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4日，张军教授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发表“How China Can Reach its Centennial Goal”（中国如何实现其“百年目标”？）一文，撰文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对出口的关注无疑使中国受益良多，但要实现习主席在2049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关键在于释放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特别是通过消除民营企业成长的制度性障碍。以下为文章中文翻译。

截图来自世界报业辛迪加

（文/张军）

两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壮志，中国需要保证未来30年的强劲经济表现和包容性发展。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回答该问题的第一步是理解中国过去成功的原因。下面这份清单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来GDP的两位数增长；城镇化率的急剧上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6年的57%；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骤降到2016年的5000万。按照这个速度，中国将在明年某个时候彻底消除贫困。

但是，人民共和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兴旺发达。据原国家计委统计，截至1977年，此前的十年动荡时期使中国的国民收入损失了5000亿元人民币（约合700亿美元）。这相当于建国前30年全部资本投资的80%，超过了同一时期固定资产的总价值。

1978年，近84%的中国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8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与世隔绝，缺乏衣食等基本必需品。

1978年，当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时，一切开始发生变化。由于这种转变强调不断试验、监测和适应，中国在强劲出口增长的推动下，在新近的经济表现突出国家的经验教训的指导下，走上了工业化的快车道。

在此过程之中，中国政府鼓励外资流入，以刺激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增长。随着这些部门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它们帮助推动了渐进的结构变革、资本积累以及生产率和就业增长。

这种做法意味着，尽管国内市场规模庞大，但中国经济非常依赖对外贸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贸易额占GDP的比例接近38%——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比率，特别是对这样一个大国而言。事实上，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加工贸易占了贸易额的很大一部分（超过一半）并主要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

一开始，由于缺乏设备和技术，中国甚至没有进口加工材料；相反，中国主要负责加工和组装客户提供的材料。当中国开始获得所需的设备时，这些设备主要来自外国投资者，留给本土企业的收益微乎其微。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开始加工更大比例的进口材料。

这种缓慢的起步突显了中国利用发达经济体的优势来克服自身弱点的战略。但是，考虑到制度层面的某些扭曲（包括金融部门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更好方式或许正是“过度”使用外资。

随着经验和资本的逐步积累（这一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加快），中国在这一方式上加倍努力，开放前沿城市（如上海）和地区（如长三角），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政府还鼓励当地企业与外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最终，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而且，中国非但没有稳定在全球价值链底部，反而继续向上攀登，追求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因此，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已经能够大大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然而，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鉴于导致经济下滑的因素具有长期性——包括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减弱、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极高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这种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因此，如果中国要在2049年达到发达经济体的地位，就需要对其增长模式进行重大改变。

中国领导层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在面对两位数GDP增长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后，中国领导层正在努力遏制信贷增长，更宽泛地说，抑制债务和金融风险，以控制增长放缓的趋势。此外，中国一直在努力促进高科技行业的新增长。为此，它加快了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开放。

但是，要实现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中国必须走得更远，从根本上转变其增长模式，以确保在国内市场创造更大的收入增长。因此，内需的急剧的可持续增长是关键。首先，这需要持续快速的城市化，未来30年，较发达城市的人口将增加2-2.5亿。

此外，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取决于实体基础设施需求的持续增长和企业对机械设备的大规模投资。这就需要在开放相对低迷和受到保护的市场部门方面，尤其是服务业，取得更快的进展，不仅向外国企业开放，更重要的是向中国民营企业开放。简而言之，中国必须使其相当大的规模成为增长的源泉。话虽如此，这还需要确保国内竞争的公平性，扭转过去十年来私人投资信心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的趋势，提高经济的整体生产率增长水平。

过去的四十年内，对出口的关注无疑使中国受益良多。但是，未来30年，成功的关键将是释放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特别是清除阻碍民营企业创造力扩张的某些障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超越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在创新方面引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