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暴乱事件引起举世哗然，且有向全疆发展之势，民族冲突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新疆，有从网 络向全国蔓延之势，以致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中断八国峰会回国处理，开创了中国外交上的先例，可见隐含的危机有多大。

从中外媒体的相关报道和网上流传的现场图片看，维族暴徒的手段之残忍，造成的伤亡之大，骇人听闻。

事发数日后，上万名汉族民众手拿棍、棒等武器上街，既是要为死伤的同胞讨回公道，更是一种自我保护----报复本来就是一种原始的自保方式。

前后两个事件，看似对立，实则一致：一是两个事件的行为人，不管是哪个民族都来源于民间社会，二是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国家机器有失灵的迹象。维族暴徒的暴行，是对国家机器的蔑视；汉族民众的示威，则是对国家机器的失望。

自有人类社会，国家权力赖以运作的基础，一是来源于期望，形成社会对国家权力的依赖；二是来源于恐惧，形成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威慑。这两者一体两面，互为因果，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工具----国家机器，其对暴力的垄断是维持国家权力的必要前提。

在 现代历史上，民族冲突既是国家崩溃的开始，如二战后的印巴分治；更是国家崩溃的结果，如冷战后的前南民族冲突。其根源都在于国家权力的崩溃，表现为国家机 器的失灵：一是社会对国家机器保护自身利益的期望落空，失去对其的依赖；二是社会对国家机器不再恐惧，国家机器失去对社会的威慑。国家权力崩溃的越彻底， 民族冲突甚至种族仇杀就越血腥。

如果说，维族暴徒的突然发难，事出突然，国家机器来不及反应，这只是种技术上的暂时性失灵的话；那么，当事发时汉族民众普遍疑惑于“警察和军队在哪 里？”，从而纷纷拿起棍、棒来报复或自卫，反过来又刺激一般维族民众作出同样的举动时，那么国家机器的长时间失灵就成为了现实风险。

这 种局面，根源在于国家机器威慑力的丧失----当数千武警面对暴行无所作为时，其威慑力又在哪儿？虽然官方称有上千暴徒被拘捕，又将调集更多的军警来维持 局面。但是在事发时，国家机器对合法暴力手段使用的阙如，已经为后续事态的恶化埋下了恶果。死伤民众”极少有枪伤”的事后消息，是对那上千死伤民众的一种 讽刺，当国家机器保卫自身生命安全和惩罚暴行的预期落空时，民众除了本能的使用暴力来自保以致报复，还能怎样？从而构成民间以暴制暴的开端。面对这种群体 性的恶性暴力事件，国家机器“慎用”暴力不等于“不用”暴力；克制也不能等同于软弱，其中间有一条十分明确的底线----不能允许这种民间暴力泛滥。

因 此，要稳定新疆局面，当务之急是，中国政府必须要摆脱怕背“暴力镇压”恶名的心理阴影，应该要有毫不犹豫的动用军、警等国家暴力的决心，迅速恢复国家机器 对社会的威慑，不管是对继续寻机生事的潜在维族暴徒，还是对寻机报复的汉族民众。同时，对各民族保持一个“中立政府”的姿态是十分必要的，任何后续的民间 暴力行为，不管是哪个民族和哪种政治势力，都应该坚决制止，因为这种制止，在本质上是维护国家的权力主体地位，而不是偏袒哪个民族。

应 该让汉、维族民众认识到：一，任何民间暴力行为都是对国家这唯一权力主体的否定，必然要受到惩罚，不管其有多少的前因后果；二，惩罚的合法暴力归属于国 家，而不是归属民间的原始报复，哪怕这国家机器反应多么的迟钝。从而使汉族和维族普通民众恢复对国家权力的期望----对自身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保护。

至于民族政策的调整、国际舆论和外国压力等，只能从急、从权。道理很简单，民族政策的调整是个长期的过程；以中国目前的国家实力和乌鲁木齐暴乱事件这一事件的具体性质，其最大威胁在国内的民间社会内部的张力，而不是国际上各种组织不明所以的压力。

希拉里所言：新疆的当务之急是停止暴力事件。但是，她忘了加一个定语：民间暴力事件。否则，在目前局势下，越是不敢使用国家暴力，就越是国家权力的失职，就越有可能加剧汉、维民众之间的暴力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