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教授：中国已错过全面放开二孩的最佳时机 zt |
| 送交者: 2014年11月27日11:22:55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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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中国已错过全面放开二孩的最佳时机2014年11月27日 06:37 我们进行人口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我国的生育率已经进入人口更替水平（以下，这时候调整人口政策，有利于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原标题：人口结构失衡将影响我国未来竞争力 ——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 本报记者 向楠 作为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一步，“单独二孩”政策曾被许多人寄予厚望，认为此举将改变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问题。然而，国家卫生计生委在政策实施1年之后公布的数据显示，“单独二孩”的实际申请量仅为70万，远远少于预期。 如此低的“单独二孩”申请量意味着什么？下一步我们的生育政策应该往哪里走？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国内知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 我们进行人口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是2000年左右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单独二孩”申请遇冷？ 李建新：这是由这一政策所对应的生育主体的特征所决定的。人口学上，15～49岁的女性都被视为育龄妇女，但现实中，生育主力军是20～35岁的女性。今天，这部分女性几乎全是80后90后。她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上一代一样只追求生育数量，而是追求生育的质量。而且，她们倾向于追求更好的教育与职业发展，导致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大。同时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也在增加。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女性，即便放松了对生育的限制，她们的实际生育行动力并不强。 中国青年报：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初，许多调查都显示，有50%甚至60%的人有生育意愿。为什么调查结果与现实情况差距这么大？ 李建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生育意愿等同于实际的生育计划以及生育行为。生育意愿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表达，到了实际做生育计划时，受到的限制肯定要多一些，到了真正生孩子时，面临的困难会更多。比如，人们总说儿女双全最好，可很多人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发现太累了或养不起，就打消了要第二个的念头。 中国青年报：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学者建议，应尽快全面放开二孩。但您曾说过，我们已经错过了全面放开二孩的最佳时机。 李建新：我们进行人口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我国的生育率已经进入人口更替水平（这是保证人口长期稳定的必要条件，一般认为维持这一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1左右——编者注）以下，这时候调整人口政策，有利于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同时，如果将20～34岁的女性视为生育主体，在2000年左右，这一群体大多是60后、70后，相比现在的80后、90后，她们的生育意愿会比较高，可操作性强，政策调整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人口政策调整才刚刚迈出了“单独二孩”这一小步，这为我们即将面临的人口问题埋下了隐患。 在人口竞争力方面，我国未来恐落后于印度 中国青年报：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人口问题？ 李建新：一说到中国的人口问题，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口数量巨大。任何一点小问题，乘上13亿这个数字，就会变成大难题；再怎么巨大的发展和进步，除以13亿这个数字，就会变得微不足道。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人口观。 人口是一个总体，我们不但应该看它的数量与增长率，更要看它内部结构的变化，比如老年人口比例、劳动力人口比例、男女人口比例等。实际上，我们正面临的人口问题，恰恰就来源于人口内部结构的失衡。 首先，在未来50年里，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急剧少子老龄化。据联合国预测，在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编者注）保持1.8不变的情况下，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占到26.0%，0～14岁人口比例下降至13.5%；如果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3，2050年时老年人口比例将高达27.8%，而0～14岁比例将降至9.1%。 其次，我们人口中的两性失衡问题也将日益严重。如果按照男方比女方大两岁的婚龄差距计算，2020年，30岁的男性人口就要比28岁的女性人口多出470万，22～34岁的男性将要比20～32岁的女性共多出2600多万，而且这还是一个累积加重的过程。 最后，未来我们所谓人口红利部分，即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将迅速下降。据联合国测算，我国劳动力人口的高峰将出现在2020年前后，届时劳动力人口将达到9.89亿，随后即迅速下降。如果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2050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为7.9亿，2100年为5.26亿；如果总和生育率是1.3左右，2050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为6.96亿，2100年仅为2.58亿。劳动力人口比重也将迅速下降。 中国青年报：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会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带来哪些挑战？ 李建新：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口结构的失衡必将影响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经济增长的潜力与人口中的劳动力人口比例变化有着很大关系，如果我国的劳动力人口迅速萎缩，将会给未来国家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带来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再者，家庭结构单一化，“失独”家庭等风险家庭增多，加之两性婚配人口严重失衡，都将极大地影响到我国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最后，微观家庭和宏观人口结构的急剧的失衡变化，不仅极大地影响到国防建设与国家安全，更会影响到中华文明和大国国力的兴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还没有被全社会以及相关决策部门所充分认识。 中国青年报：我们将面临的人口问题是独有的，还是其他发展中大国也存在类似问题？ 李建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减少等人口变化，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这一趋势。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变化趋势正加速向我们走来，而且这个加速的过程还是我们自己政策干预的结果。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人口大国和金砖国家，也被公认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两个国家。比较中印未来的人口发展情况，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首先是在人口老龄化方面，不论我们未来的总和生育率是1.8还是1.3，到2050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都将超过25%。可是印度，其2020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才刚刚超过7%，即刚刚踏进老年社会行列，比中国足足晚了20年。即便到了2050年，印度的老龄化比例也仅为14%，同时其少年儿童的人口比例仍高于老年人口。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人口结构将是倒金字塔型，而印度的人口仍是健康的金字塔型。 更为关键的是，在与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劳动力人口方面，未来我们恐怕也将落后于印度：印度2050年的劳动力人口将达到11.43亿，2100年仍将维持在9亿以上。而在20～29岁最具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年轻劳动力方面，印度已经超过了中国，位居世界第一。 全社会特别是决策者应该转变人口观念 中国青年报：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李建新：首先是全社会特别是决策者人口观念应该转变。第一，人口问题是一个长时段问题，往往以百年为单位，所以决策者必须要有非常长远的眼光；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人口的内部动态结构。我国人口问题在本质上不是数量众多带来的，而是人口结构失衡所导致的。 在观念转变之后，就应该即刻调整生育政策，变限制生育为鼓励生育。同时，也可以采取比如延迟退休、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等措施，来减缓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冲击。 中国青年报：这样看来，与人口问题利害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当前的80后、90后乃至00后。 所以，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为了微观家庭和宏观人口均衡发展，一定要生育，而且是要尽量多生。以前我们老是提倡为了国家而少生，但是以后，我们应该转而提倡为了自己也为了国家多生。同时，国家也应该鼓励年轻人生育。年轻人的生育观念或许一时难以改变，但政府可以从减轻年轻人的生育和育儿成本入手，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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