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5日下午，北外东西方关系中心邀请英籍华人学者诸玄识以“大英博物馆馆藏的西方史——综合国外研究：现代西方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为题的讲座。
主讲嘉宾：诸玄识
特邀嘉宾：董并生、孟晓路
讲座开场，东西方关系中心田辰山主任表示，今天请英籍学者诸玄识先生来，主要目的是听取后殖民主义时代海外学术界关于“西方文明来源”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希望就此展开学术讨论与交流。
国际学术背景
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出版于1978年，提出东方主义概念，在国际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人们反思西方的殖民运动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199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学说，都是在萨依德《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
每十年上一个台阶。从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萨依德（1935-2003）《东方主义》（1978年）开始，80年代的代表作有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90年代有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20世纪第一个10年有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到了2010年代，这一潮流已经发展到风起云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学者们纷纷发声，分门别类，从各个方面开始了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中国学术思想新动向（2010年代）
在这一国际潮流的推动下，从201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也开始反思西方中心论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其代表作有黄河清《破解进步论》（2012）、《西方民主的乌托邦》（2014），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2012）、《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2013），黄忠平（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2012），何新《希腊伪史考》（2013）、《希腊伪史续考》（2015），林鹏《文明的唯一性》（2015）、《略论中学西被》（2016），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2015）及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2017）、杜钢建《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2017年）等。初步形成了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学术思潮。
诸玄识主讲：现代西方是中国的“子文明”
诸玄识先生站在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前沿，在讲座中介绍了国外最新研究情况，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David Porter）教授新近发表的专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揭示中国风造就了英国的现代性，提出“现代早期的西方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诸玄识在讲座中指出：在17世纪中叶，大约是1650年代，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出版了一本书，引起了震撼。这位传教士是意大利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不久，他又来中国，直到去世，他的墓在杭州。这本书的名字很普通，叫《中国上古史》，其内容包括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即伏羲、黄帝、尧、舜、禹等（三皇五帝）；这段历史不被当今中外学术界所承认，我认为，西方中心论不仅刻意缩短中国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隐瞒现代西方的真实来源，它与这段历史有关。
正是这段历史（伏羲、黄帝、尧、舜、禹）在西方掀起了一场最重大、最深远的革命。原本欧洲人相信《圣经》从创世纪到大洪水所描写的人类故事是真实的、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现在竟然有书籍和文献证明，在《圣经》叙事之外、甚至之前还存在一个古老民族和高尚文明！这样一来，基督教神话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圣性也被颠覆了。其结果是，欧洲人按照“中国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两个方面：重塑现在，通过启蒙运动来完成；重塑过去，通过编写历史来完成。
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揭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序幕。“启蒙运动”就是从“神的社会”转型变为“人的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及其影响范围是“人的社会”。因此，在整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从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这一百多年里，都是中国文化引导的。也可以说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国化”，儒家被称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后实现的；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引进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开始在东印度公司试行这项制度，1870年后推行到英国本土及大英帝国全境。其他欧洲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在1883年，美国国会批准有关引进中国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的提案；之前虽是杰斐逊首倡，但长期争吵：反对的人攻击赞成者都是“中国佬”，而不是美国人；这件事的转机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职不公”的美国人刺杀了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国会加紧讨论、加快程序，最终决定步英国之后尘，期间有一句打动人心的话，即“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国家，采取最古老国家的久经考验的先进制度”。
以上所说是“华夏派生现代西方”的外延；说到其内涵，那就是“汉字密码”。
15世纪左右，在四大发明传到欧洲之后，西方人依靠印刷和纸张锁定、规定表音符号，也就是字母，这样就产生了“表音文字”。西方最早的表音文字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及希腊文。希腊文与古代希腊及今日的希腊都没有关系，它原本属于斯拉夫-东正教，被犹太教所分享，后来成为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工具。
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一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是，世俗表音文字的产生反而造成严重危机。原先没有文字，很少沟通，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误解。现在“各表其音”成了文字，却没有合理的语义，讲不清道理；争吵不休，恶语相加，给正在进行的宗教战争火上浇油，难以和解。这就是17世纪上半期欧洲的状况。
17世纪初，培根指出：西方文字只是发音符号，没有意义；而汉字则是“真正的字”，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汉字是各种语言的“通货”——就像钱币一样是“通用媒介”，不受各地方言影响。从那以后，连续150年，欧洲进行了语言文字的改革，都是以汉语汉字为典范或榜样的。
现在通常称“17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但实际上当时所有的参与者——包括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是全力以赴地突破“语言瓶颈”；其高峰是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讨论威尔金斯一篇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这个“真正的字”就是培根说的汉字。会上提到能不能直接使用汉字作为西方的科学文字与哲学文字，但顾虑汉字太多太复杂而作罢；然后讲到如何使西方表音文字变得具有像汉字那样富有哲理，这项内容逐渐变成了现实。
可以说，现代西方的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表意内涵（定义、概念等）则是汉语的。举一个例子：“封建”（Feudal）这个词是18世纪出现的，而它的词根“Feud”的意思是“氏族或血亲仇杀”，与封建毫无关系（“封建”具有制度与文明的成分）。18世纪的欧洲学者根据卫匡国等人的著作所介绍的“周朝封建制度”，而把这一概念植入旧词之中，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封建”（Feudal）一词。不仅如此，西方学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顺便按照这个词的含义，把历史也篡改了：
近代以前的西方实际上是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社会。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正是这样定义的，称其为“原始、野蛮”。但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而且还全面套用周朝，还包括贵族等级——公、侯、伯、子、男爵位，上为国王，下为绅士；这些都是17世纪刚从中国学到的新制度、新时髦，却用它们来改写过去。
谈到中国文化在哲学上对欧洲的影响时，诸玄识先生说，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其开创者莱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尔夫都是基于儒家经典的（孟晓路教授指出：“全部哲学都是近代事物，是从六经流出的欧产之子学”）。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确认，莱布尼茨使用“汉字表意”作为他建立欧洲哲学的基石。
在谈到对欧洲经济学的影响时，诸玄识指出：人类社会最早的有系统的经济学应该是管子。作为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学主轴，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服从于和谐、有序的“道”，因而是：自然秩序（自然哲学）+社会主义+自由经济（详见孟晓路论《周礼》和李学俊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司马迁偏重于自由经济，他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涵盖了大部分的亚当斯密的范畴，如价值规律和自由放任等。关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是否来自司马迁，国外长期有争论；但几乎一致认同的是，亚当斯密继承和发扬了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则是撷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被称为“欧洲孔夫子”）而形成的。
董并生资料说明：欧洲语言的汉语雅言内涵
法语通用语是汉语雅言的变体
法语来自十字军时代的古法语，本是一种乡村口头语。是众多方言中的一种。13世纪法国国王的土话定为法语。据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导言的说法，在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时代，法国文学还是一些“脏话”。
1635年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创办法兰西学院，标志着法语开始由方言土语向民族及世界通用语言迈进，其文字内涵大力引进“汉语雅言”。学院的首要任务是编纂法语辞典。从1635年开始到1694年，经过近60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第一部《法语词典》。1670年《汉法词典》先于《法语词典》问世，当时法文尚未形成通用语言，《法语词典》还在编撰中，要到24年后才面世。
需要注意的是，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将中国文化成功引进欧洲，成为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17世纪晚期，法国文化风行于整个欧洲，凡尔赛宫到处为宫廷礼节和生活方式建立标准。法语小说成为各地富贵小姐最钟爱的休闲物。特别是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精英阶层皆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荣。这个时期，法语还取代了拉丁语成为外交语言。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源于法国，法国诸学科的终极源头却是中国。形成三次浪潮：十七世纪初期前后斯卡利杰复制中国历史年表捏造了欧洲的编年历史学，这就是欧洲的历史学的开端；十七世纪中期，引进汉语雅言开始编纂法文词典，笛卡尔学习儒学开创欧洲理性主义哲学，黎塞留引进儒家政治观念，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18世纪导入儒家思想，创造重农学派。因此，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法国的世纪”。
法国的“文明传教士”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杜尔哥、魁奈、孔多塞等，也就是被称为“哲学家”（法语：Philosophes）的那一帮人。
法国是近代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但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则不限于法国，在整个近代欧洲，都曾受到中国文化广泛、深入的影响。这些文明传播的接棒人包括：莱布尼兹、莱辛、赫尔德、歌德、洛克、休谟、波令布鲁克、费格逊、亚当·斯密、普莱斯、普利斯特雷，还有新大陆的杰弗逊、富兰克林等。
【“这些人不管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的民族与个人的特色，全都是启蒙运动的真正儿女。哲学家的王国是一片国际领地，法国只不过是它的母国，巴黎则是它的首都。无论你愿意走到哪里——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到处都会遇到他们这些‘哲学家’，说着同样的语言，被同样舆论的气候维系着。他们是属于一切国家的，并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他们公开宣称效忠于全人类。”】（按：儒家的天下观）
中国风塑造英语文化
成说认为，英语历史上曾有“古英语”与“中古英语”的存在。这种说法建立在伪造文献的基础之上，例如被置于公元8世纪比德名下的《英吉利教会史》显然出于近代伪造，完全不足凭信。
本来，英语属于众多方言中的一种，由于18世纪前后与汉语雅言结缘，从而走上脱离土语进入通用语言的大道。
1755年《约翰逊英语词典》出版，这部词典是英语被“汉语雅言化”的一个结晶。约翰逊是一位中国通，按照巴罗爵士（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的说法，约翰逊编写该词典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汉语思想”。
戴维斯爵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词典》中的几万个英语词汇和成千上万个汉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样的意思。亦即，尤金妮亚说：“构想英语不可能不与‘中国性’的观念相一致”；“现代早期的英语自成体系等同于融合中国概念”。这部词典可以说是英语被提升为民族及国际通用语言的一个里程碑。
约翰逊不仅编写了第一部大型的英文词典，同时他还是重要的《莎剧》编辑，亲自参与了伪造莎士比亚剧作。莎士比亚在世时英文书面语言尚未形成，莎士比亚本人是个文盲戏子，他所演的所谓戏剧，都是些即兴表演的闹剧，本来不需要什么剧本。约翰逊所据以修改的莎士比亚原文稿，是17世纪的“编辑”以莎士比亚的名字所写，当时英文正在形成中，手稿水平粗俗谫陋。
英文之所以能够从上百种不列颠方言中脱颖而出，形成民族及国际通用语言，其原因与法语一样，也是全面采用“汉语雅言”作为其概念内涵的结果。
德国语言的“狂飙突进”
恩格斯将16世纪的德语比作“奥吉亚斯的牛圈”，意指作为土语的德文内涵肮脏不堪。马克斯说，16世纪德国独创了一种“粗俗文学”。马丁·贝尔纳语指出，在十八世纪之前，用德语表述哲学闻所未闻。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的大部分著作以法语写作。第一位使用德语写作哲学著作的学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是莱布尼兹的弟子、中国学术思想的德国传人。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75年的时候向伏尔泰抱怨说，德语文学不过是“句子拉长后的大杂烩”。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狂飙突进文学运动，主要参加者大多是属于市民阶级的青年作家。狂飙突进这个名称来源于作家克林格的剧本书名《狂飙与突进》（1776），文学史家也称这一时期为“天才时期”或“天才时代”。
比伊特·陶茨使用歌德著述的例子——大部分是他论中国诗的遗稿——表明，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这场中国文化浸透其国土的交流。歌德改写了英语翻译和评注的中国诗，把它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从而把发轫于利玛窦的互文转换链延伸到德语；由此，汉语文献变成了德国的双重表达：特定文化身份和普遍知识模式，后者奠基了德语的世界文学。于是，德国诗歌与更广泛的文化话语产生共鸣，乃至超越文学本身，而在认识论上回应那被改写的中国文献之表述；后者标志着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知识的形成——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种中国式的新兴学科（包括文学和哲学）在德国脱颖而出，如雨后春笋。〔正如奥布莱恩教授所说：“智者们希望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
德语词典在1838年开始由格林兄弟编撰。最初的格林兄弟预计项目10年，全书大约6-7卷。事实上，第一卷直到1854年才出版，其间威廉格林在1859年去世，雅各布在1864年编辑到词条"Frucht" (fruit)时突然去世。
法、英、德语成型的标志——词典问世
在欧洲列国中，德国民族国家形成最为晚近；与此相应，德语在欧洲诸语言中形成书面通用语也最晚。因而，编纂《德语语源词典》也已经是19世纪中期的事了，相对于17世纪的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1694年问世）与18世纪的《约翰逊英语词典》（1755年），分别晚一到两个世纪。
法、英、德三国词典最早的是《法语词典》，而《法语词典》的出现在《汉法词典》之后。换句话说，是先有《汉法词典》，后有《法语词典》，然后才有《英语词典》，最后出现的是《德语词典》。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载体，而字典词典则是规范语言文字概念含义的必备条件。尤其是拼音字母文字，没有字典词典对语言词汇含义的锁定与规范，则不能进行广泛长久的交流，更不会形成文学传统。从欧洲列国通用书面语言及其词典晚近的形成过程，可见其语言文学史短浅窘况的一斑。
中国话语权的丧失
就这样，汉语雅言从中国传入法国（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之后波及英、德（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等国。
进而，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欧洲中心论的兴起，欧洲语言大规模传入日本形成“和制汉语”；与此同时，这种“和制汉语”于20世纪初期前后又“逆传”回到中国。令人诧异的是，这次“和制汉语”回传中国时，却伴随着19世纪欧洲人所“创造”的邪恶的“文明等级论”，在这种“文明等级论”的论调中，本来属于蛮族的欧洲民族摇身一变成了“文明民族”；原本善良、淳朴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及东南亚人等，被归于“蒙昧、未开化民族”；而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民族——中国，却被归入“半开化、中不溜”的境地。就这样，随着“现代汉语”大量引进“和制汉语”，汉语雅言的内涵发生了畸变，在此过程中不觉丧失了“文化话语权”，使得整个中国及后来形成的社会科学沦落到“东方主义”的窠臼之中。
讲座现场互动的情况
在讲座的最后环节，主讲嘉宾与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这里举几个例子。
有听众提问：究竟有没有发现夏文化？
董并生回答：关于夏文化存在与否的问题是近代以来的一桩公案。中国近代史上有一股疑古风潮，这个思潮源于英国，经日本影响到中国。曾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原本是19世纪英国人在编辑古希腊历史教科书时，为了采用新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将过去曾经存在的关于古希腊的故事说成是层累造成的，以便将其推到重编；这种学说传到日本演变成了殖民主义历史观，就是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影响到中国，就变成了“大禹是一条虫”。结果，客观上疑古派起到了一个打击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
实际上，从中国的考古情况来看，河南二里头遗址、山西东下冯遗址等，存在大批的遗址，时间上属于夏文化阶段，只是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一部分学者不愿意承认，理由是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在西方，相当于夏文化的有所谓的特洛伊遗址，说那就是荷马史诗中战争的特洛伊城，有文字证据吗？没有。为什么说那就是特洛伊呢？因为荷马史诗中说特洛伊被火烧过，而该城址的某一地层有被火焚烧的遗迹，因而断定那一定是特洛伊。对此，中国学者没有提出异议。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的体现。
有听众提问：西方人伪造历史中国学者难道都不知道吗？
董并生回答：这个也不能怪中国的学者。因为中国有一个学术传统，叫做“一事不知，学者之耻”，乾嘉学派有一个说法，叫做“读天下书未尽，不得妄下雌黄”，这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不懂希腊文就不会对希腊的历史发表意见，于是希腊的历史是不是虚构，也就不在自己的视野之内。中国人自己有详实的历史记载，以己度人，于是相信西方的历史都是真的。与此形成对照，西方人捏造历史已经成为习惯，看到中国历史那么源远流长，这怎么可能，于是先起怀疑，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中国学者吃了这个亏。
有听众提出：对欧洲文明中国起源的研究很有价值，希望今后能够深入下去，具体找出汉语是如何具体地被改造为欧洲语言的。例如说黑格尔。
诸玄识回答：黑格尔思想的中国来源有三个，一是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一路继承下来的宋明理学传统；二是共济会思想家斯威登堡从瑞典东印度公司获得中国智慧，让成千上万的西方学者——包括康德、黑格尔——分享；三是黑格尔去巴黎向汉学家雷慕莎学习老子《道德经》。在雷慕莎讲老子时，黑格尔做了一本中国哲学笔记。黑格尔曾指控他的一个朋友发表文章抄袭了自己的中国哲学笔记，还为此打了近两年的官司；黑格尔自己的哲学著作连体系、概念及名词全盘套用老子《道德经》（例如“有”与“无”的概念），反过来却“盗憎主人”——说老子是巫术，污蔑中国没有思辨哲学。就这样，这位西方的“哲学大师”从汉语中袭取哲学概念，形成自己的概念系统。
最后，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主任总结说：今天的讲座讨论会很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一定要认清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学术方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足“慎思之，明辨之”的功夫，对于汉语传到西方的雅言，在西方经历了怎样的畸变，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回本应属于我们的话语权。希望今后有机会多举办这样的演讲会、讨论会，谢谢主讲嘉宾，谢谢大家！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大同思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