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1】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板块级冲撞与中国的出路
作者 | 赵晓教授
作者简介 | 赵晓（Dr.Peter Zhao）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香柏领导力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曾供职于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等政府机构；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中国经济、房地产与货币、制度与制度转型（宗教与文明）
文章来源| 香柏原创
中国·当前·最大的事·是什么？
不用说，中美贸易战!
对于中国当前的情形，习主席用了“三个逼人（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来表述。这是前所未有，不同寻常的表述！这一切皆因中美贸易战风云突起！
中国因此正经历历史性重大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象样的经济危机。相反，所有的外部危机都变成了发展良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变成了亚洲的大国，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大国。我们因此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乐观。
《厉害了，我的国！》并非凭空出世，乃是长期乐观、自信甚至于踌躇满志的产物。有人论证中国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综合国力都已经赶超美国，虽被斥为胡说八道，但也表征了一个真理：中国是500年来唯一可能超越美国、超越西方国家的大国。
然而，中美贸易战让国人猛然警省：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一，道光年间（1821─1851年）中国的GDP不仅远超英国，甚至超过了整个欧洲经济的总和，然而英国人几艘战舰就将我们打回原形。盖因：中国是农业GDP，英国是工业GDP，经济质量和结构不如人，此其一；其二，我们制度落后、文化落后，文明程度、综合国力也不如人。
中美贸易战如同“新版鸦片战争”。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世界第一的美国几块芯片如同当年英军的几艘战舰，一下子就将我们打回原形。原因：中国虽是工业大国、全球制造业中心，但GDP主要是中低端制造+钢筋水泥森林，不比人家高科技+高端制造+高端服务的GDP，质量和结构还是不如人，此其一；其二，我们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文明程度、综合国力也仍不如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道德经》）”。中华民族赢得起输得起，倘能深刻地自我反思、自我认知，及时自我调整，那坏事就可变成好事，如温总所讲“多难兴邦”。
众所周知，美国智库在2015年已经过大讨论而后形成对中国战略的新共识。中国智库现在急起直追，也已整整晚了三年！且目前所见，中国智库界可谓一片战略混乱，尚不知何时能形成战略共识？战略共识一日不形成，战略就不会清晰坚定，政策就难免摇摆多变，国家利益就可能受损。
本文力图将从经济、战略、文明三层面，对中美贸易战作层层递进式全面解读。本文主旨：今天的中国，仍受到“万历十五年”之文明困境的锁定，“逼人”的使命就是要走出“万历十五年“之中华传统文明宿命，在中西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建构“新中华文明”，完成现代文明转型，而中美贸易战正令这一伟大历史使命面临严峻考验，中国现代化进程亦面临再次中断的危险。中国需认清形势的严峻性，清醒反思，尽快走出战略迷雾，作出正确的战略应对，锐意改革开放，以赢得“天时”、赢得未来，不负历史和未来。
中美·贸易战·第一层面·解读
经济层面的解读
中美贸易战首先是在经贸层面打响，故先做经济层面的解读。
在这个层面上，我首先同意中国经济界长期的主流观点，就是中美经济已高度融合。
理由 l 中国需要美国市场，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出口市场；美国也需要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以保持低通胀，美国超市全是中国货，要想抛开中国找到替代产品，不是易事；
l 中国高度依赖美国高科技、高精尖产品如芯片等；美国高精尖产品同样需要中国市场；
l 中国内需潜力巨大，市场容量越来越大，是美国出口的第三大市场，美货也需要中国；
l 中国是美国资本的重要投资国：美国投资、中国生产；双方分利，皆大欢喜；
l 中美金融互补：美国为中国提供巨额贸易顺差，中国将赚的美元买美债，帮美国实现财政平衡，美前财长萨默斯借“核武恐怖平衡”概念，称之为“金融恐怖平衡 ”；
l 人民币信用以美元储备为重要基础：缺少了美储，人民币的信用要大打折扣；货币扩张也主要依赖美元流入，如无美元流入，货币供应将自动收缩，或扩张失控；
l 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间产业是垂直分工关系：美资投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金融，中国制造；美国高精尖，中国中低端——中美经济的确像夫妻。
仅从经济层面上而言，基于上述相互依存关系，特别是中美产业的垂直分工关系，中美间仍存在很强的经济合作基础，这也是中美贸易战有可能握手言和的基础。美国未来若大量向中国出口能源（页岩油、页岩汽），则上下游捆绑、上下楼合作，中美经贸关系将更加紧密。
然而，以上种种只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
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着“不对称性”：总体上中国依赖美国多于美国依赖中国，从美国的角度，易感觉“不公平”即中国沾光、美国吃亏，故经贸关系存在不平衡、不稳定性；
中美间的垂直分工正大步变化，走向水平分工，合作关系为主即将转向竞争关系为主。
中美经贸关系的变质，与中美双方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有关系
美国方面，假如民主党希拉里执政，估计会继续依赖美国的金融强权，用“印钞票”、加泡沫的老方式解决财政等经济问题；然而，共和党人川普代表的是美国产业部门和底层劳工的利益，他选择了一条更辛苦、更艰难却也更靠谱的道路，那就是致力于让美国的实体企业赚钱、美国经济回归实体制造业的方式重振美国经济。
中国方面，制定出《中国制造2025》，雄心勃勃，意欲在高端制造业、科技创新方面全面赶超美欧先进水平并取而代之。2018年，中国的研发总投入预计将首次超美，未来如在产业方面实现赶超，中美分工就从垂直分工转为水平分工，从而形成与美国产业的正面对撞。
所以，美国对华贸易战并非针对中国中低档产品，而是针对于《中国制造业2025》中的主导产业（如高性能医疗器材、生物制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和高铁装备）征收预防性关税，摆明了就是要针对中国未来要发展的高科技、高精尖产业设防，遏止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不允许中国制造对美形成水平竞争力。
这一点，中美双方都洞若观火。
美国有三大霸权：金融霸权（美元霸权）、科技霸权、军事霸权。美国这三大霸权与其经济强权相辅相承，经济强权支撑三大霸权，三大霸权保障经济强权。08年金融海啸后奥巴马主要用金融霸权来解决美国的危机。但特朗普执意要用强化科技霸权+美国制造的方式来维持“美国第一”，以全面、平衡发展，消除奥巴马后遗症。这是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不仅跟中国打贸易战，也跟盟国全面开打贸易战，原因当然就是欧美的水平分工与竞争。中国其实只是美国的潜在危险，欧美却在汽车等产业上形成现实的水平竞争。所以美国要再工业化，美国经济要摆脱金融风险和美元泡沫风险，重新回到实体立国，那美国不仅要打中国也要打欧盟。
当然，美国与同盟友的开打，也可能是假打经济牌、实打政治牌，即通过贸易战的经济牌，迫使盟友在政治上和美国站在一起，形成反华联盟，或者叫抗中联盟。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正是这样：一方面和中国打贸易战，另一方面和北朝鲜核谈，就是要以中美贸易战的经济牌确保中国就范，配合美国搞定金三，从而赢得与朝鲜核谈的政治牌。川金会最终鞋子落地，川普可谓牌技高人一筹。
那川普是不是非要和中国在经济层面上大打出手呢？仅从上述经济分析，答案是未必。在经济的层面，中美目前尚存谈和的基础。川普即便打经济牌，也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中美间内在的经济矛盾，在未来无疑会越来越尖锐。故中美经济的蜜月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夫妻论”从此可以休矣！
基于上述纯经济分析，还很容易想到的是：中国有一个机会，就是激发欧美间的矛盾，坐收渔利！因为从现状看，美国要回归实体经济，那欧美间的产业矛盾其实远大于中美间的产业矛盾！然而，展望未来，中国产业向高端走，同样会和欧盟经济正面对抗，所以我们与欧盟经济的“蜜月期“也过去了。中国和整个西方的经济竞争、冲突关系将趋于不断强化！而美欧联手，一起遏止中国这个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维护西方既得利益的可能性事实上更大。
中美·贸易战·第二层面·解读
战略层面的解读
中美贸易战，绝不止于单纯的经济层面，更深的层面是经济背后的发展模式与道路之争。这是一个软性的、看不见的，但又非常清楚的竞争甚至对抗。
经济学家尤其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倾向于从亚当·斯密分工与交易的自由市场思想去看待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从而形成重商主义+全球化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在其看来，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应该较少甚至不受国家意志的介入，基本上是经济全球化自然、必然的结果。然而，国际关系事实上比这复杂多了，“从国际关系理论看 ，把经济相互依赖看成国家实现外交目标手段的著作并不鲜见（宋国友，2007） ”。 比如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两例：
其一，美国是否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MFN)？据自由主义的市场解释，美国无条件地给予中国 M FN 乃是应有之义。然而众所周知，该问题恰恰成了上世纪整个 90年代困扰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问题；
其二，美国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PNTR)？中国获得PN TR 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提 。根据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中国入世不仅有利于中国，总体上亦有利于世界经济以及美国经济福利的提升，但这个问题同样由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而一波三折（宋国友，2007） 。
所以，必须历史、现实地看问题，中美经济过去这些年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关键还在于美国的对华战略，绝不能简单套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的思维。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从美国“联华抗苏”开始的。中国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反水，成为美国打赢冷战、解体苏东的转折点。若问“苏东波”之觞，究竟是谁扔了最大的一枚深水炸弹，答案其实是中国……
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是否支持中国融入其领导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仍经历了长久争论。最终，“对华接触”派胜出。克林顿在说服国会给予中国 PNTR的信中就表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促进“美国安全与中国改革的根本利益 。通过把中国融入太平洋和全球经济，将会增加中国 在和平和稳定方面的利益 。在中国内部，也有助于发展法制 ”。
美国学者评价中美经济关系，也大都没有考虑双边经济的互补因素，而是以是否有利于美国接触战略目标的实现为衡量标准 。“对华接触派”们相信：接触战略通过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能够激起中国国内的政治自由化 、法治改革以及媒体开放，进而促进中国的政治制度改变，就像日本以及四小龙一样，最终让中国变成和美国一样的国家。
然而，在2015年的新一轮中美关系的盘点与讨论中，美国智库形成了新的共识：中国并没有兑现当初加入WTO的承诺！当初美国之所以说服WTO的其他成员国支持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承诺会在WTO框架下，慢慢地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但是美国认为，15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兑现承诺，转型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而且中国没有丝毫诚意，想要成为这样一个国家。
2016年12月12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中国原本期待在这一天成为WTO协定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欧日从此终止在反倾销中使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然而结果却是，美欧日等西方大国全都认为中国政府干预过多，拒绝承认中国是经济国家。可以说，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在这一天就已经埋下了……
在美国看来，中美经贸关系不正常，关键不在于贸易顺差太大，而是中国没有兑现承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美国道路截然对立。中国鼓励自己的养羊跑到美国的草场去吃草，晚上还去偷美国的饲料，回头还笑话美国不会养羊，还要把跟随美国的羊带走，这样的一个局面绝对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那美国的战略就要调整，放弃“对华接触”战略，转而跟中国摊牌，你把你的羊牵回去，不许再偷吃我的饲料……
那中国为何不按美国期待的方向走呢？中国自有自己的想法和道理。
中国智库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套用美国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按美国所谓公平竞争的模式去竞争，其实对中国恰恰是不公平的，中国也不可能赢得竞争。中国唯一有胜算的模式，就是“举国体制“或者叫国家干预。这既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但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倾举国之力，借助政府干预、产业政策等，并且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中国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实现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赶超。
最近有谈论中国三大底线的文章，就坚持认为，中美贸易战中国不可能退，因为美国的要求全都超出了中国的三条底线。
其一，美国要求中国搞开放经济，放开金融、农业等各个领域。那样的话，中国脆弱的农业特别是粮食产业必然全军覆没。然而，中国作为大国，必须保持粮食自给，才能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经济安全。因此美国要求中国完全放开市场特别是农产品市场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中国万万不能接受的。
其二，美国要求中国象美国一样搞私有经济，但中国必须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才能保持国家竞争力。否则，以中国民营资本的实力，中国会沦落到拉美民营资本被国际资本弱肉强食的结果。所以，美国要求中国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扶持，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三、美国要求中国政府不能干预微观经济，但西方企业在西方怎么做生意，中国可以不管，到中国来做生意，当然是中国说了算。中国以自己的市场换你西方企业的技术，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中国成功地用这种方式实现了技术腾飞、产业升级和经济振兴，要求中国政府放弃经济干预，就是要求中国自废武功，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也是中国不可接受的。
中国认为国情特殊，不按美国所定的规则束缚自己，才是发展捷径，“乱拳打死老师傅”就是聪明；但在美国看来，游戏必须讲规则 ，不守规则就是不公平竞争，就不能跟你玩。
中美双方立场、理念、文化不同，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意识形态上也存在根本差异：
在经济上，美国坚持“美国模式”即私人产权+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中国坚持“中国模式”即政府领导+国企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政治上，美国坚持“美国道路”即自由民主+宪政法治道路，中国坚持“中国道路”即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制度。
在意识形态上，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奉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国家大一统，稳定压倒一切。
显然，两种模式、两种道路分歧太大，双方鸡同鸭讲，的确越来越玩不到一块去。
“十八大“之前还好，中国遵循韬光养晦方针，不太强调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十八大后，中国提出“三个自信”，在国际上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后，进而强调“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也与美国不和。“一带一路”战略连同“四个自信”，也被西方解读为中国意欲在国际上扩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全面挑战美国模式和美国道路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模式、道路、理念上，美国固然与中国有根本分歧，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最终也会选边站在美国一边，就连印度预计也会加入印-太体系。中美贸易战发展到战略之争即所谓“新冷战”，这对中国显然是不利的。目前，站在中国一边的，大抵是得到中国好处的发展中国家、小国以及向中国出售资源有求于中国的国家，能量相对有限。
“新冷战”高深莫测，当年的“冷战”情形可供参考（熊鹏，2018）：
冷战一共持续了43年，整整几代人都是在冷战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包括基辛格在内，都认为冷战会是人类的长期生存状态；
冷战远远不仅是军事抗衡，而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外交技巧、流行文化、历史与宗教观念、人权观念、领袖个人魅力、想象力和勇气等全面竞争；
双方都犯下了无数错误、都错失过极好的机会、浪费过极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
冷战归根到底最后是两套社会系统之间的竞争，竞争优势核心来源于：精准投射能力、抗冲击能力、内生增长能力、纠错能力。
中国发展到今天，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模式和道路？其实，左中右派也充满分歧。由于收入分化、区域分化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中国智库界、知识界以及思想界的分歧越来越大。中国智库要形成战略共识，非常困难！
中美·贸易战·第三层面·解读
文明层面的解读
中美贸易战还牵涉到中西文明冲突的层面。
当前，中美贸易战或经贸冲突虽然最明显、最能量化、最受关注，但却是中美关系中最表面、最世俗、最技术化层面的矛盾；中美安全（军事）领域的矛盾较经贸冲突隐蔽、但也能为公众理解，还会受到媒体的关注；而所谓“文明的冲突”即价值观的冲突，则很少被双方媒体做真正深度的解读，但这一层面的矛盾才是决定中美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相比之下，经济贸易以及发展模式都还只是手段，最终都要服务于文明追求。
然而，无论中国美国，对这一层面的解读相当缺乏。本文试作深入阐述。
众所周知，“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这一观点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提出。在1993年夏季，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他又出版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的背景是，冷战结束了（一般认为冷战始于1947年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结束于1989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了，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市场转型的道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说大胜之。西方因此弥漫着乐观的情绪，一个标志就是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著作，提出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论点称为“历史终结论”，从此之后世界将走向和平与大同。
亨廷顿不认同福山的观点，他指出，人类的本性是要寻找对手甚至敌人，否则人类也不知道谁是朋友。这听起来很像我们经常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说法。亨廷顿进而提出，意识形态的冲突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成为他的主导论点。
“文明的冲突”观点出来后，遭到许多人包括笔者尊敬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当头棒喝，被斥之为新种族主义。亨廷顿在中国更是恶名昭彰、不受欢迎，左派指控“文明冲突”论是帝国主义的最新翻版；右派嫌他打破了全球化天下大同的美梦。
然而，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爆发，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姜是老的辣，亨廷顿的确眼光独到，犹如世界的“先知”，已然洞察到这一切。
其后，亨廷顿又写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他指出，“文明的冲突”不仅仅发生于不同的文明板块之间，也临到了美国国内，当大量外来移民特别是拉美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进入后，“美国国家认同（identity）”正受到各种“挑战”，将发生“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很快就被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所印证。作案者乔卡·沙尼耶夫本是从车臣来的穆斯林移民，得到过美国的照顾以及许多好处，但他认同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斯兰。相反，他的理想是消灭美国，他在游艇的壁上写下了“Fuck America（操美利坚）”几个大字……
中国和美国形成文明冲突的情况也是这样。不是说中国从美国赚了钱，发了财，中国人就必然感谢美国。情况可能是相反的，中国人有钱了，会对于自己国家和文化有更大的自豪和认同，因此反而会变得瞧不起美国，敌视美国！美国也是如此，中国弱小时无所谓，但当看到一个与美国异质文化的大国崛起，将主导亚洲及全球事务时，美国难免充满怀疑甚至敌意。
对于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可能形成的文明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番猜想。他的观点非常独特：并非单独的中国对美国地位形成挑战，而是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东方文明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合作，将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形成巨大的挑战。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的逻辑与历史线索是什么？亨廷顿指出，在公元1500年之前，东西方文明只是简单的接触，谈不上对话也谈不上对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因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进入现代文明进而向全球扩张，东方文明“遭遇”西方文明，文明的冲突自此开始。
而各地文明在应对西方文明（西方化、现代化）的挑战时，主要有三种主张：
全面拒绝（封闭主义）：如中国晚清、最初的日本以及今天的许多伊斯兰国家；
半推半就（改良主义）：如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以及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
全盘西化（开放主义、基马尔主义）：积极拥抱现代化和西方化，代表是奥斯曼帝国创建的新土耳其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
最后，各地文明演变的整体情况通常是：较多的现代化（硬件升级）+较少的西方化（文明升级）。比如，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积极拥抱西方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但另一方面，我们较难接受西方的制度文明，很难接受西方的“普适价值”，拒斥西方的信仰文明（如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国近些年来的拆十字架运动）。也就是说，器物层面我们接受西方，制度层面我们半中半洋，文明内核我们坚持自我。这是一种类似于身心灵的割裂或者电脑软硬不兼容的状态 ，较多的现代化+较少的西方化必然导致多极“文明”崛起，最终令世界走向“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的另一原因是西方的衰落，在领土与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上面，西方世界相比于非西方世界，都呈现衰落之势。这也使得西方文明不能继续主导世界，“文明的冲突”最终成为必然。
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亨廷顿富于远见地看到：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亨廷顿算不算已预言了今日的中美贸易战呢？某种程度上，是的，而且他思考得更远！他说得很清楚，从文明冲突的层面看，中美“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笔者注意到，中国的文化、教育与西方确实很不一样。譬如，中国人“望子成龙”，偏向于教育孩子如何出人头地，结果我们的教育批量生产“精致的利已主义者”，却难以教育出“民族的脊梁”；美国从小就让孩子做公益，为的是培养孩子服务他人和社会的意识以及“高贵精神”，这使得中国的精英和美国的精英，其标准和价值观的确大相径庭。
再比如，中国人也爱分朋友和敌人。如果是敌人，我们不择手段地打击；但如果是朋友，我们很难彼此激烈竞争。西方文化、教育却大不一样。他们要求孩子从小参与足球、篮球等团队对抗运动，美国人还喜欢对抗程度更加剧烈的美式橄榄球。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就是充满竞争的，因此必须让孩子从小习惯于激烈的竞争与对抗，以培养出成熟的团队精神和优秀的竞争精神。
相比而言，我们的教育只重视分数和考试。因此，我们的团队精神、竞争精神都非常欠缺。
中美贸易战也正是如此。习惯于找竞争对手的美国已然确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可以说是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对中国定位的最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然发生逆转。以中国文化和惯性思维，我们一时实在很难消化掉美国这一战略转换。中国人也很难理解，川普访华该吃吃、该喝喝，怎么能够刚一拿到2500亿美元大单，回去马上就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搞“经济侵略”，并宣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川普还口口声声称他与习主席是好朋友，却又开打中美贸易战，让中国难受！
殊不知，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中西“文明的冲突”的一种表现。中国，首先放弃鸵鸟政策，接受“中美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定位，进而研究如何作“合作型对手”以及学会“对手型合作（张木生先生首倡的概念）”。中国更不要想象川普下台美国会改变对华战略那样一种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局面，相反应该设想最坏的局面：川普当政八年+彭斯再当政八年，美国将有把中国作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
笔者长期思考中国的改革，2007年时曾发表《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一文，中国本轮变革从引入市场经济开始，但其本质或与历史上的诸多变革最大的不同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融合，故可称之为“有十字架变革”。西方物质（科技）文明来自于其制度（市场、宪政）文明，制度文明来源于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内核。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证明，基督新教是市场经济之母。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证明，基督教是美国民主之母。中国改革开放旨在吸纳西方基督教文明，超越传统中华文明，故区别于历史上所有的变革，本质为“有十字架的变革”。
然而，这一场中西文明的融合谈何容易，中国从传统中华文明走向新中华文明谈何容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且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后又加上马列毛之红色文化。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承认技不如众，也因此可以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但内心中很难承认我们的制度不如人，更无法承认我们的文化不如人。
文明冲突来自于不同的文明本位和文化情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不同文明的相遇有一个不幸的定律，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会最大化地被吸收，最有价值的东西反而被最大化的拒绝。西方文明进入东方文明时也是这样，西方的洋枪洋炮很快被东方吸收，西方的科技、教育则逐渐被推崇，西方的制度很难被接受，西方的信仰和价值观则被排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当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是拿着西方的洋枪洋炮去打击西方的文明。
中国自豪于自己的传统文明和主体文化，但中国人也在屡屡受挫后承认，中国文化有局限和瓶颈。所以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启蒙，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文化热”，中国人一直在作文化反思和国民性反思，目的就是突破自我，为中国文明开新路。毛泽东让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要跳出李自成的历史失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仅仅是权斗，也有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希望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里爆发革命”等改良中国文化、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考量。毛泽东是有着伟大文化使命的政治领袖，虽然他的乌托邦试验完全失败了。
中国文明近代与西方文明相撞击的危机，带来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而出路则是突破自我、中西文明融合，即传统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市场文明、法治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全面融合，进而形成新中华文明。显然，这是空前的历史大工程，也是一个最艰难的文明转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球，也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业！
这样一个文明转型迄今已近两百年，进步很大，挫折也很多。可以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失败，康有为的改良失败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了，孙中山的革命也失败了，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失败了，毛泽东的“文革”也失败了……
此其中，尤其令人扼腕的是两次现代化变革的被中断：晚清的现代化变革（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因为“甲午战争”被日本所中断；国民党的现代化变革（1927年到1937年）因为“抗日战争”再次被日本中断。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以及文明转型的完成，但也比任何时候都更痛苦地进入到产难时期，不仅在经济改革、政府改革、依法治国等改革方面面临难阻，在吸收基督教文明方面也是风波频生。虽然中国教会以及数千万中国基督徒已进入“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中国人（王作安语）”的与中国制度、文化融合的季节，但近年来依然遗憾地出现了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在全球基督徒中引发宗教情感伤害的“拆教堂”、“拆十字架”事件，由此带来美国及整个西方国家的宗教敌意，进而上升为国家敌意行为。
因此，就在这历史的节骨眼上，“中美贸易战”爆发了！中国现代文明转型会继续前行，还是会再一次被中断，这不能不让人充满忧患、辗转难眠！
如果我们进入到“文明的冲突“层面来看待中美贸易战，则美国一旦坐实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把中国视为西方文明的竞争对手以及挑战者、反对者，就必然会联合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各发达国家力量，进而日本、印度等亲美新基督教国家，甚至反水中国的盟友朝鲜、俄罗斯（东正教国家）来，形成围堵中国的强大联盟，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比当年“八国联军”更大的挑战。
天时，对中国是有利的，新兴国家的兴起、非西方国家的兴起、中国的兴起本来只是时间问题。倘若自然、顺利发展，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必然赶英超美，成为500年来唯一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的非西方大国。故与美携手，和平崛起对中国是上上之策！
地利，基于地缘政治的分析，对中国却是不利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得天独厚，两边是大洋，周边没有任何足以挑战的国家或力量。中国的地缘政治却很糟糕，周边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环伺。这些强大的邻居本质上没有一个希望中国强大的，从而成为其威胁力量的一员。任何一个国家，若有机会削弱中国甚或彻底肢解，都会“远交近攻”、决不手软。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着台湾、南海、西藏、新疆等不稳定因素。这些都使得中国与美国的“新冷战”也罢，“文明的冲突”也罢，存在着地利的不足。
中国有必要先整合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再展开“一路一带”战略才比较适合。
人和，中国人口众多是非常有利的因素，但中国收入分化、思想分化、立场分化，左中右打得不可开交，又存在不利的自身因素。
中美贸易战不仅表现为经济层面的“贸易战”，也不仅表现为模式层面的“新冷战”，还表现为精神层面的“文明的冲突”，中国无疑将因此面临最严峻、最深层次的挑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美贸易战三个层面的冲突并非等量齐观，喊得最凶的经贸层面，其实最容易合作，而过去美方从来不高喊、不明说的第三层面的冲突才最为关键，也最为要命。这使得中美贸易战完全不同于美国当前与其盟国的贸易战，也不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美国和中国要打的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大概才是“形势逼人”的最深刻解读！
中国·的·出路
从“文明的冲突”到“文明的携手”
2018年6月25日，适逢提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遗憾的是，全中国竟无一个人会来纪念他。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掀开了中国历史的一角，全景地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百年中由于经济模式转型失败和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带来的类似于“锁定死亡”的后果。也让人想到，中国的传统文明到这个时期，已然沦为一架高速坠落的电梯。这个时侯，无论昏君明君、无论清官贪官，无论朝野，无论西东，无论善恶、人的区别以及人的努力都变得微不足道，中国已注定将自由落体在大溃败的历史轨道上。
中国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抛开这架失败的电梯，另辟新径，突破传统文明的陷阱（黄炎培称跳出“历史周期律”、唐德刚称“历史三峡”、潘知常称突破“塔西佗陷阱”、《河殇》称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迈向新的现代文明。
其路径，黄仁宇先生指出就是“中西文明融合”，黄先生称中西文明融合是中国最大的事。
黄仁宇先生在其自传体书中写道：
“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
黄仁宇先生的话很清楚，就是中国从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每个历史人物都难以完成，因此都难免陷于局部失败。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无数失败后，终于走到了成功的前沿。但改革开放、文明转型依然艰难，中美贸易战之发生，某种程度也与中国改革开放缺乏实质突破甚至还有倒退不无关系。值此“历史三峡”闯关之时，形势逼人，内忧外患，我们能闯过去吗？
中美贸易战，从经济层面是“贸易战”，从战略层面是“新冷战”，从文明层面是“文明的冲突”。中美贸易战倘不能中断不断恶化、不断升级的进程，则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危害如下：
危害
打压中国的外需空间：中国当前外贸顺差超过100%来自美国（4月份比值高达104.8%）。由于中美贸易战，中国外需的“明斯基时刻”已经来临。2018年1-4月份，中国贸易顺差减少了四分之一，预计全年将从顺差下滑为逆差。
减少国际资本（FDI）的对华直接投资：川普已将美国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0%，还对回流美国投资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减税，从而吸引美元回流，减少对中国等海外投资，贸易战将令更多跨国公司减少对中国投资行为。
打击中国技术、产业升级，延缓中国经济进步；
引发市场预期与信心逆转：市场经济是典型的信心经济，中美贸易战最大的经济冲击不在于征税带来的直接损失，而在于人心改变、预期逆转带来的市场动荡。贸易战寒剑之下，深沪指数6月双双下跌8%，令中国投资者经历了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引发资金外逃：从2014年5月始，中国外储高速外流，到2017年1月中国政府采取 强有力措施后，才缓速流出。中美贸易战将引发新一轮更严重的资金外逃。
触发人民币贬值压力：贸易战将令外储减少，人民币下跌。6月份，人民币兑美元创下1994年汇率统一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下跌了3.3%。
引爆中国金融风险、楼市不稳：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指出中国经济有四大“灰犀牛”：楼市泡沫、不良资产、企业债务以及影子银行。中美贸易战可能引爆灰犀牛危机，触发中国的“明斯基时刻”。
引发社会振荡、人心不稳、阶层分化、派别纷争：中国正处于转型阵痛期，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中美贸易战或加剧社会振荡；
引发世界各国站队，孤立中国，形成对华包围锁链以及反华同盟军；中国特别要警惕朝鲜、俄罗斯等所谓中国的盟友反戈一击；特别要警惕美国“联俄抗中”，重演当年“联中抗苏”一幕；
利用甚至引爆中国地缘政治危机（台湾、南海、西藏、新疆等），分割中国，如同当年解体苏联，中国的领土安全、民族前途可以说面临1949年以来的最大危险！
在中华民族的这一历史节骨眼上，我们更需要思考，我们民族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究竟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如何赢得中美“新冷战”或者“文明的冲突”呢？
基于上述三层面的分析，本文谨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本质的战略共识：中美贸易战既是贸易战，还是“新冷战”，也是“文明的冲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中国不能智慧应对，扭转乾坤，那一定会是地球板块级的大冲撞；
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战略形势的判断：中国现在还不是冒头的时侯，仍须回归韬光养晦、反思进步的基本国策，以赢得对中国最有利的“天时”；
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的机遇共识：中美贸易战是危机，又危中有机。搞得好，中美贸易战或比入世更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排除一切改革阻力，落实18届三中全会以及19大全面改革决议，给中国百姓和企业带来诸多实惠，例如第六项中方扩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的协议，不仅有利于百姓医疗、教育，也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贷款成本，从而做实中国产业，让房地产恢复理性，最终还有利于减少中国服务贸易逆差；
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的应对共识：唯有继续改革开放，推动中华文明升级为现代文明，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才是化危机为机遇的正确方向；
尽快在上述战略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上述三个层面的有效、系统的应对方案；
经济上，中国必须转向内需增长为主导的道路，但不能再靠简单的货币放水、加杠杆、经济泡沫化的方式；而要靠增加大约10亿中低端收入人群的收入方式来增加内需，一句话，要从“先富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共富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宜速贬人民币至合理位置后即尽快稳定预期：原因在于，放弃汇市保楼市，放弃人民币保人民币资产即房地产的做法短期有效，长期将引发资金外逃风险；人民币贬值还可能引发弃楼转美元或美元资产行为，如抛售10%的楼房，即可达2万亿美元当量的冲击，将对央行外储形成严重冲击；当中国外储在2万亿美元以上时，国际资本攻击人民币汇率的失败概率远大于成功概率；若掉至2万亿美元以下，则成功概率比较大，易引发国际攻击；故人民币贬值预期不能长期化；
正确面对资本争夺战：鉴于川普大幅度减税，美国正掀起制造业回归与创新高潮，中国必须停止“腾笼换鸟”、驱赶外资以及挖空心思增加税收的做法，把放水的钱用来减税降负才是硬道理；要通过减税、降低资金成本、土地成本，减少行政管制、尊重私人产权等举措，让企业降成本、释活力；只有企业能赢利，中国经济才有未来；
促进国际“独角兽回归中国”：独角兽公司通常指10亿美元以上估值、创办时间较短的公司，堪称中国经济命脉，却几乎全在美国上市，应大开绿灯、促其回归，从而反制美国的资本争夺战；
千方百计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这其实是中美贸易战之初需应对的关键；
推进保护私人产权、国退民进的改革：既然对美国和海外开放，不如先开放国内；
从“维稳”转向“法治”，推进政治开明，放松媒体管制、放松对异议人士、宗教人士的打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共同对外；
要把握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步骤、速度和节奏，宜从东北亚、东亚、东南亚的整合开始，再徐图西进；
尽管困难重重，仍要全力重建中美战略互信：有四张大牌可以打；两张经济牌即进口美国能源以及开放中国市场，此不论；另外两张牌，一是在国内打“宗教牌”得“政治分”，即做出重大政策改变，对基督教修睦和善，此举可望赢得美国人民以及川普的认可；二是在国际上打“政治牌”得“经济分”，即与美国最看重的盟友以色列结盟，在伊、叙等问题上与美携手，共同对付全球伊斯兰极端势力（这也符合中国在新疆的地缘政治利益），从而中止中美贸易战，双方以文明共同对付世界的野蛮。
上述四张牌打出，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有力的行动，中美完全有望从“文明的冲突”转向“文明的对话”，最终实现“文明的携手”以及未来的“文明的共治”——中国以前在能源安全上有软肋，不得不向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低头，现在美国页岩油所代表的能源革命成功，中国未来将大量进口美国石油，正是中华民族抬起头来，“奉天承运”的良机。
中美相争，世界震荡；中美携手，世界之福。而中国如何走接下来的路，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中美关系，还关乎全世界。重建中美互信，中美文明携手，共同对抗野蛮，中国可望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将因此兴盛百年、千年！
中国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文化和文明的土壤。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说得好，科学的精髓在创新，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文化环境压抑了创造力。
文明的核心是信仰，法治、自由、契约精神等。胡星斗教授指出，芯片不但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创新体制，还因国家没有信仰，只崇尚权力和金钱，没有契约精神和诚信概念；在一个盛行自我吹嘘、同时人们说话都胆颤心惊的地方，要在芯片方面自主创新，不现实。
刘亚洲上将最近指出：“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绝不仅靠军事和经济力量，而取决于文明形式。”他放言：”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走向灭亡。”
最高层则再次提到“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跨越“万历十五年”的宿命，赢得历史大变局呢？ 显然，中国一方面要做好短期各种应对，以战应战或以战促和；一方面要致力于中美双方重建战略互信；而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清楚自己“逼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不忘使命、不忘初心，全力促进中西文明融合，升级操作系统，建构现代文明。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兵家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当心（赵藩）”，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亨廷顿则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其实，在本质上，“文明”和“文明”是不会冲突的，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之间相合的可能性远大于相争的可能性。美国是现代文明的典范，中国要大力建设新中华文明。如此，笔者相信：中国和美国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希望，就是在现代文明的平台上，在对文明更高的追求上，形成“文明的对话”，继而形成“文明的携手”，“文明的共治”。这将是中美贸易战坏事变好事，触发中国变革与进步，继而带给中华文明以及全世界的最大希望！
THE END
本文感谢王建、杨凤岗、刘澎、以诺、杨鹏、潘知常、刘军宁、周坚、王志勇、冯雪薇、李贵水、吴颜男等对初稿所提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荐读2】
中美贸易战打响第一枪：深层次思考和未来沙盘推演
双方经过强硬试探，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第一枪：
1）6月15日，白宫对中美贸易发表声明，对1102种产品总额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白宫的声明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中国关税清单包含两个序列，第一组中国关税涵盖340亿美元进口，于7月6日12时正式开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对160亿美元的第二组关税进行进一步评估。
2）6月15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114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
3）6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并拒绝改变贸易“不公平”做法，将额外征收10％的关税。随后特朗普宣称进一步升级至5000亿美元，这基本实现了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全覆盖。根据美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5056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金额3752亿美元。6月27日特朗普表示将对中国投资美国关键科技技术进行限制。
4）7月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这种征税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正在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引发全球市场动荡，还将波及全球更多无辜的跨国公司、一般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不但无助、还将有损于美国企业和人民利益。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作出必要反击。我们将及时向世贸组织通报相关情况，并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同时，中方再度重申，我们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护企业家精神，强化产权保护，为世界各国在华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我们将持续评估有关企业所受影响，并将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企业。
对于中美双方如此快速、如此强硬、如此大规模开打贸易战，国内外媒体和市场一开始出现了集体性误判，可以说，这种集体性误判从特朗普逆袭总统到中美贸易战一再上演，值得深思。直到最近，市场才开始正视并接受现实，持久战、放弃幻想之类的理性观点才开始逐步被认可，呼唤加快改革应对的积极声音渐起。
笔者自2010年以来便开始研究《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自美国大选开始，我们便系统研究并持续跟踪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特朗普新政主张及进展等，推出了17期“中美贸易战”系列研究报告。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初，我们就提出了一些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的判断：“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只有深入研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清醒认识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诉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战略误判，放弃幻想，着眼长远，沉着应对。
我们对中美贸易战的几个基本认识和判断：
一、特朗普竞选总统逆袭、美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以及民粹主义盛行，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具有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
1、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QE和零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制造业大幅衰落，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
2、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近年美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在全面反思过去长期支持并主导的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其中，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6%，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当前的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
美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制造业衰落主要责任在于中方的重商主义，希望系统解决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6月2-3日市场充满期待的中美经贸谈判，结果无果而终，罗斯在北京的讨论不仅聚焦于削减贸易赤字，还包括中国有争议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不仅关乎（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这关乎结构性变化。”“中方要求特朗普政府公开宣布不会征收关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3、过去五年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比重从11%上升到15%，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十九大报告、“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宏伟蓝图，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美方认为中国是政治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国际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自由贸易，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从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从贸易自由化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性巨变：七八十年代美苏争霸，为争取中国，中美关系破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谋求中国合作“反恐”，在美国支持下，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者”，随后爆发次贷危机，美国忙于应对国内经济；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以及中国日益崛起，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中美开打贸易战。
中美贸易摩擦服从于世界政经局势、社会意识形态演化以及中美关系，要深刻认识到此次中美贸易战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历次中美贸易摩擦均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有妥协有斗争，总体上中国化压力为动力，走向更加开放。
5、知己知彼，客观了解美方诉求的代表性文献是：莱特希泽《中国贸易壁垒清单》《对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作用的评估—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0年9月20日会议上的证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关于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的报告》 、班农《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特朗普竞选演说、纳瓦罗《致命中国》。
二、史蒂夫·班农在日本东京的演讲《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已经清晰地传递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以及对中国的态度
史蒂夫·班农，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特朗普竞选班子的宣传总长和核心智囊。2017年12月17日班农在日本东京发表《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的演讲，以下为其演讲摘要：
1、这次民粹主义大规模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阶段，就是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精英们长期一直错误的期望中国会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而今我们看到的却是儒家重商主义模式。
2、因为中国出口过剩使得英国中部和美国上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倒退。
3、中国的19大报告计划有五个方面，他们实际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第一是制造业2025，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的扩张主义；第三个是5G网络，在科技技术上占主导地位；第四是金融技术，未来没人能够将中国和中国的体系从全球资金市场中赶出去；第五是开始用人民币，中国要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
4、特朗普将如何能够做到呢？第一，他将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第二，他将把产业工作重新带回美国。第三，他是将要重新审视美国已经陷入十六七年的国外战场，如果我们把5.6万亿美元军事费用花在发展我们的城镇和基础设施，我们应该已经在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中远远处于优势。
5、川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更重要的是，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中国的要求是，如果我们的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要交出他们的技术和创新。川普总统开始实施301行动，就是研究中国政府是如何强制要求以技术换市场，美国应当如何去纠正过来。你们会看到川普政府公布对301报告的更多增加信息以及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还有一个报告是232，是关于钢铁和其他可能领域，美国如何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三、现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对美中贸易问题的证词》《中国贸易壁垒清单》，展示了美方鹰派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反思、认识和诉求
罗伯特·莱特希泽，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8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和“广场协议”就是他的杰作。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他主张对违反贸易规则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2017年1月3日，特朗普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从美方谈判代表团队来看，纳瓦罗等是非常业余的，莱特希泽属于国际贸易领域的顶级专家，从2018年5月4日美方提出的要价清单来看，大部分反应了莱特希泽的建议。其代表性观点如下：
2010年时《对美中贸易问题的证词》：十年来，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大部分没有兑现，美国批准PNTR（给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是错误的：1）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与我们的WTO理念之间多么格格不入；2）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严重误判了西方企业将其业务转向中国并以此服务美国市场的动机；3）美国政府对中国重商主义的反应十分消极。结论是，作为一个总体原则，美国应当采取较之以往积极得多的方式。
2018年《中国贸易壁垒清单》：贸易壁垒、强制技术转让、投资限制、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内容审查、网络安全法、国家安全法、政府补贴、产能过剩、网络侵权。
中国没有履行WTO承诺：1）PNTR支持者承诺的经济利益未能实现。实际上，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增长了两倍，美国制造业也失去了几百万就业岗位。2）中国的法制承诺很值得怀疑，美国政府仍在就中国不尊重美国的知识产权表达重大关切。3）中国重商主义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致命影响。中国在关税壁垒、投资限制、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国企等领域对美方不公平，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制造业失业。
四、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和大选期间的“初心”
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各国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差异决定了国际分工，分工提升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效应和生产率，因此，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贸易中受益。但是，国际贸易具有极强的收入分配效应，贸易所得对出口部门有利，但将使得进口部门受损。以美国为例，在国际贸易中美国整体受益，支撑了高消费模式，但是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十分明显，在全球化中，美国的科技和金融具有比较优势并因此受益，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中低端）受损，因此从2016年选战可以看到，硅谷和华尔街反对特朗普，而“铁锈州”支持。
“铁锈州”失落的工人投票给特朗普逆袭总统，而不是东部的华尔街和西部的硅谷。大选期间特朗普的政策主张是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体。胜选后特朗普政策框架核心开始明确细节并着手实施，比如签署税改法案、加快加息节奏、收紧移民政策、对中日欧全面开打贸易战等。
我们在《如果希拉里or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政策分歧及影响》《特朗普逆袭：这是“沉默大多数”对精英主义的胜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传递出的时代信号》《特朗普政策效果展望》《特朗普税改》等文章中系统研究并持续跟踪了特朗普大选期间的政策主张及其后续推进。
1、财税政策：特朗普倡导减少政府开支，如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方案和停止政府部门的新员工招聘。特朗普财政政策的另一核心是减税以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同时加大基建投资刺激经济。
2、货币政策：特朗普曾多次抨击美联储低利率政策带来的扭曲，特朗普的言论表明未来可能调整低利率政策。
3、贸易政策：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更为激进，为保护传统产业，他一直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协议如NAFTA和TPP。特朗普建议把中国宣布为汇率操纵国，并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
4、金融监管：特朗普认为应该放松金融监管，建议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
5、移民政策：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偏极端，他宣称当选后会在墨西哥边境筑墙，并驱逐1100万的非法移民。
6、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特朗普在中国议题上政策立场强硬。特朗普经常批评中国，将美国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的崛起。他曾表示，当选后将加强美在东海、南海的军力部署，威慑中国。
五、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诉求和底牌：直接原因是贸易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让美国再强大”，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重演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
1、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层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等。这在当前美欧、美日贸易战均有清楚的先例。
2、特朗普政府四面开战，在外部提高关税，在内部大幅减税，这两大措施既提高了全球出口到美国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美国生产的成本，其目的在于吸引资本回流和“再制造化”，进而实现“让美国再强大”。
3、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政策主张和班农传递的民粹主义理念基本一致，5月4日美方要价清单展示了其真实意图：中方削减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逆差；停止对“中国制造业2025”的补贴和支持；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扩大农产品进口；改进美方在中国的投资限制。其中，“中国制造2025”被三次提及。
只有客观、理性、清醒地认识美方真实意图和底牌，才能作出客观理性的战略判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赤裸裸的遏制，展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美国利益优先思维。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4、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
5、在1960-1990年三十多年时间里，日美之间共发生过6次大型贸易冲突，先后涉及到了纺织品行业（1957-1972年）、钢铁行业（1968-1978年）、家电行业（1970-1980年）、汽车行业（1979-1987年）、电信行业（1980-1985年）和半导体行业（1987-1991年）。从早期的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纺织、钢铁、家电）到不得不接受自愿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行业）、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行业）、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日本汽车厂家甚至选择直接赴美投资，以不断满足美国花样百出的诉求。但是日美贸易战并未根本解决双方贸易失衡问题。
因此，除了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汇率战、金融战等。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1989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昌盛、杨光普：《应对美国贸易大棒：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贸易顺差减少，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银行开始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过剩资金剧增，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了投机热潮的高涨，最终酿成了1991年平成泡沫的破裂，日本从此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没有资格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贸易战才以日本金融战败宣告结束。
六、与流行的观点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很快会结束不同，我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1、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国当前GDP占美比约60%。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80年代日本不同，中国不会拿核心利益作交换。
2、从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来看，美国和中国占了超七成以上的企业，展现了中国新经济的勃勃生机。据CB Insight数据统计显示，从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有237家独角兽企业。其中来自美国的共118家，占49.78%；中国紧随其后，共62家占26.16%；排名第三和第四为英国和印度，分别有13家和9家。
3、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中国工程师人数逐步上升，理工科毕业生逐年增加，中国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4、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额比持续上升，并且进军高科技，中美产业互补性逐步削弱、竞争性逐步增强。
5、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难道你以为美国会自然地把世界领导权拱手相让吗？
6、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未来不排除从贸易战扩大到汇率金融战。
七、中国近期出牌：以战止战，以打促和，扩大改革开放
一方面降低关税、投资便利化、扩大开放、金融去杠杆、供给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使用数量型和质量型根据回击美方，促使其回到谈判桌上。
1、6月26日，下调亚太进口协定税率，大豆零关税。
2、6月29日，中国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基本完全放开制造业的投资限制，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显示中国全方位推进开放（4月提出扩大开放不适用于发动贸易战的国家）。
3、7月2日，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阻止中国移动向美国市场提供服务。7月3日，中国法院采取“诉中禁令”方式，禁止美国美光在华销售芯片。
4、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跨国企业负责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5、人民币贬值。
6、对内坚持改革，防化风险：金融委亮相并释放坚定去杠杆信号，央行、银保监领导讲话对市场违约、汇率、去杠杆发表讲话引导预期。
八、谈判策略：力争达成共识，守住底线，寻求共赢，避免最坏情形和摩擦升级。
1、双方要有基本共识和谈判前提：中美双方必须管理好贸易争端，防止升级，否则受损的将是两国人民；
2、通过共赢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可以主动扩大进口，美方在贸易上的大部分诉求得到不同程度满足，有利于满足中国人民消费需求和削减美国贸易赤字，努力寻求共赢；
3、中国将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和结构性改革，双方可以进一步推进、磋商和明确：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放开投资限制；
4、最大原则是守住底线：发展高科技，不拿核心利益做交换，坚决抵制遏制美国的霸权行为；
5、最大的问题是，美方必须清楚，中国单方面作出努力不能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虽然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未解决：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美元霸权、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全球价值链分工；
6、中国需要赢得时间窗口来去杠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高质量发展：务必保持清醒，继续谦虚学习、韬光养晦，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九、沙盘推演：
1、短期边打边谈，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双方妥协”的逻辑演化，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个好价钱，斗而不破。但中长期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经贸竞争性的增强，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2、如管控失当，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不排除后续扩大到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地缘战等，美方将动用其二战以来建立的霸权体系从贸易、金融、汇率、军事等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
3、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贸易战，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美国积累起贸易（对华摩擦的五大方面）、货币金融汇率（对日本）、资源战（对欧洲）的多维打击经验和手段。初步判断，贸易战之后可能是汇率金融战。
我方应对：
1、联合欧盟、东盟、日韩、南美、非洲与“一带一路”国家，寻求WTO等国际协调机制，避免贸易战升级扩大。
2、从大萧条贸易战、日美贸易战等来看：贸易战一旦开打，注定两败具伤；如果一方提高关税，另一方不提高，受损更大，所以必须以战止战，这就是囚徒困境；从大萧条贸易战看，越早退出金本位、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国家越早经济复苏，所以汇率贬值、减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贸易战外部冲击的很好手段。
3、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4、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和过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5、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引发货币再度放水刺激的呼声和讨论，这是非常短视和误国的，如果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重回货币刺激的老路，将重演1990年日美贸易战的失败教训。中美贸易战不宜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向引导，而应往形成改革开放共识的方向引导，冷静深入的思考。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类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国产业升级应对模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