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筚路蓝缕到烟消云散——伊拉克共产党败鉴

【本文为作者长河红阳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伊拉克共产党（ Iraqi Communist Party， ICP， 简称“伊共”），既是伊拉克政治舞台上曾经最强大的左翼力量，也是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诞生以来，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中居功厥伟。对本国发展道路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然而，受制于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因此带来的恶果——对外部影响盲从盲信，导致自身的路线方针和斗争策略失误连连，错失了执掌政权，主宰自己命运的历史机遇，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深陷困境，被国内外反共势力联合镇压、围剿，逐步丧失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到70年代末被彻底边缘化。其原因、惨痛教训值得深刻反思。

兴起于十月革命洪流中的星星之火

现代伊拉克建立于一战后瓦解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废墟上。奥斯曼土耳其被英国肢解，英国将其控制下的原奥斯曼土耳其的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个行省合并为伊拉克，并以“委任统治”的形式，由哈希姆傀儡政权实行统治。而共产主义在伊拉克传播的时间还要早于伊拉克的形成。最早在伊拉克地区宣传共产主义的先行者是在日内瓦留学的亚美尼亚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希望所有同胞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以在日内瓦成立自己的组织，出版“钟声”报纸作为自己的喉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由于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镇压与流放，许多亚美尼亚人遍布于西亚各国，其中也包括中东各阿拉伯国家。这些亚美尼亚人中就有原“钟声”组织的成员，他们在这些国家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逐渐与苏联接触。在伊拉克，“钟声”组织的领袖阿尔森·基多尔在伊拉克成立“帮助亚美尼亚人委员会”分支，并与苏联有接触。基多尔成立的组织一开始把争取亚美尼亚人的独立做目标，但是后来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组织。他本人在巴格达的一所学校讲授历史，并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亚美尼亚人是伊拉克共产主义思想生根的最早源头。

一战时奥斯曼土耳其与俄国交战，有很多伊拉克士兵被俘。这些俘虏在十月革命之后被苏联善待，并释放回乡。这些被释放的战俘回乡传播他们接触到的革命观念。这些革命观念虽没有严密、系统的思想体系，但是也为共产主义在这里传播打下了群众基础。这也是伊拉克共产主义思想扎根的一个源头。

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1917 年 12 月 5 日列宁签署的苏维埃政府《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宣布，“阿拉伯人及所有穆斯林都有权利成为他们国家的主人，有权决定自己希望 的命运；藉此精神，1919年1月苏俄成立了穆斯林事务委员会；共产国际成立后，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建设视为工作重点，并在1920 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共产党，领导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1921 年 4 月共产国际组建了为“东方国家”培养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日后伊拉克共产党中坚优素福·萨尔曼·优素福以及叙利亚共产党中坚的海勒德·巴格达什、黎巴嫩共产党中坚尼可拉·沙维等都在这个学校中深造。共产国际积极派遣代表，分赴阿拉伯各国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招募成员，协调建党，从人、财、物方面支持中东各国共产党成长壮大。这又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生根的源头。

在伊拉克国内，在基多尔之后，传播马克思主义者薪火相传，其中基多尔的学生侯赛因·拉哈尔贡献最大，他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虽说他最终没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1924年，他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组建了国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26 年，他发起成立“团结俱乐部”，发行《萨赫法》杂志，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传播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合力下，192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广泛深入地在伊拉克传播，影响逐渐扩大，在巴格达、巴士拉、纳西里耶等城市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兴起。而且，伴随着源自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也波及到伊拉克，伊拉克的出口商品与大宗农产品也贬值到原先的40%，政府税收与城市人口薪资大幅缩减，失业人口增加，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共产主义思想开始有了传播的土壤。创建共产党的准备已经很有基础了。1934 年3 月31 日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代表在巴格达召开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草拟了基本的政治纲领，并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反剥削委员会”（这个“反帝协会”的成立时间，有两种或说法，除如上说法之外，还有1935年3月成立的说法）。但是这个“反帝协会”并未能把所有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主张统一起来，其中退出者不少。最后“反帝协会”留下的只有阿西·弗拉伊叶领导的“第一社团”与另外一个“第三社团”。这样的组织还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党。真正意义上的伊拉克共产党成立，是1935年7月，阿西·弗拉伊叶主办的《人民斗争》报出版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系再加强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伊共成立后便积极投身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报酬、组织工会的劳工运动，参加一连串的反殖民、反专制、反犹太复国的示威游行和武装反抗。但是，这样的反抗殖民统治的行动也屡遭统治当局的镇压，1935年10月，第一任总书记阿西·弗拉伊叶被捕，组织被严重破坏。

1938年，伊共另一个创始人优素福·萨尔曼·优素福（法赫德）从苏联回国重建被破坏的伊共党组织，并在1941年11月起任党的总书记。法赫德在苏联学习，治党风格也与斯大林有些相似，以严明的党纪整顿原来纪律散漫的党组织，但是，这样的做法引发反弹，党组织开始有了裂痕，出现了分裂的苗头。法赫德离开伊拉克前往苏联。留在国内的分裂势力，在1943年2月被政府当局“抄了”一把，分裂势力从头目到从众被一网打尽。在外部压力的逼迫下，伊共内部各派开始寻求团结和解的方案，但是，总是脱离不了宗派、小团体的利益打算，团结一致的目标总不得实现。分裂出去的小团体不断。但是，忠于法赫德的党员成了领导核心，伊共的团结初步实现。到1945年2月伊共召开“一大”，选举法赫德任党的总书记，并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并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建立包括一切爱国力量的民族阵线，为伊拉克的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于传播的基础。从1930年代开始，伊拉克南部发现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采掘业兴旺，也造就了一个规模持续扩大的工人队伍。而且还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工人队伍的扩张——如码头、铁路。但是，石油产业的发达并未惠及最广大的石油工人，而是被外国垄断资本家们攫取；而传统的农业，大部分的收获也被一小撮大土地私有者控制。二战的爆发也祸及这里，生活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中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艰难，阶级对立严重。这就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深入人心的有利条件。加之二战爆发，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苏联暂时与西方英美结盟共同对抗纳粹德国，伊共受苏联影响至深，也追随苏联，停止了反英活动；共产国际解散，各国共产党也得以自由思考自己自主发展的路线；执政当局也对处于非法状态的伊共也持默许态度，所以，伊共在法赫德的领导下，严格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扩大成员规模，把成员从知识分子向产业工人发展，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镇扩展。经过不懈努力，在二战结束之际伊共党员数量和素质显著提升，组织纪律性明显改善。这时的伊共，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是中坚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跨宗教、跨族群、跨地域的无产阶级组织，它具有丰富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革命性，其成员涵盖穆斯林的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也包含非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基督徒、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而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库尔德人成了党员人数占比最大的。后来，伊共遭受重大挫折时，库尔德人始终是党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但是二战之后，形势也不是很乐观：1946年，政府给五个政党以合法地位，但是，伊共却被排除在外。伊共只能寻求建立民族阵线发挥自己的作用。1946年10月20日，在伊共鼓动下，反犹太复国联盟与民族解放党组织了3000人游行，警察向游行队伍开枪。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尖锐起来了，伊共号召所有的爱国力量团结起来，伊共也就成了政府眼中钉。1947年1月，法赫德与伊共一些成员被捕，一开始被判死刑，后来改判无期徒刑；但是1948年1月“瓦斯巴起义”爆发，伊共被政府指责参与了人员运送、后勤补给，藉此，政府对伊共进一步实施镇压。年末，因为叛徒出卖，伊共总部被政府突袭，另一个伊共领导人赛义夫被捕变节，党的很多秘密被出卖，法赫德等几个伊共领导人被绞刑处死。

盲目追随苏联，自毁长城

应该说，法赫德是伊共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领袖，尽管“出身”苏联“海归”，但是在伊共的发展道路选择上还是主张独立自主的，他在伊共一大上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伊共应该独立自主，不能做苏联的工具。但是，在他被捕入狱的期间，伊共却追随苏联违心地做了一件自毁形象的大错事：

1948年4-5月间，苏联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赞成以色列建国，赞同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划地分治。这极大地损害了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作为阿拉伯人的一份子，伊共内部对苏联这样的做法是极端抵制的，但是，由于苏联的影响素重，所以，伊共在这个事情上做了违心的默认表态。此举使它在伊拉克人心目形象大损，而被反共势力极大地利用，将伊共斥骂为“苏联走卒”、“犹太人的政党”。

苏联这样做，是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是，因此裹挟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与它一条线站队，自私到极点。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的确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极大的贡献。但是，正面的贡献之外，也不可否认它曾对各国共运事业有过负面的影响，这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吸纳正面积极因素，汲取负面教训。如伊共这样的盲目崇信苏联，实不可取。

法赫德之后的伊共最高层，在犹太复国犯大错误之后，仍旧在迷信苏联这条路上执迷不悟，只不过迷信的对象成了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苏共自二十大之后，以赫鲁晓夫为首，与西方阵营打交道的原则已经大步倒退到了“三和”主义上，与西方阵营（美国）开展“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梦想着与狼同穴而眠，彻底放弃了对敌“斗争”二字。

受此影响，伊共二大召开时：

【大会草案强调通过和平的方式组成联合政府，并确立了几乎与民族主义政党完全一致的行动目标。】

1958年7月，伊拉克爆发“7月革命”，“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哈希姆政权。这次“革命”得到了伊共的支持，但是，新政权中却没有伊共的席位。不久，“自由军官组织”里的两个头目因政见不同发生火拼，火拼的一方，秉持伊拉克民族主义立场的卡塞姆获胜，夺得政权。失败的一方有泛阿拉伯主义的背景，这部分势力撤出政府，卡塞姆的政权出现危机。伊共在下层民众中有广泛深厚的影响，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卡塞姆以建立联盟的姿态笼络伊共，对伊共让出个别政府职位，但是与伊共对他的支持力度毫不相称。卡塞姆与伊共的矛盾日深，然而，伊共还是秉持苏联二十大的立场，对卡塞姆对其日渐收紧的缚绳没有足够的警惕。当时的伊共控制了民兵组织“人民抵抗力量”、学联，其下属组织伊拉克学生联盟、青年民主联盟、伊拉克妇女协会也都取得合法地位。其党员、预备党员，及下属组织可动员的力量近60万，这确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在苏联的“调停”下，尽管在分享政府权力的要求被卡塞姆拒绝，伊共仍然把保卫政权当成唯一目标，对卡塞姆的步步紧逼不断后退妥协：

卡塞姆先在军队中大力打击伊共；而后又释放部分民族主义者对抗伊共；1959年7月，借伊共在基尔库克举行七月革命周年纪念活动上的民族仇杀事件，向伊共发难，不断有伊共成员被暗杀、监禁。面对外部压力，伊共内部也开始分裂：核心领导层中主张无条件支持卡塞姆的四人团开始指责总书记拉迪左倾，并夺取了伊共实际上的领导权。总书记拉迪被架空。四人团为了取信卡塞姆，解散了民兵组织“人民抵抗力量”。失去了武装的义工也成了砧板上的鱼肉，1961年底，卡塞姆公开屠杀伊共。

1962年9月拉迪重掌伊共，仍旧奉苏联号令支持卡塞姆，立场近乎于冥顽不化。然而，这个冥顽不化的立场又让伊共遭受了重大摧残。1963年2月8日，伊拉克复兴党发动政变推翻了卡塞姆政权。随着卡塞姆政权倒台，伊共也背负了三项罪名：

无条件的支持卡塞姆政权。复兴党是坚决要推翻卡塞姆政权的，伊共被视为卡塞姆盟友，其罪一；

1947年之前，伊共是坚定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在1948年奉苏联号令在以色列建国上采取了默认态度，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视为机会主义者；1958年7月革命之前，伊共支持阿拉伯统一运动，但是，7月革命的最终胜出者卡塞姆是伊拉克民族主义者，与阿拉伯平民族主义的立场差距极大，伊共却又支持卡塞姆。伊共的反覆不定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敌视，也被复兴党视为机会主义者，其罪二。

伊共的政治立场被苏联挟持，支持苏联力挺的卡塞姆，纯粹成了苏联在伊拉克的工具，其罪三。

有这三宗罪，总书记拉迪与三名伊共高层相继被捕遇害，接着伊共又被复兴党政权有计划地残酷屠杀。尽管遭受重大打击，但是伊共仍有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工人联盟中央委员会这个底牌，这个“工人联盟”领导着的50多个大型的劳动者组织。“联盟”的领导成员之一阿里，在伊共高层大多数相继遇害的时候，也就成了重任在肩的关键人物。他指派在咖啡馆工作的职员哈比卜与军队中的组织联络，寄希望反戈一击为党搏一线生机。但是他本人却被内奸出卖被捕遇害。肩负联络使命的哈比卜又成了关键者。哈比卜联络到了军队内组织的领导人哈桑·纱丽，二人分工：由哈桑·纱丽负责组织军事行动，哈比卜为其寻求政治、民众支持。军事计划开始顺利，组织了一支2000名士兵组成的武装，攻打巴格达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拉希德基地，希图解救卡塞姆军队的1000名军官，由他们指挥，把局势翻盘。但是，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攻打计划失败。伊共遭受了更凶残的屠杀，作为伊共工作的重点地区，巴格达的伊共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只有库尔德地区、幼发拉底河中部地区的党组织还算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这两个地区的伊共领导人实际上就是伊拉克伊共事实上的“当家人”，他们除了设法在巴格达地区重建党的领导机构，还负责联系孤立分散的党员，并与国际共运组织建立联系。

复兴党政权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在1963年11月就被另一股势力推翻，这股势力建立阿里夫政权。而这个政权在反共立场上，与前述两个政权出奇的一致，伊共又遭新一次的劫难。由于与国际共运组织缺乏联系，对这个反共政权，伊共本能上持对立、反对立场，并要求推翻它。这是鲜血洗礼出的教训！

在国内务实者忙于联系外部的时候，在海外，有一些在伊共遭劫时逃离虎口的伊共成员，以及被伊共驱逐出党的成员（如给伊共带来劫难的四人团成员），共同另组了组织，提出要重建伊共。但是，他们与国内务实派的立场截然对立，还是尊奉苏联的指令，对政变之后上台的阿里夫反共政权俯首帖耳。在1963年，这些国外的伊共高层要求国内的党组织也跟着他们调整立场，与苏联保持一致。但是这样的论调遭到党内负责电台，并担任“马克思世界回顾”编辑的另一位高层阿齐兹·哈吉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刚上台的阿里夫政权就是复兴党政权的继续，决不能与之合作，更不能支持。

1964年8月，伊共中央委员会在布拉格召开，选举库尔德分支机构的领导人阿齐兹-默罕默德为总书记，以及新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个中央委员会成员大部分在国外居住，远离国内的血雨腥风，一心只想着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在二十大之后，就走上了修正主义的不归路，对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以“老子党”的资格、态势，居高临下，教训它国共产党必须与其站一条线。对伊拉克几个接连换班的反共政权，它竟然都是：支持！那么，伊共在海外的领导者也就追随苏联，无视过往的被屠杀历史，还对反共政权阿里夫继续支持。这样的论调，遭到阿齐兹·哈吉的猛烈抨击，而国内的党员干部对这样的领导层也坚决反对，并给这个领导层贴上“八月阵线”的标签。党组织对党员的吸引力减弱，国内不少党员开始离开组织；对国内反对的声音，身在国外的“八月阵线”采取高压手段压制，进一步加剧了党员对高层的不信任。为了挽回形势，趁着阿里夫政权逐渐巩固统治之后，对伊共镇压力度的减弱时机，“八月阵线”部分领导者1965年回国开展工作。但是，国内党员干部普遍对“八月阵线”持对立立场，事实上，这些国外归来者很难开展工作。在伊拉克国内的伊共，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追随苏联政策的中心，和国内干部为主的中心。国内对国外归来者的不满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为了平息国内干部的不满，“八月阵线”高层开始改变政策，在广大基层组织的强烈要求下，1965年10月，召开了有全体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参加的高层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伊共政策急剧左转，“八月阵线”的成员阿米尔·阿卜杜拉提出了立即发动武装斗争的报告，并被大会通过。这个极左的报告被阿齐兹·哈吉批评为“非常不理智”，并认为阿米尔·阿卜杜拉不适合领导国内的伊共。伊共高层确立的的武装斗争计划被阿里夫政权侦知，伊共又遭反共政府一次重击，幼发拉底河中部党组织几乎悉数被毁。这样的损失，是屡遭摧残的伊共万难接受的，他们号召召开二大，要“八月阵线”负责。但是“八月阵线”拒绝承认错误。

这时的伊共经过近十年的反复被屠杀，对苏联指令，以及对尊奉苏联指令的所有领导层都持强烈的怀疑与不满，在1967年9月，哈吉召开高干紧急会议，撤换在1958-1964年对党的损失有责任的所有人员，他们的命运由二大决定；谴责、撤换“八月阵线”；成立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成员的责任主要是肃清与与旧领导层协作的人员，准备召开二大。“八月阵线”也不甘坐以待毙，他们也开会，宣布开除哈吉以及他的支持者；驱逐一切与临时中央合作的人。

自此，伊共正式分裂为两个党派：

伊拉克共产党中央领导派（中领），这是一个有强烈反苏立场的党派；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立场相近，与其它民族族主义党派关系渐渐回暖；它反对直接军事政变推翻政府，号召与其它各党派组成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阵线，进而建立民主革命共和国。它的主张是强调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

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派（中委），它的立场与之前被苏联挟持绑架，为苏联利益服务的伊共一脉相承。

在伊共从法赫德死后到正式分裂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苏联扮演了一个极端可耻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角色，但是之所以有这样的历史面相，最主要的根源还是在于伊共领导层本身对苏联盲目的崇信，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并没有把它教育得成熟半分！

走向修正，土崩瓦解

伊共分裂后，很多伊共党员，因为对中委的领导层失望加入了伊共中领。1968年6月，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里夫政权，又一次执政伊拉克。伊共中领敌视复兴党政权，号召全国所有进步力量组成联合阵线推翻复兴党政权，所以它遭到复兴党政权的血腥镇压。1969年伊共中领领袖阿齐兹·哈吉被捕，号召伊共中领党员放弃斗争。伊共中领一批年轻干部在库尔德地区召开会议，选举纳吉姆·迈哈穆德为领导人继续反政府斗争。对分裂出去的伊共中委，它毫不客气，直指伊共中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来自于修正主义的国际共运，而伊共的党内斗争是国际共运斗争的缩影；资产阶级非常软弱，只有无产阶级的工农掌握政权才能达到改造国家的目标。这算是把伊共十年来命运多舛的根子挖到了，然而，也太迟了。在纳吉姆的带领下，伊共中领成为伊拉克政坛一股重要的活跃力量。对于复兴党政权，伊共中领在1974年1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大会上，直斥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号召建立民族进步阵线，推翻这个反动政权，实现库尔德自治。对于苏联的政策，它毫不留情面地指责为帝国主义政策，强调伊共独立的重要性。

1975年两伊签订阿尔及利亚条约，库尔德地区被复兴党政权占领，总书记纳吉姆·迈哈穆德在内的领导大部出逃国外。很多干部对此不满，而且又有传言伊共中领要与复兴党谈判，所以，留下来的伊共党员又召开会议重新选举领导层。中央委员拉迪·马哈迪因为发表“干部团结”一文，脱颖而出，赢得国内外外大批支持者，也自成一派：团结干部派。1976年9月，这个派别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吸引了很多著名党员、国外人士参会，并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层：中央组织团。但是，好景不长，中央组织团后来——1979年也闹分裂。到1980年代，由中领逐步演化出的这一支伊共也从政坛上淡出了。很多成员逃进伊朗，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反伊拉克组织，接受伊斯兰主义。余下的坚持信仰者，后来虽有对国是的声音与党建的理论创建，但是，于实际的政坛局势已无任何实质性影响，这一支伊共，近乎于消亡了。

另一分裂出来的伊共派别——中委，比起1980年代就销声匿迹的中领，显得长寿。在复兴党准备推翻阿里夫政权时，曾与伊共中委领导层提出合作推翻阿里夫政权。但是伊共中委拒绝加入，不过对复兴党的计划也不反对。在复兴党推翻阿里夫政权后，苏联对复兴党政权支持，凭这一层关系，复兴党与伊共中委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中间原因，虽有苏联因素，但是关键在于伊共早先在底层人民中做大量工作的底子还在，复兴党就是相中这一点，与伊共中委结盟，取信于民巩固政权；而且复兴党在联盟中始终把握领导权，伊共中委也无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拱手把联盟领导权让与复兴党。最要紧的原因还在于，伊共中委始终把追随苏联作为立身根本，苏联承认复兴党，伊共中委也无条件服从；而且，复兴党执政期间的一些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伊共中委也乐见其成；背靠这个政权，自己的发展也有保证。投桃报李，伊共中委也从复兴党政权中获得了不多，但是也算有的几个政府职位；如上等等，成为两家“蜜月”关系的基础。因为有复兴党的支持，所以，伊共中委在1976年报5月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与前两次伊共大会不同，这是公开举行。

不过，伊共为了这样的“蜜月”，也放弃了自保之道。伊共之前被屡屡屠杀，根子在追随苏联“和为贵”，更在于放弃了掌握武装保护自己的立命根本。在这一次与复兴党的联盟期间，伊共中委同样走老路，明确政策：放弃参与武装力量的主张。

除此而外，伊共中委还出了昏招：

在库尔德问题上，与复兴党立场一致，指责库尔德地区的反政府力量代表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利益，明确支持复兴党军队对库尔德地区的镇压。在法赫德之后，伊共党组织主要根据地有三块：巴格达地区，幼发拉底河中部地区，库尔德地区。巴格达地区的党组织在复兴党第一次执政时遭到血腥屠杀，力量受损极其严重；阿里夫政权时，幼发拉底河中部党组织又被几乎剿灭；伊共始终可以依靠的就是库尔德地区的党组织。但是，它公开与复兴党站在一起，为镇压库尔德人的暴行摇旗呐喊，这是在自掘坟墓！

为与苏联保持一致，取悦复兴党，它把可以依靠的下属基层组织:学生联盟、青年民主联盟全部解散！在1976年的第三次党代会上，伊共中委再次申明：不在军队中发展伊共党组织。

看中共党史，1920年代的陈独秀够可恨，但是看伊共党史，这个伊共中委比陈独秀更可恨！

复兴党与伊共中委的结盟仅仅是利用而已，等到自己政权稳固了，在伊共中委第三次党代会闭幕之后，马上对整个伊共——不分伊共中领与伊共中委展开屠杀。而且，因为伊共中委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所以，砍向伊共中委的屠刀磨得更快更雪亮！还因为与伊共中委的“蜜月”相处，复兴党情报部门对中委“知根知底”，刀刀砍向伊共中委命门，核心领导固然能逃之夭夭，但是普通党员和基层干部就难逃被屠戮的厄运。这个可耻的苏联工具——伊共中委！

这时，再蠢的人也知道大祸临头，在1977年就有部分中委高干或出逃国外，或转移至库尔德地区组织武装与复兴党对抗。然而，对于复兴党对它举刀屠杀，这个伊共中委还是遮遮掩掩，还时不时对两家“蜜月”合作的平台——民族进步阵线吹几声喇叭：对反帝、反犹有重要贡献。等到吹喇叭也遮掩不住屠杀的惨呼时候，伊共中委总算办了一件明白事——在1979年5月，在“结束独裁”的口号中走上了与复兴党独裁政权武装斗争的道路，而此时它可以依靠的力量，也只是库尔德人。它在库尔德人中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安萨尔团，也成立了军事领导机构：中央军事局。然而因为历史上的原因，比如，与复兴党联盟的时候，支持复兴党对库尔德人的镇压，所以，库尔德人中的其他政治势力，对这个伊共中委另眼对待，保持距离。这使得伊共中委吃到了自掘坟墓的恶果。1988年5月，库尔德地区的七个党派建立统一的库尔德阵线（实际上就是个自治政府），可是这个阵线追求清一色的库尔德人，伊共中委被排斥在外。为了进入这个“自治政府”，联合这股力量一致对抗复兴党/萨达姆政权，有必要建立清一色的，自治的，库尔德人党支部与之联络、结盟。先是，1988年安萨尔团划归库尔德党支部，5月，中央军事局解散；1993年，伊共中委五大期间，正式批准库尔德共产党自治。这样一来，库尔德共产党进入这个阵线的阻力大大降低，一位共产主义者进入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内阁，七位共产主义者进入库尔德民族立法议会。而伊共中委，只能在二百万伊拉克国外移民中开展工作。

苏联解体前，伊共中委坚持，与国内所有进步力量联合推翻萨达姆政权；海湾战争、苏联解体后，伊共中委的主张倒退一大步，主张联合所有反独裁力量推翻萨达姆政权，包括宗教政党也是它要联合的对象。

之后的伊共中委仍有故事，但是，原来的伊共，已经消亡，作为“衣钵”传人，2003年伊战结束后的伊共中委，其领导人也进入到美英在伊拉克成立的管委会中。

从世纪初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到1930年代中期伊共的创立，也算厚积薄发；从1930年代末到1948年，伊共也算迅猛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然而，后来为了追随赫鲁晓夫以来逐渐蜕变的苏联，不分敌我与毒蛇猛兽为伴，挥刀自宫放弃自己武装，从1958年到1979年，二十年时间里屡遭屠刀砍杀，这个伊共，堪称世界共运史上一个绝佳的反面教材！这段历史，是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要细细研读、反思、警惕的败鉴！

参考文献：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吕生富《伊拉克共产党历史变迁研究》

胡雨《伊拉克共产党兴衰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王洪胜  杨迪《在曲折中前行的伊拉克共产党》

【长河红阳，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