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战争初期太岳四纵队的无线侦听 |
| 送交者: 2014年10月10日12:57:53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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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前线作战部队无线电侦听工作之先河
我军对敌无线电侦听工作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在中央苏区就已开始，延安时期由李克农将军直接指挥。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前线作战部队尚未建立对敌无线电侦听系统，当时敌军的某些重大战略行动中央军委能准确知道，但通报到我们纵队司令部最快也要在一、两天之后。前线作战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如能及时获得敌人的战役、战术情报将对我军作战极其有利。陈赓司令员早年曾在前苏联学习过情报工作，深知前线战术情报的重要性，早就有开展前线无线电侦听工作的想法。 1946年7月中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一部进行了闻夏战役，歼灭胡宗南整编27师31旅。 战斗中缴获了一些美制 V--101型无线电报话机并俘虏了一批报话员，获取了敌军一些部队报话台呼号等资料。当时纵队司令员陈赓同志指示暂不把报话机用于部队通信，而用于侦听敌人的军事行动。最初仅由纵队司令部通讯科长戴其萼同志兼做此事。为了加强情报侦听，我于7月20日从纵队直属电台调至纵队司令部前方指挥所专职担任无线电侦听工作。 闻夏战役结束后，敌胡宗南部几个旅集结于水头、闻喜一带不敢轻举妄动，我军也暂无再次歼敌之有利时机。当时我们距敌人很近，他们报话机的声音又大又清楚，报话机联络频繁。有些指挥官喜欢在报话机上讲话，使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一部分报话员和指挥官的讲话特点。如敌整1师指挥部报话机呼号是APL，常值班的报话员一口清脆的河南西部口音。整1师师长罗列是福建长汀人，与我们纵队参谋长刘忠口音相近。敌整27师师长王应尊是山西北部口音，敌167旅旅部报话机呼号是Y8，通讯排长姓魏，北京口音……。从这时开始，对敌军部分指挥官和报话员的口音已经掌握，为以后的侦听工作打下了基础。 9月18日，我随陈司令员返回司令部，我们的报话机架在陈司令员住的院内。这时敌我已不断接触，敌人在报话机上讲军事行动明显增多。在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敌人认为我们是“土八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会进行无线电侦听，所以密语比较简单。根据我军已有的敌军资料并结合我军上报的作战情况，经过反复的猜测---证实---新发现密语---再猜测----再证实，对敌指挥官代号、兵力、军事行动名称、作战地名已基本掌握，主要包括： 指挥官代号，同时也是部队代号。由两个汉字代表，即上级指挥官名字的第一个字加上本部队指挥官名字的第二个字组成。如敌整1师师长罗列部的代号是“介梅”，其来源是他上级整1军军长董钊的“字”是“介生”，取第一个字是“介”，罗列的“字”叫“冷梅”，取第二个字“梅”，合成“介梅”，“介梅”部即该师师部。借助我们司令部侦察科的敌情资料，很快就掌握了对面之敌绝大部分部队的代号。 兵力。从班以上，各级作战单位都是“X人组”。例如：“连”为“三人组”，“营”为“四人组”，“团”为“五人组”，以此类推。这是在发生战斗后，把敌人报话机上说的情况与我军的报告加以对照而屡次证实的。 军事行动类别。以“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酒”分别代表进攻、防守、侦察、警戒、撤退等。这也是战斗发生后，把敌人报话机说的情况与我军的报告加以对照证实的。 作战地名较为复杂，共有两种密语。第一种是作战区域的县城，火车站、大集镇等重要地名，用三个数码代表，未发现其明显的规律性，只能一个一个地推测、分析并证实。另一种是用四个数码组成，代表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的某一个点，前两个数字是横坐标，后两个数字是纵坐标。但按此破译，屡屡出错，与实际作战地点相差不少。为此我请教陈司令员，陈司令员猜测说，敌人可能是用一张带有经纬度密码的透明纸，可以套在任何一张军用地图上，只要找到实际作战地点经度和密码经度的两个点，实际作战地点纬度和密码纬度的两个点就可破译。顺此思路，果然把四位数字的作战地名密码完全破译了。 由于敌人无线电通讯的关键密语已被我们基本破译，无线电侦听具备了实战条件。几天后，一次绝好的机会来临了。 初战告捷 陈赓纵队无线电侦听工作的首战就是在临浮战役中破译了敌军进攻浮山的作战计划要点，为全歼胡宗南部“天下第一旅”提供了重要作战情报。 9月21日下午，敌整编1师师长罗列在报话机上用密语向其所属的167旅及配属的整编27师47旅下达进攻浮山的作战命令。由于我们已掌握敌方的密语，所以可立即破译。罗列先向翼城以北地区的敌167旅旅长李昆岗下达作战命令，令其旅次日进攻浮山县城，他的左翼47旅同时向浮山进攻，并让他们两个旅密切配合。随后罗列又对位于塔尔山地区的敌47旅旅长李久夫下达了作战任务，因47旅是配属罗列指挥的，所以说话的语气比对李昆岗客气些。同时告诉李久夫，明日在47旅的左翼，有某某部队（即“天下第一旅”）从临汾出发向浮山方向进攻。由于“天下第一旅”是刚从渭南赤水镇赶到晋南战区的，该部队的代号在报话机上没有出现过，所以当时并不知道是胡宗南的“天下第一旅”，只知道是个旅级单位。随后敌167旅李昆岗与47旅李久夫在报话机上通话，都重复了罗列的命令并相互询问次日投入战斗的兵力，敌47旅和167旅各投入4个营。至此，一个由南、西南、西北三路向浮山县进攻的作战兵力部署，虽然简略，但已明确无误的显示出来了。 敌情上报后，陈赓司令员很快来了，我把上述情况向陈司令员复述一遍，并提出我对这些密语的理解。陈司令员沉思片刻后，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即刻离去。随后，纵队召开作战会议，陈司令员分析了敌我情况，确定了我军的作战方案：由13旅与太岳军区部队迟滞并缠住敌167和47旅，集中我10旅和11旅主力在临汾至浮山公路上伏击从临汾来犯之敌，务必全歼。我军各旅旅长受领作战任务的时间，仅比敌师长罗列向其部队下达进攻命令晚两、三个小时。 9月22日佛晓，敌167旅和47旅按计划向浮山进攻，沿途遇到我军顽强阻击。下午，敌167旅旅长用报话机向师长罗列报告战况，说他们一个营长阵亡。太阳将落时，敌整1师师长罗列用报话机向军长董钊报告战况，这时陈赓司令员也在侦听报话机旁，陈司令员和董钊是黄埔一期的同学。罗列说已逼近浮山县城，很快即可占领，自临汾东进的部队已到达指定地区，沿途未遇到抵抗。敌军长董钊是陕西关中口音，对战况表示满意，但随后说，从临汾向浮山前进的部队，“要密切注意自己的侧后方”。陈司令员听后随口说了一句：“董钊这个意见高人一筹”。天黑之后，敌167和47旅终于进入浮山县城。至此，全天的战斗集中在浮山方向，而临汾来犯之敌在侦听报话机上一直没有出现，我心中有些焦急，因为我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全歼临汾出来的敌人。夜间，我作战部队报告，临汾来犯之敌天黑前抵达临浮公路上的管雀一带，已进入我11旅隐蔽集结地区，我10旅随后也堵住了敌人往临汾的退路，而敌人对此完全没有察觉。 9月23日早晨，一打开侦听报话机就听见敌人的频繁联络，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呼号。根据夜间管雀战斗抓获的俘虏说，他们是整编1师1旅2团的，即“天下第一旅”2团的，至此，我们才知道围住了胡宗南的主力“天下第一旅”。根据我军报告的战况，很快就弄清了新出现报话机的所属部队，并陆续证实了一些密语。敌第一旅2团被围在管雀，团长是王亚武，敌第一旅旅部及1团被围在程堰村、合里村一带，旅长王正诚、1团团长刘玉树。 敌师长罗列得知“天下第一旅”被我军合围之后感到事态严重，即令占领浮山的167旅和47旅迅速驰援。敌军疯狂进攻，我军顽强阻击，战斗相当激烈。被围在管雀的敌指挥官第一次用报话机向敌167旅和47旅联系时，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王亚武啊”，明显带有傲气。事后得知，王亚武在国民党中央军校西安分校当过大队长，在蒋胡军里小有名气。下午，陈赓司令员也在侦听报话机旁，王亚武的一个上级突然询问“蒋先生”的情况，我们的一个参谋猜想可能是指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随后有人说蒋纬国已经离开第一旅了。我说莫非是美国顾问，陈司令员说：“要能捉一个美国顾问那才好玩呢”。但王亚武在报话机里说，已经把“蒋先生”放到“窑洞”里了。后来才弄清楚，“蒋先生”是炮兵的代号。黄昏，我11旅对管雀之敌发起总攻，不久，敌报话员在报话机中惊呼：“共匪冲上来了…,团长不在…, 啊…”。以后就再没有声音了。 在我11旅歼灭管雀之敌的同时，我10旅也开始对被围在程堰村、合里村一带的敌第一旅旅部和敌1团发起了总攻。在侦听报话机中听到敌旅长黄正诚不断向师长罗列的报告：“共匪占据了村子的大部分…,现在共匪正在进攻我们的院子…，共匪攻进了我们的院子”。我们司令部不少人也围到侦听报话机旁，静静地听着“天下第一旅”的最后灭亡。突然，报话机寂静无声了，这时大约是夜里十点半左右。次日下午，被活捉的“天下第一旅”中将旅长黄正诚被带到纵队司令部，傍晚，陈赓司令员接见了这位俘虏将军。事后听陈司令员说，黄要求我们对这次战役不要广播，因为第一旅是胡先生最关心的部队，广播出去就使胡先生太难堪了。 全歼“天下第一旅”是解放战争初期，蒋军疯狂进攻解放区时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1946年9月25日，临浮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即向全军发出《关于陈赓纵队作战胜利的通知》。9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以《向太岳纵队致敬》为题的社论，指出：“第一旅是胡宗南黄埔发家的老本，全副美械装备，抗战八年向来留置西北舍不得动用，现在一眨眼便烟消云散，这对蒋介石与胡宗南是万般痛心的事!” 避免了一次被动作战 临浮战役结束后，陈赓纵队进行休整，补充兵员，发放棉衣。这时胡宗南部在在晋南战区已有11个旅，在兵力方面仍占显著优势。不久，敌军再次占领浮山并占领临汾以北的洪洞和铁路东侧的部分地区。10月5日，纵队司令部转移到洪洞以东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有个教堂，实际就是一个较大的窑洞，报话机就架在这个窑洞教堂里。当天夜里，陈司令员、谢政委、韩钧副司令员、刘忠参谋长都住在这个窑洞里。第二天，发现胡宗南整编第一师要向洪洞以东一带前进，先头部队又是敌167旅。这个旅在歼灭“天下第一旅”的战斗中被我军重创，这次纵队首长决心歼灭这股敌人并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 10月7日，敌整编1师的报话机联络突然增多，同时，敌整编30师（辖27、30、67三个旅）的报话机也出来了。敌整编30师在曲沃、翼城一带时我听过他们讲话，这次没费多大力气就弄清了他们的新呼号。师长鲁崇义是河北景县人，和我们纵队政治部主任刘有光是一个县的，说话口音很容易分辨出来。令人注意的是，与敌整1师联络的报话机中出现了个口音生疏的XKY呼号，从其联络系列分析也是一个整编师单位。从纵队侦察科得知，敌整编90师（辖53、61两个旅，师长严明）已到临汾地区，但他们的报话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时我只能猜测XKY是敌整90师师部（以后得到证实）。这次，敌人采用了新的密语，但变化不大，作战单位由“X人组”改成了“老X”，顺序未变，军事行动由买“柴、米、油、盐……”改为办“子、丑、银、卯……事”。 中午前后，忽然听到XKY向敌整一师说他们到了甘亭正向167旅靠拢，随后又听到敌整30师向敌整1师说他们正在向整1师方向前进，这样，敌167旅左右两翼各出现了敌军的一个整编师，而我军歼灭敌167旅的战斗即将打响。当时我急出一身冷汗，赶紧向司令部值班首长报告情况，请求迅速转告陈谢首长，但他不同意，说已经做了歼灭敌167旅的部署，战斗就要打响，“这似是而非的情况会动摇首长的决心”。随后，报话机里又传出了敌人的联络呼叫，敌整1师两侧的兵力得到进一步证实。恰好，韩钧副司令员来到报话机旁，他听我说发现敌整30师和敌整90师的情况后转身就走。稍后，陈司令员根据敌情变化，改变了作战计划，撇开敌167旅迅速撤出部队，向敌侧后浮山县方向急进，避免了一次被动作战。 事后，纵队首长有一次在报话机处闲坐谈起这次部队转移，陈司令员说：“如果我们不改变计划，打起来后，不可能很快结束战斗，敌30师和90师靠过来，我们就要被优势敌人夹在中间，撤出战斗时不晓得要伤亡好多人呐”。（注：敌167旅最终被彭总的部队歼灭在陕北战场上） 粉碎胡宗南对延安陕甘宁边区的突袭企图 进入冬季后，根据来自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胡宗南整1军企图由临汾西进，准备突袭延安陕甘宁边区。（看到《毛选》四卷后才知道，在1946年11月18日党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指示中已经提到蒋介石有可能“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这时，陈司令员从晋绥开会回来，王震司令员也同时来到我纵队。随王司令员来的还有一名电台工作人员王存，住在我们报话机处熟悉情况并学习侦听工作，为王震部队以后开展无线电侦听工作做准备。随后，报话机中可以陆续听到一些情况了，敌整1军系统的报话员多半是同一个训练班出来的，这些河南口音的同学们偶尔在报话机上说些“闲话”。有一次敌整1军军部报话员向其同学说了句他们要到“冷的地方去”，司令部几个参谋认为说的是陕北，因为往东、往南都不冷，往北是阎锡山的区域，他们也不可能去，“冷的地方”只能是陕北，从而印证了军委的敌情通报。 由于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和我军各部的积极作战，敌胡宗南部对延安陕甘宁边区的突袭企图已失去了战役的突然性，敌军进退两难。大量胡宗南部的野战部队到达临大公路西段后停顿下来，敌人的下一步行动暂时难以判明。从敌整1师师长罗列一次与其上级的通话中，已可以判定敌人认为我们对其无线电通讯进行监听了，因此，他们在报话机上讲军事行动比以前谨慎了。但是在谈到有关后勤供应之类的问题时还是比较随便，没有什么顾忌。在敌军进退未决期间，敌整1军军部与其在临汾的“留守处”通话次数较多。我们发现敌整1军军长董钊虽率部西进，但其参谋长朱祥益却在临汾“留守”，觉得这种情况有些“不正常”，因此对董钊指挥部与其临汾“留守处”的通话特别注意。 大约在12月26日上午，敌整1军军长董钊加杂着密语与其在临汾“留守”的参谋长朱祥益通话，董钊说，他们向胡宗南的请示电报还没有答复，询问朱祥益胡宗南的意见如何。朱祥益说，胡宗南的意见是“你可以独断专行”，然后又用浓重的浙江口音重复了一遍“独断专行”。这些话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接着，董钊又和朱祥益谈了一些有关临汾、蒲县之间的交通、粮食等问题。由此我们得出粗略判断：胡宗南已经同意了董钊关于部队撤退的建议，敌整1军撤退的方向不是经吉县、乡宁向南，而是沿临大公路撤回临汾一带。 根据董、朱的这次通话，结合敌人在临大公路西段的狼狈处境进行分析，陈赓司令员和王震将军确信胡宗南突袭延安陕甘宁边区的战略企图已被打破，随即调动部队，决心打击东撤的敌人。由于已经知道敌军的撤退路线，很快抓住了战机，12月30日，将敌军东撤的尾巴，敌整30师67旅（欠199团）歼灭在蒲县以西井沟、薛关的河滩里。少将副旅长陈诚武被活捉，旅长跑掉了。在报话机里早就听过陈诚武说话，广东口音。这次把他带到司令部后我去看了一下，陈诚武个子不高，海南岛人，黄浦军校六期政治科毕业。这位俘虏将军这时还埋怨他们的正旅长不听话，打了败仗，还说他们旅有一个营都是南方人，能打的很，这次没有来等等。 汾孝战役时的侦听工作片段 汾阳、孝义两个县城都在一处凸向我解放区的平原上，孝义在南，汾阳在北，相距40华里。日本投降后，两城都被阎锡山接收。1947年1月初，我陈赓纵队和王震将军部队前出至汾孝平原西部边沿的一个村子住下了。这时我四纵队司令部实际是个“联合指挥部”，除我部陈、谢等首长外，还有晋绥军区王震司令员和彭绍辉司令员。这一带阎锡山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师，集中在汾阳，所以汾孝战役的初期作战目标是打汾阳。一进入汾孝平原，便听到阎锡山部队的一些报话机，根据司令部掌握的蒋闫军战斗序列，很快弄清了当面敌人大部分报话机的所属部队。被围在汾阳的闫军师长是刘效增，他的上级是闫军34军军长孙楚，副师长高卓之。孙楚是晋西南口音，刘效增是晋南垣曲、平陵一带口音，高则之是晋北口音。战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阎锡山的三个军共9个师分三路驰援汾阳、孝义。孙楚的34军由介休、义堂一带从南面前往孝义；王靖国的61军由开栅、文水向汾阳进逼；赵承绶的33军沿同蒲铁路直奔汾孝平原。敌人的意图不仅是为汾阳解围，而且要在汾孝平原与我军主力决战。一、两天后，闫军三路援兵赶到，敌我双方一场主力决战近在眼前。我军定下的决心是：打南路的孙楚，对中路的赵承绶进行钳制，监视北路的王靖国，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就在这时，我们截获了敌人一份重要电报。那天中午刚过，敌34军孙楚部的报话员口念数码向阎锡山指挥部的报话员发了一份200多字的电报。念完之后说这是“幺密”，“闫指”的报话员不明白，问“幺密是个甚呀”，“孙指”的报话员稍微做了些暗示。根据经验，这种场合发的电报多半是“明码”做底，再在“明码”上加密。因为熟悉明码，我试着在电报每个字的数码上减个1，电文内容开始出现，我迅速把电报译出。一直在旁等候的纵队参谋长刘忠立刻把译文拿走了。这份电报的内容是敌34军军长孙楚向阎锡山提出的次日“三路大军”向我进攻作战的具体建议，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这份电报的破译对于我军制定第二天的作战方案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从1月19日至24日，我军对阎锡山“三路大军”的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具体过程见“二野大事记”）报话机中每天都可以听出敌人很多活动情况，作战紧张时作战科有参谋在此值班，陈赓司令员有时就在侦听报话机旁下达作战命令。当时，我们只使用一部接收机对敌人几十部报话机，要尽量抓住重点，不漏掉敌人的重要通话，有时一开机就是一整天，连续数日思想高度集中，我的身体出了点毛病，掌握不了身体的平衡，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次去村外看缴获敌人的汽车，竟迷了路，找不回来了，陈司令员亲自下令，让警卫战士把我找了回来。我军反击，敌军东撤之后，孝义一带已很少有我军主力。敌34军副军长高卓之在报话机上叫汾阳敌守军师长刘效增趁机带部队占领孝义，刘不同意，高说那样对阎锡山“交待不了”。这时，陈赓司令员也在报话机旁听着，刘效增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们不能和共匪比，共匪指挥灵活，情报灵通，行动迅速，还有像陈赓那号成了精的人物”。 汾孝战役结束于中街战斗。1月25日天刚黑，报话机里听到一个河南口音向敌33军军长赵承绶报告：“我是陈子明（敌33军的一个师长），我们在中街被共匪包围，几个师的人都有，也有34军的”，接着便是这位师长将军的几声抽泣。中街是个大村子，往东不远就是汾河和同蒲铁路，向西10里就是东大王村，我军决心歼灭这股被围之敌。次日，我纵队10旅、11旅从两个方向向中街之敌发起攻击。但是，战斗并不顺利，我10旅副旅长，战斗英雄，陈赓纵队著名战将楚大明同志随同突击队发起冲锋时头部中弹牺牲了。虽然我军攻击不顺利，但我军的包围也使敌人不敢越出雷池一步。1月28日白天，中街敌人报话机向“闫指”念了一份密码电报，这封电报可能“底码”也是密码，然后在“底码”上再加密，我无法下手破译。下午，敌人报话机中几次提到“接运”，到了晚上，这股敌人最终溜掉了。事后回想起来，那份没有破译的电报，很可能是敌人撤出的方案，没能及时破译成为我的终生遗憾。 陈谢大军强渡黄河 汾孝战役后，我四纵队又回到了太岳区作战，47年春，我军收复并解放了翼城、绛县、新绛、稷山、河津等县城，4月解放曲沃并包围运城，由于条件不成熟，5月运城撤围。6月中旬，中央军委考虑把四纵队调往陕北战场，陈赓司令员过黄河到军委开会。四纵队从闻、夏一带北移至曲沃、翼城平原。司令部经侯马、曲沃到达翼城以东的东石桥村。7月中旬，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四纵队不去陕北了，改为从豫西强渡黄河打到蒋管区去开辟新战场，24旅也划归四纵队建制。这时，我四纵队4个旅都是兵员充足，士气高昂。纵队首长决定在这次强渡黄河的战斗中部队使用报话机进行通信联络。为此，在东石桥的一个多月里，我参加了纵队报话机使用密语的编制工作。 8月11日前后，纵队司令部离开东石桥村向东南行进。到达阳城县的董封镇时，中央军委2局（当时军委对敌技术侦听部门）的工作小组，组长高彩章、组员于果、乔力、刘云到达四纵队司令部，指导并总结我部前一段的无线电侦听工作，此后，报话机侦听工作便纳入这个小组的工作范围。 8月18日，纵队司令部到达黄河北岸的长泉，属河南省济源县。在强渡黄河的战斗中作战部队首次使用报话机进行通讯联络。先头部队占领石头山等要点后，四纵、九纵在东沃、西沃的渡口急速渡河。1944年抗日战争期间，我携电台随太岳区一只小部队也是从这里渡黄河开辟新区，受到日军和顽军的两面夹击，受损失后返回。三年之后，仍然是在这个地方，我军浩浩荡荡大举反攻，进入蒋管区，不禁感慨万分。 过黄河后，我军随即解放新安、渑池，两、三天后解放灵宝、陕县，直逼潼关，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报话机已配发到基层作战单位，部队急需大量无线电通讯人员。四纵队决定建立无线电训练队，我任队长。从这时起，我完全脱离了无线电侦听工作，又回到了通讯部门直到部队打到云南省昆明市。1952年赴朝鲜战场参观学习回来后，直接被调入我军高等教育序列，开始了培养我军通讯干部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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