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2019-10-02 ·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在本质上说，在冷战胜利者话语主导下的暗黑电影，不过西方阵营取得了冷战胜利之后的文化清剿行动，《攀登者》由于主动采用了暗黑手法而成了清剿行动中的一员。
“把毛主席半身塑像背上珠峰，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因为毛主席就是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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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口碑崩塌，观众愤怒指献礼片被拍成狗血爱情剧”——出现这样的情况，既出人意料，也不出所料。
前几天，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攀登者》的最大优点，是聚焦新中国的“高光时刻”。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是新中国打破西方围堵的冲刺阶段。做为向国庆70周年献礼的影片，《攀登者》可谓生逢其时，因为近四十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形势，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英雄主义。
但题材“高光”，主创人员的处理手法却是暗黑的，所以《攀登者》就被拍成了“狗血爱情剧”，事实上，被拍成了暗黑剧。
这就叫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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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又该做何解呢？
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凡是涉及到革命和新中国前三十年题材的影视剧，无非两个主题：一曰伤痕，二曰暗黑。
“伤痕电影”主要以精英在革命洪流中的“悲惨遭遇”为卖点，但随着精英沿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方向一路走来逐渐失去道德光环，他们的“遭遇”不再被公众同情，“伤痕电影”就逐渐失去了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暗黑电影”就兴起了。
什么是“暗黑电影”呢？
举一个例子，2007年，冯小刚拍摄了《集结号》。
《集结号》以淮海战役为背景。表面上看《集结号》歌颂了解放军战士的英雄主义，但这却是以否定整个解放战争的正义性为代价的。一个入戏的观众，也许会为男一号谷子地流下眼泪，但却会对奠定新中国基础的解放战争心生反感。
去年初上映的《无问西东》也是如此。影片虽然表现了中国掌握核技术的历史性成就，但新中国却被表现得如敌占区一般恐怖，黄晓明饰演的核科学家陈鹏前往核试验基地的过程简直像押送战俘。
因此，《攀登者》不过是“暗黑系列”中最新的一部罢了，没什么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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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攀登者》放在世界影坛内来看，就会发现用暗黑手法表现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是西方电影，包括剧变后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电影的主流手法，也是一股势头强劲的“潮流”。
比如不久前在中国上映的俄罗斯电影《绝杀慕尼黑》，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其叙事的角度与逻辑同《攀登者》如出一辙：1972年，苏联篮球队在慕尼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反而证明了苏联制度的种种不合理、不人道。
不理解后冷战时代（即从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的大背景，就不能理解这种“暗黑”现象。
发生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之间的冷战，是以西方阵营的胜利而告结束的。但胜利者在打扫战场时，却发现了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在科技、文化、教育、体育、艺术等方方面面，都取得了许多成就，不少成就完全是属于全人类的。
比如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次载人航天，都是前苏联完成的;拯救了无数患者生命的青蒿素、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类粮食危机的杂交水稻，都是在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完成的。
对西方，即冷战胜利者来说，这些成就无法回避，但却和西方对冷战失败者的描绘构成尖锐矛盾，不解决这个问题，西方的“胜利”就黯然失色，也不会长期巩固。
“暗黑电影”（以及暗黑学术等），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产生的，目的是为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成就重做标签，重写说明书，重建档案。总之，是要把这一切成就说成是战胜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文化“干扰”但结果，这样就可以将其纳入冷战胜利者的叙事逻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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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了这么多，现在可以谈谈《攀登者》了。
《攀登者》表现了中国登山队两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行动。第一次是1960年，第二次是1975年。
这两次行动，均取得了圆满成功。征服珠峰的结果，在国际上提升了新中国的声望;在国内则极大鼓舞了全体人民的自信心。
中国登山队的成就，从制度层面找原因，则得益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精神层面找原因，则无异要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归功于登山英雄们对毛主席的信仰！
但在《攀登者》中，观众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完全不能提供制度支持，登山成功主要是个人的英雄行为。
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仅举两个例子——
一是，当年为了保障攀登珠峰的物资运送和医疗服务气象服务，并减轻登山队员的体力消耗，专门修建了一条三百多公里的雪线公路，这是惊天的壮举。西藏军民为修建这条公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员能力，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全国一盘棋思想，如此强有力的保障是难以想象的。
二是，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征服珠峰到了最后阶段，在8700米多高度上，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这三位共产党员，邀请还不是党员的贡布，一起召开党小组会，决定体力已经耗尽的刘连满原地休息，其他三人克服一切困难冲击峰顶。
这次世界最高峰上的党小组会决定了登顶的胜利！这是何其强大的制度支持？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毛委员在三湾改编中的制度创新！
王景春扮演的政委（第二次登山时为总指挥）赵坤，虽然戏份不多，但分量极重。因为在影片中，他既是党的领导的化身，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象征。
绝非巧合的是，赵坤的扮相酷似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在第一次登顶珠峰的中起了极重要作用的贺龙元帅。
但赵坤在影片中，却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压迫性、干扰性力量，既不能提供保护也不能提供信心。每当需要他承担责任，做出决策时，他都无影无踪。他对方五洲(吴京 饰)等人第一次登顶珠峰真实性的质疑，给了他们极大压力。当方五洲在最后冲刺峰顶时遭遇雪崩，几乎丧命，他却在大本营对他横加指责，大讲风凉话。
如果说《攀登者》中谁最令人讨厌的话，那就是王景春扮演的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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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五洲是《攀登者》中的一号英雄，在1960年和1975年两次登顶珠峰。他身上既有登山英雄王富洲的影子，也有1960年和1975年两次担任中国登山队长率队攀登珠峰的著名登山家史占春的影子，但却是对他们两个人的扭曲和羞辱。
影片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像蓑羽鹤那样凭借本能冒死飞越珠峰的悲情形象。
他成为登山英雄的最主要的动机，就是要自证清白——在影片中，1960年第一次登顶的英雄壮举，仅仅是因为没有被拍摄下来，就硬是被处理成了一个“前科”。
“第一次登顶珠峰在国际国内都广受质疑，不被承认”，这是《攀登者》最重要的一个梗，是整个故事的支柱，但却是十足的胡扯，因为这一成就在国际国内都是被普遍认可的。
实际情况是：王富洲、贡布、屈银华5月25日登上珠峰后，27日新华社就以《人类第一次战胜珠穆朗玛峰北坡天险 我登山队登上世界最高峰 冒漫天风雪，跨陡滑冰川，翻巉岩峭壁，踏上拔海八八八二米顶峰》这样一种抑制不住喜悦的标题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消息。不久，国家派专机将登山英雄们接到北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万人大会欢迎他们凯旋，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主持了大会，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到会讲话并向他们表示祝贺。1964年，毛主席还接见了贡布，称赞他是“咱们藏族到登山英雄”。
就国际上的反映而言，中国登山队胜利的消息被公布后，很快就收到了苏联、英国、日本、法国、印度、尼泊尔、保加利亚等国的登山协会和体育组织发来的贺电，英国还一再向中国方面询问中国登山队发现的英国探险家马洛里(或欧文)尸体的情况。
胡戈饰演的杨光，是影片中另一个重要的英雄人物。他登顶珠峰的动机，则是为了向已故的父亲告白——因为珠峰是距离天最近的地方。
但当年中国登山队征服珠峰的主要精神动力，既不是要自证清白也不是要向父亲告白，而是来自对毛主席的信仰，来自于毛泽东时代的荣誉感。
在登顶珠峰的困难时刻，队长史占春激励队员的话是：“前进，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我们是英雄的中国登山队员，毛泽东时代的坚强战士，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向前，永远向前！”
5月17日的誓师大会上，登山英雄们的宣誓词是：“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在第四次行军中征服珠穆朗玛峰！”
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翻身农奴出身的登山英雄贡布宁肯少背一些给养，也要把一尊毛主席半身塑像背上珠峰，这不是非理性行为，因为毛主席就是力量之源，“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所能够提供的精神力量是无与伦比的。
登顶成功后，他们把毛主席塑像放在一块大岩石上，然后用细石认真保护起来，他们还采集九块岩石标本，要带回北京献给毛主席！
但这一切，在影片中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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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方五洲和徐缨约会时的那座废弃工厂，最能体现编导对新中国的想象与暗示——庞大、破败、死气沉沉、失去动力，只不过是方五洲攀援、腾挪，展示自己不凡身手的舞台，自身的存在却毫无意义。
在本质上说，在冷战胜利者话语主导下的暗黑电影，不过西方阵营取得了冷战胜利之后的文化清剿行动，《攀登者》由于主动采用了暗黑手法而成了清剿行动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