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為何席捲大陸？ 余英時分析是儒家思想影響

余英時過去在論著就基於小時鄉下地主、農民和諧相處的經驗，指出共產黨「階級鬥爭」說法不合理。這本回憶錄中，他更從就學所見、社會觀察與思想角度，看國共在日本及蘇聯入侵下的消長，並坦言曾加入共青團的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余英時指出，共產黨在中國興起，固然主要受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民族主義刺激，但以儒家為主的中國傳統思想，也成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的關鍵。因為儒家注重「均」，例如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士」階層同情貧民而鄙視富人；儒家又認定公為善、私為惡，例如《禮記‧禮摺窂娬{「大同」，都意外成了號稱「共產」主義坐大的溫床。

余英時認為，清末知識人的儒家思想基礎，還使他們誤讀西方現代學說，導致擁抱共產主義。他舉例，新儒家學者梁漱溟曾說早年一聽資本主義「維護私有財產」就反感，因此選擇社會主義，但這可能是因梁沒聽過英國哲學家洛克對私有財產是文明基礎和自由保障的說法，才只承認「公」的價值。

余英時感嘆，這些知識人對共產主義其實無深入研究，只因和熟悉的傳統價值如「均」、「公」相近，就在錯覺下奉為真理。最讓他痛心的是，中國發現大錯後，不得不走回頭路，但又變成「權貴資本主義」，僅政治權力相關者獲特權，斷絕明代起公私相容、創造「富而好禮」社會的可能性。

然而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就讀燕京大學歷史系的余英時，1949年也在系上青年團組織遊說下同意申請入團。他自我剖析，他是因「顧全情面」和「虛榮」同意申請，而在這段時期，他既感染了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又「左傾幼稚病」上身，兩種「精神變態」還相互觸發，造成他「60年來，思及此就無地自容」的罪過。

余英時說，當時他接待一位同鄉牧師，對方告訴他家鄉遭共產黨幹部殺人逼錢的慘況，但他卻「左傾幼稚病、狂熱症」發作，拿共黨宣傳八股聲色俱厲駁斥，對方只能狼狽而去。之後余英時才聽親戚說，南方狀況更可怕，他這才後悔自己粗暴無禮，「我人性歪曲得所剩無幾」。

「人心深藏種種邪惡，一旦釋放，整個人會被吞蝕。」余英時說，這是此事對他起的教訓，也因此體驗，他也才能理解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現象。

出版《余英時回憶錄》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說，他在1980年代就讀大學時，就為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驚艷；2007年，中國媒體工作者李懷宇赴美訪問余英時，已任職允晨的他支持部分旅費，也決定未來合作出版。全書最後轉為以余英時親筆形式上市，已是12年後的事，他為此也專程赴美拜訪余英時，終成美事，讓廖志峰「感激感謝感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