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资料图：顾顺章

　　本文摘自《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著者：刘育钢，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原标题：流氓无产者的负面表现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文中对顾顺章的特点作了归纳，其特点如下：

　　一是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

　　二是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三是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四是生活浪漫。

　　杨之华，又名杨音、杨艺华，曾用名文严，化名杜宁，浙江萧山人，1900年1月生。瞿秋白的妻子。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前，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与顾顺章共过事，同为中共五大中央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中共从武汉迁回上海后至赴苏参加中共六大之前，又与顾顺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共事，她对顾顺章的印象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张国焘对顾顺章的印象是“精干”、“能干”、“有才华”，对服务工作周到和“十分卖力”，搞秘密情报工作花钱太多等。

　　自五卅运动起就认识顾顺章的郑超麟对顾的印象是服从上级指挥，工作周到，处事果断。

　　撇开其他暂且不说，顾顺章的精干能干，有才华奇技，有勇有谋，处事果断，服务周到等特点，在他加入中共至叛变中共之前，的确为中共做了好事，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在他叛变之前能稳步站脚这一点，他是有功劳的。但是，顾顺章在为中共服务过程也有许多不良的表现，如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命队伍良莠不分，滥用职权动用革命力量为朋友报私仇，惩处敌人时有扩大打击面和蛮干现象，铺张浪费和生活浪漫，个人英雄主义和居功自傲等。

　　顾顺章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命队伍良莠不分，渔龙混杂。

　　第二章已经提到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顾顺章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为了扩大革命队伍和壮大革命力量，上海工人纠察队进行招兵买马。顾顺章借机把他在上海的帮会兄弟招罗过来，充实到工人纠察队中去。这些帮会兄弟作战比较勇敢，敢于冲锋陷阵，但时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如只听顾顺章的话，其他领导指挥不动，行为不受纪律约束，内部斗殴外部扰民等。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及时发现，提出严肃批评和要求顾顺章马上整改。虽然顾顺章对此过后进行改正，把明显的不良行为的帮会兄弟辞退出去。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为教训，不再重犯。中共中央回迁上海后特科红队重组，顾顺章利用革命用人之际，利用职权，故态复萌，又把他以前的帮会兄弟拉进红队，使革命队伍又出现良莠不分、渔龙混杂，造成队伍组织成份不纯和队伍思想不纯。

　　队伍不纯必然会做出违背中共的原则和组织纪律的事来。1928年3月，红队有些队员以夺取武器为借口，在上海鼎新旅馆打死了前来上海购买武器搞地主武装的李仲丹。这事出了乱子，带来严重后果，参与其事的红队队员大部分被捕，有的叛变，有的在狱中病死，使红队的战斗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顾顺章还讲江湖义气滥用职权带红队去帮他以前帮会哥们顾竹轩打架。

　　顾竹轩，苏北人，青帮“通”字辈流氓，以出租人力车起家，后来成为上海新天蟾舞台戏院的老板，以前是顾顺章的“哥们”。顾竹轩在戏院行业竞争中与另一家戏院老板常春恒发生矛盾。顾竹轩找到以前的哥们顾顺章，向他诉说常春恒不择手段拆他的台子挖他的墙角，使他的生意日益走下坡，并请求顾顺章帮忙。顾顺章不分是非，不考虑红队是中共的武装队伍和中共中央的保卫队伍，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允许动用这支队伍办私事，泄私愤图报复。他便带领红队队员去帮助顾竹轩打架，最后把常春恒打死。

　　顾顺章镇压叛徒特务时扩大打击面，采取威慑敌特手段时蛮干，制造“红色恐怖”。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昔日的盟友国民党疯狂屠杀中共党人和革命志士，天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些在大革命高潮加入中共队伍的党员经不起严峻形势的考验而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共制定了对之打击镇压之政策。但是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中共一直认为：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隐蔽战线的斗争的政治方向是争取群众，使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同情中共，甚至站在中共的一边，至少要使群众中立，不为敌所用。恐怖行动虽然可以使叛徒、特务害怕，却是万不得已的手段。

　　顾顺章对中共这一隐蔽战线斗争的指导原则是有看法的，他讥笑中共坚持这一原则的同志，他说过：处决一个叛徒或特务，胜似争取一百个群众。他把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动。

　　顾顺章自恃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又兼行动科科长，凌驾于组织之上，严重违背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打着“叛徒特务违害革命，必须消灭”这冠冕堂皇的口号，不管危害大小，不加区别地加以镇压。这种做法，一时在上海滩营造了“红色恐怖“的气氛，威慑了叛徒特务，使叛徒特务危害革命的张狂行为有所收敛。但是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于引起群众对中共反感和不同情，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

　　有个时期，上海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着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汇总打探到的各方面的情报。包打听头目手头掌握着手下密探、特务从各方面探听来的情报，对革命危害很大，但也不是所有的包打听头目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正像项英所指出的：他们是一班恶狗，但在思想上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一切只为个人的物质利益着想，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地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些人生财是置于一切之上，通过争取和做工作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顾顺章才不管这一套，也不屑于做耐心细致的争取和策反工作。1930年春天，他通过特情报关系从日本兵舰搞到了几大皮箱炸药，由特二科自制定时电力点火机关，准备把这些包打听头目全部炸死。这几箱炸药的威力大，若爆炸，不但整个一品香饭店会被炸光，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陈赓苦口婆心的劝说顾顺章，不能这样蛮干，要衡量政治影响的得失。

　　顾顺章还是决定要干。陈赓没有办法，只好赶快搬出了准备出国的周恩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顾顺章，并用组织手段干预。这个恐怖行动终于放弃了。

　　顾顺章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和容易居功自傲。

　　平心而论，大革命时期及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时期，顾顺章较为注意自己的行为，负面表现不是那么明显，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居功自傲。也许他那时加入革命队伍时间短，地位低、资历浅，较为注意自己的言行。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他筹划的几次行动方案比较周密漂亮，效果不错；他的“恐怖威慑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对叛徒、特务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他的精干灵巧，办事利索，神通广大等有时起了一般特科人员，甚至是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起不了的作用。他不能一分为二地分析取得这些成绩、成就的原因和个人在这些成绩中所起的作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他把一切功劳都包揽过来，归为已有。他把中共中央能在上海站得住脚的功劳全部都划归为自己努力和自己本事的结果。他以“救世主”身份自居，唯我独行，居功自傲，目中无人。

　　顾顺章逐渐骄傲起来了，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品性明显暴露出来，而且越走越远。他贪图享乐，滥用公款，生活腐化。他以搞特工为借口，利用中共的工作经费吃喝嫖赌，甚至吸毒。

　　1929年春节期间，中央特科因为处置出卖李维汉的密探黄歧的需要，特意在僻静的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待处决了黄歧之后，顾顺章以安全为理由，自己住进了这幢房子。

　　石库房子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始建于1870年前后的上海英租界内，后在上海市区得到迅速的发展，遍布上海大大小小九千余条弄堂里，多达20多万幢，蔚为大观，成为上海居民建筑的一大特色。它适合于中产阶层人士居住，在20世纪20年代，一幢三开间的石库门房子，捐税不算在内，月租金约在40块大洋左右。

　　平心而论，为了中共中央安全工作需要，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后来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委领导人、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住进了这种房子是不为过的。当时，中共为了领导人的安全或为了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租住的房子以及生活的摆设常常要阔绰一点和奢侈些。

　　中共中央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中共中央后勤部门给罗亦农租的二处房子都是比较好的。第一处是“民厚北里面临静安寺路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这幢房子租好后行李搬进去罗亦农还没有住进去前发生了失窃，中共恐怕安全出问题，决定放弃。第二处是“新闸路麦特赫斯路口一座二楼二底带厢房的房子，属于弄堂内第一家，建筑得很好，家具也很阔绰，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

　　特科人员黄慕兰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长时，为了使她的生活条件与她表面的社会身份相符，她在《自传》介绍：中共“安排我住在地下党的一个单线联系点。那里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来的白俄贵族开设的一个白俄公寓，三十块钱一个月的房租，连同伙食在内一个月要付八十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贵的，一般人是住不起的，我因掩护工作的需要，全部费用都是由党组织支付的。公寓房间里有电话，联络方便；室内成套的家具设备，很气派。……为了打扮成一位上层妇女，我烫了头发，穿了半高跟鞋，戚元德(时为中共特科交通科的负责人吴德峰的妻子)还给我做了一件乔其纱旗袍，光是这件旗袍就花了好几十元。”

　　问题是顾顺章搬进去后，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财产和住宅，自称是“顾公馆”，不允许中共的其他同志住进这里。而且房子装修富丽高档，铺设奢华。历史没有留下关于这方面具体的记载，岳先、秦少智编著的《虎穴龙潭》倒是有段具体的描述：

　　“地坪是清一色的白色大理石，光可鉴人。内墙上是黑麻色大理石镶金色马赛克，平顶则用石膏拓花，那花是西洋的曲线，显得雍容华贵。平顶下垂吊着一盏技形吊灯。正中摆放着杞樟木八仙桌，桌面漆的是传统的枣红色，油亮晶晶；两旁各自摆有一对镶着文石镂花的太师椅。在太师椅之间的杞樟木茶几上摆有时鲜果品和骆驼牌香烟。须知杞樟木家具已是红木家具家族中首屈一指的上等品了，其古色古香足可敌美仑美奂的西洋家具。里侧墙壁正中有一石膏镶拼的壁柜，正中供着一尊细瓷观音像。壁柜上面则挂一面西洋大摆钟。”

　　顾顺章生活腐化，挪用中共有限经费于挥霍对当时与他有过接触的中共重要人物是有同感的。

　　杨之华认为顾顺章生活腐化，吸鸦片，甚至玩妓女，打老婆。

　　盛忠亮认为“他(顾顺章，笔者注)背着周恩来过着挥金如土的私生活以及他的品行早已丑名远扬”。

　　项英在肯定特科工作成效的同时也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

　　多次采访过陈赓的穆欣先生说：“他(顾顺章，笔者注)的家里只有陈赓同志能去。陈赓同志去过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

　　与顾顺章在特科相处了三个月聂荣臻认为：“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