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工运动再度兴起
福鲁哈尔：劳动者受够了不平等和缺乏保障的生活，是时候从以金融为导向的经济转为以收入增长为驱动的经济了。
更新于2019年10月17日 02:56 英国《金融时报》 拉娜•福鲁哈尔

美国标志性企业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发生罢工，这是件大事。上个月，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举行12年来首次罢工，这件事上了全球新闻头条，也是一项重大政治声明，宣告有组织劳工运动在美国再度兴起。

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飞行员最近的这次罢工，在美国可能没能占据那么多新闻头条（尽管可以说它导致了更多旅客的痛苦，停飞了1700趟航班），但是这两起纠纷都反映了一种趋势，即跨国公司最好开始习惯这个事实：劳动者已重新成为一支政治和经济力量。

这为何会在当下发生，原因显而易见。在美国，过去几十年里劳工组织成员人数和劳工运动数量都在下降，而如今有组织的劳工重新崛起，这是因为大量劳动者受够了急剧加剧的不平等、受够了退休后生活缺乏保障（只有不到一半的员工享有公司退休金计划）、受够了医疗费用不断上升且医疗质量按照国际标准衡量较为低下、也受够了经济上缺乏安全感。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40%的美国人不得不借钱或卖掉点东西，才能付得起一笔400美元的紧急开支。有五分之一的人身边有人对阿片类药物或止痛片上瘾。难怪美联储对基于消费者福利状况预测的经济复苏忧心忡忡。

许多人会说，高薪的飞行员和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没什么可抱怨的。有些人甚至可能将这样的运动看作是被全球化、金融化以及现在的数字经济打得奄奄一息的老式劳工运动最后的反扑。但是他们错了。

参加罢工的不仅仅是老年白人或是生活更优渥的劳动者。更年轻的、来自多元文化的、未就业的千禧一代一直推动着近来工会成员人数增长。“争取15美元的斗争”(The Fight for $15)，是一项旨在组织快餐和零售等行业低薪工人的运动，自7年前诞生于纽约并传播至全美国，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该运动背后的劳工团体之一“服务业员工国际联盟”(SEIU)呼吁所有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支持“全民工会”(unions for all)的纲领，这一纲领将让服务业和零工经济的从业者更容易组织起来。

与此同时，服务于摄影师、写作者和图像艺术家等白领专业人士的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也实现了成员人数和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有趣的是，这一运动在年轻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中都有号召力。保守的千禧一代中，有一半支持工会，而年龄较长的共和党成员中支持工会者的比例约为四分之一。

千禧一代的经济困境，是工会支持率于近期攀升至美国15年来最高水平的众多原因之一；他们中与父母同住的人数创下历史记录，因为他们无力在偿还学生贷款的同时购置房产。考虑到当前的政治状况和人口统计数据，这种趋势近期内不会很快消失。

这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在短期内，意味着对利润的压力，特别是在技术行业。加利福尼亚州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共享车司机等“零工经济”的雇员转为全职员工，这会令优步(Uber)和Lyft这类公司的成本上升高达30%。

这些企业将反抗这项立法，但这会影响它们的形象。在我们的“知识型”经济中，企业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是人力资本。这意味着员工的满意度和福利状况可能成为投资者在意的问题。

CtW投资集团(CtW Investment Group)与工会赞助的管理着超过2500亿美元资产的养老基金合作，该集团去年年底开始对30家公司的人力资本管理提出关切，其中包括谷歌(Google)和优步等多家硅谷巨头。

同时，市场本身可能会承担一些重置劳资双方力量平衡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尚未见到更多罢工的原因之一——考虑到自198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20国集团(G20)国家，劳动者在国民财富蛋糕中分得的份额一直在下降——是因为资产价格在这段时期大幅上涨，抵消了一部分工人工资的停滞。

许多美国人都是基于过去的高回报来计算自己的退休金。但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重大市场拐点，而我们大多数人投入毕生储蓄的标普(S&P)指数基金，在未来这些年的回报将会大大低于过去。

资产价格暴跌和长期低回报，将使即将发生的养老金危机成为最亟待解决的政治议题。反过来，这也将迫使我们终于不得不严肃思考这种将资本利益长期过久地置于劳工利益之上的经济模式。毕竟，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是有周期的。在某个时刻，钟摆一定会回落。

考虑到美联储最近的紧急释放流动性举措，我认为是时候从以金融为导向的经济转为以收入增长为驱动的经济了。这一转变可能会减少美国经济的动荡，使之变得更为强健。这会令工人和管理者都感到高兴。

译者/艾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