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萨看过电影《抓壮丁》，当时还是中学生，看完极为气愤，对国民党蒋匪军恨之入骨。但后来无意中看到一份资料，介绍《抓壮丁》这部电影的背景，顿时惊呆了。《抓壮丁》电影是50年代拍摄的，但原作却是话剧。资料上写道：《抓壮丁》是由中国3幕话剧。吴雪、丁洪、陈戈、戴碧湘等人集体创作的。原是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在1938年创作演出的幕表戏，1943年吴雪等人在延安对原作进行改写，曾在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近百场，后改编成电影。老萨这一惊非同小可，1938年就出台这种话剧？要知道，当时正是抗战刚刚开始，武汉会战激烈进行，国家民族命悬一线，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时候。而且，各种历史资料可以证明，1938年时期兵役问题根本不严重，基本是年轻主动参军，只有极少的丑恶现象。在这种国家民族生死关头搞这种浮夸虚假的文艺，不就公然拆抗战的台吗，这是否可以定位为叛徒呢？在战争时期，就算是最民主的国家的美国，也对言论和文艺有所控制，出台新闻检查制度。对于这类拆台的东西，是会严格控制的。再一搜索这个话剧作者吴雪、丁洪、陈戈、戴碧湘的背景，立马也就明白了。吴雪（中共文化部副部长），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四川第一个戏剧支部组织委员。丁洪（中共辽宁省文联副主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并不是说他们是共产党，写的东西就完全是假的，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写这种东西，自然很不一般。具体听老萨来说说。

美国新闻检查：一战中，1914年5月28日，公共新闻委员会主席克里尔发布了《预备声明》。6月15日，威尔逊总统签署的《间谍法》，提出要实施强制性新闻性检查，该法规定凡 故意制造企图干扰陆、海军的军事行动的虚假报道或错误言论，以及企图在武装部队内部挑动不忠诚或妨碍征兵的，均处以高额罚款或监禁。1918年5月的《煽动法》，是对《间谍法》的修改和扩大，根据其规定，"任何对美国政府的形式或宪法、陆海军、国旗或军队制服使用不忠诚的、亵渎的、谩 骂的或侮辱的语言"进行写作或出版，或使用旨在对这些观念和制度进行"侮辱、藐视、谩骂或破坏名誉"的言论，均以犯罪论处。同年通过的《惩治叛乱法》使公 共新闻委员会掌握了实施全面文讯检查的大权，《间谍活动法案》则判定发表或撰写任何被认为有助于敌人的言论的行为有罪。

1941年12月19日，罗斯福总统根据《第一战争权力法》设立了新闻检查局，该局拥有14462名工作人员，他们大多从事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往来邮 件、电报和无线电通信的强制性检查。1942年1月15日发布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准则》，规定所有印刷品不得刊登有关军队、飞机、舰船、战时生产、武 器、军事设施和天气的不适当的消息，类似的指示也下达到广播电台，该准则成为美国新闻记者进行战时报道的一本"圣经"。1942年6月和1943年2月该 准则曾两度被修改，增加了"空袭"等条款，提高了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老萨研究了一些国内关于壮丁问题的宣传品，不由非常的赞叹。可以说，写这些东西的人，水平非常的高，远在老萨之上。为什么呢？他并非不了解历史真相，是像铁血上面的愤青一样胡扯，而恰恰是他非常明白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却仅仅选择他需要看到的某些片段，将其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的文章。对于有些内容，做过精心的掩饰。对于有些内容，则不采用国内的数据，而引用国外一些不可靠的数据，显然是给自己留有余地，不想自己将来英名受到影响。一旦将来怎么怎么，有人攻击他们，他们就可以以一句：我们只是引用别人的话作为搪塞。

就比如什么腾讯历史里面的这些作者，他们也都是这样，文章写得很巧妙。

显然，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历史学界的资深人士，他们这些东西估计又是特殊年代的需求，是对国民党和蒋匪军攻击的一个部分。就像九一八不抵抗，三大起义，长征，西安事变，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一样，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好了，废话少说。

没有国民政府的兵役政策，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也是全世界甚至大陆史学界公认的结论：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实行的兵役制度，大体上是成功的，也是抗战最终得以胜利的保证。

这个兵役制度，保证了国军伤亡360万如此严重的基础上，仍然在战争结束时保证了460万兵员。在整个抗战中，国军胜少负多，前后又苦战八年之久，却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靠的是什么？靠的还是这些士兵。

而这些士兵都是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产物，也最好的证明了兵役制度的成功。

以上的结论是本文的基础，也是各方公认的结论。

如果否定这一个观点，那么一切就不用多说了，根本无法沟通。

---------------明朝的卫所制度其实是募兵，时代都是军人。在初期，明军所向披靡，但随着制度的腐败，明军战斗力急剧降低。在现代，征兵制度已经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数千万士兵血战的舞台，谁的兵役制度差，就是亡国灭种。

中国兵役制度变革

中国三千年来的兵役制度极为复杂，本身就可以写一本几十册的书籍。

简单来说，中国一共有部落兵制度，征兵制，募兵制制度。

春秋战国之前，由于当时人多生活在部落中，所以兵役制度只可能是部落兵，也就是以部落为单位组成军队。

后来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世代，比如五胡乱华，西夏，辽，金，元，清开始多采用部落兵役制度，也就是单一民族的人组成军队。

这些民族因为相对比较弱小，对其他民族也不信任，部落兵制是最实际也是最可靠的。

这种方式具有比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缺点是不同民族不同部落之前会生产很大矛盾。以满清的八旗为例，其实各旗之间就有很多矛盾。

而且，以部落为单位的军队规模完全取决于部落的大小，他们可能像蒙古人一样集中20多万大军，也可能因为部队很小，只能勉强凑齐几千士兵。

少数民族的人口一般都不会太多，也就决定了部落兵制只是较小规模的作战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是征兵制。

所谓征兵制，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兵员，强制要求人民参加。

抽调兵员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2抽1，3抽2，5抽3，甚至所有成年男性都有参加的。

以长平之战为例，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军事技术落后，武器多是青铜的，杀伤力是有限的。所以人的数量多少就有很大的作用！

一支10万人的精锐部队，也对付不了一支20万人的普通部队。

比如公元前226年，秦王派李信和蒙恬率最精锐的20万秦军攻楚，结果被数量优势的楚军打得大败。

前225年，秦王命老将王翦率60万大军再次伐楚，这才取得决定性胜利。

战国时期总人口估算不超过2000万人，但七国的总兵力高达500万人，占到人口的四分之一之多。除了男人用于一线作战，甚至连老人，少年，和身体比较壮的妇女都用于防御战或者后勤供应。

那个时代一旦战败，往往就是亡国灭种，所以一旦开战，所有能上的都上，败了就沦为奴役。赵国长平战败，40万军队被屠杀后，整个赵国到处都是哭声，“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孙，妻哭其夫，沿街满市，号痛之声不绝”。赵国经过这次元气大伤，直到灭亡都没有恢复过来。

到了汉唐时期，大体也是征兵制度，但诸如三国时期，等等，也存在普遍的募兵制。

所谓募兵制，就是招募职业军人。

刘备，张飞，关羽都是被招募的职业军人。

进入唐宋以后，从各方面考虑，政府开始普遍使用募兵制。

募兵制的优点是如果使用得法，制度严格，会训练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因为古代的骑兵，弓箭手等等，都需要较长时间的训练，一般需要在1到2年以上。职业军人，比如像日本武士一样，可以有10年时间训练，而征兵制临时征召的农民多没有这个条件。

不过，募兵制也有严重的问题，就是一旦制度随着王朝的腐败而腐败，军队战斗力会一落千丈。而且募兵制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因为职业军人是终生制度，也是完全脱产的。

宋朝军队战斗力虚弱的原因有很多，但禁军采用募兵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宋军招募的士兵多是灾民，无业游民，破产农民等等社会边缘人物。比如水浒里面开篇出现的教头王进，负案在逃都可以去从军。

虽然这样做，有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却让军队战斗力无法有效提高，因为兵员素质很差，绝大部分人是混饭吃，没人愿意拼命。

所以，宋军数量很多时候超过百万，武器装备又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更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力，打仗却总是胜少败多，最后悲惨亡国。

大明的卫所制度，本质上也是募兵制，一部分人世世代代都是军人。卫所制度在初期是相当先进的，一度打得蒙古北退数百公里，逃到了大漠以北。但因为制度腐败，卫所制度最后也是几乎瓦解。所谓的职业明兵已经成为军官的奴隶，他们长期不训练，主要从事耕地和为军官出各种劳役。

于是，倭寇几十人在浙江登陆，能杀的几百明军逃窜。混饭吃而已，谁想玩命？而且久不操练，就算想玩命，也是死路一条。

满清则很有意思，八旗最初属于部落兵。遗憾的是，八旗仅仅几十年就迅速腐败，无法作战，于是绿营出现，这是募兵，源自投降满清的明军。绿营的兵力很大，有50，60万人的规模。鸦片战争期间，绿营兵也已经腐败透顶，听到洋枪大炮就跑。一个拥有200门火炮的清军炮台被英军攻陷，清军死伤多少呢？只有区区40人，其他数千人都一哄而散，跑的比兔子还快！

耗费国家巨大财力建立的这支部队，没有任何作用。

最终，满清政府被迫使用了最纯粹募兵的湘军，淮军。形同雇佣军的湘军淮军，倒是颇有战斗力。他们一支部队中都是兄弟，朋友，师徒，甚至父子。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们打起仗来不要命。他们消灭了太平天国，但自己随后也迅速腐败。

到了民国，北洋军阀的部下都是募兵。

以冯玉祥西北军为例，都是自愿当兵的破产农民。当年都是军阀混战，战争没有正义性可言，打仗就是实在活不下去的人卖命的勾当。

所以，当兵也是比乞丐，挑夫还卑贱的工作。因为乞丐，挑夫只是出苦力，赔笑脸，当兵的是用自己的命混饭吃。

军纪好的军阀部队，也是四处抢粮抢钱，军纪不好的军阀部队，干脆奸淫烧杀，形同土匪。

老百姓切齿痛恨，不会给他们任何支持。

没有老百姓支持，又是混口饭吃，而这些军阀招募来的士兵，形同雇佣军，战斗力不高也就容易理解。

北洋军阀这么多年来，对外列强作战从无取胜记录，只能自己人杀自己人威风威风。

其实，就算是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从本质上说也是募兵，黄埔出生的军人们。

黄埔军校的招生，是面向全国的，有志青年都可以参加考试，通过即可入学。

当时整个中国，并没有征兵制度一说。

其实就算有这个制度，由于国家四分五裂，也无从实施。

而当时放眼全世界，时代已经不同了。战争的规模非常浩大，大量新式武器投入战场，但作战的主体仍然是士兵，在武器装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自然是士兵越多，就越占据优势。

列强全部是征兵制，世界大战战争动辄就是数百万人的会战。无数的士兵和无数的武器组合起来，形成一支支强大的军队。

士兵的数量是极为重要的！沙俄作为一支准一流强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嚣张多年，关键在于他采用征兵制，和充足的兵员。

一战中，沙俄一战就能损失200,300万人，但仍然能够继续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成年男性大部分在前线或者兵工厂，全民皆兵了。

二战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一溃千里，伤亡超过400万，甚至一仗伤亡70万人。苏军在几乎每一战都不是德军的对手，每战的伤亡都远大于德国。但因为苏联采用完善的征兵制度，能够及时补充伤亡，最后还是耗垮了德国。

二战苏军死亡青年高达700多万人，伤者无数，但战争结束时，苏军总数高达近1000万人，这就是征兵制度强大的威力。

二战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拼补充，看谁损失能及时补充上来。

而士兵的补充自然是重中之重。

显然，单纯靠之前的募兵制，是绝对拼不过日本的。

列强实现征兵制都很早，德国是1813年，意大利是1876年，法国是1793年，甚至日本都是1880年。

日本凡年满17岁至40岁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所以，虽然日军现役军人只有38万人，但它的后备力量极为强大。

受过完整训练，随时可以进入军队作战的兵员高达160万。没有受过训练，但已经登记入册，随时可以进入军队作为补充并的适龄的男性，高达250万人。换句话说，日军在1个月内可以使用的兵力高达近200万，而在一年内可以使用的兵力，高达450万。其实，日本适合从军的全部男性总数高达1000万人，这就是日本征兵制度的强大表现。

而中国呢，由于没有征兵制度，军队只有一线的170万人，并没有预备兵力。

换句话说，这170万人，打完了就光了，死一个少一个。

至于征兵，其实在民国征兵很不容易。前面也说了，好男不当兵，当兵都是社会最底层，实在混不下去了。

抗战前军阀设在各地的征兵站，连续几天一个兵招不到是正常现象。有的军阀，诸如张宗昌之流甚至干脆直接买兵，去了就给几块大洋，介绍的也给钱，就这样也不行。

也许大家很疑惑，为什么一些嚣张一时的军阀，一次仗打败了，就完蛋了。很简单，他们的部队打光了，又招募不到新兵，自然就完蛋了。

换句话说，日军可以使用1000万人，国军可以使用的一共只有230万人（加上抗战前训练出来的50万新兵），只是日军的五分之一。

双方武器装备训练差距又是极大，这样一来，想不亡国都是不可能的。

显然，中国落后的募兵制根本无法应付这种场面，兵役制度必须改革。

--------------民国政府是存在腐败，因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而蒋介石的力量薄弱，在初期无法控制国家局面，等到刚刚控制国家大局，抗战就爆发了，实在没有改革的土壤。我们承认国民政府的腐败，但不应将这个腐败无线扩大，甚至颠倒黑白。是的，国民政府确实腐败，但事实证明，所谓四大家族是不存在的。而我们的毛主席呢？毛时代没有腐败？三年饥荒时期，无数老百姓饿死，但居然能够花1亿人民币修建韶山滴水洞别墅，这不算腐败？

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建立和改革

遗憾的是，和所谓黄金十年的重工业一样，在当时不具备这个条件。具体原因不多说了，大家翻翻老萨之前的文章《黄金十年》。

因为国民政府其实每天都在打仗，你根本没有力量搞这些。

要知道，兵役改革是件大事，如果稍微搞得不好，不但会导致军队瓦解，甚至会导致地方民变，造成可怕的社会动荡。

古代很多国家，均毁在兵役制度改革上。由募兵制突然转变为征兵制，强行征发大量老百姓参军，民众不认可，往往进行各种抵抗，甚至起义暴乱。

金国的皇帝完颜亮为了消灭南宋，下令20岁到50岁的男丁全部从军，激起后方大规模的民众反叛。在长江战役失败以后，完颜亮本人都被叛乱的士兵杀死。

而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皇帝苻坚不顾人民疾苦，征召全国兵力，出动80多万大军南下攻打晋。结果因为士卒都是临时强行征集，军无斗志，毫无战斗力。前秦军故意撤退让晋军渡河的时候，居然出现大面积的溃散，最终80多万大军自我瓦解，灰飞烟灭，退到洛阳只剩10多万人，苻坚自己随后被大臣杀死。其实，苻坚并不是被晋军打败，而是败于兵役制度。

这些东西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了。

北伐期间自然不用谈，当时国民政府仅仅控制广东一省，征兵无从谈起，只能募兵。

随后战乱就没有停止过，直到中原大战结束，国民政府才大体控制了江浙赣鄂皖五省，有了一点兵役改革的土壤。

遗憾的是，立足未稳，日本就进攻东北。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于12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王祺委员《请迅速实行征兵制以御暴日案》，提议国家实行征兵制度。

1932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又提出了改革兵役制度的问题。《军备须专意对外及实行征兵制以御外侮而固国防案》中提出：“为彻底防止酿成内战的个人武力之树立计，非实行征兵制以代募兵制不可”，并具体筹划了征兵制实行的若干步骤。会上作出决议：“逐渐施行征兵制度，实行学校军事教育，并尽先于各县市抽调壮丁，办理保卫团以作征兵制度之准备。”同年春，军事委员会训令军政部会同参谋本部规定征募管区，拟定兵役实施办法。   

但直到1935年基本打垮中共，消灭国内割据的大军阀以后，才真正开始了兵役改革。

  1935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兵役法》(12条)，自1936年3月1日生效。其后，军政部加紧制定各项征兵制度细则。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步国家性的征兵法，具有极大的正面意义。后面抗战直到1943年新兵役法诞生，所有的法律都源自这部《兵役法》。

1943年又对《兵役法》进行改革，推出了更完备的法律。

《兵役法》内容很多，但最基本的规定年满18岁到45岁成年男性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1936年9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东邻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奋起，全力抵抗，不足以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护民族之生存。在此非常时期，凡属兵役适龄之男子，均有应征入营服行兵役之义务。兹特依《兵役法》第三条之规定，着由行政院转饬各兵役主管机关，得随时征集国民兵，俾资服役，而固国防。”到当年底，共征集5万新兵入营。这是征兵之始。   

     《兵役法》规定：兵役分国民兵役和常备兵役两种。男子年满18岁至45岁，在不服《兵役法》所规定的常务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的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的命令征集。   

    常备兵役分为现役、正役、续役。平时征集年满20岁至25岁的男子，经验查合格的，入营服现役，为期3年，除上等兵及特种业务外，均满2年退伍。辎重运输兵满5年退伍。正役以现役期满退伍者充之，为期6年，平时在乡应赴规定的演习，战时动员召集回营。续役以正役期满者充之，续役期自转役之日起至满40岁止，转为国民兵，至45岁退役。但在地方自治未完成的区域，得就年龄合格、志愿服兵役的男子中募充之。常备兵役，在战时得延长其服役期限。   

与征兵制相关的是师管区的建立。1935年1月的军事整理会议上提出的兵役区计划，划分全国为19个军管区、60个师管区和10个预备区。从1936年开始施行。同年5月，设置12个师管区、48个团管区。

遗憾的是，由于政令不通的问题，这些管区，只是集中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这8个省，其余的省份无法开展。

因为这些省才是国民政府真正控制的省份。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又逐步控制了广东，贵州，四川，陕西，甘肃这5个省份，但尚且没有来得及消化，地方政权还没有完全建立，战争就爆发了。

  壮丁训练：1935年5月，国民政府首先在南京设立首都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试办壮丁训练。1936年10月，军事委员会公布了由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内政部拟订的《社会军事训练实施纲要》，同时分派各县社训教官，成立各县社会军事训练总队。训练范围由壮丁渐及妇女、少年(后者基本未实施)。

截至1936年底，已训练完毕者约50余万人。   

显然，如果再有个2,3年时间，国民政府就可以在全国推行这个兵役制度，当时国府实际控制了五分之三个中国，兵役制度一旦实行，还是会很厉害的。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抗战突然爆发。

显然，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征兵制度刚刚起步才2,3年时间，也仅仅覆盖了8个省份，卢沟桥就打响。

这完全打乱了国民政府的兵役计划，可谓雪上加霜，让人捶胸顿足。

换句话说，战争爆发的时候，国民政府尚且没有全国性的征兵制度。

其实不但连全国性的征兵制度都没有，连全国的户籍资料都没有。

以四川为例，在军阀控制时期，由于全省四五分裂，根本没有户籍资料。

直到1938年国民政府控制四川以后，才开始统计全川的详细情况。

-----------------国军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仅殉国将军就高达200多位。连集团军司令管张自忠上将，也在和日寇的肉搏战中光荣殉国。日军士兵回忆往事：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发现遗体上共7处伤痕。日军对为国献身的英雄从来都非常钦佩，他们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中国大将张自忠之墓”。作为敌人的鬼子，对我军殉国将士都如此尊敬，而我们现在居然说这些英雄都是抓壮丁强迫拉到战场的，请问，你们对得起这些先烈吗？老萨说的不客气一点，你们还是不是人？是不是中国人。

战时的国民政府征兵制度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很快迁都重庆，经过淞沪，太原，徐州，武汉几次大会战，到了1938年底，一线军人伤亡在80，90万人，也就是说，战前现役部队的二分之一已经损失掉了。

而实际上，很多部队损失比这个要大得多。胡宗南的第一军进入上海后，苦战1个多月，伤亡超过九成。退到后方补充新兵以后再上，苦战一个多月，伤亡又超过百分之五十。等于开战时候的老兵军官基本全部换了一遍。

显然，这种伤亡速度是很恐怖的，必须立即补充。

当在抗战前，仅仅训练出50万新兵，余下的，只能在抗战中补充了。

战时兵役政策经过几次调整，但基本并不变，也就是抽签。

就是将一地的男性壮丁编号，然后根据每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方式，进行抽签。

抽中的壮丁，就编入地方政府的新兵营，经过体检，训练后，送到一线作战部队。

显然，国民政府使用这种方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当时最可靠，最公平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三平原则，平均，平等，平允。适龄男子不分贵贱皆应服役（平等），按人口比例平均分配征兵数（平均），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平允）。

今天的体彩福彩也基本套用这种方式，可见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老萨估计，很多网友根本就没听说过壮丁需要抽签，而认为壮丁都是直接破门而入，从家里炕上抓走的。

由于兵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在战争期间，无论法律还是机构，都经过几次调整和改革，期间不可避免出现一定的问题。

但，事实证明，国民政府的所有制度改革和新的政策，都是利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人为阻碍兵役问题的解决。

只是因为国民政府原有的一些固疾，比如地方政权很多比较腐败，执行力不行，有很多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现象，导致兵役出现一些问题。

不过，就算是这样，壮丁的问题，远远不像我们夸大的那么大。

本文有个基本的结论，也就是，1944年之前，国民政府绝对不存在大规模的抓壮丁行为。

而即使是1944年到1945年，真正抓来壮丁的总数，不超过征发壮丁总数的百分之五到十。

这里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抓壮丁？

自愿参军的，自然谈不上抓壮丁。

被抽签抽中，主动去参军的，也不可能是抓壮丁。

被抽签抽中，逃避兵役，躲藏起来，不愿去部队的，被保甲长和兵役部队抓了，这是抓壮丁，但于情于理于法并不过分，是合理的。因为这是国家法律，你违背法律，抓你是应该的。

根本没有抽签抽中你，只是保甲长或者并以军官随便抓住你，这种才是丧尽天良的抓壮丁，但事实证明，这一类是非常少的。

就算是电影《抓壮丁》里面，真正最后一类的抓壮丁，也只是身为独子的佃农蒋国富儿子被抓，只有这一个人！

如果抓来壮丁数量真的要有那么大的话，那么自然有一个极为简单的逻辑，抗战就绝对不可能打赢。

就算用屁股，你也可以想到，如果绝大部分壮丁都是强行抓来的，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

苻坚80多万大军，在淝水之战被8万北府军一触即溃，而它的军队中还有一部分是征战多年的职业军人，是有战斗力的，不完全是征兵。

苻坚尚且如此，那么，国军这支完全由征兵壮丁组成的军队，又怎么可能和日军对抗8年之久，并且造成日军120万的伤亡呢？

恐怕，只要日军随便对天上开几枪，这些抓来的壮丁，就应该立即逃走，或者举手投降了吧。

请问，衡阳战役中，国军1万7000多人，为什么能坚守1个半月，最终死伤1万5000多人才战败呢？

又请问，常德会战中，常德守军1个师又怎么会守到只剩几百人才战败呢？

抗战中的22次大规模战役（总兵力10万人以上），一千多次大规模战斗（总兵力1万人以上），一万三千多次中小战斗，是谁来完成的呢？

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国军士兵英雄为国牺牲，我们有可能打赢各个方面都强于我们的日本呢？

你现在说，国军士兵都是抓来的壮丁，用刺刀逼上战场的？是不是对先烈最大的侮辱？

别的不说，仅仅电影《抓壮丁》的省份四川，川军征召的280万壮丁和30万现役川军中，伤亡总数就高达60多万人，其中光是殉国的就有26万之众。

而川军作为出壮丁大省，占全国壮丁总数的五分之一，几乎每一只国军部队中都有大量四川壮丁。

你胡乱指责这些人都是被迫参军的壮丁，有脸对得起着20多万英灵吗？

流沙河老先生回忆以前的事，用他少年时期亲身经历说明，壮丁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自愿的，这样就捅了马蜂窝，无数人跳出来指责，至于吗？历史就是历史，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

其实四川民间抗战研究者已经做过一些调查，搜集幸存老战士的口述记录。而他们搜集的几百人中，仅有1,2人声称是被抓壮丁才参军的，余者都是自愿参军。

而老萨看了很多抗战国军战士回忆录，总数也不下数百人。除了一个人处于敌后浙江战区的新兵以外，还从来没有看到说是自己被抓壮丁才参军的。

只是这些历史，网友们能看到吗？

------------------1938年，也就是抗战最激烈的关头，而兵役制度又丝毫不尖锐的当时，居然搞出一台《抓壮丁》的话剧，对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大肆批驳，请问这是不是拆台？当时好歹还是国共合作，犯得着这样吗？敌人到底是日寇，还是国民党？

抗战中兵役期的三个阶段

战时的兵役制度，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1937年到1939年初.

在抗战最初2年，参军几乎都是自愿。以四川省为例，在1937年伤亡如此惨重的情况下，四川送到一线壮丁仅有10万人（四川八年送到前线壮丁总数为260万），其余都是自愿参军的志愿军，完全可以满足需要。

当时各省先是建立了兵役科，然后逐步升级为权力更大的兵役署，征兵机构也基本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自愿参军包括主动参军，以及被抽中签以后积极参与。并不是说抽签后主动参军的，也就当做抓壮丁，没有这个逻辑。

在当时，也并非完全没有抓壮丁的现象，但都是零星和少数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无论哪个国家，都有不愿意从军的人。二战期间，美国在珍珠港被偷袭以后，全国几乎没有反战的人，都踊跃参军。电影《兄弟连》里面军官温斯顿回忆：他们小镇里面有两个年轻因为体检不合格，自杀了。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些美国年轻人为了躲避兵役，逃到加拿大去，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种现象。

这是没有办法，在中国也是这样，只是绝对是极少数的而已。

整个四川，这个阶段这类人总数绝对只有几百到二三千人。

这些现象相对多一些的，是无法招到新兵的国军敌后武装。

这些敌后政权面对日军的压力，地方行政机构大部分被摧毁，很难从容的组织征兵工作，所以只得无可奈何的偶尔抓一些壮丁凑数。因为他们没有兵员补充，总不能看着部队垮掉。

不过，这也属于零星和偶尔的。

总体来说，抓壮丁现象是非常稀少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和日寇进行数次规模宏大的会战，虽然国军胜少负多，但国军的战斗意志普遍还是不错的。

这个阶段，打了一些抗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国军坚守每一寸土地，往往是全部死光，阵地才失陷。

第二个阶段是1940年到1943年。

前一段时期几乎没有抓壮丁，不代表没有征兵的问题。

这段时期针对之前出现壮丁的征召问题，从法律制度上进行改革（1943年出台新的《兵役法》），结构也大幅度调整（包括兵役机构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大改革），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征兵的情况。

这段时间由于主动参军的人大多上了战场，自愿参军的开始减少，加上国军在这个阶段伤亡徒增，达到100多万人，所以造成了需要大量壮丁的局面。

这个阶段，参军由资自愿为主，转为以抽签征兵为主。壮丁一旦抽签中了以后，直接经过体检，训练，接收，送到一线部队去。

具体的抽签分为两种，开始是公开抽签，壮丁亲自参加，但这容易造成腐败现象（有钱有权人事后行贿打点），也可能出现壮丁中签后逃往（中签以后，过一段时间才进入军队）。

后期变为秘密抽签，壮丁并不到场，由保甲长代为抽签。抽中以后并不公开结构，直接由兵役人员去领走壮丁，然后再公开。

这样，一来防止腐败现象，二来预防壮丁的逃往躲避。

不过，这一阶段抽签中的绝大部分兵员都是愿意到部队的，只有很少数逃亡现象。

由于压力较大，以及一些腐败现象，地方开始出现小规模的抓壮丁，但数量仍然是很少，最多占到几十分之一。

而且大部分抓住的壮丁并不是无辜群众，而是本来就已经抽中的壮丁。

第三个阶段是1944年到1945年。

这段时间兵役署升级为兵役部，再次扩大了它的职权。

这个阶段是兵役最为困难的阶段，也是最乱的阶段。在1943年之前，国军伤亡总数高达260多万人，加上还要扩军数百万人，出现了巨大的壮丁需求量。

而在1944年之前，由于全国已经征召了约1000万壮丁，加上日军陆续占领不少我国领土，大体上可以使用的适龄壮丁，基本都送到了前线。

但1943年以后，一线伤亡又大突然增大，仅仅豫湘桂会战就有50，60万的伤亡，为了弥补缺口，必须继续大量征召壮丁，扩充征召规模。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是地方没有什么壮丁，一是政府又需要壮丁，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抓壮丁的情况，将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并不适合参军的人抓走做壮丁。

这些壮丁进入部队以后，因为无法适应部队生活，往往出现逃亡，甚至因病死亡的现象。

逃壮丁现象，包括抽签之前就逃走躲避，抽中之后送到军队途中逃走等等。

壮丁逃走以后，地方保甲长又受到更大压力，面临严惩的他们必须继续抓人，这样越抓越乱。

在这个阶段，前任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因为执行政策不利，出现贪腐现象，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换了鹿钟麟接任。

不过，并不是说，这个阶段所有壮丁都是抓来的，抓来的壮丁也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约为总数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大部分壮丁还是自愿参军的。

这段时间，对政策进行修改，允许学生教师公务员军工厂工人等等参军，顿时出现大量知识青年自愿参军，报名数量超过20万，最终选取了10万人。但知识青年并不能满足实战的全部需要，一样还是需要很多壮丁。

这个阶段虽然困难，好在时间很短，前后不到2年时间，就因为抗战结束而停止。

---------------殉国的川军士兵，大家注意，他还穿着草鞋，他连一双布鞋都没有。对于这样的先烈，我们已经无法说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承认他们是民族的英雄。现在，这些勇敢的川军，却因为《抓壮丁》成为被抓来的壮丁，老百姓被告知，他们上战场根本不是自愿的。这不是将我们民族的根基撅掉吗！

实行兵役制度的种种巨大的困难

所谓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压断脊。

指责别人容易，自己来做就难了。

当时国民政府面对一个极为恐怖的现状，换成谁来，看到这个情况恐怕都要吓尿！

第一，   无征兵制度。

第二，   无征兵机构。

第三，   无户籍统计（征兵的基础是按照户籍）。

第四，   无先进地方行政机构，机构冗余，腐败现象多，还存在被地方恶势力控制。

第五，   基层一线的保长，甲长，联保主任素质层次不齐，一些贪腐分子混在其中。

第六，   无足够经济实力支持兵役制度实行。

第七，   控制区人口不多，壮丁数量有限，造成壮丁征召的困难

第八，   部分地区民风保守，人民愚昧，一味抗拒从军。

先说说人口和壮丁的矛盾！

战争开始以后，日军侵华兵力每年都在激增，从战争开始的40万，60万，最终达到120多万的人规模（不连关东军）。

由于中日两军在武器装备，训练上有很大差距，加上持久抗战的特点，国民政府估计国军必须维持至少300，400万以上的规模才可以和日军对抗。

实际抗战结束时候，国军总数是470万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国军数量为170万人！

也就是说，国军和战前相比必须增兵300万以上。

除了大规模的增兵，国军每年还有大量的伤亡，最终八年伤亡了360万，也就是说，最保守估计，国军务必需要至少近700万的新增兵员！

自然，除了这700万直接打仗的壮丁以外，国民政府还需要一定的劳动力，用于修建公路，铁路，机场等等，一部分壮丁要转为民夫。以滇缅公路为例，它的修建民工总数在20万以上。当时主要是公路周边的民工，所以前后花费了近1年时间，延误了一次工期，对抗战有一定影响。

自然，理论上壮丁不应该从事劳动，只是打仗的，但实际上不可能。

仍然存在大量的所谓纯劳力壮丁的现象，也就是这些壮丁其实没有打过仗，都是在后方做工的。

显然，这些工作，需要身体比较强壮的青年人。

实际上，这部分壮丁总数至少也要至少上百万人。

这样，需要壮丁总数也就是800到1000万人，这可不是小事情。

也许有人说，当时中国有4亿人口，800到1000万人也不算很多吧，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当时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人口，早已经没有4亿。

当时由于日寇进攻猛烈，国军已经有计划的放弃了沿海省份，逐步退守西南。但西南省份中，除了四川以外，都是人口不多的地区。以云南省，广西，贵州，西康为例，很多地方地广人稀。

当年云南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丛林密布，到处都是虎豹豺狼，山民出门都要携带枪械和刀具，根据1934年内政部调查，人口仅有600多万人，其中很多都是少数民族，连省主席龙云都是彝族人。

而贵州黔南地区，由于地瘠民贫，往往几十里才有一个小村子，全省人口不过350万人。

至于西康省大部分是雪域高原，面积比四川省还大，为45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120万，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藏族人。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控制区总人口不过2.1亿多，中后期已经锐减到1亿多人

除去少数民族，边远荒凉地区，以及政治原因导致国民政府实际无法控制的地区，实际人口也不过1亿左右。

在区区几千万人口中，最少拿出800万兵员，也就意味着十几个人中就要有一个参军，动员率高达百分之十几。不用说，这个负担是很重的。

二战中，动员率超过百分之十的国家，主要就是战斗最为惨烈的德国，苏联，动员率也不过是百分之十几到二十。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适龄男性基本全部走上战场，后方基本都是老人，孩子，妇女和残疾军人。

而因为中国当时医疗落后，农民吃不饱肚子，所以大部分男性普遍身体瘦弱，还有慢性疾病，这区区几个男人中，真正符合做军人的条件的，恐怕也就是凤毛麟角。

后来国民政府统计，计划壮丁为1400万，实际壮丁总数为1200万，但一般认为这有水分，总数可能是1000万人。

总之，即使是12000万人，动员率也高达百分之十几，这对于地方政权不完善，政府效率低下，有没有完整兵役制度的中国来说，已经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一个奇迹了。

所以，兵役的压力是很大的，最终有这样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自然，整个执行过程有一定腐败现象，不公平，但就是这个制度让抗战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其实当时中国兵役制度有很多巨大的问题。就以人口素质为例，由于当时地方农村缺吃少穿，男丁普遍瘦弱。看看上图的这些所谓比较优秀的壮丁，无一不是皮包骨头，很多还有慢性疾病。这样的壮丁成为士兵，战斗力又怎么可能强呢？

详细说说细节

至于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不单独说了，放在一起分成三个阶段来说

第一个阶段

1938年中之前，四川青年踊跃参军，川军几十万开出四川，全省兵员充足，暂时谈不上壮丁补充问题。

四川军阀混战20多年，在当时四川老百姓眼中，军队和棒老二（土匪）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对川军恨之入骨，避之不及。

但此次抗战爆发以后，川军主动出川抗日，四川老百姓态度顿时一百八十度转弯，对川军极为支持。

川军在四川境内，到处都是拥军的老百姓。

连打了几十年仗的老军阀邓锡侯，都感动的流泪。

这个阶段，出了几十万川军出川抗战以外，大量四川青年志愿参军，这个时期，征兵没有什么问题，1937年全年送出的壮丁仅有10万人，其他全部是自愿参军。

不过当时四川军阀还没有搞定，地方实际还是军阀在控制。川中三巨头里面，杨森很快投靠蒋介石，但刘文辉仍然和蒋继续作对10多年，而实力最强的刘湘也是在1938年1月才吐血身亡。

所以老蒋直到1938年6月，才大体解决四川省的内乱（其实川军实力派内斗依然搞出很大麻烦，直到解放战争后期，干脆直接投降了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兵役制度，所以问题一点也不严重。

当时成立了四川军管区，原来刘湘麾下大将王瓒绪成为司令，下辖6个师管区，18个团管区。

同时，四川的县，市一级兵役机构也纷纷成立。这是从0到有，几乎白手起家的成立，难度自然很大。

但于此同时，地方行政机构却没有调整。由于征兵最终仍然依靠行政结构实现，最基层的兵役主力，仍然是行政上面的保甲长。

这为征兵埋下了隐患，但行政机构改革，在已经自我封闭30多年的四川基层，以及外寇入侵，国家摇摇欲坠的当时，是极为艰难，需要谨慎操作的。

由于行政机构难以一时改变，只能在其他地方进行补充。

在各地的县市乡镇都设定了监督和调节机构，也就是由地方推选的乡绅组成的兵役协会。

当时法律规定学生老师，公务员，军工工人，特殊工厂的工人（比如军用煤矿，铁矿，钨矿等等），都可以暂缓参军，为了保证公正，成立了免缓检查委员会。

由于当时四川农村也不富裕，一家虽然有三兄四弟，抽走一个壮劳动力，仍然会对家庭经济有很大影响。

为了保证出征军人家属的生存，出台一系列法律。

根据法律，出征的军人家属都可以得到优待，包括财物，为此成立了出征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

对于出征军人，首先给予一定的安家费和优待金。因为物价飞涨，基本都给粮食。

安家费是军人出征时候一次性付清，优待金则是军人作战期间，每年三次货四次发给家属，一般是2石谷子，也就是约200斤。但战争中后期，也就是1939年以后，四川甚至国民政府控制区出现普遍的粮荒，一线军人尚且吃不饱，这些谷子也就大幅度的缩减了。

出征军人家庭缺乏劳动力的，指定专人代耕地。

出征军人的孩子，上小学免费。

同时为了切实解决一些出征军人家属的生活问题，国民政府还从1939年开始搞了很多工厂，作坊，让家属进去劳动，解决生活问题。

为了保证出征壮丁家庭的稳定，国民政府又出台几个政策。

第一，   出征军人妻子离婚案，一律不受理。

第二，   出征军人财产被侵犯案，一律必须速判速决，优先判决。

这一个阶段，征兵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也出现了新津县部分民众冲击壮丁抽签现场，不愿意壮丁出征的现象。

不过，新津县显然是有很大的特殊性。对于新津县这种人口仅有4000人，壮丁不过500人的小县，由于地瘠民贫，人口稀少，老百姓生活本来就艰难，不愿意让家里壮劳力去打仗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这种县城地区，政策上应该区别对待，不能和大县一样。

不过，从大的方面来说，诸如新津县的问题，其实是国民政府行政机构的老问题。

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也是大事，无法一蹴而就的。抗战时期地方行政机构，大体还是清朝传下来的的。

大体来说，就是五级制度，为县，区，联保，保，甲五级。

这种制度在清朝和民国初期，主要用于对付地方民众，让他们不敢叛乱，安分守己，自然，也有一定的防匪防盗作用。

但这个制度运行了半个多世纪，有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机构冗余，政令不畅。另外就是独裁专制，没有监督，所以有很多腐败和不公现象。

甚至一些地方的行政机构被地方恶势力和袍哥会黑势力控制！

如果国民政府武力控制地方，假以时日不难搞定。根本上来说，就是改革行政机构，引入民主监督机制。

但当时四川在1938年之前实际是军阀控制，到了国民政府控制四川时候，日寇已经大规模入侵，内忧外患，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异常困难，搞不好，甚至会把地方政权彻底搞垮。

而国民政府作战继续的壮丁，征粮也就无从谈起了。

至于民主监督机制，在战时也只能小规模的搞搞。任何一个国家，战时对于地方都是加强控制的。如果你采用一些民主，则会被敌人钻空子，搞垮你的现有政权。也就是军事手段没有做到的，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兵不血刃的做到。

摘录陈云回忆录里面一段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

就比如这次民众冲击新津县，县长持退让态度，在老百姓四处打砸，抢夺大量物资的情况下，仍然息事宁人，最终导致周边县的老百姓都赶到新津来闹事，打砸抢。

而后来的三个征召壮丁问题的暴动，也都是以新津县为模版。民众认为无论怎么闹，甚至搞出人民，也没事，所以愈演愈烈。

其实大家也知道，如果是主席在场，会用什么方式对待。

战时无法搞民主，就算是搞民主，也只能搞相当有限的民主。这点被无数历史正视了！

所以说，这就决定了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很难彻底解决固有的问题，只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良。

但即使是这样，国民政府仍然做了最大的努力。

国民政府将五级行政机构，改革为县，乡镇两级结构，并且纳保甲于自治，地方进行部分民主机构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台湾就是这一切的相对完美状态，但在当年，国民行政机构还是不行的。

以抽签为例，在四川省大部分地区，抽签没有问题。

但在少数地区，由于行政机构的腐败，上下串通，居然连抽签也作弊，一些行贿人的名字不放在抽签箱里。

一些地方抽签，本身是公正的，但由于抽签之处一些人的名字就不在里面，最终抽中的多为普通老百姓，真正大富大贵家的孩子，抽中的有限。

当然，这样搞鬼在战时就是枪毙，只是地方行政机构上下勾结，瞒下不瞒上，所以一些问题传不到上级，也就不了了之。

这也是清末民国初年地方政权的老一套，当时比这个更腐败。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民政府除了机构改革，增加兵役监督员，还改为秘密抽签，尽力避免腐败。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壮丁开始归属地方县政府管辖，所以出现一些贪污壮丁伙食费，医疗费的现象。

可以说，当时壮丁的生活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惨。

壮丁一般一天三顿稀饭，在到部队之前也没有新军服，都穿着一件破烂的棉衣或者单衣。由地方政府送到前线部队的时候，壮丁一般是又饿又累，身体素质不佳。

当时壮丁并不是直接送到部队，先由地方的兵役部队（地方国民团，团长一般是县长兼任）负责接收，体检，训练。

送交壮丁的好坏，他们并不管，只要送到部队是活的，没有重大疾病即可，所以壮丁的生活条件不好。

相反，只有军队才会比较重视壮丁，因为军队需要壮丁打仗，军队会尽量给壮丁好一些的待遇。

当然，这也并不仅仅是贪污原因，还因为地方财政的不足。

当时地方财政极为艰难，一些公务员都因为薪水低吃不上饭，从而上街行窃，而且壮丁只要活着送到部队就不管他们的事情，自然不可能花很多钱。其实，当时军队一天也就吃两顿饭，每顿是一碗夹杂着石头的米饭，极少吃肉，平时也就是青菜豆腐。要知道，当时军队的经费比地方要好的多。军队尚且如此，壮丁生活能好的了吗？

一般认为，这也是国民政府败于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比起来，共产党的机构更简单高效，在初期腐败也不普遍。

在抗战前期和中期，这个行政机构问题很多。以四川为例，早期由于军阀割据，地方行政国民政府管不了。

直到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在1940年前仅仅是形势上改变完毕，骨子里还是换汤不换药，直到1943年才真正全部变革完毕，但离抗战结束已经不远了。

结构简化，大大提高了效率，提高的机构民主，也稳定了地方。

机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保甲长。

1939年4月，四川军管区司令王瓒绪曾经指责保甲长的腐败现象。

因为保甲长都是从清末传承下来的老职务，也传承了这几十年来的特点，也就是是贪腐的第一线主力。

在四川农村，保甲长权力不大，但却是很关键的，又缺乏足够的监督，所以很容易成为腐败的关键人物。

而保甲长身上又背着很重的兵役任务，一旦完不成任务，等待他们的就是重罚，所以也是后来抓壮丁的主要支持者。

但你要说保甲长非常凶狠，你就错了。因为保甲长都来自于地方，对于地方民众大体不敢得罪。在和平年代，保甲长和老百姓的关系一般都是不错的。即使战争年代，双方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保甲长也不敢怎么样。也就是说，保甲长最多是敢给行贿，开后门的帮帮忙。

电影《抓壮丁》中的王保长，其实也只是背地里面玩阴的，后来因为骗了地主李老栓的钱，还试图调戏李家三媳妇，被李家一家人打了两次，最后打的躺在地上。

而王保长由于理亏，也不敢上告，最后找了个茶房化妆成县政府的警察来恐吓李老栓而已！

保甲长主要的作弊贪污手段有以下几个：

买丁，也就是买一些流氓无赖冲抵壮丁。但由于壮丁都要保甲长来确认，所以买丁的家庭务必行贿保甲长。电影《抓壮丁》里面，李老栓就买了一个抽大烟的家伙充当自己儿子，后被卢队长识破。

隐瞒壮丁人数，因为四川一些县没有完整的户籍制度，在登记的时候，保甲长受贿，将一些壮丁的名字不写上去，或者篡改年龄，职业等等。电影《抓壮丁》里面，李老栓靠行贿王保长，将他三儿子年龄改小，让他去当童子军，不用参军。但这使用于没有户籍统计的地方！

编造体检记录，保甲长和地方兵役军官联手，在受贿以后，在体检期间说壮丁有病，这样就可以不用参军。当然，这样查出来的话，保甲长都是死罪。

贪污军人家属的优待金：因为养家费很难贪污，所以一些保甲长在优待金里面截留，中饱私囊。

当然，保甲长的这些所作所为并不保险，一旦有人向上面控告，他们就可能完蛋。

国民政府也知道保甲长的问题，除了完善地方行政机构以外，更加大多保甲长的控制。

对于保甲长的考核从1940年开始，同年开始对保甲长进行集中培训，这也是改革的手段之一。

以上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并非没有作为，他们从0基础上建立了兵役制度和兵役机构，并且不断改良。

只是因为种种原因，现有制度和机构多少存在些问题。

我想比较理性的人，看了老萨的东西，都可以理解。

在这个阶段后出现了中江事件！

中江事件却跟兵役制度没有多大关系，在于这个穷县的县长为了邀功，强行征召超过配额的壮丁。本来应该送去1000多壮丁，而县长居然强行多送出2000多壮丁。

这显然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不由老百姓不闹。加上之前新津县闹事也没有事，由此，中江县老百姓才反了。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之所以闹得这么大，还是有原因的。

此次骚乱中，还有其他势力支持，有人悬赏几万银元攻破县城，只要参与就给20元大洋，跟着喊口号装样子的，也给几块大洋。这才骚动了一批青壮年参加暴动，之前仅仅是妇女和老人的自发抗议事件。

---------------------------国军中还有介于士兵和民夫之前的这些挑夫。他们一般都是壮丁充当，但并不属于士兵。由于当时交通极烂，铁路被毁，航运不通，有没有汽车，只能依靠挑夫运送粮食和物资。这些挑夫保守估计也有几百万人，其中一部分是征集来的民众，另一部分则是壮丁充当。

第二个阶段，相持期

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几乎每年都有几十万的伤亡，壮丁制度也就很重要了。

第一个阶段壮丁制度刚刚建立，机构也是新建，不可避免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1940年，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全国第二次会议，期间对兵役制度做了一些重大的修改，主要针对之前出现的问题。

第一，   将原来的团，师，军三级管区改为师和军两级管区，取消了团。以四川为例，每个师下属的县，人口不超过250万。

第二．兵役区除了少数仍然归属军政部以外，其他一律和野战军挂钩。由各军的副军长或者师长在后方担任军管区司令，将壮丁组成补充团（每个师下辖2到4个补充团），负责体检，接受，训练。

这个方法主要针对之前出现的，地方负责兵役军官克扣壮丁伙食费，有病没地方治疗，甚至还有打骂壮丁的情况。

这样制度，让所有的壮丁归属各部队的补充团，换句话说就成为各部队的人。当时前线部队都非常缺少兵员，对于壮丁自然会给予比较好的保护和待遇，有了病也去治疗，完全按照新兵的待遇。

而且由部队直接负责体检，不存在收钱买放的情况，因为部队急需要兵员，多一个好一个。

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

由于地方兵役机构存在腐败现象，从1941年开始，军政部在全国建立了兵役视察网，负责对全国兵役进行监督，严格挑选了120名视察员。这些视察员负责监督兵役的各个方面。从壮丁的身家调查，到征召期间的不合理地方，全部都管。

这个机构起到很好的效果，仅仅1942年12月到1943年12月，他们呈文上报的问题就有1300件。

1940年出现广汉事变，也是宣传所谓壮丁暴动，其实根本就不是这回事。这仅仅是保长和地方兵役连因为先付还是后付20元钱出现矛盾，周保长被扣押在连部后，他的壮丁来连部要人，闹了一场。

而地方的袍哥会和山上的土匪见县城有人闹人，乘火打劫，凑齐了1000多人混在壮丁中，打着不反壮丁的口号，突然用手榴弹等武器攻击县政府。

围观群众和普通壮丁在发现情况不对后，立即四散逃走，剩下这些人继续围攻县城。

后通过捕捉俘虏证实，为中共广汉地区地下党和地方袍哥会联手搞得。

地下党的目的是扰乱四川地方，袍哥会则是因为国民政府大规模禁烟，导致他们没有收入，一直试图借机破坏地方治安。

1941年出现隆昌事变，这个事变是因为数百妇女冲击了县政府。县长命令警察不许开枪，结果被乱殴了一通，但并没有搞出人命。

根据被捕主犯叶定华的供述，他是受到某些势力煽动才率领妇女去干的。

第三个阶段，艰苦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逐渐进入艰苦期。

德国入侵法国，法国人仅仅1个月就投降了。而国民政府在当时已经苦撑了4年之久！

由于实力薄弱，1941年前几乎没有外援，武器装备损失无法弥补，部队实力大幅度下降，伤亡很大。

1940年到1941年的不到2年时间内，国军伤亡高达70,80万人。

从1942年初到抗战结束，国军伤亡也有近百万人。

伤亡如此之大，前方急需要补充，加上还需要将部队扩到到2倍多的规模，并以机构承受的压力是极大的。

而1941年以后，由于之前4年已经征召了大量壮丁，加上由于领土继续沦陷，国民政府控制区继续缩小，人口减少，新的征召开始有一定难度。

这个时期，有部分壮丁因为不愿意参军，开始有些逃亡现象。根据当时的法律，必须有地方政府负责抓回，送到前线。

这才是抓壮丁的真正开始。

为什么抓丁？其实实在是有着很客观的因素。

以当时四川人口4000多万人计算，八年内送到一线的壮丁260万到280万，加上几十万川军，总数远超过300万人，约平均15个人出一个兵，平均8个男人要出一个兵，平均1.8个壮年男丁（18岁到45岁）就要出一个兵。

而当时兵役的男丁范围为20岁到25岁，并不是18岁到45岁。

换句话说，就算四川全部适龄壮年男丁加入部队，也不能满足需要。

可见，在1944年之前，四川省绝大部分适龄男青年已经被征召进入部队，甚至一些年龄不符合，也就是18岁到20岁，25岁以上的也给编入部队充数了。

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四川省内适龄男丁已经很少了，光靠抽签一些地方难以完成政府的计划，存在相当巨大的壮丁缺口。

而地方保甲长又不想受到处罚（一般是坐牢），显然，除了抓壮丁以外，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不过，抓壮丁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抽签抽到了壮丁，这些壮丁不去参军，而是逃亡，躲避，甚至上山做土匪。保甲长联合地方兵役部门去抓，根据国家法律，这并没有问题。

实际上，主要的抓壮丁，就是这一种。因为他们是依法办事，保甲长自身没有危险，所以也乐于去干。

电影《抓壮丁》中，李老栓为了自己二儿子不当壮丁，出钱找了一个抽大烟的家伙充数，而让二儿子躲在外地，就是这种。

另一种，保甲长因为压力大，为了完成任务单纯胡乱抓人，不但抓本区内的逃避壮丁的男性，甚至过路的旅客，生意人都抓，这就属于严重违背国家法律，不上道的行为。

电影《抓壮丁》中，两个抬滑竿送李老栓大儿子的民夫，在李家门口要钱的时候，就被抓壮丁的抓去了。

老萨负责任的说，这样的抓壮丁，绝对不是普遍现象，也不存在一个县的壮丁都是靠抓来的情况。其实道理很简单，就算保甲长有这个想法抓，在当时相对封闭的农村，哪有这么多流动的人口呢，你去抓谁去？

在电影《抓壮丁》最后，连王保长都说：方圆几十里，除了瘫子，瞎子，独子，呆子，老头子，全部都上前线了。

而且，这种方法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这些被抓壮丁一旦有机会，肯定会逃亡或者联名上诉什么，到时候岂不是鸡飞蛋打！

这段时间，是兵役最乱的时期。

因为一些壮丁躲避服役，村镇大街上经常有人拦路查户口，追查逃避的壮丁。

一些壮丁干脆上山做了土匪，四川新增的土匪就有很多股，大的在3000,4000人。

而一些壮丁被抓后送入部队，一路上自然想尽办法逃亡。

当时负责押送的人和壮丁逃亡情况是紧密相关的，如果壮丁逃亡较多，押送的人就要坐牢。所以很多地方高度监视壮丁，甚至干脆用绳子绑着，送到补充团去（后来出台法律，捆绑壮丁都属于违法）。

同时由于壮丁兵源枯竭，原来通过行贿手段躲过的壮丁家庭，只得继续行贿。这段时间，行贿受贿大起，尤其有钱的富户和地方有实力的大家族，用尽一切手段行贿，让自己孩子免于兵役。

这段时期，也就是我党口诛笔伐最多的时期。

蒋介石为此，枪毙了兵役署署长程润泽。

根据蒋纬国回忆，1944年，他和同学经过一个壮丁居住所的时候，听到里面有大骂壮丁的声音。走进去以后，发现是税警总团负责押解壮丁的军官，对于几个壮丁给予罚站和大骂。蒋纬国给予制止，但又发现两个壮丁已经病死，死的时候脸上仅仅盖着两片瓦。

蒋纬国觉得情况不对，就亲自向蒋介石汇报。

蒋当时已经听说兵役署署长程润泽的一些行为，主要是征召壮丁不利，部下贪腐很多，自己也曾经受贿。

蒋亲自驱车赶到这个壮丁居住所，看到被罚站的壮丁和病死的两个壮丁尸体，极为气愤，立即让程润泽赶到现场。

程润泽当时正在过50大寿，被拉到现场并不满意。

蒋介石看到他就大骂：你看看，你把兵役搞成什么样子？为什么体罚壮丁？壮丁生病，为什么不给治疗？怎么能让他们死在路上？

甚至蒋纬国回忆，蒋介石还拿起拐杖，照着程润泽打去。蒋纬国赶忙拉住，没有打到。

程润泽此时还不买账，辩解到：我们兵役只管到将壮丁交给部队，交到部队以后就不管我们的事情了。现在出现这些问题，不管兵役署的事情，委员长应该去找税警总团算账，干嘛说我呢？

蒋介石大骂道：你兵役署长，不管兵役，要你有什么用处！你暗中受贿的事情，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前线这么吃紧，你们这样就是危害党国，都该重罚！

程润泽一听，知道严重吓得差点跪倒！

随后，蒋没有再多说，转头走了，没多久下令将程润泽枪决。

自然，程润泽是有问题，但总体来说，这个兵役制度多少是有些问题的。尤其到了战争最后艰苦关头，壮丁已经大部分上战场，需求和现实的矛盾是巨大的。在这种强压之下，出现贪污现象以及暴力乱抓壮丁，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自然，国民政府在战时的兵役制度有很多问题，但这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性问题。只要采用民主和高效的机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可惜战乱年代，改革无从谈起，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败退台湾。

知识青年从军

我们大陆方面一般从不说这部分历史，因为这和所谓抓壮丁似乎是矛盾的，也和宣传的延安是抗日中心矛盾。

其实并不稀奇！

当时由于兵员缺乏，而学生老师公务员又不在征召范围，后期就改变这个制度。

1943年10月开始宣传知识青年从军，希望征召10万青年学生兵，没想到顿时引起来报名热潮，最终报名青年总数是20万多人。

这从侧面说明，国军部队士兵都是抓壮丁抓来的，是无稽之谈。

连当时社会地位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踊跃参军，何谈数量更多的普通农民子弟呢？

大家看看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最开始的情况。

  四川军管区派参谋长徐思平出巡川北各师管区宣传和督导。11月11日，徐思平到达绵阳，13日召集士绅、机关、法团及大中学生演讲，听者无不慷慨激昂，当晚即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到徐思平驻地，表示愿服兵役并呈具誓词，这是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的开端。

    1月15日，徐思平在三台县出席东北大学纪念周，要求青年学生自动服兵役。他称所以如此，"其一因我国对倭抗战，在国内战场使用武器简单， 且待遇较次，无须知识分子参加之必要；在驻印军则恰与此相反，故有要求知识分子参加之理由。再则我国地广人多，现凭依西南山地之险，以劣势武器拒抗敌人； 如须反攻敌人在黄河平原及长江下流相角逐，则须有较新装备之补充......欲求装备之大量补充，则加强远征军，打通滇缅路乃属切要"。

    当场即有男生15名，女生4名申请参军。16日，徐思平又召集中学以上学生2000余人讲演，当场又有男生200余人，女生30余人请缨。 一些女生因被徐思平婉谢，竟痛哭流涕地质问:"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当晚，徐思平再应学生之请在东北大学礼堂作讲演，参加者为三台县机 关、法团首长，及该校教授学生等800余人，外来中学生等2000余人。讲演结束后，国立十八中学女生林霖等30人泣请从军，坚不可却。青年学生的慷慨激 情，被三台县政府官员视为改进役政的基础，决心扩展成果。

    20日，针对学生从军热潮日渐高涨，县政府按师管区规定成立了远征军新兵大队，同日起举行体格检查，由师管区军医室、县卫生院及联合医院各院长，率同医官十余人主持。截至12月7日止，参加体检学生共631名，计录取213名。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报名人中除了中学生，更有大学生，女学生，公务员甚至老师和新闻记者。

到处都是知识青年报名热潮，成都，重庆等地都是几天就报名一个团！

仅仅四川省就有3万知识青年报名，最终选举了1万多人。

以著名的西南联大为例，大学生参军总数，有名有姓的就有800多人，还有5个教授也参军，

------------------------抓壮丁是攻击国民政府抗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几乎占据半壁江山。也是因为此，直到今天，相关数据都被封存，不允许查阅，以免揭穿。所以，到现在为止，大陆学术界此类研究成果居然为0.诚然，壮丁受到的待遇很差，一些壮丁逃亡，一些壮丁病死，但毕竟这是战争时期。苏联红军在战争时期，将不交出粮食的农民就地枪决，将普通城市居民在大街上抓走，充当壮丁或者民夫，又有谁攻击过？

成果

抗战期间，4000多万人口的四川，提供了300万壮丁（实际是260多万），这是其他省无法企及的。

整个抗战期间，由于兵役法的作用，一共提供了高达1200万的壮丁，除去逃亡的，有疾病退回的，留在地方的，补充入部队的也有几百万之众。

所以，在抗战结束时，国军还能保有470万规模，并且最终获得八年抗战的胜利。

从这点来说，兵役制度还是起到了作用，是成功的。

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无到有，逐步完善了整个兵役制度，兵役机构，甚至为此调整了地方行政机构。

只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以及体制上的固疾，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人民造成一定的危害。

但瑕不掩瑜，战争其实也就是这样。

朝鲜战争时期，北朝鲜把14岁的少年，50多岁的老头也送上前线。南韩在汉城大败以后，经常出动宪兵包围火车站或者市集，将男性全部直接抓入部队。根据韩国自己统计，朝鲜战争期间，南韩军对伤亡失踪中暑高达90多万人，而当时整个南韩才有1000多万人口，也就是说韩国人绝对是家家死人。

苏联红军在内战期间，大量抓壮丁，甚至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大街上抓丁，没有携带身份证的，甚至看着不顺眼的都关入军营，然后第二天押入火车送到前线去作战或者挖战壕。

人家说胜利的将军是无人指责的，至少抗战我们打赢了，胜利就可以代表一切。

当然，期间出现的各种问题也应该指道，却不能以偏概全，光看到坏的，看不到好的，并且将坏的地方无限扩大，这就属于不上道了。

壮丁死亡数字

之前已经说了，由于相关资料被封存，解放军和政府的作家应该是办法查询的，老萨不行。

封存所有数据的目的，大家想一想就知道。

那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进行估算。

抗战中全部的壮丁总数为1400万，后来又承认是1200万，但实际的数值很可能就是1000万。有这些差距，主要是1400万为壮丁的配额， 1200万是实际征召到壮丁的数量。比如四川省，壮丁配额3193807人，实征额2578810人，差了五分之一之多。

按照解放军出版社的官方著作《国民党军简史》的不补充的部队的1170万。

抗战之前国军总数为170万，抗战结束时国军总数为470万，相差300万，这300万都是征兵来的。

抗战期间，伤亡总数为360万人。

以上两者相加就是660万！

有些无聊之人，用1200万减去660万，仍然宣称国军折磨死了600万壮丁。

其实这是无稽之谈。

他们没有搞清楚几个概念！

第一，   并非所有壮丁补充到部队，一部分壮丁补充到非正规军，包括地方的保安部队，警察，军事机关。

因为国军主力全部在一线和敌后，地方治安主要靠这些力量维持，别忘了当时中国还有几十万土匪，对付这些土匪的保安团的规模也不可能小。另外，地方也需要大量的警察，至于军事机关的需求量也相当不少，光是勤务兵，传令兵，通讯兵，伙夫，马夫就需要非常多。

第二，   并非所有壮丁都补充到军事机关，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地方做所谓的交通运输兵，劳役兵等等。

我国因为没有汽车，铁路线被日寇占领，大牲口又少，大量运送补给的任务就要交给所谓的运输兵，实际就是挑夫。一个团所需要的粮食和弹药，如果单靠人体，往往需要至少一个团的挑夫才能维持。挑夫这种不属于正式军人，却是壮丁相当一部分的角色，数量也真的不少。

地方还有很多劳役项目，比如四川在战时就花费200万劳动力修建了几条公路。当时强劳力基本都做了壮丁，一部分上战场，一部分留在本省。如果像缅甸公路一样用大量女人小孩老人，也干不了这样的重体力活。

所以，除了送到部队和非正规军的壮丁以外，各地一般都会留下相当一部分壮丁，从事这些工程。

这类补充，并不算是正规军，并不计入壮丁补充的数字中。

比如解放军出版社的国民党简史中记载：

1939年征发壮丁212万，补充到部队的有100万，其余112万都是补充到这些机构。

1940年壮丁总数为243万，补充到部队的有139万，其余104万都是补充到这些机构。

数量似乎很惊人，其实并不稀奇。

军政部长何应钦他的书中称军警宪保部队总数为700万，那么减去抗战结束时的470万正规军，其他的需要壮丁总数也有230万人。

这230万主要是第一种，也就是保安团和军事机关的补充壮丁。而第二种交通运输兵和劳役兵并不包括其中。按照当时一个普通县，在8年就出劳役高达330万人次来看，显然，他们的规模不会小于前者。这一类总数也有200万人。

即使这样，660万加上230万人，就已经是890万人了！

再加上200万，就是1090万！

在加上八年期间，国军由于种种原因逃亡和打散没有归队的士兵和壮丁总数，大约59万多人，这就已经是1149万了。

换句话说，按照1170万壮丁的数量，壮丁死亡总数约20万人，基本都是病死。

这个数字是比较中肯的，因为抗战期间，国军士兵病死为42万人，这在当时几乎没有医疗的中国并不稀奇。前后国军总数为660万，病死的为42万，为百分之六。

而壮丁死亡为百分之二，这也不稀奇。因为壮丁毕竟不要打仗，而国军一线因为长期作战，条件更差，有病也更不容易治疗，病死率高也是可以理解的！

退一万步说，就算壮丁死亡率和士兵一样高，1000万壮丁也最多病死60万。

关键在于这59万人逃亡的士兵和壮丁中，有多少是壮丁呢？

没有具体数据，难以分析。

即使逃的全部都是壮丁，死亡和逃亡壮丁总数不过79万人，至多119万（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1170万壮丁里面，病死加上逃亡的一共不到80万人，至多不超过120万（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大部分都是逃亡，这能算得上惨绝人寰吗？

-----------------屁股决定脑袋。电影黑客帝国里面，墨菲斯说过一段话：这些矩阵中被奴役的人类，很多已经适应了这个矩阵，依赖他，甚至会誓死的捍卫他。所以，这些人在没有解放之前，都是我们的敌人！

驳斥一些胡扯淡的玩意

老萨去查询相关资料，发现居然资料已经被封存，根本无法统计真实的死亡数字。

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公布的数字，都是完全不可靠和没有依据的。

老萨一一驳斥！

军旅作家高戈里声称壮丁死亡近千万，这完全是搞笑！

老萨是业余写写东西，高戈里是专业的国家的人。

老萨不厚道的说一句，高戈里先生的这篇文章，完全是胡乱拼凑，说不好听就是瞎写，里面东西完全经不起推敲，根本不值得一看。写这样文章，会有损作家的名誉，不知道高戈里先生当时是怎么想的。

整个八年抗战期间，壮丁总数为1200万人，如果死亡近千万，剩下的全部没有逃跑，也只有200万人。

请问，国军抗战结束时候460万部队怎么来的，伤亡的360万官兵又去哪儿了？

至于所谓何应钦的怒斥，显然是对于地方兵役部门夸大的讽刺。

而高戈里的文章中没有基本逻辑，就不再说了。

比较中肯的观点，大多只是宣称壮丁死亡百万。

但这个百万，并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以论证。这个百万的数据，基本来自于剑桥中华民国史。

有趣的是，中华民国史的原文是：可能远远超过百万。

请注意，著名的亲共反国民政府专家费正清说的也只是可能，并不是就是超过百万。

也就是说，这不过是他的一个估算而已，由于没有任何资料作为依托，甚至可以理解为幻想。

至于经常拿出来胡吹的北大校长蒋梦麟的1400万的数字，基本都来于他的回忆录《西潮与新潮》。

蒋梦麟说估算死亡壮丁是1400万。显然，就像前面说的那样，1400万绝对不可能。

所以很多人认为，蒋梦麟是笔误，他应该写的是140万。

大家可以看到，连数字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写漏一个0，显然蒋梦麟写这篇文章非常的不严肃，也没有严谨的态度。

其实也不稀奇啊，蒋梦麟自己也说了，我写的就是回忆录，野史！

大陆我党的写手们还经常饮用自这样一段话。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蒋梦麟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历史学界有句话，叫做孤证不取。也就是，只有单方面的证据，不能当做历史真相。而蒋梦麟这个尚且不是证据，仅仅是道听途说的一段话而已，这就能当做历史？

这段话，显然违背基本的常识。从广东到贵州，700人死到17个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从广东到贵州，这一路全部是国民政府控制区，至少地方政权还是工作的，有为军人服务的机构，也有村镇等可以买到粮食。

而远征军当年走毫无人迹的野人山，根本没有任何粮食补给，就靠吃野菜，吃猴子，吃蟒蛇过来的。

显然，这些壮丁粮食情况肯定比远征军好几十倍。

再说疾病，贵州，广西疾病再多，可能有野人山的疾病多吗？有霍乱，登革热，恶性疟疾，急性痢疾吗？

可以说，野人山就是世界上最可怕，最恶劣的环境，远征军3万人进去，至少也有3000多人出来，死亡率不过是九成。

壮丁的死亡率比走野人山的远征军还高？

这有可能吗？

实际上，原文还省略了一段，也就是随后蒋梦麟说的：他们吃的很少，喝的是有传染病的溪水。

原来如此，壮丁不是不是折磨死的，是得了传染病死的。大家要知道，在当年细菌性痢疾是相当致命的。在今天，我们主要采用大量强力抗生素治疗。

但在当时，一来没有抗生素这种东西，二来，就算有，也运不到中国来，因为四面都被封锁了。所以，一旦有了这种病，多靠中药和自身恢复。一旦恢复不了，就容易卧床不起甚至死亡。

所以，日军也把痢疾当做生物武器来研究。

但即使这样，死伤率如此之高，也是不可能的，仅仅是蒋梦麟回忆录中一个记忆片段而已。

其实，如果写手们有点良知，应该把蒋梦麟随后的一句话加上去，也就是：当然，曲江壮丁从700死亡到17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能作为常例。

蒋在后一段还说：反正我的回忆录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为野史的记载看！

后来蒋又说：后经中美当局研究，从事有效措施。。。果然，此制度实施以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

看来，蒋梦麟自己也是明白的，无良的只是一些写手的断章取义。

再说引用的《中国的惊雷》。而据白修德描述说：“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据说还有一队一千名的壮丁，由于训练官员的失职竟死亡了八百名之多。”（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P312-314）

《中国的惊雷》同《西潮与新潮》一样，仅仅是一种回忆录或者评论文章，同历史作品根本不沾边。

区别在于，蒋梦麟至少大部分是他听来的，有些是自己亲眼看见的。

而《中国的惊雷》中的所述，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印证，甚至可以看做是白修德自言自语的一种演讲。

诸如这段话，仍然被断章取义截了一段后的文字。

原文之前还有一句话，就是：在成都参加壮丁营工作的医生，对德国纳粹的这种恐怖手段不觉得惊讶。

然后才是引用的那段截头去尾的话！

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以下的话是这个医生说的吗？不见得，这只是一种极为含糊的说法。人家白修德仅仅是说医生不惊讶，并没有指明下面就是他的话。

就算即使是这个医生说的，这个医生是谁呢？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的说法，根据在于什么？

书上完全没有，一句话也就没有。

换句话说，蒋梦麟至少还是听说了这件事，并且写明了地点，时间和人物。白修德描述的事情，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你根本无法通过他的文章来印证。

至于所谓的《中国的惊雷》，是白修德在抗战时期1944年写的东西，都是攻击国民政府，目的是为史迪威帮忙。但史迪威的所作所为连美国佬自己都看不下去，将其解职。白只好该书暂时封存起来，在战后出版。

《中国的惊雷》只是单纯的攻击，里面没有任何可靠历史资料作证，根本不属于历史书籍。

至于白修德是什么人呢？他是铁杆亲共派，后来还差点被麦卡锡以共产党嫌疑犯抓起来。他的老板，曾经对他特别支持，后来反目的时代周刊卢斯就直言不讳的说：我开除白修德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共产党！

白是犹太人，是苏联移民。他的父亲由于祖国的影响，是位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痛恨美国的政治制度，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皆垃圾”。

亲共的立场，白修德自己也是承认的。

所以，将美国的盟友，反共的国民政府视为敌人，也是不稀奇的事情。

白修德1942年饥荒的描述中，有大量脱离事实的东西，这个已经驳斥了无数次，老萨也写过不多说了

至于白修德本人，在抗战期间是他好朋友史迪威的舆论工具而已。而史迪威的记者朋友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大肆攻击国民政府，期望推翻蒋介石，由史迪威掌握国军的指挥权。

史迪威在抗战中做了很多猥琐的事情，包括他在远征军失利，被日军包围期间，扔下部队带着100多人逃走；扣住美援不发，要求蒋介石交权，导致国军陷入困难；在豫湘桂会战期间，故意停止美援，还强迫国军去缅甸作战，眼见国军全线溃败，伤亡巨大，中国老百姓被屠杀，目的也是期望蒋介石垮台；以国军重大代价拼死打通的中印公路，运输量还不如驼峰航线等等。

而这样一个人，白修德却仅仅因为他是白的好朋友，写了一个《史迪威文件》。自修德于1948年编辑出版《史迪威文件》，一时成为畅销书。从此，一个伟大、光荣、正确，与各种错误与恶势力斗争的英雄史迪威形象被塑造出来。

而西方史学界近年来，早就将白修德，史迪威，费正清形成的所谓民国抗战历史的一派立为伪历史。

西方一般观点为：有趣的是，“白费史”模式的内核与苏联官方的史观相似，但它又披着“自由主义”外衣，有着好莱坞式和哈佛式的包装，契合了很多批判体制的知识分子的诉求，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影响甚巨。于是，它倒成为左右派皆全盘接受的史观。

抛开政治背景不说，“白费史”模式的报道与著作，具有严重的知识结构缺陷，其大量结论与表述经不起事实与逻辑检验。近年西方学界已经逐步将之推翻，费正清临去世前也写了一本书将此前自己的很多观点推倒。不过在中国，这一模式的影响仍是主流。

至于国内的资料，就没必要说了，精力有限。

--------------------------川军几乎出现站抗战的各个战场，光是壮丁就提供了200多万人，到了1944年，四川适龄壮丁几乎全部上战场，这是多么不容易和伟大啊！

其实，大家还不是都一样。

摘录老萨《长征》里面的一段：

经过五次围剿，由于大战役不断，红军损失了大量官兵，兵源补充上出现严重问题，被迫在当地大量征兵。中央红军在最辉煌时期一度发展到十七八万人规模，但由于长年的战争，兵力消耗不轻，需要大量新兵补充，才能保证战斗力。

中央苏区在贫穷落后的江西苏区，人烟稀少。在1933年，人口不过三百万，适合兵役的成年男子不过六十万人左右，大部分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普遍瘦弱，很多人还有慢性疾病，实际能够参军的最多只有四十万人，还要除去政治不合格的一部分人，比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等。剩下可以用的即使全数征用，也只有约三十万人。

红军原有四万多人，在从1933年5月到10月，红军征集六万青年加入部队。11月到12月，又征集了两万五千人。短短半年时间征集八万五千人。通过大量征兵，红军到了1934年底，兵员已经达到十四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已经吸收了苏区一半的可用兵源，兵力征召几乎已经到了极限。

当时来说，这个征兵数量几乎不能再多了。因为江西苏区仍然以稻米种植为主，工作相当繁重，必须要有大量的男丁劳力从事生产。

到了第五次围剿后期，由于红军损失极为惨重，被迫再次大量征召新兵。据当时红军高层回忆：长征之前，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

到了五次围剿快结束时，苏区适龄青年几乎全被参军或者成为民夫，福建上杭县才溪乡才二千余人口，在多次的扩军后，乡里只剩下男青年七人。长汀县河田中坊乡扩大红军更是达到了全部青壮年的100%。（《长汀红旗》第3辑）

大量青壮年男子参战，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仅仅兴国县的红军家属就高达六万多人，留在后方的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并调动地主富农作强迫劳动，但劳动力仍不足，粮食自然就减产了。

1934年春耕期间，因劳动力缺乏，各地未耕好的荒田导致损失的粮食不下十二万担。以汀州为例，红军家属由于人力不足大量抛荒田地，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对苏区农民来说，再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敌不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有些觉悟的苏区年轻人都加入了红军后，剩下的都是不愿离开土地的人。

老百姓不愿意当兵，红军又需要新兵，怎么办呢？只能使用强制手段。后期开始一定程度的强制征兵行为，甚至采用苏联红军卫国战争时期的包围征兵手段。

有些地方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每当一个农民举手同意后，立即敲锣打鼓，给他戴上红花。只要满场有一个人不愿意参军，就不散会。这种所谓自愿参军的大会往往持续数日之久，最终必然是农民们支持不住，全部「自愿」参军。

林彪的大将邱会作回忆过两件事：第一是，红军会把没有参军的农民家的门上贴上告示。而这个告示一贴，就意味着是落后分子，下面就是斗争。一般这样这样告示一贴，这家农民一般会吓得赶忙参军。

第二是，他们送100多红军壮丁去一线部队，没想到路上遇到在赣江看到一艘火轮船，壮丁们都跑散了，很多躲在山上面不下来。吴法宪开始以为是所谓的“小火龙”吓住了他们，还拼命向他们解释。后来吴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强行征发来，大部分并不愿意当兵，就借着这个机会跑了。

这样强迫征集的兵员，自然会出现大量逃亡。很多农民迫于无奈同意参军，但一有机会就溜回家。据1933年11月的统计，红一军团征集到的新兵1663人，但实际分配到师里的只有728人，有935人在路上就跑了，跑了一半有多。1933年6月至9月的四个月中，宁都县开小差的新兵不下三千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16期）。1933年12月，瑞金县共有三千多人开小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37期）。

即使没跑的新兵，情况也不乐观，由于很多地方是强制全面性征兵，素质很差，一些老弱病残都被拉来充数。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百分之一，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占百分之四，当年四十岁以上的农民都已经是爷爷了，还有相当一部分红军士兵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根据世界标准，适合服兵役的年龄为18岁到26岁，在这个年龄段以外的士兵不应该征召入正规军。因为即使这些人参军，战斗力也远远低于标准。

因为年纪偏小的红军士兵太多，红军甚至还组织了一支少共国际师，全师一万多人，全是年纪很小的新兵，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最小的仅十四岁。据老兵回忆，有许多人还没有枪高。比后来二战期间的希特勒青年师平均年龄仅仅大了一岁，还没有计算谎报年龄的因素。

少共国际师的军官也是清一色的青年人，历任师长都是二十多岁，少共国际师第二任师长为吴高群廿二岁，师政委肖华上任时年仅十七岁。

当时一些红军部队老弱参半，不堪一击。白崇禧的桂军在湘江打败红军，发现俘虏身体瘦弱，年纪偏大或者偏小，枪支杂乱，子弹很少，很多还带着病，个个疲惫不堪。看见桂军后，他们三五成群坐或躺在地上，没有抵抗。

由于新兵素质不高，红军战斗力大大下降。红五军团是最著名的狙击军团。狙击兵第一重要的就是必须枪打得准。老兵大部分是西北军出身，大都是很好的射手，可以狙击六百到八百米距离的敌人。但是当军团长董振堂视察时，发现新兵枪法极差。挑了十个新兵战士进行实弹射击，结果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开枪打中了靶子，其他九人全部脱靶！

红五军团如此，其他军团也差不多。彭德怀在广昌战役后向中央汇报，新兵素质太差，他的红三军团本来是红军的精锐主力。部下的红七团中，有些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扔。当敌人冲上来时，他们竟把手榴弹交给班长，让班长来扔！

红军战后统计，新兵在战斗中损失极为惊人，一些部队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五十。

少共国际师也是这样，由于基本上都是十八岁左右的新兵，还有一部分未成年，战斗力不强，损失极惨重。少年未经战阵，遭遇敌人非常紧张。建军后第一战闽北拿口战斗中，担任伏击任务的士兵由于过于紧张，短短十分钟就把全部子弹打完，只得拼刺刀。而在肉搏战中，娃娃兵身体瘦弱，个子矮小，根本不是国军成年士兵的对手，只能两三个人对一个敌人。少共国际师成立后不到半年，全师从一万多兵力锐减到五千余，损失过半，连师长吴高群也阵亡了！之后经过湘江会战的惨败，少共国际师仅剩2700多人，仅相当于原来兵力的一个零头。

对于红军兵员素质的降低，蒋介石自然一清二楚。他对部下说：「现在赤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赤匪说，连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能够上前督率，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些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政委，胆量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危难，就会惊恐万状，自然不堪一击。」

实际上，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前，几乎将苏区成年男人一扫而空。国军攻占兴国瑞金等地后，发现田里工作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他们的男人儿子父亲都已经跟随红军走了。国军由此笑称赣南都是寡妇村！

红军长征开始的时候，总兵力为8万6000人。

经过三道封锁线，红军除了因为误会同粤军交火过一次，伤亡3000人以外，根本没有战斗。

红军虽然通过三道封锁线没有经历什么大战斗，几乎是兵不血刃。但是由于高强度的急行军和水土不服等因素，很多新兵和挑夫开小差逃跑或者掉队后自行回家。

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前，紧急招募了三万多新兵，并且新编组了一万多人的红八军团。这些新兵都是岁数不大的青年农民，在经过极为过简单的训练后就编入作战部队。

新兵们的作战意识很低，加上长征前严格保密，他们根本不知道部队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会往哪儿走，对未来一片茫然。从江西进入广东湖南广西，新兵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语言不通、环境不同，四处都被民团袭击。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找机会逃跑回家，有的走着走着谎称腹泻，把枪扔在草丛里就逃走了。

正式开战后，出现了一群群战士集体逃亡。往往年纪较大的士兵带着几个同乡一起逃走，甚至还有村干部领着同一个村子的战士一同逃走的。

当时红军在急行军，背后还有国军追兵，也无力回去抓人。经过统计，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减员3700人，主要是和粤军交火造成。第二道开始，因为基本上没有和国军交火，红军的损失大多是非战斗伤亡，也就是掉队和逃亡。

当时红军尚没有开始在贵州境内那种高强度的急行军，每天行军距离并不长，受过简单训练的红军战士也不大可能掉队。掉队的基本上都是身体太弱或者有疾病的人，而大部分失踪的战士都是开小差的。

从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开始，红军出现大量士兵逃亡。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减员多达9700人，第三道减员8600人。经过三道封锁线后，新兵逃亡了两万多人。到达湘江第四道封锁线时，实际兵力大约只剩下六万六千多人了。

换句话说，长征刚刚开始，红军士兵就跑了四分之一！

红军如此，八路军呢？

张正隆的禁书《雪白血红》写道：

“革命的兵贩子”

　　“觉悟的共产党员要自觉的当兵贩子，当革命的兵贩子是光荣的事”。

　　“九·一三”后，林彪的这句话受到批判。

　　其实，同样意思的话，在当年东北局和“东总”一些文件中也有的，其他领导也讲过，也都讲得理直气壮。不过，它完全可能是林彪的首创，所以归结到他头上是有道理的。或者是话以人贵，同样都说了，他是“东北王”，自然不同凡响。

　　16军分区闯关东后，所到之处卷起的“参军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大概也是史无前冽的，国民党闯进来后，热的就是国民党了，不但有“参军热”，还有“军婚热”。这种热，在国民党占领长春后达到高潮。当时，很多长春人得到了“乘龙快婿”，并以自己的女婿是全套美国卡叽和罗斯福呢的新1军为最荣耀。

　　共产党就是另一种情景了。别说“娶媳妇”，“招女婿”，连有的“儿子”都跑了，有的乾脆改换门庭了。

　　可仗还要打，而打仗能没有兵吗？

　　在一段挺长的时间里，黑土地上确是有股“兵贩子”味道的。

　　某军原政委谭顺田老人说，在山东扩军容易。行军到了哪个村子，找几个能说会道，长得又文静一点的，上衣口袋插支钢笔，没笔杆光有笔帽也行，让老百姓瞅着像个洋学生就行，站到人多的地方就宣传。他17岁时就扩过军，人多不大敢讲话，就站那儿唱、唱《当兵歌》：

　　叫老乡你快去把兵当，

　　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

　　老婆孩子遭了殃你才把兵当。

　　你别说日本来了难找我，

　　你东藏西躲不当兵，

　　咱们亡了国看你还住哪里躲。

　　在东北再来这一套，其难度，就像把六十年代初期军人在列车上扫地送水，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的列车上。

　　到甚麽山唱甚麽歌。

　　见到个人，琢磨一下，就上前套近乎。多大年纪了？家里几口人呀？都干甚麽呀？唠得差不多了，就问：你说八路好不好哇？

　　那还用问：好哇，八路好哇。

　　就说：八路好，你就当八路吧。

　　对方懵了：这……

　　就说：说八路好还不当八路，你这是甚麽意思？嗯？

　　故意沾边，沾边就赖。

　　光这麽赖也不行。有困难，只要力所能及，也真给解决。

　　郑绍华老人说，四平保卫战前，他往通辽东边钱家店扩两个兵，一个庙里的和尚，一个农民。那农民说家里老娘没吃的，一看，是真的。他赶辆马车，从地主家（这句话说得很好）拉来满满一车高梁米给送去了，沈阳军区创作室作家李英杰，1947年参军时15岁。妻子和他同年入伍，只有12岁。50岁也要，行军能跟上就行。

　　白城子守备区后勤部原政委戚惠林说，拜泉县城有20多个“要饭花子”，也都弄来当兵了。

　　最难扩兵的是南满3纵和4纵。它们被国民党挤压在长白、临江、蒙江（今靖宁县）和抚松四个小县的狭窄地带，人烟稀少，想赖也赖不几个兵，于是就“长途贩运”，去北满和大连当“兵贩子”。

　　瞿文清老人去大连“贩”了一次。现任广州军区政委张宗先带队，当时是教导员。“贩”回来一个团，都是警察，以中队为单位，成建制带回来的。

　　当时大连号称“国际中心”，实际是共产党天下。警察中队长以上干部，都是民主联军派去的，瞿文清到金县公安分局，负责接两个中队。他在一个小屋里呆着，只与分局长和两个要带走的中队的中队长连系，也不上街，吃饭有人送。一是大连国民党特务多，二也不能让警察知道。当警察拿薪水，生活好，老婆孩子热炕头，都不想离家上前线。

　　第三天晚上集合，在一个大屋子里开会。进屋大门就落锁，外边把枪架起来，里面分局长开始动员。讲几句，有人就哭了。动员完了就换服装，换上便服就上汽车。十几辆汽车直开到黑石礁，下车上船，起锚离岸。

　　一些人骂骂咧咧的：也不是不去，凭甚麽不先吱个声？这不是糊弄人吗？俺走了，一家老小怎麽办？

　　中队长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家小，我不也有家小吗？

　　情况比较好了，是在农民有了土地以后。

　　但也不是甚麽问题都解决了。

　　比起“越穷越革命”来，“越穷越当兵”显然要更接近历史真实些。

　　“当兵吃粮”，千百年来老祖宗就是这麽传下来的。人们在穷得活不下去时，就去用生命换碗饭吃。如今有了土地，讲良心的中国人中最讲良心的农民，把他们的感激化作了参军参战的热情。但在另一方面，土地也拴住了他们的心，共产党是理直气壮的，农民对共产党也是感恩戴德的，但土地更实在，更有魅力。他们本来没有甚麽奢望，他们只是农民，也只想做农民。而且战争越打越远，还能不能回家？何时才能回家？这对于世世代代在那方天地的士疙瘩里刨食吃的农民，实在是不轻松的。

　　一住不愿意披露姓名的老人，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光荣参军”。

　　黑土地特有的南北对面大炕上，挤挤匝匝坐了40多个农民。头上，太阳像个大火球，暑热从窗口一阵阵呼拥进来。灶间两只热气腾腾的大锅下，劈柴噼噼啪啪熊熊燃烧，炕面就像锅底一样烫。

　　几个工作队和农会干部站在地上，汗流满面地讲着：咱们穷人翻身了，翻身了不能忘本，要参军参战，这不光是报共产党的恩，也是保田保家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共产党不兴强迫，要向刚才那两个同志学习，自觉自愿……

　　头上烤着，屁股下烙着，两个农民实在受不了，就欠了欠身子。

　　农会干部立刻喊起来：自愿了一个！立即鼓掌，上前给戴上大红花。

　　有吃有喝，不批不斗，就是不能动窝，不能回家。

　　两天后，全部“自愿”了。

　　1948年10月21日，东北军区给“军委总政”的报告中，谈到扩军问题时，说：

　　动员时间短促……动员方式简单（强迫命令方式，相当普遍）。⑹同年9月7日，“林罗刘谭”⑺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

　　放松了运动方式之研究，采取了农会的压力，在改正成份的借口下，强制中农当兵，甚至照数摊派的方法。南满新兵入伍后，已开始发现有利用伪满时期躲劳工的方法来躲避参军的（用巴豆使生殖器发肿，伪装梅毒，及假装其他疾病或自伤等）。

　　同年6月30 日，东北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致各军区并报军委”的电报”中，说：

　　中农在新战士中占百分之廿到廿五，在土改中被误斗者，占参军中农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思想上与农会对立，对参军不满，有的企图向农会报复，并说贫雇农为自己保果实，他们参军是革自己的命。

　“打败日本好回家”

　　战斗英雄、某军原副军长瞿文清家楼后，有块半个篮球场大小的菜地。葱，蒜，茄子，辣椒，芸豆，大头菜，西红柿，7月辽西大地上生长的一切蔬菜，这里几乎都能见到，绿油油长势喜人。敲门进去，老人正在地里拔草，那模样神态，就像母亲抚侍婴儿。

　　他父亲是煤矿工人，他自己也从未在地垅沟里刨过食。土改时，工作队和农会却给他家画为雇农。其实这也不无道理，上海。沈阳那隐蔽战略、战役、战斗企图，对行军路线、目的严格保密，这是一般军事常识。

　　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政治背景。

　　9月2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的电报中说：“因各地动员干部和部队去东北，规模很大，传播很广，容易暴露企图，刺激国民党美英与我不利，望各地告诉所有前进部队和干部不要声张，少说多做，住意隐蔽，切实完成任务。”

　　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出关时是班长，进关时是指导员的瞿文清老人说：战争年代，管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巩固部队。战争是需要士兵进行的，没有兵怎麽打仗？拿破仑若没有士兵，还不如阿尔卑斯山的一块石头。

　　那时当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平时最操心，最头痛，压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防止逃亡，要发动群众，主要是帮助教育重点人。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象”。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象”要上厕所，“我也来尿了”，马上跟去。有的就说：你别跟着了，我不能跑。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

　　“八·一五”后逃亡比较多的时期，一是闯关东，二是四平保卫战后，三是东北解放后进关。逃亡原因，一是苦，二是死，三是离不开家。那年头不打仗的时候像节假日一样少，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怕苦怕死就想家，家里再苦没有死的威胁。一些打仗很勇敢的人也开小差，就是舍不得离乡离土。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是看家守业。过去闯关东是无路可走，逼上粱山。抗战打了8年，好歹胜利了，活过来了，能过安稳日子了，谁还爱离开家？

　　一般地说，行军打仗路过谁家，谁就成了“巩固对象”。

　　同样意思的话，大多数老人都谈过。

　　大都是宿营后趁机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有的怕自己睡得死醒不来，用根绳悄悄把自己和“巩固对象”拴在一起，一动就拉醒了。逼急眼了，有的甚至用鬼子对付劳工的办法，晚上睡觉把裤子都收到连部去。据说，有的还把手榴弹弦接得老长，像绊马索一样横拉在路口上。一响就报警了。

　　山东闯关东部队，除去1938年秋由晋西进入鲁南的115师343旅，和以后陆续调派的少数干部，士兵和、以下干部基木都是本地人。每次动员参军，都有这样的话：不离乡不离土的，想家了就回来看看嘛。“子弟兵”三个字的贴切和生动性，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过去，日本人常到山东招劳工，连抓带骗，当场给40块大洋，我们就针锋相对宣传日本人如何压榨劳工，“下关东就是跳火坑”，去的人都死了。又讲关东多苦，多麽冷，冰天雪地冻掉鼻子耳朵。

　　现在要离乡离土闯关东了，就宣传关东多麽好，地大物博，小日本苦心经营14年，工业发达，大城市多，铁路多，楼房多，“楼上搂下，电灯电话”。

　　据说，新四军3师闯关东路过临沂时，军长陈毅接见3师、以上干部，讲了这样一段话：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到一个好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个花花世界，有电灯，有楼房，出金子，出银子，那是个甚麽地方呢，毛主席没告诉我，我也没法告诉你们（哈哈大笑）……

　　对于闯关东路上可能发生的逃亡，山东军区和东北局是有比较充份考虑的。

　　9月25日，还在闯关东路上的林彪，和箫劲光一道发出一封电报。

　　罗黎萧⑥并军委请转新四军：

　　在中央新战略方针下，十余万大军进行北大（原文如此。似应为“进军北上”——笔者），希转移时，防止逃亡，应视为一个重大问题，提议各部须为此召集会议，要真实研究动员的内容，与方式，及各种具体的保证方法，并互相通报，交换经验。动员方式不可仅限于首长讲话，而要开班、排小会，使战士人员讲话，通过自觉与互相动员，内容可勿在报上发表，但内部可以说明北上目的，在加强装备保卫抗战果实，取得保卫家乡的更好工具，及为了发动与解放北面群众，此种说法是否有碍秘密，请中央指示。

　　林萧

　　二十五日

　　林彪的意见不谓不正确。可这位正在走马上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据说18年前南昌起义失败后，也曾开过小差。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重新归队。

　　另一位正在闯关东路上的将军，据说已经跑回家了。家里人大吃一惊，说“白狗子”正在找你哪，快跑吧！

　　瞿文清所在、在龙口住一天，第二天就乘船出发了。

　　出发前清点人数，9班少个人。枪和背包都在，就是人没了。

　　副班长急出一头汗。这个战士正是他的“巩固对象”。门口有双岗，墙外有巡逻哨，都说没人出去。半小时前吃饭还在，有人说是给房东还饭盆去了。房东说没有，大家不信，还进屋看了一圈。连队眼看要出发了，在牛栏里找到了。墙角立卷席子，副班长用手随便拨拉一下，他在里面叫起来。副班长要揍他，瞿文清连忙拉开了。他一个劲地哭：我要回家，我想家，想娘……

　　不行军打仗，逃兵要关3天禁闭。然后开个“斗争会”，批评帮助教育一下，自己再检讨反省表个决心，全班同志再开个欢迎会。这回没功夫，全免了。

　　战争年代有“四个枪毙”：打黑枪枪毙；强奸妇女枪毙，就地公审就地枪毙；投敌枪毙；带枪开小差枪毙——带枪开小差一般都是投敌。

　　某军原副军长郑绍华，闯关东时是新四军3师独立旅1团警卫连战士。

　　老人说，从苏北出发那天，全团集合，枪毙3个逃兵。离休前任大连陆军学校（现大连陆军学院）训练部长的袁步青，母亲给他4块大洋，留作开小差路费。枪毙逃兵后，母亲说：儿呀，咱可不能跑了呀！1978年两人在一个师工作，郑绍华见到袁步青母亲，半开玩笑地说：“大娘呀，老苏那时若跑了，还能当副师长吗？”

　　老人说，在东北3年，他枪毙了3个逃兵。

　　黑龙江省军区绥化军分区原司令员赵斌，闯关东时是1师3团2营副营长。

　　老人说：在诸城还未动身，一些人就跑了。师里挑了10多个可靠的干部，由个外号叫“哇啦哇啦”的敌工干事领着，去动员那些人归队。我们走家挨户动员，说困难时候都过来了，现在胜利了，怎麽反倒不革命了呢？有人还讲到东北都能提升，当官，当大官。转了一个多星期，动员回来30多，有的还是营连干部，指导员，教导员。主要是动员干部，战士不怎麽管。没功夫管那麽多。死顽固的大都是是有老婆的。回到诸城，部队已经出发了。军区让我们从海上走。白天行军，晚上还得看着这些人。哪里看得住呀，到龙口就剩两个了。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李湖，闯关东时是鲁中警3旅管理科指导员。

　　老人说：从敖阳出发不久，夜里突然响枪。我们跑出去，看见哨兵倒在地上，脚伤了。说是特务打的。月亮白晃晃，大地光溜溜，哪有个人影？到龙口又听说8团2营长朱延国被坏人打伤了，是我在5连当指导员时的司务长干的，把他抓了起来，过海到东北才弄明白，都是自伤，为了能留在山东。

　　黑龙江省军区原副政委赵熙敏，闯关东时是冀中71团6连指导员。

　　老人说：71团是“八·一五”后由地方部队升级（由地方部队变为主力部队，称为“升级”）的，刚升级就拉走了。临走那天早晨，全团集合，团长讲话：我们是主力，是正规军了，不要这些破枪了，要到冀东去接收新式武器，接收完了就回来。开头挺好，到冀东看到墙上“欢迎冀中部队挺进东北”大标语，就有点炸营了。团里要求党小组长和排长站岗，、长、指导员带班。有的站岗和带班的都跑了。有人就说：瞧，不让我们站岗，他们跑了。从安国出发时，一个老团一个新兵团4千多人，到古北口不足2千了。有的一个村子参军几十人，说跑都跑，村干部领着跑。过北宁路时，一个有名的战斗英雄，连长马义都跑了。出关那可真是一关哪！

　　某军政委李兆书，闯关东时是新四军3师10旅警卫营3连指导员。

　　老人说：一路上，抓到不少先头部队开小差的。有的不用抓，看见你自己就过来了。叫跑也不跑了。你想想，上千里路，人生地不熟，又没有钱，怎麽走？军装能脱了，口音怎麽改？国民党抓，地主老财打，汉奸特务也收拾你。即便到家了，地方政府还动员你参军。不过也真有“坚决性的”。我们连有个姓史的，在辽西跑的，进关就叫国民党抓去了。“国军”没当上半月，又跑了。那是铁心不当兵了。

　　9月7日，万毅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

　　11月15日，黄克诚在给“军委林彭”⑦的电报＊中说：

　　三师由苏北出发共三万二千五百人（因新乒二千五百人未等到）除后勤机关及一地方团掩护尚在途中未禾到沿速逃亡掉队陈病号约三千人外，到达冀东者共约二万八千人。

　　12月4日，林彪在转致“中央军委的7师杨国夫师长的电报”＊中说：

　　战士带枪逃跑者甚多（仅昨夜连胞二十八人带枪九支）。

　　所有闯关东部队中，唯曾克林的16军分区未听说有逃亡现象。

　　从出关到进关，黑土地3年内战中，逃亡始终是造成部队减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9月7日，“林罗刘谭”⑧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

　　据不完全统计，野战军四、五、六三个月内逃亡八千余人。

　　11月11日，“林罗谭”在给“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东北解放后，部队中议论纷纷，不少东北战士甚至某些干部怕入关作战，怕走路大远，怕离开家乡，土地分配后感到个人还没享受过安乐生活，以至最近开始增加逃亡。五纵向义县移动中逃亡三百多。四、十一两纵向冀东前进，十一纵一至七日逃亡六百余；四纵十一师一至六日逃亡近二百人。北儿满各独立团开到前线歼敌，亦发生同样情形，这在我们将来新的行动中，会较为更加突出。

　　逃亡的几乎全为土生土长的关东人。

　　李兆书老人说：14团9连指导员闹个笑话。他让文书把全连东北人抄个花名册，列为“巩固对象”。他不识字，让1排长看看有没有漏掉的。l排长一看就火了：我他妈的也成“巩固对象”了！很多解放战士是关里人，这时都成了巩固别人的骨干。有的说：排长呀，你家乡解放了，我们家还没呢，你可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哪！

　　赵熙敏老人说：进关就倒过来，东北人成了骨干，关里人成了“巩固对象”。快到谁家了，就瞪着眼睛瞅着。那也看不住。打下天津走不远，65团1营教导员尹志勤就跑了。他家在天津附近。到湖南后，一天行军看见队列中一个人背口大锅，这不是老尹吗？他挺不好意思，说给抓回来了。后来听说又跑了。

　　38年后，笔者在家乡采访一位人称“破烂王”的企业家时，他说：东北刚解放，百废侍兴，今天铁路，明天矿山，街头到处是招工广告。招工人员这村跑那村，那嘴皮子磨的呀。若是今天，还不把脑瓜子挤扁了？那时没有“城市户口”，“农转非”，那人的心思和现在不一样，恋乡恋土舍不得家，爱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

　　就在中国共产党闯关东部队逃亡现象屡屡发生时，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万2千名美国士兵正在举行示威。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中的标语上写着：“让我们回家去！…”

　　这些士兵在铁与血与火中生活得太久了，肺腑中充满了硝咽和尸臭，耳朵里灌满了撕心裂胆的噪音和鬼哭狠嚎的惨叫。战争结束了，大地宁静了，空气清新了，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能唤起战争的记忆，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他们渴望回到能唤起儿时的天真的地方，渴望曾经讨厌过的母亲的唠叨，渴望妻子的热吻，渴望儿女的娇憨，渴望林荫下的絮语。在铁血飞迸中，他们或许忽略了这些。可现在，他们急不可耐了！

　　抗议浪潮迅速蔓延到本土外的所有美军基地。11月和12月，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美军士兵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往国内遣返军队的速度大慢，要求立即复员。愤怒的士兵给国会议员写信，议员们则向五角大楼施加压力。于是，五角大搂动员了一切力量（包括当时全世界最豪华的“女王伊丽沙白号”和“女王玛利号”客轮）把这些士兵遣返回国，其速度比战时紧急情况下向欧洲运兵速度还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厌战情绪，是全球性的。

　　在一场残酷的厮杀过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没有比在血与火中冲杀过的军人，更懂得安宁和平的宝贵了，更渴望安宁和平的生活了。

　　只是各有各的追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