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受降仪式上的诡异一幕：中方高官为何如此厚待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庄严举行。对于仪式的安排，最初中国方面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酒桌方式。由于美军方面的干预，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用加宽的方式避免可能存在的“威胁”。

图：南京受降仪式现场，中方的桌宽约是日方的3倍

由于担心日方“受到刺激”，甚至做出自杀的举动，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方佩戴刀剑的请求。日方除冈村宁次外，帽子一律不准放在桌上；中方代表的帽子全部摆在桌上。另外还规定投降者必须敬礼，即：一到会场即向总司令官何应钦敬礼；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领取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冈村宁次签字毕，由小林向何应钦交还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前后共敬三次礼。中国方面对此均不回礼，而这也是出于美军的建议。但在小林至中方桌前呈交降书敬礼时，何应钦起立作答，并接过降书。这时就发生了历史性的一刻：由于中方所用桌子较宽，何应钦为了接到小林手中的降书，向前弯腰程度甚于小林，此景正被摄像机记录下来。这可能只是何应钦的无心之举、无奈之为。

图：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何应钦身子前探，弯下了腰

如果单凭此照片的“弯腰过低”来指责何应钦“有损国威”确实有失公允，但何应钦及国民政府战后媚日之举却是昭然若揭。

当天，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签字时的心情并无不同”。

图：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可以看出日方代表神情沮丧

在此之前，日本与中华民国还缔结过两次停战协定，一是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二是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这次日本战败，冈村却在仪式上感受到了如同以前胜利时的心境，不知让人作何评述。

10月21日，冈村在与何应钦研究撤侨问题时，何应钦先以日语问候，又表示“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加以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良苦用心者，因此遂企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会谈在一副旧友重逢的和睦气氛中开始，公务结束后，中方拿出了甜酒，与冈村宁次干杯畅叙了两小时。实在是好一个“国内情况”，好一个“良苦用心”。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形容何应钦：“何应钦是我的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我想起了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景。那时我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会面，因此我和须磨总领事在旅社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电话，约我吃晚饭，并约定不谈一切政治问题，我大喜之下，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像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图：冈村宁次在降书上签字用印

冈村宁次回忆道“战后，中国官民对我等日人态度，总的来看出乎意料的良好，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我认为其最大的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委员长8月15日所做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苏联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

中方对于处理投降日军时，大体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对其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既是用“没拿武器”这种委婉的措辞来代指投降这一令日军尴尬的事实；又以“官兵”一词，承认了对日军指挥体制的保留，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各路侵华日军司令部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门口照旧有卫兵和宪兵执勤，里面的参谋忙忙碌碌。不得不说，国民政府考虑得真是“周到”，如此设身处地地为侵华日军着想，以至于日本人自己都觉得“在精神上令人产生好感”，如此实在是战胜国中的一朵奇葩。

11月12日、13日，一群美国军官来到冈村宁次的住处参观。“从美国方面看来，俘虏住着相当好的房子，甚至还有汽车。因此相当不满”。三餐中必有一餐吃到面包，日方在宿舍内自制点心和羊羹，冈村更是声称自己“留在中国时滋养品从未断过”。更有甚者，汉口的中国军队司令部，在农历9月9日重阳节时，向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12月23日冈村突接通知，与几日前刚刚来到南京的蒋介石会面，会上蒋介石“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以好言相慰”，并对冈村宁次表示“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1949年1月，为了能让冈村宁次能够搭乘一艘美国轮船归国，军事法庭特别提前对其进行公审，并宣判其无罪。中国共产党随即通电称解放战争和平条件之一便是“不承认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时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为了求和，下令对居住在上海的冈村宁次进行逮捕，但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扣令不发，使其能够安然乘船归国。

反观美苏两国，在“密苏里号”受降时，全体美军官兵，一律着军便服，不系领带不配勋章；苏联则是将关东军几十万俘虏一并押上西伯利亚充做苦力。美苏国力远强于日本，自然是无需顾及其感受，可能当时的国民政府企望借此机会释放善意，与这一近邻携手共进，但这一态度矫枉过正，与向来存在的惧日、亲日、媚日的态度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了一副“卑躬屈膝”的丑态。而日本也投桃报李，以冈村宁次为首的一系列侵华日军高级军官，成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军事顾问。

很难想象，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的中国，何以宽厚至此，不索要战争赔款，和平遣返日本侨民。尸位素餐的国民政府大员们，又是以何等颜面代表着几千万抗战军民、四万万华夏同胞来签字受降，甚至是与战犯把酒言欢？又该以何种方式告慰上千万冤魂？显然，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以德报怨”就能搪塞的。毫无疑问，在受降问题上的糟糕表现，是国民政府的一次重大失职，远远早于其后续的劫收问题、金融问题，但在当时，却被掩埋在胜利的欢乐之下。（本文作者：李鑫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