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佩服的毛的预见性，在1914年就未卜先知，指出中日必有一战，所以毛自己身力行，开始强身健体，为未来的中日战争做准备。
虽然也是毛粉，但是仍然必须很客观的指出，这个预见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可以说，中日必有一战，这是当时中国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的共识。
举个例子。袁世凯在1912年后也曾在北洋军内部会议上有过类似言论，认为中日之间难免一战，北洋军作为国防军，要为这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就是传统上被认为亲日的段祺瑞，也有类似看法。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在这个战争到来之前，先完成中国内部的统一与整顿，才有能力与日本一战。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这将是你死我活的生死存亡之战，关乎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前途。
所以，预见到中日必有一战，并不是毛的独到之处。
再来说持久战。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内主要是两种论调，一个是速败论，汪精卫和所谓低调俱乐部就是这个看法。因为中国抗日没有前途，所以中国只有投降才能保存国家和民族，以待将来日本发生变故，再反日复国。这也是今天有些无聊文人给汪精卫翻案的主要论调。
战争开始后，国军连战皆北，投降的主张一时甚嚣尘上。等到台儿庄大捷，国军终于拼得一场局部战场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于是国内又开始有些轻薄之徒认为，日军也不过尔尔，只要指挥得当，中国完全有能力独自击败日军，取得战争的胜利。
但国内有识之士都知道，这两种论调都没有出路，中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比如台儿庄大捷的国军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就认为台儿庄大捷只是局部性胜利，连徐州会战的结果都不足以改变，更不用说整个战争的胜负。与李宗仁看法相似的还有白崇禧，张发奎，以及所谓民国第一军事家蒋百里，都是这个看法。
他们认为，中国的优势除了地大人多之外，还有个最重要的优势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多年内战，所以军队战争经验丰富，而日本自日俄战争以后，实际上就未再经历大规模战争，垂三十年之久，所以战争经验和基层指挥官的战场经验都不足以与中国军队相比。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一开始就应做持久抗战的准备，不应该在淞沪战场投入国军精锐部队六七十万轮番与日军硬抗，而应该撤退至内陆山区地带，依托有利地形长期与日军周旋。尤其是不应当在南京以数十万残军与日军死拼，而主动应该放弃南京，将军队撤退至第二线大别山及浙赣山区，依托地形抗击日军。
当然，也包括蒋委员长。
蒋委员长认为，中国相比于日本最大的优势在于地大人多，战争资源远超过日本，所以中国只要坚持焦土抗战，日本的战线越拉越长，战斗力也就会下降。而且，委员长比李宗仁那些人还要高明的一点在于，委员长毕竟是做了十年领袖，有国际眼光。
委员长认为认为中国要胜利，不把美国英国拉下水是不行的。所以，委员长在淞沪与南京和日军不惜血本的死拼，目的都是引起国际关注和干预。只是英美没有上钩，委员长就顶不住了，一路从南京转进到武汉，又转进到了重庆。屡战屡败，委员长的信心未免也大受打击，于是私下和日本也开始接触，寻求媾和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毛提出了他的论持久战理论。
和那些认为持久战只能先退往山区依托地形持久抵抗，苦撑待变的国军高级将领不同，毛首先明确将战争的一般规律总结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这不仅是毛对抗战前途的看法，也是他对战争一般规律的总结——后来有自以为是的所谓军事家认为，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没有战略相持阶段，就是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这种自作聪明的人就让他继续这么聪明吧，不去说他了。
接下来，毛认为中日战争的前途在于两个统一战线，一个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个是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方面，庸俗一点看，也可以说毛和蒋差不多，只不过毛寄希望于苏联加入战争，而蒋寄希望于美国介入。
而且，统一战线这个说法也来自苏联，又是王明从苏联带回中国，抗战前期，王明一度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所以，统一战线这个说法的发明权也不是毛的。
那么，毛的论持久战和其他人相比，独特之处在哪里呢?
回答很简单，四个字，人民战争。
虽然毛同样认为中国相对于日本的优势中也包括人多这一条，但如何利用这个优势，是毛和蒋的最重要分别。
蒋用焦土抗战政策，要求老百姓为了抗战，放弃自己的田园土地财产，用绳子捆着牵着用枪顶着逼着，让老百姓上前线去打日本人。但老百姓对蒋的抗战并不支持，国军在各抗战前线驻地都名誉极差。河南甚至有水旱蝗汤的说法，日军大举进攻时，老百姓甚至更欢迎日军。虽然老百姓也明白民族大义，国仇大于家恨，但相比之下，老百姓毕竟要过日子，国家对不起他们，要指望他们对国家忠诚，用自己的一切去保卫这个国家，这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先完成国民革命，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建立起一个有机性的联系，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与这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有机分子，国家兴亡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也不是少数精英的事，而是与他们每个人都紧密相关的。
现在我们常说的大革命，也就是北伐战争，本质上就是一场国民革命。为什么大革命期间湖南农会如此发达，而且广泛组织民军，乃至拦路设卡征税?这种做法虽然有过激之处，但也反映出湖南老百姓认为，北伐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政权。他们不再是国家政治的看客，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这也是完成辛亥革命没有造成的任务。所以，不仅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武汉和上海工人也主动发动起义，来迎接北伐军。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北伐军当做自己的军队，把国民政府视为自己的政府。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一直说四一二是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了。四一二当然不是抓几个共产党员杀头，也不止是砍掉国民党自己的基层组织体系，更重要的就是直接打击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刚焕发出政治革命热情的老百姓又浇灭了。
在苏维埃运动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根据地，在根据地不但进行土改，分配土地，干本来应该由国民党干的事，而且，还广泛成立工农群众组织，让根据地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组织。儿童有儿童团少先队，妇女有妇联，农民有贫协，有农会。
以往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组织没有意义，其实是肤浅之见。正是通过这些组织的中介作用，根据地的每一个人都与苏维埃政权联系起来了，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种田还是做工，都不再是孤立的为了糊口而进行的劳动，而是与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平凡工作岗位上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做出一点一滴的贡献，他们的劳动被赋予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与进步性。这意味着，这些工人农民和战士不仅是历史上第一次被当做有主题性的人，而且这个国家和政权就是为他们而存在的。
必须指出，建立红色割据政权，这是毛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之一，正是在这里，中国革命找到了胜利的希望和路径。这一点只要看看聂荣臻，杨尚昆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的回忆就知道，在他们的回忆里，在到苏区之前，他们在城市的各种地下活动基本上就是瞎折腾，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意义和目标都是不明确的。到了苏区以后，豁然开朗，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拐弯了。当然，他们是搭车的，而开车的司机是毛。
但是，苏维埃长期处于被围剿的状态，根据地边缘地区始终在战争中拉锯，是不稳定的。毛在井冈山形成的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及作战指导思想都只能在根据地内实施，而无法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践。
那么，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尤其是在武汉和太原失守后，毛认为，共产党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因为武汉和太原失陷敌手意味着，国军前期能够组织起来的有效防御已经基本上到了顶点，后面就没有能力再与日军依托城市进行大规模会战了，而日军兵力有限，也不可能继续向内地推进，双方将会在一定范围内拉锯，形成僵持局面。也就是说，毛说的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了。
在这个阶段，日军本身是没有能力全面驻守所有占领区的，必然只能依托中心城市和交通线进行驻守。国军也没有能力去占领敌后广大地区。那么，这个空白地区，毛认为就是共产党做文章的用武之地。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应该迅速进入敌后，分散开来，进入老百姓中间，以抗日为号召，全面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社会组织体系改造。
常有人争论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的战绩，其实战斗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根据地建设。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在广大敌占区进行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改造。
毛说，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同样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更是工作队。他们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和理论对敌后广大地区的农村社会进行了改造，广泛建立群众组织，建立工人、农民和地方士绅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重新建立起了千千万万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与国家的有机联系，让他们的命运与国家和政权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毛说的持久战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毛并不是把抗日战争看作一场简单的民族独立战争，更是一场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基层组织改造和建设的伟大运动，也就是毛常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这也是共产党在完成大革命未完成的国民革命的任务，让老百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国民——这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前提和基础，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始终没有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所以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抗战的重要意义也是这样，不能只记住了反抗侵略者，只记住打仗，而忘记了毛领导下的共产党在敌后战场进行的人民战争的实践。没有这样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改造，也就没有现代国家动员体系，中国地大人多的优势就无从发挥。像蒋委员长那样，把农民用绳子捆着送上前线去当炮灰，抗战肯定没有前途。
所以，我一直有个看法，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在1943年之后能够在华北把日寇和伪军压缩到城市和交通线沿线不敢出来，胜利只是早晚的事而已。就是没有美国和苏联介入，中国独立把日本人赶出去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