”

所谓混合经济就是社会资本主义。美国经济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及经济运行的特征都表明，美国经济的实质是社会资本主义，虽然美国所有学者都不愿意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用“现代资本主义”来定义。

2019年去世的安德鲁·马歇尔曾担任六任美国总统的高参。他在2018年6月发表的《以苏联为例：评估计划经济与集权政体的可持续力》一文中指出：“总体来说，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苏联经济制度至少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认识，并不像此后那样坚定。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上世纪30年代的记忆尤为深刻，特别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普遍流传一个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过去创造的一个时代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经济制度，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

美国人一边在做着社会主义的事，一边又极其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彻底污名化，声称自己的经济制度是绝对自由主义的。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文化的强烈的双重性、虚伪性。这种双重性源于其深刻的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的根源。

社会主义在欧洲是名正言顺的主流价值观

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在《论不平等》一书中抨击了私有财产权。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指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契约论是一种“自然权利”的假设是荒谬的。他说：“法律总是于有产者有用，于无产者有害，由此，只有人人都有而谁也不多有时，社会状态于人类才是有利的。”他指出“社会秩序乃是构成所有其他权利之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为了实现一个良序社会，必须使“正义取代本能，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与此前所没有的道德含义。”也就是说，是良序社会的要求而非个人的欲求，才是各种经济政治权力的基础。卢梭就此建立了集体主义或称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可以说，以卢梭为代表，18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产生了一种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只有在财产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自由民主等价值。因此，卢梭被称为“法国大革命之父”。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的传播与合法化。

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它以赤裸裸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丛林主义而著名。自由主义的这种二元性，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左右摇摆的基本来源。当自由主义向左摆时，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就占上风，由此推动了持续近百年的进步主义和新政；当自由主义向右摆时，强盗资本主义就会复苏，西方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延续至今。而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存在有相当显著的美国特色，它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五次大革命中，只有美国革命是纯粹自由主义的，它根本就不是社会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掺杂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成分，下层民众被资产阶级动员参与革命，但最终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则是社会主义的。

20世纪初，资本主义体系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俄国革命则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作为新中产阶级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大量转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欧洲已深深扎下了根，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的主流思想。

社会主义在美国被污名化

极端利己主义偏见、种族偏见、新教偏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国家主义偏见，这些偏见是美国社会的本源性问题，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强烈敌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1980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分水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的里根总统尽管其新自由主义调门很高，但只是进行了一些小改小革，主要是减税政策；在金融监管方面主要是放开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小布什总统则在里根的基础上进一步减税，这就大大增加了贫富差距。

从1978年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到2018年的40年中，美国的GDP增长不到两倍，标准普尔指数增长不到6倍，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却增长了10倍多，而工人的收入只增长了12%。大公司的成长远高于整体经济成长，大公司的投资者获利将近6倍。这清楚地说明，美国经济已被泡沫化、空心化；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他们的职工。这同时也说明，美国的CEO们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导下，美国产生了两类影响深远的贫富分化：一是大资本集团和中小企业的分化；二是经济掌权者和经济无权者的分化，经济权力更为集中化。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基金的数据，美国CEO与工人的收入比值，1956年约20倍，1978年上升到约30倍，而从1978-2000年的22年间，比值上升到368倍。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比值有所下降，现在仍达到278倍。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说，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挽救经济危机，实际上挽救的是富人，而穷人什么也没得到。

                表1： 美国历史不同阶段GDP增长率

          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统计局数据分析

表1是对美国不同历史阶段GDP年复合增长率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到，1934-1941年罗斯福新政时期和二战时期是美国历史上GDP 增长的最快时期。

1948-1980年为新政延续时期，年复合增长率为3.7%。1980-2018年是新自由主义统治时期，总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7%，比新政延续期低1个百分点。其间民主党的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成绩，而共和党总统在位时则要差的多。

表1表明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经济成长率负相关。新政时期贫富差距低而成长率高，新自由主义时期则正好相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比较，优劣立见。第二，站在富人资本家一边的共和党不是经济能手，相反倾向于大政府、严监管、高补贴、高税收的民主党才是真正的经济能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不断提出这样的结论，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也不断指出这样的事实。但在美国，上层精英们对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

伯尼·桑德斯在其所著《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一书中指出：“如今，大多数媒体为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有，控制着美国人民的所见所闻……利用媒体的覆盖面和宣传数量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媒体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意识，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实的’范围，什么是‘可能的’范围。”

这真是一针见血。桑德斯告诉我们，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不过是统治意识形态的遮羞布而已。美国内部也对所谓西方制度到底应该走哪条路争论不休，共和党主张弱肉强食的富人自由主义，民主党则主张政府对经济强干预和高税收的穷人自由主义，两派已经势不两立。

永远不要忘掉这句话：学术的背后是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美国政府的各种经济监管机构中所雇用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凯恩斯学派的；而大公司雇用或赞助的经济学家主要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

公平发展：社会主义新解

什么是社会主义？美国到底有没有社会主义？各国学术界为此讨论了100多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诉求，只要满足这些诉求，社会主义就是存在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中系统地列出了社会主义诉求和自由资本主义诉求的分界线。而美国政治学主流意见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诉求，其标志是群众运动、夺取政权、剥夺私产、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特别是后冷战时期，政治学界的这种认识成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主要表述，并在媒体和民众中固型化。

社会主义思想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的诉求。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要求是有安全而稳定的环境，能够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能够有尊严地生活。一个政体如果能够让绝大多数人得到这些要求，这种政治就是良政。政治的根本问题是能不能实现这种良政，或有没有实现这种良政的趋势和前景。

有一派意见认为，人应该遵从物竞天择的规律，“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意味着生存竞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努力程度，失败者只能说明自身的低劣、理应被淘汰。这种意识形态的总标签就是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主义、部族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就是建基在这样的主张之上的。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人皆有同情心、有正义感，人和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与合作。不同的人，其财富、知识和能力是有差别的，人们应该致力于消弭部分差别，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人的待遇；不同的人种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相互间应该平等，不应该自相残杀。这种意识形态的总标签就是社会主义。

应该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来源于人性本体，前者来源于人性中的自我约束部分，后者则来源于人性中的自我放纵部分。而民族主义正如汤因比所说，来源于原始时代人的生活实践，在内部有所约束，在外部扩张放纵。在现代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崇尚某种单一价值观的。关键是有没有绝对化？有没有虚伪成分？人类的未来更依赖于哪种倾向？

一个公平的经济获得和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是所有人得以生存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些需求就是所谓“人道”、“人性”、“人本”的基本内容。在人类文明史上，这类诉求的明确提出至少有2000年了——孔子孟子的主张，世界三大宗教的主张，本质上都属于这一类社会诉求。在人类历史上这些诉求却始终难以达到，相反，工业革命使更多的人陷入了贫困。

20世纪迄今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形成了三类模式：一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前苏联模式；二是欧洲模式；三是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模式。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已被证明不成功，而欧美模式可以概括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即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同时也引入了社会主义的一些要素，并形成了法律制度框架对资本主义进行约束。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引入部分资本主义因素，包括私有产权要素。之所以引入了部分资本主义因素，首先来自中国的实践经验。

         表2：中国不同阶段GDP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整理

表2是新中国70年四个发展阶段的GDP复合增长率。其中前9年的增长率特别抢眼，内含倾全国之力打了一场为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阶段的发展速度显著高于美国的新政时期和二战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在一个弱小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底盘上，加入了社会主义因素。

第二个时期是大跃进、三年困难及调整恢复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中既有对经济造成破坏，也有经济恢复增长时期。第四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至今，其基本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的底盘上引入部分资本主义因素。

第一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的高速增长，显然可以将其归因于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经济造成破坏的因素，是极端片面的教条盛行，但是它给改革开放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它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如果认为改革开放只是由于西方经营和理论的引入，那是对中国领导人智力的侮辱，是对他们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侮辱，是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无知。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述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

在这个论述中，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个程序正义。所有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法律、政策、制度，都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因素。官方的表述是，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它区别于传统的、教条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程序正义即“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这是对第一个程序正义的一个限定。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剥削”，如何定义“两极分化”。

“剥削”是个古老的概念，马克思第一次将剥削与剩余价值挂起钩来，赋予了“剥削”以科学的含义。但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都是小企业，所雇佣的工人基本是从事重复性劳动。那时还没有“创新型企业”、“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概念，在计算劳动的回报之后，剩下的也只是资本的回报，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实在而明显的。但在当今时代，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回报，创新型企业家的回报，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劳动和资本的概念去规范。

合理的贫富差距而不是两极分化的贫富差距，其合理性在于人的体力和智力是有差别的。不问贡献、一味要求拉平收入是不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里的“劳”不仅指体力劳动，也应该体现智力劳动、特别是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所以在给定条件下，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

什么是两极分化？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强盗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两极分化。中国在目前阶段由于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因素，也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毋庸讳言的。中国两极分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商勾结的腐败，以及偷税漏税等。中国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矿业是两极分化的主要领域，其中也包括演艺界。所以中国的两极分化有制度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因素。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结果正义。我们可以把“共同富裕”理解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公平与平等、平均是不同的概念。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核心价值观，但这个概念的涵义容易模糊，许多人用“平均”来定义“平等”。公平则是指公正的平等，即承认能力差别带来结果差别的合理的平等，这更适合社会主义的定义。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可以理解为用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思路去发展生产力，同时用政策、法律、制度来匡正这种发展，使发展符合公正原则，最终实现公平的发展。这是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横行了40年，美国中下阶层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美国的公共产品提供也几乎没有增长。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文化矛盾很难解决。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给中下阶层带来沉重打击，他们在选举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选择了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告诉他们，他们的苦难并不是资本家和华尔街的错，而是因为中国和移民的低工资竞争抢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收入长期得不到改善。特朗普把国内中下阶层的愤怒引向国外，在美国政客看来，这是调和美国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而一旦对外霸凌政策失败，国内必然陷入混乱。

截止2019年2月底，在六名宣布参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中，有五位有社会主义倾向。他们的竞选主张主要是实行全民医保、免除大学学费和向富人征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伯尼·桑德斯。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选举提名战中败给了希拉里，评论认为，如果不是民主党上层动用党的工具进行干预，桑德斯将获得民主党提名，并可能在与特朗普的对决中胜出而成为美国总统。

根据美国最近的民调，社会主义观念受到更多人欢迎。 连美国之音和福克斯这样的极右媒体都在公开谈论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说明整个社会都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说明美国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斯蒂格利茨在题为《新自由主义可宣判死刑 之后的路该怎么走？》一文中指出：“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有利于人类福祉？这个问题定义了当前的时代，因为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历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行不通的。降低富人的税收、放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实验被证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在几十年的停滞甚至收入下降之后，新自由主义必须被宣判死刑。”他将未来的方向称为“进步资本主义”。他主张：

第一，重建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政府有责任通过环境、卫生、职业安全和其他类型的监管来限制和塑造市场，有责任积极投资于基础研究、技术、教育和卫生等市场不会做的事情。第二，承认“国家财富”来自科学探索，市场在促进社会合作方面仍起关键作用，但只有在依法治国并受到民主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服务于这一目标。第三，解决日益增长的市场集中力问题。政府要发挥比新自由主义更积极的作用，否则由于信息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不平等问题会变得更糟。第四，断绝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之间的联系，对资本主义的制约必须从减少货币对政治的影响和减少财富不平等开始。

概括起来说，斯蒂格里茨的主张就是通过市场来发展生产力，通过政府来消灭两极分化，通过完善法律来消除权贵勾结。

美国主要企业的经营者团体——商业圆桌会议8月19日发表标题为“为所有美国人服务的经济”的声明，改变了此前认为最重视股东利益将拉动经济整体这一美国式经营理念，认为广泛顾及客户、员工、合作伙伴和地区社会等利害相关方，才能长期地提升企业价值。摩根大通、亚马逊和通用汽车等有代表性的美国企业的181名经营领头人签署了声明。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这本书采集了重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上百年的数据，证明在不加干预（即自由经济）的情况下，资本的膨胀将会加速进行，而在经济增长中绝大部分人的经济状况，与极少数拥有资本的人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分化。解决之道就是要用累进的办法，对收入、遗产和资本利得等收税，也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对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调整。皮凯蒂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指出：“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

 当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至少要包括对市场行为严格的前端监管，以避免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食品有毒、药品缺陷、职场危险、过劳致死等等危害。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经济制度，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实行或曾经实行。它只是美国经济学某一学派的构想，而且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践检验，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已被实践检验的理论，其原因就是由于它的反人道性质。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警告的：任何持有这种观点的政党，将在西方的政治版图上永远消失。

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西方做的”，而只是“西方说的”，用“西方说的”替代“西方做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扭曲。更何况，“西方说的”并不只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种思路。用新自由主义取代“西方说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扭曲。然而最严重的扭曲在于，在将新自由主义引入中国，致使中国改革在一些重要方面失败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居然进一步将这种原因归结为“没有全盘西化”，这就不仅仅是学术认识问题，而是学术道德问题了。

这些经济学家缺乏用事实和勇气来检验他们大半生都陷入其中的理论的谬误，相反却更积极地用他们扭曲的理论去扭曲现实，并且用他们扭曲的理论去教导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或将会掌握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权力，他们所形成的精英认知基础，正在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困惑，即精英的理论和广大群众所感知的理论实际严重脱节。

自由资本主义被中国主流学者搬到中国，不但致使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所谓改革遭到失败，而且给中国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它给极端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和无政府主义披上了合法外衣，加剧了社会的道德沦丧。这导致中国社会曾面临长时间的思想混乱局面；目前中国面临艰巨的道德重建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持有和鼓吹的那些理论，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其中某些人在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中，无耻地恐吓中国人民，主张向美国投降，向美国投递投名状，实际上成为美国谋利益的工具。

一个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意、有异见，这本属正常，理应得到社会的宽容。但是如果他公然站在外国的立场、敌视自己的国家，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甚至主张分裂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敌人来教导年轻一代。最近香港暴乱，已经充分展示了某些以教师、经济学家和其他什么学者名义出现的思想敌人的危险性。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继续开放，继续向西方学习，但是这种开放式的学习必须建立在对西方深刻的分析和认识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搬用西方教条。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再一次竖起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深刻总结4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分析和认识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从思想方法的角度客观认识，西方今天的发展历程也有其成功和失败的方面，只有经过一个去糟粕取精华的过程，才能提炼出对我们真正有用的“营养”。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在总结了欧洲式社会主义和中国7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高度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显然社会主义在发展道路上，通过不断进行修正和调整，正在重新出发。

* 于中宁，国家一级导演，国家有特殊贡献专家；赵瑜，中信里昂证券董事长特别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