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献忠，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他自己解释：名字是我爷爷起的，爷爷喜欢看历史演义书。图源/成都晚报
由于常年的战乱，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万历六年，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至清康熙二十四年陡降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七）。这里丁数系承担赋役的成年男性人数，如果按五口人中有一个成年男丁推算的话，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数约为九万多。百余年间，人口竟减少了30多倍！
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无论是清朝官修的《明史》还是私家野史，无不归咎于“张献忠屠蜀”。如《明史》说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史》卷三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7976页）。明末清初的冯苏、彭遵泗更是直言张献忠。了四川人：
【“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彭遵泗《蜀碧》卷三、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引冯苏《见闻随笔》）】
对于“张献忠屠蜀”，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民国时期，大部分史家都认同清初史籍所载“张献忠屠蜀”之说，但也有史家并不完全赞同，如萧一山评论说：
【“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处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遗矣。清人纪载胥以此归之献忠，殆成王败寇之公例，其实未必然耳。”（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建国后至1980年代前，学界的主流基本上都倾向于重塑张献忠“农民起义英雄”形象，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张献忠残暴的一面，如谢国桢认为张献忠“并没有杀多少人，所杀的不过是地主阶级而已”（谢国桢《农民起义与张献忠》，《历史教学》1952年第2期）。再如孙次舟认为“记载张献忠在蜀事迹比较可靠的，是查继佐《罪惟录》的《张献忠传》。这还是保存了三百年的清初原稿，未经后人改窜过”（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作者进而根据《罪惟录》认为张献忠入蜀后有三次杀人较多，所杀主要是藩王、地主官绅和与清军有往来的士子。应当说这一阶段的主流观点大都对张献忠残暴的一面有所避讳。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农民起义不再一味颂扬，而是多了一些理性和反思。在这种情况下，对张献忠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对其评价也更趋于客观。但在“张献忠屠蜀”问题上分歧依然较大，将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责任归罪于张献忠，甚至张献忠。四川人的说法依然流行，如郑光路《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前言”认为，张献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在巴蜀大地‘杀鸡取卵’一样地抢掠、剿杀，造成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四川重要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尤其是在大西国的中后期。他的疯狂剿杀让四川损失了近200万人口”（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目前，与张献忠有关的基本史料比较集中，而且比较容易看到。
那么为什么分歧还依然比较大呢？下面笔者从两个方面简要谈谈对“张献忠屠蜀”问题的认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史料，目前除了正史《明史·张献忠传》，还有数部私修史书和野史笔记。主要有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吴伟业《绥寇纪略》，毛奇龄《后鉴录》，李馥荣《滟滪囊》，刘景伯《蜀龟鉴》，冯苏《见闻随笔》，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欧阳直《蜀警录》，沈荀蔚《蜀难叙略》，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以及〔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综合分析上述史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两点：
第一，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甚至将明、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人民的屠杀也嫁祸于张献忠，这一点后文还将进一步阐释；
第二，张献忠的“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
在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前，主要是流动作战，其间曾两次大规模入川，一次是崇祯七年二月，张献忠由河南攻入陕西，在遭洪承畴阻击后又攻入川东、川北部分地区，两月后返回陕南；一次是崇祯十三年四月，张献忠突破左良玉的防线，纵横整个四川近半年，“倏东倏西，暮南晨北”（无名氏《纪事略》，《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第36页），使明军疲于奔命。这两次入川，张献忠不仅没有滥杀，还赢得了四川百姓的支持和响应。
张献忠第三次入川到大西政权建立前，虽然在攻城略地中不乏因报复负隅顽抗的守城者而进行屠杀之行为，但总体上来说还比较理性，而且能将顽抗者和归降者区别对待。在进据四川的过程中，为争取百姓的支持，分化瓦解敌人，他一方面打着“澄清川狱”的旗帜，一方面明确提出，“归诚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李馥荣《滟滪囊》卷二），并通告各州县，“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张献忠的这一政策确实也收到了成效，有些州县百姓起而相应，甚至出现了“百姓开门迎贼”（光绪《射洪县志》卷七《外纪》）的局面。
大西政权建立之初，亦未曾有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民心和恢复政治、经济秩序的措施。（参见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0—100页）在张献忠身边的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页）的记述也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四川各地的明军残余势力展开了对大西政权的反攻，清军也开始向四川进逼，与此同时，大西政权内部叛乱不断，一些归顺大西政权的士绅也与南明军相勾结，张献忠面临着空前的内外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产生了“弃蜀出秦”的想法，时为顺治三年七月。张献忠本欲用金钱“以赏川民……仍旧张官置吏以守此土”，并留一将领在此镇守，但大西政权的丞相王兆龄上奏说：“而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主张“将在城人民，尽行屠戮”，“使后有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前揭无名氏《纪事略》第49—50页）
张献忠本来就有极强的报复心理，加之王兆龄的蛊惑，遂展开了对四川的残酷杀戮。由此可见，各种史料所记载的“张献忠屠蜀”并非空穴来风。但是，不对史料进行深入辨析，将四川人口剧减归罪于“张献忠屠蜀”，这种简单化的因果推论往往遮蔽了问题的实质。
仅仅因“张献忠屠蜀”，不可能造成四川人口几十倍地锐减。从时间上看，自张献忠施行屠蜀政策到其被杀，仅半年多时间。这半年多时间里，即使张献忠真的完全丧失了理性，也不可能屠尽川民，因为他必须将主要精力放在应付南明军以及地方武装的进攻上。从空间上看，在大部分时间内尤其是后期，张献忠并没有控制整个四川地区，其主要活动范围是川西和川北一带，川南、川东主要为南明军队和摇黄土军盘踞。张献忠对川民的屠杀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
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的原因主要是战乱和灾荒。在大动荡的时代，明（包括南明）军、清军、地方武装、农民军以及降清后复叛的吴三桂，这些势力在川蜀大地互相角逐，对百姓也是烧杀抢掠。明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文秉《烈皇小识》卷四）。摇黄土兵也是“城野俱焚掠”。清军更是以野蛮屠城而著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是尽人皆知。但绝大部分人甚至学者对清朝在四川的屠杀知之甚少，这主要是因为清朝找到了张献忠这样一个难得的“替罪羊”。
虽然由于清朝极端的文化高压政策，我们已不可能窥见清军对四川屠杀之详情，但从诸多史籍的一鳞半爪中，依然可以发现清军屠蜀之大概。
在清军对关内的征服过程中，常常以“民贼相混，玉石难分”为由，“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在《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12本，1947年）一文中，李光涛更指出：
【“即如四川之祸，张献忠据此前后不过四年，清人与残明角逐于此者十余年，加以吴藩之乱，后先相映盖数十年，凡不从者，凡不剃发者，凡遁山谷不为编户之民者，彼皆杀之，然后赤地数千里，此又浮于张献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
萧一山也持相近的观点，“川北之平定，在献忠死后二年，而川东则十余年矣。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清代通史》第一册，第245页）。李、萧二氏之论，颇有见地，也印证了笔者的判断：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系其死后半年多时间，而且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而清军对四川的征服则长达十余年，所屠之地也较之张献忠更为广泛，加之当时清军是各种力量中最强势的一方，其对四川屠戮之惨重远甚于其他各种势力。
实际上，清军的屠杀绝非仅限于在四川，人口的剧减也非仅有四川一省。清军所到之处，都是烧杀抢掠。崇祯十六年直隶巡抚徐标就曾目睹过从江淮到京城沿途数千里的惨状，他对崇祯帝说：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蓬蒿满路，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一）】
户部员外郎王弘、山东巡抚王永吉也都在奏疏中提到了清军对中原的屠戮，王弘指出：
【“盖东土自戊寅兵燹蹂躏之后，频罹灾祲。百姓死于虏、死于荒十之七八矣。”（《明清史料》辛编第10本，“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969页）】
王永吉也指出：
【“盖虏寇、灾荒叠出之后，户口凋残十之六七。村墟寥落，生聚为难。”（《明清史料》乙编第6本，“中研院”史语所，1936年，第599页）】
正是因为“张献忠屠蜀”问题确实存在，清朝初步统一全国后，以极端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为护航，不仅轻而易举地将清军对四川的屠杀嫁祸于张献忠，而且从中还找到了建构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这也是清朝没有嫁祸于明军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朝之建立，当从努尔哈赤说起，努尔哈赤虽为女真族，但曾任明朝建州卫都指挥、都督佥事等职。以封建之伦理纲常视之，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显然系乱臣贼子之行为。诚如李光涛在《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中所言，建州之倡乱，“虽曰明朝之外患，其实建州之渊源，等于内地之流贼，等于中原之叛徒”。在这种情况下，清朝虽然以民族屠杀的方式征服了中原，统一了全国，但很难获得汉族的认同，其政治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系指政权基于被民众认可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共舆论承认的即为合法”（法国学者雷蒙·博兰语，转引自吴惕安、俞可平《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4页）。中国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儒家一整套伦理基础之上的，其中又以“仁政”为核心，另外，“华夷之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清朝显然都不具备，因为清朝是靠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就使其面临着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更为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将“张献忠屠蜀”肆意夸大、渲染，不仅可以转移清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且还可以通过把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者，找到一条重建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基于此，清朝不遗余力地将其与其他各种势力对四川的屠戮转嫁到张献忠及其大西军身上。清朝一方面不断强化张献忠的“杀人魔王”形象，一方面宣称“明亡于流贼”，进而巧妙地将其对张献忠的征讨和对川民的屠杀说成是“为明复仇”。清朝由此从屠杀者、征服者变成了“替天行道者”，其合法性也因此得以建构。
【作者单位：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察网摘自《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原标题《“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作者：马芸芸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对张献忠的研究始于明末，明末余端紫即撰有《张献忠陷庐州记》。随后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研究者极少，成果寥寥，台湾和海外的张献忠研究笔者尚未见到，故本文仅就大陆近60年来张献忠研究的简况略疏管见，粗陋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张献忠研究的简略回顾
对于张献忠这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也颇具争议。我们自1950年代以来的对张献忠的研究，直到1980年代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在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上引入了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史学等，才使张献忠研究较之过去有显著成就。特别是1980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代表30多人，会后编辑出版了《社会科学研究》丛刊《张献忠在四川》论文集。会上有关专家讨论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杀人”问题，得出结论认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责任不能归咎于张；对于在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不能扬李抑张，也不能扬张抑李。
近60年来对张献忠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不多，涉及的领域主要为军事，而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涉及甚少。论著类较重要的有胡昭曦著《“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袁庭栋著《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纲著《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
胡先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
【“张献忠起义军的打击对象是反动势力，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这有什么不应该？当然，也要看到，农民义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杀了地主本人，也往往杀了他的全部家口，打击面很大，杀的人相当多。这是可以从农民朴素的阶级仇恨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明的。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民起义的革命性，更不能加以夸大，诬说起义军见人就杀。”】
四川作家郑光路也就张献忠杀人问题写了《“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通过剖析种种“真相”、“谜案”，以独特视角研究张和明末清初四川那段惨烈的历史，提出了与胡先生不同的看法。
袁先生批驳了“八大王洗四川”的传言，以翔实的资料佐证了张献忠并非屠蜀的刽子手，而是一个骨子里始终浸透着小农意识的农民首领。袁先生力图还原一个作为“人”的八大王张献忠，令人击节。王先生的《张献忠大西军史》，大量引用地方志，资料翔实丰富，出版后引发许多评议，推动了对张献忠的进一步研究。如《读王纲著<张献忠大西军史>》，《评<张献忠大西军史>》，《如何撰写农民战争史——读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感》，《用方志资料研究农民起义的新成果——评王纲著<张献忠大西军史>》，《张献忠研究的新成果——评<张献忠大西军史>》等。
张献忠研究的论文类难说成果丰富，考证性文章偏多一些，如：《张献忠入川作战不是两次而是五次》、《张献忠名号、籍贯和年龄小考》和《再谈张献忠入川作战次数问题——答田尚同志》，《张献忠在湖北地区活动考略》，《李自成张献忠永宁会师考实》，《张献忠屠城与藏金之谜》，《掘杨嗣昌祖墓非张献忠所为考》等。一些考证颇见功力。
史论型文章主要有：《关于张献忠降明问题》，《浅谈张献忠》，《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问题》，《论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对张献忠(崇祯十六年)在“湖广”活动的估价》，《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作用比较》，《农民起义书写了怎样的历史——以张献忠为例》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亦考亦论的文章中有《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实为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一）、《张献忠“原罪论”圣谕——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二》、《张献忠多面性人格——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三》和《大西政权集中营式管理——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四》等，功力不凡。
二、张献忠研究的特点
张献忠研究呈现不平衡的特点，盖因历史资料的缘由，某些方面研究得较为充分透彻，而其他方面则十分薄弱。
研究相对充分的是其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一面，尤其是他的军事措施，这类成果较多。论著类首推王纲先生所著《张献忠大西军史》。论文类也不少，比如《张献忠入川作战不是两次而是五次》、《再谈张献忠入川作战次数问题——答田尚同志》、《张献忠在安徽的重要战绩述论》和《张献忠在湖南作战史迹述略》；《张献忠进军江西初探》；《张献忠袭取襄阳战略初探》；《“圆盘计划”与张献忠土地岭大捷》、《张献忠三峡战事述论》和《张献忠“以走致敌”与黄陵城大捷》；等等。
对于张献忠杀人问题，1960年代虽有《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但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着史学研究的情况下，由于张献忠被定为农民起义首领，故“屠蜀”一事众所讳言，乃至曲为辩护，研究难以深入客观。直至“文革”后思想解禁，对该问题才又开始作进一步反思，研究较为深入一些，有“实录”，有考辨，但对张杀人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尚需做更加深入的探析。如《对张献忠“杀戮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张献忠的屠杀政策与大西政权的失败——读<圣教入川记>等有感》。及至最近10年，对张的屠杀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追问，见《张献忠的一桩公案——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说起》和《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
研究相对薄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张献忠的政权建设。《张献忠在湖南建立政权的尝试》、《张献忠起义政权的科举考试情形》，这两篇论述稍显简略；不过，《大西政权集中营式管理——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四》对大西政权在成都采取极端严厉的集中营式管理模式的缘由和影响作了深刻剖析；辽宁学者张宏杰《农民起义书写了怎样的历史——以张献忠为例》一文从与欧洲农民运动的简略比较中，在制度层面对大西政权从起义的政权沦为专制的政权这一衍变的缘由进行了历史的拷问。
其二，张献忠的经济措施，无论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几乎均无研究，令人遗憾，仅见《大西政权铸币考》一文。
其三，张献忠的文化措施，所议寥寥，仅有《张献忠对待西洋科学技术的态度》和《张献忠的文风》。
其四，张献忠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研究实在单薄。仅见《大西政权与川西北少数民族》和《李自成、张献忠与传教士》。大西政权有无对外关系？又是如何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问题为张献忠研究中的空白。
其五，对于张的个人生存状态、对其人性的探讨有所突破，但欠深刻全面。《浅谈张献忠的形象》叙述较为粗略，不够精准。《张献忠——权力之巅 人性之恶——读<张献忠剿四川实录>》认为身处权力之巅的张彰显出种种人性之恶，使其在川无法提出合理的政治经济措施，举措多端失调，激起各阶层反抗，从而导致大西政权无法立足四川，终招败亡。《张献忠多面性人格——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三》对张人格中的人性的善、恶两面都有论及，持之有故，令人信服。
对17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川渝地区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的张献忠起义，我们研究得不够、反思得不够。
一个内战，让美国人反思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冲突呢？南北双方的美国人怎么就没有足够的智慧达成共识以避免令几十万生灵涂炭的血腥战争呢？迄今这一反思仍未停止。正是这持续不断且愈益深刻的研究和反思使美国在面临国内各方利益纠结之时，能产生某种使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从而避免内战。
对照之下，我们的张献忠研究甚为逊色，多的不说，仅就影响巨大的屠蜀问题这一项就有不少拓展空间。这种针对平民的屠杀是大西政权的独有特征还是中国历次农民起义或历代王朝建立均易出现的规律现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有着怎样的联系？与中国古代文化中关于“人”的观念有着怎样的联系？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几乎皆把张作为农民运动领袖定性，对其杀人之事讳莫如深，甚至为之辩解；1980年代以后对其认识呈现出多重性，对其杀人之事未加避讳，但在对其杀人的深层原因及影响的深刻性上探讨得不够，且缺乏对同时期西方类似农民运动的研究以及对二者的比较研究。
三、为历史信念而进行的张献忠研究
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兰克认为：“史学家的最高职责是按事件实际发生的那样来叙述历史”。然而，由于相关资料的匮乏或真伪莫辨、史学家个人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影响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历史研究无法避免地呈现出一定的主观性、相对性，张献忠研究亦是如此。
笔者囿于学识所限，仅引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张的屠蜀问题研究的相对性，希望它能成为引玉之砖。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抑或是否确实实行了规模性的屠杀？虽然已有不少考辨，但对这一问题还不能说已经解决，还存在较大争议，需要继续努力。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张献忠研究更多倾向于对其作历史的肯定，将其定性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推翻明朝暴政的反抗者，如《张献忠摔皇冠的启示》；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研究则宽泛得多，既有对其军事战略的解析，也有对其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考察。张献忠研究范式的转变以1978年为分水岭，之前与之后的意识形态影响对史学领域的张献忠研究有所殊异。
【“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历史研究危机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中国史学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定向，研究的重心由政治（阶级斗争）、经济（生产关系）和军事史（起义、革命、战争）转向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
的确，我们无法否认“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克罗齐语）“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不仅要确定事实，还要解释它们。”
诚然，史学家谁不以写出反映客观事实而又具真知灼见的文章为己任呢？然而，又有谁的历史解释能完全脱离自身所处的时代？谁的文章没有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为张屠蜀辩解还是之后的对张的杀人方式、数量等问题作精微细致的考查，难道不都是按自己的价值取向来取舍材料、假设立论？我们必然会排除某些事实而突出另外一些事实，而后构建一个叙述框架来容纳那些复杂的事件。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所有张献忠的研究者亦都参与了神话（即对事件进行了变形）的制造。
正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所言：
【“历史客观性是一个高尚但却达不到的梦想，这个梦想认为能获得关于过去的完整的、不偏不倚的知识。然而历史家不可能客观地再现历史事件，因为该事件已经逝去了。有关的记载再完整也不可能全面。材料因而是残缺不全的。历史家必须选择材料。而选择时，又受到头脑中已有的有关该事件的结论的影响，因此会按照某一框架来选择材料。”】
当然，张献忠研究者会按自己的框架来选择材料，无法做到纯粹的客观，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张献忠的史学研究和对这一研究的客观性追求。我们秉持这样的信念：随着更多的证据被发现和某些既定的结论被质疑被推翻，历史叙述将愈来愈接近历史真实。
其实，张献忠研究在这60年中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可以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历史人类学、人口史学、文化心态史等新史学的大潮中，史学家对张献忠现象的反思与诘问不会停息，相关的研究亦必然会有深入拓展，张献忠研究定会涌现出更多令人欣慰的成果。
作者：万明 来源：北京日报
2015年底以来，多家报刊以四川江口考古新发现为题，对张献忠江口镇沉银作了大规模报道，进一步坐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事件，掀起了探索沉银之谜的又一波热潮。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是重要学术取向，问题是张献忠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沉于江口？江口沉银是一个表象，值得追寻的是那背后关乎张献忠成败的历史真相。
白银货币是一把双刃剑，加速了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和赋税加派的进程，激化了社会矛盾。
2005年江口古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其形制与堑刻铭文都表明是崇祯时期征解的税银。江口所沉的这些税银，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学界论及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有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赋税加派、灾荒频发等等，但是迄今鲜少关注到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追寻历史，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即货币化，是在明代。大规模使用白银，是明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发展到晚明，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白银货币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成为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自14世纪末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白银货币极大地扩展，15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促使出现了海外贸易热潮，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了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小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全社会的商业性行为，正说明了无论从国计还是从民生都存在着对白银的大量需求。16世纪全球化开端，这种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巨大需求形成与全球的互动，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我们切不能忘记，此前伴随白银货币化过程的，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从折银到征银，这是明朝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发展到张居正改革，核心是财政改革，改革存留于世的两部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证明了白银货币成为国家财政体系主体的趋向，表明中国古代两千年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国家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在中外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明代中国国家转型开端，货币经济化急速发展。白银货币成为一把双刃剑，无疑加速了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和赋税加派的愈演愈烈，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冲突的升级。白银货币成为社会财富的集中代表，无形中使贪污更为便利，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12057800两，白银259583600两。明后期财政货币化，赋役货币化，军饷货币化，到处都要银子。白银对于王朝存亡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显现，而明末农民战争是对聚敛白银财富的明朝腐败政治的荡涤。
张献忠建立政权，军饷等费用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所得，打击明朝藩王宗室是一条重要线索。
江口沉银的大量白银源于何处？从已发现银锭铭文可知，江口银锭实物是大西军转战湖广、四川等地获取的。晚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腐败，皇族勋戚、贪官污吏利用政治上的特权，大肆搜刮和积聚巨额的白银财富。皇室、勋戚和官僚豪绅的私有土地——皇庄和庄田急剧膨胀，“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30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明后期数以万计的龙子龙孙的禄米，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开支的严重问题。藩王宗室的禄米和赐予的庄田，大多通过加派赋税来实现，庄田遍布地区成为社会矛盾突出的地区。追踪张献忠白银的来源，他建立政权，军饷等费用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所得，打击明朝藩王宗室是一条重要线索。
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攻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是襄王的王府所在地，军需饷银，聚集在城内。张献忠处死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下令没收襄王宫中的全部财产，并“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楚王在武昌累世搜刮，聚集了大量财富，每年庄田租银就多达21300两。大西军到来之前，省城的文武百官曾齐集楚王府，向他借银作为军饷来守城，楚王却只是令人搬出一把洪武年间分封诸王时的裹金交椅，说：“此可佐军，他无有！”张献忠入武昌后活捉了楚王，“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见到王宫中众多金银财宝，他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楚王扔入河中。
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攻克重庆，处死了瑞王朱常浩。瑞王的20000顷庄田，一直是靠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取得租银的。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蜀王凭借政治势力，霸占大量跨府连县沃土，积聚了惊人的财富。史载第一代蜀王朱椿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300多个王庄，每天由一个王庄提供 “王膳”，一年才轮换一遍，“富无与比”。万历年间，蜀王府庄田已经占有都江堰灌溉的11个州县土地的7/10。当大西军进川时，这位富有的末代蜀王朱至澍还舍不得出银子，居然说自己没有积蓄，仅有承远殿一座可以卖了充饷。张献忠于八月初九日攻下成都，改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政权。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张献忠将蜀王府改称皇宫。
大西政权未能建立财政税收制度，也未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张献忠徒有大量白银，只落得江口沉银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
清军入关后，大顺三年九月，迫于形势，张献忠率众50万退出成都，准备移师陕西。十一月七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坡与清军交战，中箭身亡。此后江口沉银传说广为流传，直至21世纪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而留给我们的是国家转型与农民历史命运的沉重话题。
崇祯十六年在湖南长沙，大西政权曾发布檄文，宣布“钱粮三年免征”。所谓“钱粮”，在万历年间全国清丈田亩统一征银、明朝财政体系发生从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重大转型以后，基本上是白银的代名词。张献忠一路转战，获取了大量白银财富，为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权提供了经济保障。但是定都成都以后，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费和政府开支，另一方面“三年免征”，大西政权也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财政税收制度。
财政是政权存亡的命脉，在文献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大西政权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看到的是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依靠没收官库和打粮来获得。这样一来，尽管张献忠严控财富，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私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并铸造了“大顺通宝”，但是大西政权不能建立财政税收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坚实的财政基础；打粮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张献忠徒有大量白银，只落得江口沉银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