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夜 （朱可夫） |
| 送交者: 2009年05月22日13:32:09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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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夜
整个二月份都忙于仔细研究与总参谋部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档案材料。每昼夜工作15到16个小时，常常在办公室过夜。不能说我立刻就熟悉了总参谋部的多方面的活动。这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Н·Ф·瓦杜丁、Р·К·马兰金、А·М·华西列夫斯基、В·Д·伊万诺夫、А·И·希莫纳耶夫、Н·И·切特韦里科夫和总参谋部其他工作人员给了我很大帮助。 战争开始前我们做了些什么?国家有没有准备?军队有没有抵抗敌人的能力? 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要作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各个方面的、考虑到全部主客观因素的详尽的回答，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我深信，我们的学者、历史学家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我打算首先从军事方面谈谈自己的意见，尽可能地回忆事情的全貌，并且详细谈谈1941年上半年那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的一些事件。 先从最主要的问题，即作为国防基础的我国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谈起。 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是第二个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自然而然的继续。大家知道，前两个五年计划都超额完成了。工业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4年中增长了一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增长1.1倍，实际增长了1.2倍。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批准，工业产品的产量五年内应增长0.9倍、有没有根据认为这个计划是不现实的和完不成的呢?毫无根据。事情适得其反。 截至1941年6月，工业总产量已达1942年底计划指标的86％，铁路货运量达1942年底计划指标的90％。投产的新建工厂、电站、矿场和其它工业企业有2，900个。 就投资额而言，计划用于新建和改建工业企业的投资是1，820亿卢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此项投资是1，030亿卢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是390亿卢布。由此可见，正是由于近年来建设事业的发展，投产的生产设备比前两个五年计划加在一起还要多。 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情况怎样呢?向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下一个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在执行前两个五年计划过程中，鉴于国际形势大大复杂化而不得不对重工业的发展计划作出重大修改，大大加速了国防工业的进度。按照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要求，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然得到了特别迅的发展。 整个工业年产量虽然平均增加13％，但是国防：工业的年产量则增加了39％。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大工厂转为牛产国防技术装备，一批大型专业军事工厂开始建设。 党中央通过供应稀缺原料和最新式的生产没备，帮助生产新式军事技术装备的企业。为使国防大厂得到所需的——切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派去了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人员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派去了著名的专家：应当指出，斯大林亲自为国防企业作了大量的工作，他认识几十个工厂经理、党组织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常会见他们，以他固有的坚定不移精神要求他们完成预定计划。 因此，从经济观点来看，国防工业取得了不间断的、迅速的、甚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事实。 这里不应忘记，第一、这样巨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群众极其紧张的劳动取得的，第二、这主要是靠削减直接为居民生产产品和商品的轻工业和其他生产部门而取得的。还应指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增长是在和平经济的条件下取得的，是在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黩武的国家中取得的。 所以再增加这方面的比重，实际上就是使国家从和平发展的轨道转到战时轨道，这就会改变国民经济的结构，造成国民经济军事化，直接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 自然，从战后年代的角度来看，况对呆种武器应当强调得多一点，而对另一种应当强调得少一点，那是容易的。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要求对战前经济做出根本的涉及整个经济的改变。 我还想说上几句。回想起我们军人在和平时期最后几个月里对工业提出的那些要求，可以看出我们有时并不完全了解国家现实的经济能力，尽管从本部门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许是正确的。例如，国防人民委员关于大量增加最新式飞机、坦克、火炮牵引车、放重汽车、通信器材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的建议，就受到 了客观条件的限制。 当然，在工业和国防方面存在过不少缺点和困准，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由于建设事业规模巨大，熟练劳动力感到不足，制造和成批生产新式武器的经验不足、而对车事技术装备和武器的需水则急剐地提高再提高。 决定成批生产新式武器的过程是这样的。 新式武器首先要通过军事代表参加下的工厂试验，接着是部队试验，然后才由国防人民委员部作出结论。政府在国防人民委员、军事工业人民委员和总设计师参加下，审查所建议的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并作出是否生产的最后决定。 这个过程要花费很长时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一种新式技术装备还处在试制和试验阶段，而设计师又已经设汁出新的更加完善的型号来了，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采用这种新式技术装备的问题，只有等到更新的型号完成试验以后才能决定。 整个说来，战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是临战前的三年中所建立的大量生产设备，保证了国防力量的基础。 从军事观点来看，党关于加速发展东部地区工业，建立机器制造、石油加工和化学等部门的第二套企业的方针，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这里建设的高炉占全部新建高炉的四分之三，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之间建立了第二个巨大的石油基地，在外贝加尔、乌拉尔建立了冶金工厂，在中亚细亚建立了大型有色金属厂，在远东建立了重工业，建立了汽车装配厂、制铝联合厂、轧管厂和水电站。战争期间，这些企业加上迁来的企业，把我国东部变成为保证抵抗和粉碎敌人的工业基地。 我想简略地讲一讲关于战争前夕的物资储备问题。物资储备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和在经济还不能充分满足战争需要以前保证军队的供给。从1940年到1941年6月，国家物资储备总值由40亿增加到76亿卢布。(Н·А·沃兹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军事经济》，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7年版，第154页。) 物资储备包括生产设备、燃料、原料、动力装备、黑色和有色金属，以及粮食储备。战争前夕积存起来的这批储备物资尽管数量很有限，却帮助国民经济在困难的1941年迅速获得必要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进行。 就这样，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脉搏跳动得更快了，在临战前的年月里达到了最紧张最充分的程度。整个国家的生活也变得更严格，更集中了。 1939年9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特别会议，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根据新兵役法，应征年龄为19岁，中学毕业生的服役年龄为18岁。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延长了服役期：陆空军的初级指挥人员由两年改为三年，空军士兵、边防部队的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延长到四年，海军部队和舰艇人员延长到五年。 为了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特别是为了完成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方面的任务，同时由于苏联受到军事进攻的威胁，这就要求增加国民经济部丫刁的工作时间。为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改行每天工作八小时、实行七日工作周和禁止企业、机关职工任意旷工的命令》。建立了在职业学校、铁路学校和工厂附设学校培训熟练劳动力的新制度，平均每年可以培训80万到100万人。 与此同时，1940年年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工业企业应对生产劣质产品和不遵守标准规格负责的命令》。采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以改进企业领导，巩固纪律，加强责任心和维护秩序。 国家机关和工业领导部门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变得更加灵活，消除了重叠和过分集中的现象。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划分为四个新的人民委员部，即：航空工业、造船工业、弹药、军械人民委员部；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分为重型机器制造、中型机器制造和通用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 增设了同巩固国防有直接关系的新的人民委员部(汽车运输、建筑工程等)。改组了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的经济委员会，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防工业、冶金、燃料、机器制造等经济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Н·А·沃兹涅先斯基、А·Н·柯西金、В·А·马雷舍夫等国家高级领导人，被任命担任这几个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实行所有这些变革的原因，都是由于工作范围的急剧扩大，由于要在与日俱增的侵略威胁下作好积极防御的准备。 根据形势的需要，根据实行新的《普遍义务兵役法》的需要，中央军事机关和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也进行了改组。在各自治共和国、各州和各边区设立了军事人民委员部，颁布了新的军事人民委员部工作条例。 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重大问题都交由红军总军事委员会讨论。国防人民委员担任总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人民委员和一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总军事委员会委员。而特别重大的问题则常常要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参与下决定。 党中央和苏联政府1941年3月8日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分工。 国防人民委员，通过总参谋部、副人民委员和各总部，实施对红军的领导。国防人民委员还直接领导装甲兵司令部、办公厅、财务部、干部部和制造发明局。 战争爆发前，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内部分工如下： 副人民委员、总参谋长Г·К·朱可夫大将负责领导通信部、油料部、防空总部、总参军事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 第一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С·М·布琼尼负责领导总军需部、红军卫生和兽医部、物资储备处。 负责军械的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Р·И·库利克领导军械部、防化部和炮兵学院。 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Б·М·沙波什尼科夫负责领导工程兵司令部和国防工程建筑部。 负责军事训练的副人民委员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领导诸兵种监察部、军校和军训部。 副人民委员空军中将П·В·雷恰戈夫领导红军空军司令部。 副人民委员А·И·扎波罗热茨(正集团军政委级)领导红军总政治宣传部、红军出版和文化机关、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军法学院和军事政治学校。 我想提一下，红军总参谋长从1931年起由А·И·叶戈罗夫担任，从1937年起由苏联元帅Б·М·沙波什尼科夫担任，从1940年8月到1941年2月由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担任。 现在就来谈谈战争爆发前我们军队的情形。为了便于读者得出结论，最好分别谈谈哪些事是人民、党和政府已经做了的，哪些事是我们打算马上要做的，哪些事是来不及做或者做不到的。当然，所有的问题都只能用少量材料大概地说一说。 步兵步兵部队于1941年4月实行战时编制。步兵师——红军基本的诸兵种合成兵团——编有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反坦克炮营、一个高炮营、一个侦察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信营以及后勤部队和机关。按战时编制，一个师应有14，500人、78门野炮、54门45毫米反坦克炮、12门高炮、66门82—120毫米迫击炮、16辆轻坦克、13辆装甲车、3，000多匹马。满员师可以成为有足够机动能力的强大的作战兵团。 1939年、1940年和1941年上半年，部队得到10．5万多支轻重机枪和大口径机枪，约10万多支自动枪。这是因为这个时期步兵武器和炮兵武器产量有所下降，因为旧式武器已停止生产，而新式武器由于比较复杂和结构上的特点，不那么容易组织大量生产。 1941年3月中旬，С·К·铁木辛哥和我请求И·В·斯大林批准征召预备役人员补充步兵师，以便根据现代要求加以重新训练。起初我们的请求遭到拒绝。他告诉我们说，这样大规模地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可能成为德国人挑起战争的口实。但是到3月底就获准征集50万士兵和军士，将其派往边境军区补充部队，使每个步兵师的人数至少达到8，000人。 为了不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再说几句。就在几天以后，又获准征召30万名预备役专业人员补充筑垒地域、各军兵种、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工程兵、通信兵、防空部队和空军后勤部队。这样，红军在战争前夕得到了约80万名补充兵员。征集工作计划在1941年5—10月进行。结果在战争前夕，各边境军区170个师零2个旅中有19个师达到每师5，000—6，000人，有17个骑兵师平均每师6，000人，144个师每师各有8，000—9，000人。内地军区大多数师仍保持简编师的编制，而许多步兵师还刚刚在开始编组和训练。 装甲坦克兵我在前面谈到苏联坦克工业时，已经强调指出过它的发展速度很高和国产坦克构造优良。1938年同30年代初比较，坦克生产增加两倍。根据国防的新要求，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向坦克设计和制造人员提出了新任务，即制造装甲防护力更强、武器更有威力、机动性更高而又结实可靠的坦克。 有才能的设计人员，在Ж·Я·科京领导下设计出KB重型坦克，М·И·科什金、А·А·莫罗佐夫和Н·А·库切连科的设计局设计出优良的T—34中型坦克。发动机设计制造人员创造出大功率的B—2型柴油坦克发动机。KB和T—34坦克是战争前夕制成的坦克中最好的两种。在战争过程中，它们也保持着对敌军同类坦克的稳定优势。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更快地组织这两种坦克的大量生产。 国防委员会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研究了新式坦克的生产情况以后，于1940年12月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指出有些工厂没有完成计划，在掌握工艺过程方面存在很大困难，部队装备KB和T—34坦克的工作进展极其缓慢。政府采取了必要措施。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同时作出决定，要求在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大量生产坦克，这—决定对国防事业具有极大的意义。 从1939年1月到1941年6月22日，红军得到了7，000多辆坦克，1941年工业部门提供了约5，500辆各型坦克。至于KB和T—34坦克，各工厂在战争开始前总共只生产了1，861辆。这当然很少。实际上坦克学校和边境军区部队从1940年下半年起才开始得到新式坦克。 除数量不足以外，组织方面也有困难。读者可能记得，我军在建立大的机械化兵团(旅和军)方面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在西班牙的特定条件下使用这种兵团的经验，却得到不正确的估价。我军的机械化军被取消了。其实我们早在哈勒哈河作战中就由于使用坦克兵团而得到卓越的战果。德国在侵略欧洲各国的作战中广泛使用了坦克兵团。 必须立即重新着手组建大的装甲坦克兵团。 1940年开始组建新机械化军、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建立了9个机械化军。1941年2月，总参谋部提出了一个组建装甲坦克兵团的计划，这个计划比1940年政府决定中提出的计划还要大。 考虑到德军拥有大量装甲坦克部队，我和人民委员请求利用现有的坦克旅，甚至利用就其“机动性”而言最接近坦克兵的骑兵兵团，来组建机械化军。 斯大林当时对这个问题好象还没有肯定的意见，摇摇摆摆。时间在流逝，直到1941年3月才决定组建我们所要求的20个机械化军。 可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我国坦克工业的客观可能性。要装备齐新建的机械化军，仅新式坦克就需要16，600辆，总共需坦克32，000辆左右。一年之内要生产这么多坦克，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同时，技术人员和指挥干部也不够。 因此，战争开始前我们所能装备起来的还不到计划编组的机械化军的一半。正好就是这些军，成了抗击敌人最初突击的主要力量。而那些刚刚开始组建的机械化军，只是到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前才装备起来，并在陔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炮兵据可靠的档案材料，从1939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工业为红军提供了29，637门野炮，52，407门迫击炮，火炮和迫击炮(连同坦克炮在内)总共92，578门。其中绝大多数拨归属于部队和兵团编制的军队炮兵。各边境军区军队炮兵的火炮基本上达到了齐装。 战争爆发前夕，我们有统帅部预备队炮兵60个榴弹炮团和14个加农炮团。鉴于对德战争性质，我们所拥有的统帅部预备队炮兵是不够的。 1941年春天我们着手组建10个反坦克炮兵旅，但未能在6月份以前全部装备起来。加之，牵引工具通行能力不高，使其无法越野机动，而在秋季和冬季尤其如此。不过，反坦克炮兵旅在消灭敌坦克方面还是起了极大的作用。有时它是抗击敌人大量坦克冲击的唯一可靠的手段。 Р·И·库利克元帅作为斯大林在军械方面的主要助手，却未能使斯大林正确了解某些火炮和迫击炮的效能。 战争开始前，他与总军械部对于BM—13(喀秋莎)这种强大的火箭武器估计不足。这种火箭炮1941年7月初试锋芒，便打得敌军狼狈逃窜。国防委员会直到6月才决定立即成批生产这种火箭炮。 我们军械部门职工的能力和富有创造性的劳动热忱，是令人钦佩的。他们全力以赴，在战争开始以后10—15天就把第一批这种强大武器送到军队。 在迫击炮方面本来也来得及做更多的事情。要求很明确，这就是194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扩大迫击炮和迫击炮弹生产的决定》所提的要求。但是军队直到战争爆发前才开始获得足够的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1941年6月我们的迫击炮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德军。 斯大林认为火炮是最重要的作战工具，极其重视火炮的改进。那时，担任军械人民委员的是Д·Ф·乌斯季诺夫，担任弹药人民委员的是Б·Л·万尼科夫。主要的火炮设计师是И·И·伊万诺夫将军和В·Г·格拉宾将军。 所有这些人斯大林都很熟悉，常常接见他们，深信他们。 通信兵、工程兵。铁路、公路 1940年年中成立的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组正确指出，工程兵平时的数量，不能保证战时的正常需要。 在战争前夕，工程兵的常备部队实行了扩编，建立了新的部队；工程兵的一般训练和通信部队的组织机构和作战编组都得到了改进；兵团通信主任开始更多地学习组织战时通信联络；部队开始获得新的工程技术装备和通信器材。然而，我们来不及在战争开始以前把工程兵和通信兵中的所有缺点都克服掉。 2月底我和国防人民委员一起，对于国境沿线筑垒地域建设工作的进程，对于铁路、公路、土路和通信器材的状况，作了仔细的研究。 Н·Ф·瓦杜丁将军、К·К·马兰金将军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详细地报告了情况。基本结论如下。 白俄罗斯西部和西乌克兰的公路网情况很糟。许多桥梁承受不住中型坦克和火炮的重量，乡间道路需要彻底翻修。 第一副总长Н·Ф·瓦杜丁向国防人民委员详细报告了各边境军区铁路的状况。 Н·Ф·瓦杜丁报告说，“各边境铁路区很难适应卸载大量部队的要求。这一点可以从下列数字中得到证明。德国人通往立陶宛边境的铁路，其通行能力为每昼夜220列火车，而我们通往东普鲁士边境的立陶宛铁路，每昼夜只能通行84列火车。白俄罗斯西部和西乌克兰的情形也并不好些，这里我们的铁路线要比敌人的铁路线少一半。铁道兵和建筑部门在1941年内显然不可能完成需要做的工作。” 人民委员回答说，1940年交通人民委员部根据联共(布)中央交给的任务，制定了西部铁路技术改造的七年计划。但是，目前除了改铺铁轨，和根据装卸军队和武器装备的要求对铁路设施进行起码的改造工作外，什么也没有作。 西部军区司令Д·Г·帕夫洛夫，于1941年2月18日给И·В·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和С·К·铁木辛哥呈送了一份第867号报告。他要求拨出大量器材，供修筑公路和土路之用，报告着重提到： “我认为，西部战场务必在1941年内准备完毕，要使建设工作拖延几年之久是完全不可能的。” 红军通信兵主任Н·И·加皮奇少将向我们报告，现代化通信器材不够，通信器材的动员储备品和应急储备品也感不足。 的确，总参谋部的无线电通信网只有39％的PAT型电台，而РАФ型电台及其代用品儿—AK型电台等占了60％，只有45％的充电装置。西部边境军区拥有的电台只有标准数的27％，基辅军区仅有30％，波罗的海沿岸军区仅有52％。其他无线和有线通信器材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战前认为，一旦发生战争，对于各方面军、内地军区和统帅部预备队的领导，将主要依靠邮电人民委员部的通信工具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频电话实施。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的通信枢纽部将从邮电人民委员部各地方机构得到所需的一切，但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些机构并没有做好在战争条件下工作的准备。 关于地方邮电部门的状况，我通过部队演习和首长司令部野外作业是有所了解的，那时借用过他们的通信工具。还在那时，我对于地方邮电部门有能力保证军队战时有可靠的通信联络这一点，就有过怀疑。 所有这些情况，导致了兵团和军团指挥员和司令部训练方面的一个主要缺陷，即缺乏在复杂的、变化迅速的战斗情况下善于指挥军队的能力。指挥员和司令部避免使用无线电通信，而宁愿使用有线通信。在战争最初日子里，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根本不能使用有线通信的航空兵分队、机场网以及坦克分队和部队中，内部无线电通信也组织得不好。 供战役和战略机关使用的地下电缆网，根本就没有。 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整顿电话电报网、无线和有线广播网。 同邮电人民委员部谈过这些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倒不是有谁认为这是多余的事，因为需要改善通信联络的组织，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人民委员部实际上无力满足军队的要求。1940年底到1941年初为改进地方通信和某些城市同莫斯科的通信所做的工作，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С·К·铁木辛哥听完我们的报告以后说：“我同意你们对情况的估计。但是我想未必能采取什么重大步骤来马上消除所有这些缺陷。昨天我到过斯大林那里。他接到帕夫洛夫的电报后，命令转告他，虽然他的要求完全合理，但我们目前却不可能满足这些要求。” 空军 我已经说过，党和政府对于苏联空军的发展，经常给予很大重视。1939年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建立9个新的飞机制造厂和7个航空发动机厂，第二年再建7个，已经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企业中转过来一部分生产航空工业产品，各企业装备着第一流的设备。1940年底航空工业比1939年增长了70％以上。在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转归航空工业的企业里，同时兴建起新的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器厂。 根据准确的档案材料，从1939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工业部门为红军提供了17，745架作战飞机，其中有3，719架新式飞机。 空军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茹科夫斯基中央气体动力学研究所实际上进行了彻底改组，新设立了军事航空设计局。有才干的设计师С·В·伊柳辛、А·И·米高扬、CA．拉沃奇金、В·М·佩特利亚科夫、А·С·雅科夫列夫，和他们年轻的助手们一起，为空军提供了雅克—1、米格—3和拉格—3歼击机、伊尔—2强击机、佩—2俯冲轰炸机和其他许多飞机——共约20种型号的飞机。 1940年底到1941年初，展开了加速成批生产新式飞机的斗争。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本人在飞机设计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可以说，空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斯大林的偏爱。 然而，工业还是来不及满足时代的要求。战争前夕空军中数量上占优势的还是旧式飞机。约占总数75—80％的飞机，就其飞行技术性能而言，不如法西斯德国的同类飞机。新式飞机刚刚在生产，只有不到2l％的空军部队改装了新式飞机。 诚然，空军兵团的数目本身有显著增长。到1941年6月，航空团的总数较1939年大大增加。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的最高战术兵团是师，师大多是混合编成，辖4—5个团。每个团编有4—5个大队。 空军采取这种组织系统，就能保证各种航空兵以及航空兵同地面部队在战斗中更好地实现协同动作。战争前夕空军各主要兵种所占的比重是：轰炸航空兵团占45％，歼击航空兵团占42％，强击、侦察及其他航空兵团占13％。 1940年底，国防人民委员、总参同空军司令部一起制定并向联共(布)中央呈交了空军改编改装的建议。我们的建议很快得到审查和批准。 《关于改编红军空军的决定》要求组建新的部队(106个团)，扩大和巩固空军学校，用新式飞机改装作战兵团。到1941年5月底，只来得及组建19个齐装满员的团。 不久还采取了另一个巩固空军的步骤。1941年4月10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丫改组空军后勤系统的决定。决定按地区原则建立空军后勤，取消空军部队和兵团中的后勤机构，建立空军基地区和机场勤务营。 空军基地区是集团军空军、军区空军和方面军空军的后勤机构。基地区的编成包括若干基地(每个师一个基地)，每个基地包括若干个机场勤务营(每个团一个机场勤务营)。侦察航空兵和军队航空兵仍保持本身的后勤机构。空军向新的更灵活的后勤过渡，预定在1941年7月进行。实际上一切都不得不在战争过程中完成。 未来作战的特点要求大力扩充空降兵。1941年4月着手组建5个空降军。到6月1日人员配齐了，但技术兵器不足。所以战争初期空降兵的任务只能由编入新建空降军中的原来的空降旅来担负，而各新建兵团的大部分人员被当作步兵部队使用。 1941年2月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修建机场的补充计划。在西部地区要求修建190个新机场。到战争爆发的时候，修建机场的工程虽然已全面展开，但绝大部分没有竣工。 整个说来，爆发战争时我们的空军正处在一个大规模改编、开始使用新式飞机和对飞行人员和技术人员实行重新训练的阶段。只有个别的兵团受过复杂条件下的飞行训练，而受过夜间飞行训练的飞行人员不超过15％。空军领导机关大力抓了训练飞行人员掌握新式飞机的工作，而对于旧式飞机的战备工作则稍有放松。 直到一年至一年半以后，我们的空军才真正成为一支焕然一新的强大的战斗力量。 防空军战前几年内苏联受到的空袭威胁显著增加。因此联共(布)中央提高了对防空的要求，制定了大力加强对空防御的具体措施。首先实行了重大的改组工作，因为建立于1932年的防空系统过于陈旧了。 全国按照当时各军区的界线，划分为若干防空区。 防空区编成内包括负责掩护该区城市和目标的兵团和部队。 各军区司令员对防空的责任加强了，而从军区空军拨出来担负防空任务的航空兵部队仍隶属于军区空军。当然，对全国防空实行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也许更好些。这一点直到战争过程中，1941年11月才做到。 防空部队的装备情形怎样呢?到1941年6月，防空部队装备的中口径火炮约达85％，小口径火炮达?0％。歼击机的缺额为40％，高射机枪的补充率为70％，阻塞汽球和探照灯仅及一半。 西部边境地区、以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防空部队装备较好一些。西部各军区得到的新式装备，数量上比其他军区多，它们的高射炮补充到90—95％，同时它们拥有新式对空侦察和观察器材。负责掩护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巴库的部队，占全部中口径高炮营的40％以上。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防空区，部署了30个PyC—2雷达站。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报告，决定组建歼击航空兵军以加强首都和列宁格勒的对空防御。大家知道，这些军在抗击法西斯空军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空袭时，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到战争开始时，新的防空作战体系没有最后完成，新式技术兵器的装备和训练工作刚刚开始。运输工作组织得不好。 海军 战前，海军有独立的人民委员部。海军人民委员部根据总参谋部制定的作战和动员总计划决定海军的战役使用问题。 我担任总参谋长以来，由于时间短促，由于直接有关红军的工作极其繁忙，未能充分熟悉海军的情况。但是我知道，海军人员训练良好，舰队、分舰队的司令员及其司令部作好了战争准备。当时领导海军司令部的是富有才能和创造性的、意志坚强的И·С·伊萨科夫将军。 给海军提供装备的工作加快了。仅在1940年的11个月内，就有100艘性能优良的驱逐舰、潜艇、扫雷舰和鱼雷艇下水。1940年，建造了将近270艘各级舰艇。修建了新的海军基地，进一步控制了波罗的海、巴伦支海和黑海的海域。 建设现代化海军是一件花钱很多的事。大型舰艇尤其是这样，同时大型舰艇又是空中攻击和鱼雷攻击的好靶子。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于1939年通过一项决定，缩减并于随后停止建造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建造这类舰艇花费巨大，要消耗大量金属，又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和造船工人。 另一方面，对于海岸防御和对空防御，对于水雷和鱼雷武器，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对于肯定将要在战争中发挥最大作用的北方舰队重视不足，是海军人民委员部的严重缺点。 整个地说，战争前夕苏联海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完全足以迎击敌人。 Н·Т·库兹涅佐夫将军在他那本题名《前夜》的书中，谈到我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写道：“起初我想，只是我同Г·К·朱可夫的关系处得不好，而他的同行海军参谋长И·С·伊萨科夫会同他谈得来。但是，伊萨科夫也毫无结果”。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是这些同志找我“毫无结果”，还是我找他们“毫无结果”，这一点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在许多回忆录，书籍和文章中，有着对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活动的不同评价。对于说我好话的作者，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关于我的缺点和过错，这些在我和每个人一样都是存在的，我将在这本书中说到。至于批评，特别是一般性的感情用事的批评，如果不涉及那些讲得不对就会歪曲真相的大问题，我决定不加争辩。——作者注)是为了历史的真实性，我应当说?在斯大林那里讨论海军问题时，无论是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还是总参谋长，根本就未被邀请参加。 1939—1941年期间，党和政府在巩固国防方面采取了何等重大的措施，也可用我军数量的增加来说明。这个期间我军数量增长了1.8倍，新建了125个师，到1941年1月1日，陆军、空军、海军和防空军总共在420万人以上。 在本书的一章中，我已经提到过普遍军训的意义。公民首先是青年在入伍前接受保卫祖国的训练，这个传统在人民中间受到普遍的欢迎。从事群众性国防活动的是苏联支援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到1941年1月1日，这个协会的成员在1，300万人以上。每年有好几万飞行爱好者、跳伞员、射手和航空机械员，在300所以上的航空和汽车摩托俱乐部、航空学校和滑翔俱乐部学习专业知识。青年入伍前学到的这些技能后来在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在各级指挥员的专业训练方面，有200所以上的军事学校、19所学院、10个附设于普通大学的军事系，7所高等海军学校，几十万人在这些院校中受过良好的教育。 根据我多次到我负责的总参军事学院所见到的情况，我更加相信，战争前夕在各军事教研室为学员们提供的现代军事理论，相当充分地吸取了已经开始的二次世界大战战的经验。强调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坚决性、残酷性和可能出现的长期性，以及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的必要性。 军事战略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正确的论断的基础上，即只有进攻才能粉碎侵略者。与此同时，其他的作战方法，诸如遭遇战、不得已的退却行动、被合围时的战斗、夜间作战等，则没有作认真的研究。 整个说来，那个时期的军事理论可以说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理论…… 我研究过战役战略问题以后得出结论，在象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防御方面，存在许多严重的缺点。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人员也有着同样的意见，据他们讲，我的几位前任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意见。 大量德军集结在东普鲁士、波兰和巴尔干，引起了我们的极大不安。同时使我们不安的是，西部各军区的我军缺乏足够的战斗准备。 全面考虑过这些问题以后，我和Н·Ф·瓦杜丁一起向国防人民委员详细报告了我军组织编制和战斗准备方面的缺点，以及动员储备品的情况，特别是炮弹和航空炸弹的情况。此外，还指出工业来不及完成我们的技术兵器的订货。 “所有这些问题领导上都很清楚。我想，目前国家无法给我们史多的东西。”С·К·铁木辛岢冉次这样说。 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说：“昨天我为厂火箭炮的问题到过斯大林同志那里。他问及你接替厂梅列茨科夫的工作没有，对新的工作感觉怎样，并且命令你去向他报告情况。” 我问：“要准备些什么问题呢?” “所有问题都要准备。但要注意，他不会听长篇报告。你向我讲几个钟头的东西，向他报告时要在十分钟内讲完”，人民委员回答说。 “十分钟我能报告什么呢?问题都很大，都端要严肃对待。须知要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你打算告诉他的东西，他基本上都知道”，国防人民委员说，“所以，你只要谈谈其中带关键性的问题。”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随身带了一份准备汇报的问题清单，来到斯大林的别墅。С·К·铁木辛哥元帅和Р·И·库利克元帅早已在那里。在场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同我打过招呼以后，间我见过火箭炮(喀秋莎)没有。 我回答说：“只听说过，但没有见到。” “哦，那末最近你应当同铁木辛哥、库利克和阿博连科夫去靶场看一看火箭炮射击。现在就请你向我们谈谈总参谋部的工作吧。” 我把向人民委员报告过的东西简要地重复了一遍。我说，鉴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克眼西部边境防御和军队中存在的缺点。 В·М·莫洛托夫打断我的话说： “怎么，你认为我们很快要同德国人打仗吗?” “等一等……，”斯大林阻止他。 斯大林听完报告以后，请所有的人进餐。中断了的谈话又继续下去。斯大林问我对德国空军有什么看法。我讲了我的想法：“德国人有一支不错的空军。他们的飞行人员在同陆军协同作战方面受过很好的实际锻炼。至于飞机，我们的新式歼击机和轰炸机丝毫不比德国人的差，甚至还要好一些。可惜的是这种飞机太少。” “歼击机尤其少”，С·К·铁木辛哥补充说。 有人插话说：“铁木辛哥同志考虑得更多的是防御飞机吧。” 人民委员没有回答。我想，他的听力不佳，根本就没有完全听明白。 晚餐很简单。第一道是乌克兰浓汤，第二道是烧得很考究的荞麦米饭和很多熟肉，第三道是煮水果和新鲜水果。斯大林兴致很高，有说有笑，喝着一种格鲁吉亚淡酒，并用这种酒招待客人，但多数人却宁愿喝白兰地。 未了，斯大林说，应当认真研究一下那些最急迫的问题，提交政府作出决定。但是应当依据我们的现实可能性，而不要去空想那些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还不允许的东西。 当夜回到总参谋部以后，我记下了斯大林所讲的一切，并且写出了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这些建议交给了政府。 1941年2月15—20日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我有机会出席了这次会议。代表会议号召党组织认真注意工业、交通，特别是国防企业的需要。要求提高了。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航空工业、化学工业、弹药工业、电子工业和国民经济中其他许多有国防意义的部门的领导人，应当从代表会议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大力改进工作。否则就要被撤销领导职务。 代表会议通过的最后一个和平时期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国防工业在1941年有很大发展。 这次会议上，И·В·秋列涅夫、М·П·基尔波诺斯、И·С·尤马舍夫、В·Ф·特里布茨、奥克佳布里斯基等许多军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我受到了极大的信任，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战争开始前在总参谋部工作的是一个由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将军和军官组成的团结友爱的集体。我只把其中的几位介绍一下。 担任第一副总长的是全国知名的Н·Ф·瓦杜丁中将。他工作非常勤奋，很有战役战略头脑。负责组织编制的副总长В·Д·索科洛夫斯基中将，于1941年初春由莫斯科军区参谋长调任此职。战争时期，索科洛夫斯基表现出有很高的天赋和作为一个高级军事首长的才能。领导作战部的是Г·К·马兰金少将。他是一位很有教养、很有才能的领导人。 在那里工作的还有А·М·华西列夫斯基少将。战争时期华西列夫斯基成为我军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长。许多巨大的、出色的战役都是在他的指挥之下进行的。战争前夕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负责西北和西部方向的作战计划。 除上面提到的以外，在总参谋部还有其他许多有才干的果断的军事首长，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提高了总参谋部这个集体的工作效能。 总参谋部执行着繁重的作战、组织和动员工作，是国防人民委员的主要工作机关。 但是，总参谋部本身的工作中是有缺点的。例如，1941年春天研究工作情况时发现，没有为总参谋部，以及国防人民委员、各军兵种司令员构筑战时指挥所，作为指挥军队，迅速传达大本营指令，接受和研究军队报告之用。 战争爆发前几年中，构筑指挥所的时间错过了。当战争爆发以后，统帅部、总参谋部、各兵种司令部和各总部，不得不在和平时期的办公室实施领导，使工作大大复杂化。 战争开始前，有关统帅部大本营的机构问题，如大本营的组织结构、人选、位置、保障机关及物质技术器材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战前五年里，换了四个总参谋长。这样频繁地更换总参的领导，便不可能完全掌握国防情况，也不可能深入地全面考虑未来战争的一切方面。 总参谋部在战前几个月对哪些基本问题做过准备呢? 现在一些战争回忆录的作者说，战前我们没有军队动员计划和战役战略展开计划。 实际上，关于军队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在总参谋部当然都是有的。这些汁划的制订和修改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计划修订以后立即上报国家领导人，批准以后马上下达各军区。战前在制订和修改作战汁划和动员计划方面，作战部Г·К·马兰金将军、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А·Ф·阿尼索夫将军等人，作了大量工作。我到总参以前，制订计划总的领导由苏联元帅Б·М·沙波什尼科夫，后来由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和Н·Ф·瓦杜丁中将负责。 还在1940年秋天，就对原来的作战计划作过一次重大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一旦遭到袭击时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计划存在有战略上的错误，这是由一个不正确的论点造成的。 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而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正是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正是白俄罗斯方向距离我国首都莫斯科最近。 由于这一错误，不得不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就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19集团军全部和第16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转移到西部方向，加入西部方面军的编成内从行进间进入交战。毫无疑问，这个情况对于西部方向的防御作战进程是有影响的。 1941年春天(2—4月)修订作战计划时，我们没有完全纠正这个错误，没有在西部方向部署更多的兵力。 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匪徒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在1941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 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斯大林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犯了错误。 1941年2月批准了军队动员计划(组织问题和物质问题)的最后一个方案，称为“М·П·—41号计划”。这个计划下发各军区，并指示在1941年5月1日以前完成原动员计划的修改。 1940年通过了一个决定，立即将西部各军区的部队部署到重；新合并到苏联的西部领土的新地区。这些地区虽然还没有防御工事，但在那里部署了西部各军区部队的第一梯队。 这里我想说一说新老筑垒地域的命运。西部国境新的筑垒地域，是从1940年初开始构筑的。构筑筑垒地域的方案，是斯大林根据К·Е·伏罗希洛夫和Е·М·沙波什尼科夫的报告批准的。 筑垒地域的构筑工程到1941年6月没有完成。 战争开始前建成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约有2，500个，其中1，000个装备有要塞炮，其余的1，500个只装备有机枪。 在乌克兰，俄罗斯拉瓦和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在1941年6月间保持着最高度的战斗准备。这两个筑垒地域在战争初期起过极其有益的作用，这一点下面还要说到。 现在我想澄清一下从老的筑垒地域拆除火炮的问题。 1941年2—3月红军总军事委员会，就如何加速完成新筑垒地域的构筑和武装问题，进行过两次讨论。我对会上发生的激烈争论记得很清楚。但是争来争去，却找不到加快生产要塞炮和保障必需的要塞设备的实际办法。 这时负责军械的副人民委员Г·И·库利克元帅和负责筑垒地域的副人民委员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还有总军事委员会委员А·А·日丹诺夫，建议从某些旧筑垒地域拆下一部分要塞炮，来装备新建的筑垒地域。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元帅和我没有同意这个意见，指出旧筑垒地域还有用。而且旧筑垒地域的火炮，在炮的构造上也不适于新的永备发射点。 由于在总军事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便把问题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库利克、沙波什尼科夫和日丹诺夫的意见，下令从次要地段拆下部分火炮，送往西部方向和西南方向，使这种老式构造的火炮临时用于新的工事。 老的筑垒地域是在1929—1935年这个期间筑成的。永备发射点装备的基本上是机枪。1938—1939年许多永备发射点得到了火炮的加强。根据红军总军事委员会1939年11月15日的决定，老筑垒地域部队的编制人数缩减了三分之一以上。而现在又要从某些地段拆除火炮。 但是，在再次报告斯大林之后，我们获准在被拆除武器的地段保留部分火炮。 1941年4月8日，总参谋部就1938—1939年开始构筑的筑垒地域问题，给西部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发出如下内容的训令： “在得到特别指示以前，斯卢茨克、谢别日，舍佩托夫卡、伊贾斯拉夫、旧康斯坦丁诺夫、奥斯特罗波尔筑垒地域予以保存。 为了在战时使用上述筑垒地域，应准备和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各筑垒地域指挥部的骨干； 2．为了完成每个防御枢纽部和支撑点的火炮机枪火力配系，应在土木工事或混凝土工事内构筑发射座。此种发射座应于战争开始后10天内使用野战部队的力量筑成； 3．根据红军国防工程建筑部的设计和技术指示，计算出武器和简单内部设备的需要量； 4．计算兵力兵器和制定作业计划时，应将1938—1939年在列季切夫、莫吉廖夫、扬波尔、沃伦斯基新城、明斯克、波洛茨克和莫济里筑垒地域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计算在内。 国防工程建筑部部长应拟定在1938—1939年防御工事中安装武器和简单内部设备的技术指示，并在1941年5月1日前将其下达到军区。 旧国境线上筑垒地域永备发射点和土木发射点内武器作好战斗准备的时间搞错了。总参谋部的训令要求这些武器于战争开始后10天内作好战斗准备。而实际上许多筑垒地区早在这个期限之前就已被敌人占领。 旧国境线上的筑垒地域，并不象某些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说的那样，被平毁和全部拆除了武器。所有重要地段和方向上的筑垒地域基本上都被保存下来，并考虑另外予以加强。但是战争初期军事行动的进程不允许完全实现预先考虑好的措施，不允许适当地利用旧的筑垒地域。 关于新的筑垒地域，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曾多次指示各军区加速构筑。每年有将近14万人在新国境线上构筑工事。 现将总参谋部194i年4月14日就这个问题的一个训令摘录于下： “红军总参谋部虽三令五申，但永备工事安装武器和作好战斗准备的进度，仍迟缓得令人不能容忍。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1．军区所有用于筑垒地域的武器，应立即安装到工事中，并使工事作好战斗准备。 2．如缺乏专用武器，应暂时(经过简单改造)在射孔内安装带野战枪架的机枪，可能时安装火炮。 3．在对工事作战斗准备时，即使缺乏其他制式的设备，也必须安装装甲的金属栅门。 4．对工事内武器应妥善保养，保持完好无损。 5．红军国防工程建筑部部长应立即将在钢筋混凝土工事内安装暂用武器的技术指示下达到各军区。 各军区应于1941年4月25日前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红军总参谋部。 红军总参谋长大将 Г·朱可夫(签名) 红军总参谋部筑垒地域处处长少将 С·希利亚耶夫(签名)” 1941年3月总参谋部完成了工业转为战时军事生产的动员计划的拟制。这个计划由我和副总参谋长В·Д·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主席作了报告。 总参谋部向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写了一个关于弹药问题的特别报告。报告完全是关于炮兵弹药保障问题。我们谈了炮弹和追击炮弹方面极其严重的情况。榴弹、高射炮弹和反坦克炮弹均感缺乏。新式火炮的弹药情况更糟。 斯大林委托我审查这个报告，并会同弹药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向他报告确定需要和可能采取的措施。 Н·А·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同志认为我们的要求太高，并报告斯大林说，1941年的申请量最多只应满足20％。这个建议得到批准。 但是再次报告过斯大林以后，斯大林责成作出专门决定，大大增加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初的弹药生产量。 1941年春天，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供应部门，在用国家储备的燃料、粮食和被服扩大西部边境军区的应急储备品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军区所属军械仓库从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基地补充了大量弹药。 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和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必须使物质技术器材更加靠近部队。乍看起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是最初几周战争的进程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战争爆发后，敌人迅速突破了我军防线，很快夺取了军区的物质储备品，给军队供应和组建预备部队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1941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对于现代战争初期的作战特点，实际上并没有加以充分考虑。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认为，象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还象从前那样开始：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以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认为法西斯德国在集中和展开的时间方面将和我们二样。事实上，无论是兵力还是条件相差都很悬殊。 德国在进攻苏联时经济力量如何呢? 大家知道，德国在夺取了欧洲几乎所有的经济和战略资源之后，很好地装备了自己的军队，使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武器、技术兵器和充足的器材。由于当时在西欧没有积极抵抗的力量，希特勒匪徒得以集中全力对付苏联。 战争前夕，德国同被它占领的国家一起生产钢3，180万吨。它本身采煤25，740万吨，连同仆从国一起采煤43，900万吨。苏联钢产量为1，830万吨，煤产量16，590万吨。德国的弱点在石油开采方面，但这方面由于从罗马尼亚输入石油，依靠已建立的储备品和合成油料的生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希特勒当局毫不留情地推翻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种种限制以后，为了保证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使全部经济政策从属于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的利益。德国工业已全部转入战时经济的轨道。其他一切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经济潜力，在较短时间内建成300个以上的大军事工厂，军事生产1940年比1939年增加三分之二，比1932年增加21倍。1941年德国工业生产了1l，000多架飞机，5，200辆坦克和装甲车，7，000多门7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约170万支骑枪、步枪和自动枪。此外还有掠夺来的大量武器，以及仆从国和被占领国的生产能力。 1941年3月底，苏联政府已知道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柏林与法西斯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和军界首脑进行极为秘密的谈判。 他们谈判的内容是不难猜到的。希特勒试图建立德、日联盟，形成对苏联的军事包围(后来才知道，在这些谈判中双方对一切问题都已商定。而且，里宾特洛甫曾意味深长地向洋右宣称，德国已经赢得这场战争。他说：“到年底，全世界就会明白这一点”。《苏联对外政策史》，第1部，1966年，俄文版，第380—381页。——作者注)。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两线作战。 保卫苏联远东的安全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其理由就在这里。 1941年4月，我不记得是几号了，斯大林给我打电话说： “日本外务大臣洋右访问德国回国途经这里，你要亲切地接待他(“亲切”二字说得特别重)。” “有什么指示?” “洋右只是想同你认识认识。” 我不由得猜想，显然，洋右对哈勒哈河事件记忆犹新。 过了几天，国防人民委员部外事处主任告诉我，2小时后洋右带着翻译将来会我。 在预定的时间，门准时地开了，松冈洋右进来，深深地一鞠躬。 我亲切地欢迎他，问候他健康，旅途是否劳累。他含糊地回答说： “我喜欢长途旅行。我是第一次到欧洲。您去过欧洲各国吗?”他反过来问我。 我回答说：“很遗憾，没有去过。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设法去。我读了很多有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书，但是，即使一本最好的书也不能使人了解一个国家的全貌。只有亲身访问和接触一个国家，才能更好地了解它，了解它的人民、风俗习惯。” 谈话一直在这种气氛中进行。我们不涉及尖锐的政治问题。洋右给我的印象是友好的，不愿开诚布公的交谈。可以看出，他宁愿多听，而不愿多说。 会见后，我立即给斯大林打电话，报告会见的情况和我对洋右的印象。我感到，斯大林对这次会见很满意。最后，他说：“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中立条约了。” 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条约为期5年。条约规定，“双方应维持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条约的专门一条指出，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或第三国家集团的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应守中立。 苏联政府知道，苏日中立条约能减少日本进攻我国、迫使我国两线作战的危险，但不能完全保证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军国主义遵守所签订的条约。因此，在卫国战争期间，我们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大量的兵力。由于国际形势尖锐，这个条约使我们赢得了一些喘息的时间。 当时关于德国用于进攻苏联的军队，我们知道些什么呢? 根据Ф·И·戈利科夫将军领导的总参情报部的情报，从1941年1月底起德军开始向东普鲁士、波兰和罗马尼亚增调部队。侦察部门认为，2、3两个月内敌军兵力增加到9个师：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当面有3个步兵师；西部军区当面有2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基辅军区当面有1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团。 我们将情报部长戈利科夫将军提供的情报，立即报告了斯大林。我不知道，戈利科夫将军本人根据情报材料向斯大林报告了什么。他没有向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报告。他不只一次地作这种报告。这自然会影响到对情况的全面分析。到1941年4月4日，根据戈利科夫将军的情报，从波罗的海到斯洛伐克，德军共增加5个步兵师和6个坦克师。准备对苏作战的部队共有72—73个师。此外还应加上驻罗马尼亚的9个步兵师和1个摩托化师的德军。 到1941年5月5日，根据戈利科夫将军的报告，准备进攻苏联的德军总数已达103—107个师，包括部署在但泽和波兹南地区的6个步兵师和芬兰的5个步兵师。这些师的分布是：东普鲁士有23—24个师；西部军区当面的波兰领土有29个师；基辅军区当面的波兰领土有31—34个师；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有14—15个师。 敌人作了大量战场准备工作：在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铺设第二条铁路线；扩大机场和降落场网，加紧建筑军用仓库。在城市和工业区组织防空演习，构筑防空工事，进行动员演习。 匈牙利军队有4个军部署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罗马尼亚军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部署在喀尔巴阡山一带。 在芬兰，德军在奥布(图尔库)港登陆，从4月10日到29日登陆的有22，000人，然后前往罗瓦涅米和希尔克内斯。戈利科夫将军认为，德军由于从南斯拉夫抽出军队，不久可能继续得到加强。 1941年春天，希特勒匪徒由于不但心西面敌人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就集中德军主力于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 到1941年6月1日，根据情报部的情报，准备进攻苏联的德军已有120个师。 截至1941年6月，德国军队比1940年增加355万人，总数达850万人，即214个师。我们到6月份，连同征召的补充兵员在内，共有500多万人。 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有利时刻来到了。 希特勒统帅部向东部大量运兵，是从1941年5月25日开始的。这个时期德国人在铁路部门实行了最大限度运行计划。从5月25日到6月中旬，向靠近苏联的边界总共运送47个德军师，其中包括28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 我们则做了下面这些事。1941年的整个3月份和4月份，总参谋部为了进一步确定西部国境掩护计划和战时动员计划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在确定掩护计划时，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根据计算，波罗的海沿岸军区、西部军区、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现有部队，不足以抵抗德军的突击。必须从内地军区紧急动员若干个集团军，并且无论如何应于5月初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 经过数次报告，我们最终得到批准用野营集训的名义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增调两个简编的合成集团军。特别要求我们极其谨慎，并采取战役伪装措施。 与此同时，斯大林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力加强主要机场和野战机场网的修建工作。但只许在春播结束后调用劳动力。 有一次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斯大林问到征召预备人员的工作进展情况。 国防人民委员回答他，征召预备人员的工作进展正常。四月底，被征召的人员将到达边境军区。五月初开始在部队里对他们加以训练。 5月13日总参谋部下令，从内地军区向西部调派部队。第22集团军从乌拉尔调往大卢基地区。第21集团军从伏尔加河沿岸军区调往戈梅利地区。第19集团军从北高加索军区调往白采尔科维地区。步兵第25军从哈尔科夫军区调往西德维纳一线。第16集团军从外贝加尔调往乌克兰的舍佩托夫卡地区。 5月份从内地军区调往西部边境的军队，共计有28个步兵师和4个集团军指挥机关。遗憾的是，这些师只编有8，000—9，000人，而且没有完全配备编制规定的技术兵器。 5月底总参指示各边境军区司令员立即着手准备指挥所，而于6月中旬下令方面军指挥机关进入指挥所：西北方面军在帕涅韦日斯地区，西方方面军在奥布兹列斯内地区，西南方面军在捷尔诺波尔地区。敖德萨军区改为集团军，其指挥部设在蒂拉斯波尔地区。各方面军和集团军野战指挥部，应于6月21—22日进入上述各地区。 在国境线上有47个陆军边防总队、6个海军边防总队、9个独立边防大队，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的11个团，以及靠近边境但未展开成战斗队形的各军区担任掩护的集团军第一梯队步兵师。 在西部边境军区和舰队中，共有290万人，1，500架新式飞机和大量旧式飞机，将近38，000门火炮和迫击炮，1，475辆KB型和T—34型新式坦克，以及相当一部分旧式的发动机寿命较短的轻型坦克，其中部分坦克需要修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1981年，中文版，第4卷第36页。)。 各边境军区部队的战斗素养是各不相同的，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现在很难详细描述这些军区所发生的一切，很难描绘战争发生时它们所处的环境。 我还记得，刚到总参工作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刚刚离开的基辅特别军区。那里的情况如何，在做些什么? 因此，我想在这里引几段当时的基辅特别军区上校作战处长И·Х·巴格拉米扬元帅的回忆录。我认为，他的话如实地反映了部队战前最后几个月的困难情况。下面就是他的回忆。 “我们刚刚把前去参加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的司令员送走，随即接到总参谋部的指示：由军区参谋长率领参与制订国境掩护计划的人员立即赶赴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才明白，是要我们参加审查军区的作战方案。 ……我们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忽然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基辅执行本身的职务。回到这里首先要审查集团军的国境掩护计划，这些计划是各集团军司令部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制定的。令人高兴的是，集团军的计划不需要作重大变动，而只要略加修改。 但是在法西斯开始侵占南斯拉夫后不久，总参谋部指示要对国境掩护计划作许多重要的修改。军区首长接到命令要大大扩大直接担负国境掩护的部队的编成…… 基尔波诺斯将军对于在他看来明显地削弱他的预备兵力而用过多的部队担任消极防御，感到忧虑。但是命令终归是命令。4月18日我们给各集团军下达了相应的指示，要求他们对计划进行如上修改…… 各集团军参谋长和参与制订计划的人员，再次被召集到军区司令部。全部从头来过一遍。影响工作进度的最大困难是，制订计划的将军和军官们，不得不从头到尾亲自动手来写…… 修订计划的工作应于5月10日前完成。幸而这是最后一次的重大补充，不然的话到法西斯强盗入侵开始以前，计划始终完成不了。 4月下半月，红军领导机关明显地加紧采取措施加强各边境军区的力量。记得4月26日，我们军区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要求在6月1日前组建5个快速反坦克炮兵旅和1个空降军。4个步兵师改编成山地步兵师。军区首长得到通知，到5月25日前，步兵第3l军的指挥机关将从远东调来归他指挥。 春季的最后一个月，决没有给国际关系的气氛带来温暖。斯大林突然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军区司令部所有的人都把它看成是国际形势复杂化的证据。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还是第一次把党的最高领导和国家最高领导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还有其他的征候说明威胁正在迅速增长。 5月下半月，我们接到总参谋部的训令，要求军区首长接收和配置从北高加索军区调来的步兵第34军的指挥机关及其直属部队，4个编制人数为12，000人的步兵师和1个山地步兵师。 为了指挥这部分部队，将由北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М·А·列伊捷尔率一个作战组到这里来……。从训令中还了解到，部队于5月20日开始到达。这个训令对军区首长虽然看来不那么突然，但还是使他感到担心，因为要在很短的期间配置几乎整整一个集团军。由于忙于这些突如其来的新的紧急措施，我们就不得不把原定5月下半月举行的各集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推迟了。 5月底，一列接着一列的火车开始到达军区。作战处好象成了调度所，关于来自北高加索军区的部队的移动和状况的消息一齐涌向这里。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派往这些部队的指挥员，报告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时强调指出，所有兵团都是平时编制，因此不但指战员缺额很大，而且缺少技术装备，首先是缺少运输工具和通信器材，而这些是各师自宣布动员之日起就应当得到的。 看来，严守同法西斯德国的条约这个意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小的影响。 应当指出，后来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师匆忙地转移到了西部战略方向，并被迫从行进间投入战斗。 北高加索军区的5个师还没有来得及在我们军区境内集结完毕，6月初总参谋部又通知，国防人民委员命令建立第19集团军指挥机关，并于6月10日前派往切尔卡瑟。北高加索军区步兵第34军的5个师全部和步兵第25军的3个师都包括在这个集团军的编成之内……新的集团军由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И·С·科涅夫中将指挥。 一天以后总参谋部通知军区首长，准备再接受和配置一个集团军，即从外贝加尔调来的М·Ф·卢金中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计划规定，卢金将军的部队从6月15日到7月10日在基辅特别军区境内集结完毕。 就这样，我们必须在极短时间内把第二个集团军接受下来并配置在我们军区。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关于一旦发生战争时我们纵深缺少部队的那种担心，自然而然地消除了。现在很清楚，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下令军区所有部队准备前移到国境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И·Х·巴格拉米扬：《作战处长的日记》。见《军事历史杂志》，1967年，第1期第60页。)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当时一个重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自然地导致了其他许多错误，这就是在判断德国法西斯军队可能发起对苏进攻的时间上的错误。 1940年作战计划经过修改后于1941年付诸实施，其中规定，一旦遭到军事威胁时必须： ——使全部武装力量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立即在全国进行军队动员； ——根据动员计划按战时编制扩充军队； ——根据边境军区和统帅部计划，将完成动员的军队集中和展开在西部边境地区。 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规定的措施，只有根据政府的特别决定，才能付诸实施。而这个特别决定，直到1941年6月21日夜间才作出，而且没有完全实现。战前最后几个月里，领导机关没有规定军事威胁特别严重时期采取所应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这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机关没有完成由他批准的作战计划所规定的措施呢? 对于这些错误和失算，人们经常责怪斯大林。当然，斯大林无疑是有错误的。但不能离开客观历史进程和现象，不能离开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因素孤立地去看待错误的原因。 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容易的了，那就是当一切结果都很清楚时，再来对事件发生以前的作法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也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困难的了，那就是在事件发生的那个历史时刻，立即就对所有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斗争，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意见、消息和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 经过对照和分析斯大林当我在场时对他身边的人的谈话，我坚信：斯大林的一切想法和做法都贯串着一个愿望，即避免战争或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并且相信他会成功。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同法西斯德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有经验的敌人作战，将给苏联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所以他和我们全党、政府一样，竭尽全力以争取时间。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关于警告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军队正在我国国境线上集结等方面的事实。但是正如在法西斯德国被粉碎后发现的文件表明，当时斯大林接到的许多报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下面就是例证之一。 根据希特勒在1941年2月3日会议上发出的指示，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于1941年2月15日下达了《制造假情报欺骗敌人的命令》。为了隐蔽按照《巴巴罗萨》计划实施的战役的准备工作，德军总参谋部情报处和反间谍处，策划并进行了许多散布谣言和假情报的活动。军队的东移，被说成是“为了隐蔽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而采取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佯动”。 大量出版了英国地图。军队配备了英语翻译。在英吉利海峡、加来海峡的海岸和挪威“圈定”若干地区，到处流传着那个不存在的空降军的消息。海岸上配置假火箭炮连。军队流传一种说法是，他们正在进行入侵英国以前的休整，另一种说法是军队将经过苏联进攻印度。为了使人相信登陆英国之说，制定了暗号为“鲨鱼”和“鱼叉”的特别作战计划。宣传完全是针对英国的，中止了往常那种对苏联的攻击。外交等部门也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此类情报，加上军队战备方面的缺点，使得斯大林在采取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反侵略准备的基本措施时，表现得格外谨慎小心。 如前所述，斯大林还考虑一个情况，即由于军队由地区制改为常备军制，部队、兵团和军团年轻的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还没有具备与其职务相称的战役战术素养。 遵照第十八次党代会的决议及后来党中央关于选拔、训练和教育领导干部的指示，各集团军首长、党政机关，在1941年夏季以前进行了很大规模的训练教育工作，以提高军队各类干部的一般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但是，军队指挥干部问题，在1941年仍然是一个尖锐问题。大量提升年轻干部担任高级职务，在一定时间内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战争前夕在釆取重大组织措施时，就曾感到熟练的指挥干部、坦克和炮兵专业人员、飞行技术人员数量不足，这是由于我军数量大量增加的结果。所有这些问题，本来指望在1941年底基本上得到解决。 斯大林希望保持和平这一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所以他认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正竭尽全力怂恿德国对苏联作战，认为他们正处于严重军事形势之下，为了避免本身的覆灭，非常希望德国进攻苏联。这就是他对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深表怀疑的原因所在。 这里只讲一个足以使斯大林大大增加对上述消息的怀疑的事实。这就是在英法同苏联进行军事谈判(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1939年这同一年，他们在伦敦同法西斯德国也举行了秘密谈判。 英国外交部门提议同希特勒达成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协议。英国贸易大臣哈桑同戈林的密友、德国高级文官沃尔塔谈判时说，两国面前有便于经济活动的三个广阔的领域，这就是大英帝国、中国和俄国。他们讨论了政治和军事问题，以及德国掠夺原料等问题。参加谈判的还有其他人士。德国驻伦敦大使狄克逊报告柏林说，“此间政府人士中建设性政策的倾向”正在加强。 我想顺便指出，当希特勒打算提议和苏联共同考虑划分世界势力范围时，遭到苏联方面断然的、毫不含糊的拒绝。苏联甚至连这个题目也不愿谈论。这个事实可以从莫洛托夫1940年11月访问柏林的文件和参加者那里得到证明。 大家知道，丘吉尔于1941年4月底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从可靠方面获得确实消息，当德国人断定南斯拉夫已落入他们掌心以后，即2月20日，便开始将驻罗马尼亚5个装甲坦克师中的3个师调往波兰南方。而当他们获悉塞尔维亚发生革命时，又取消了这一调动。阁下会很容易积这些事实的意义”。 斯大林是不相信这封信的。1940年世界报刊上传说，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准备进攻北高加索，轰炸巴库、格罗兹尼和迈科普。随后又出现了证明这个传说的文件。总之，不但丘吉尔的从来不加掩饰的反苏反共的言论和行动，而且当时外交方面许多具体事实，都提醒斯大林小心谨慎地对待来自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消息。 1941年春天，西方国家盛传苏联对德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准备的挑拨性消息。德国报刊大肆渲染这类消息，并且抱怨说，这些消息使苏德关系受到损害。 “你看”，斯大林说，“用德国人吓唬我们，用苏联吓唬德国人，有人就唆使我们互相敌对。” 关于对1939年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看法问题，当我国可能受到德国和日本两面进攻的时期，说斯大林指靠这个条约是毫无根据的。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认为，条约不能使苏联避免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但能够赢得时间巩固国防，阻碍反苏统一战线的建立。无论如何，我没有听斯大林说过有了互不侵犯条约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话。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毕业招待会上，向该院学生发表了演说。 斯大林首先祝贺毕业生结束学业，接着谈到军队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他说，同志们，你们在3—4年前离开部队，现在回去将认不出军队的面目了。红军远不是几年前那个样子。我们建成了一支新的军队，装备了现代的军事技术。我们的坦克、飞机、火炮已经改观了。你们回到军队时，将会看到许多新的东西。 斯大林接着介绍了各军种兵种的变化。 斯大林继续说，你们从首都回到部队。红军指战员会问你们：现在情况怎样?法国为什么失败?英国为什么打败仗，而德国却取得了胜利?德国军队真的不可战胜吗? 德军的军事思想在前进。军队装备了最新技术兵器，掌握了新的作战方法，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德国有一支技术上、编制上都很好的军队，这是事实。但是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军队是一支理想的、不可战胜的军队，这却是没有根据的。不可战胜的军队是没有的。德国在进行侵略和掠夺战争的口号下，在征服其他国家，奴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口号下，是不会取得胜利的。 谈到德国在欧洲取得军事胜利的原因时，斯大林提到某些国家对军队的态度问题，那里对军队缺乏应有的关心，对军队缺乏道义上的支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腐蚀着军队的新风气。军人被人瞧不起。而军队是应当受到人民和政府极大的关心和热爱的，这就是军队最大的精神力量所在。对军队应当爱护备至。 军事学校必须而且只能广泛运用现代战争的经验，以新式技术来训练指挥干部。斯大林扼要叙述了炮兵、坦克兵、航空兵、骑兵、通信兵和步兵在战争中的任务以后，强调指出必须改造我们的宣传鼓动和出版工作。为了做好战备，不但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还要做好政治方面的准备。 那么，从上面列举的事实中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呢?对于在巩固国防方面在战前已经做了的，即将要做的，以及来不及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应当怎样估价呢?尤其是在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之后的今天，怎样批判地、同时又是设身处地置身于伟大卫国战争前夕来对以往的一切加以估价呢? 我想，国防事业从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来看是进行得很正确的。多年以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或几乎是一切。至于从1939年到1941年年中这个时期，那么党和人民为巩固国防做出了特殊的努力，付出了全部人力和物力。 发达的工业，集体农庄制度，文化的普及，各民族的统一和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人民无比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前线和后方连成一体的列宁党的领导，这是我们这个伟大国家防御能力的雄厚基础，是我们在同法西斯作斗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首要原因。 苏联工业尽管遇到了巨大困难，遭到了巨大损失，自1941年7月1日至1945年9月1日仍然生产了大量武器：82.5万多门火炮和迫击炮，将近10.3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3.7万架以上作战飞机。这就说明，从军事和国防观点来看我们国家的经济适时地奠定了一个良好而牢固的基础(见《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伟大卫国战争”。)。 回顾从国内战争时期以来的苏军建军过程，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所走的道路也是正确的。苏联军事学说，训练教育军队的原则，陆海军的武器装备，指挥干部的培养，军队的编制结构，都在不断地趋于完善。经常保持着极高的士气和政治觉悟。 当然，如果能够把走过的道路从头再走一遍，那么某些事是应当不做的，某些事应当修正。但我说不出，我们在军队建设中有哪一条重大的原则方针要加以勾销、弃置和取消。整个说来，从1939年到1941年年中这个时期实行的种种改革，给苏维埃国家提供了一支极其优良的军队，使其做好了防御准备。 我为这一点进行辩护，并不是为了推卸我在这个时期内由于疏忽而应负的责任。老实说，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懂得，即使是处在总参谋长这样高的岗位上，也不可能在4个半月内什么都做到。我所犯的错误有的已经讲过，有的下面要讲。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另外一点，那就是帮助读者，尤其青年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历史给予我们的和平时期的确太短，不能把一切都安排好。许多事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开端，许多事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估计法西斯德国进攻时间方面的错误，是有影响的。抗击敌人最初突击的准备工作中的不足是和这个错误有关的。 我提到的那些积极因素，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经常在起作用，其作用越来越广，越来越大。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胜利。对时间判断错误这个消极因素，其作用逐渐减弱，但极大地增强了敌人客观上的优势，加强厂他们暂时的优势，造成了我们在战争初期的严重情况。 1940年，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加强国防的措施，但是经济力量不允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给军队规定的组织措施和其他措施全部实现。战争爆发时，国家正处在改组改装军队，重新训练军队，建立必要的动员储备晶和国家后备力量的阶段。苏联人民不想进行战争并力求避免战争，把基本人力物力用来完成和平时期的国民经济计划。 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事将领，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使他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因此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早一点付诸实施。 当然，这些措施也许不能保证在抗击敌人进攻中获得完全胜利，因为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但我军可以更行组织地进入战斗，从而使敌人遭到大得多的损失。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俄罗斯拉瓦、佩列梅什利地区以及西南方向各地段的部队和兵团实施的胜利的防御战斗，就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我们是否知道战争开始的具体日期和战争计划的问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不能肯定，斯大林有没有获得正确的情报，确实向他报告过战争开始的日子没有。这一类重要情报，可能交给斯大林本人，他没有告诉过我和国防人民委员。 的确有一次，他对我说：“有个人给我们送来一份关于希特勒政府的意图的非常重要的情报，但是我们有些怀疑…… 他讲的可能是在德国驻日使馆工作的左尔格，这个人我是在战后知道的。 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军事侦察领导机关能不能及时地发现，敌军向苏联边境开进——直接向出发地域开进以便从那里开始6月22日的入侵呢?在当时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 加之，后来从缴获的地图和文件中知道，德军统帅部是在最后时刻才在边境线上实施集中的，它的坦克部队配置在很远的地方，直到6月21日夜间才进入出发地域。 遗憾的是，甚至从已有的情报中也往往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帮助高级领导机关准确而可靠地判断情况。下面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而从档案材料中找出来的几份文件。 1941年3月20日，情报部长Ф·И·戈利科夫将军送卜了一个报告，包括有很重要的情报。 这个文件讲到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苏联寸可能的突击方向的几个方案。后来查明，这些方案依次反映了德军统帅部“巴巴罗萨”计划的制订过程，其中之一实际上反映了这个计划的基本内容。 报告写道，“从可能的对苏作战行动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各点： 第三方案，根据1941年2月……的情报：‘……为了进攻苏联，将建立3个集团军群：第1集团军群由博克元帅指挥，向彼得格勒方向实施突击；第2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向莫斯科方向实施突击；第3集团军群由莱布元帅指挥，向基辅方向实施突击。开始进攻苏联的时间，大约在5月20日。’” 报告接着写道，“据我国武官3月14日报告，德军一少校称：‘我们全部改变了我们的计划。我们要东进，到苏联去。我们要从苏联夺取面包、煤炭和石油。那时我们就将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就能继续同英、美进行战争……’” 这个文件最后援引一位武官从柏林报告说，“对苏战争将在1941年5月15日到6月15日这个期间开始。” 但是，从报告列举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否定了这些材料的全部意义，使斯大林产生错误认识。戈利科夫将军在报告末尾写道： “1．根据上述言论和今春可能的作战方案，我认为发动对苏战争最可能的时间，是在战胜英国以后，或在德国缔结光荣的对英和约以后。 2．关于今春对苏战争不可避免的传说和文件，必须看做是英国甚至可能是德国情报机关散布的假情报。” 1941年5月6日，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夫海军上将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驻柏林海军武官沃龙佐夫上校报告：……据希特勒统帅部一个德国军官说，德军准备在5月14日从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罗马尼亚进攻苏联。与此同时，将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实行猛烈空袭，并派伞兵在边境城市实施空降……” 这个文件中的情报，同样有重大价值。但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得出的结论，却与他列举的事实不符，以虚假情报迷惑斯大林。 他写道：“我认为这个情况是不真实的，是专门用来试探苏联对此作出的反映的。” 苏联驻德大使杰卡诺佐夫也报送了这种性质的情报。他不仅通过有关机关把没有进攻威胁的情报呈报了斯大林，而且在战争的前夕允许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许多工作人员的家属来柏林(他们于6月21日夜被逮捕)。斯大林相信了有关机关呈送的假情报。 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是否知道斯大林从这个渠道得到的情报呢?铁木辛哥元帅战后对我说，他本人一点也不知道。我是总参谋长，也不知道这方面的情报。 从战后的最初几年直到现在，在一些报刊上常有一种说法，好象战争前夕我们已经知道《巴巴罗萨》计划、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展开正面宽度、兵力和装备。并引用著名的苏联谍报人员佐尔格，以及瑞士、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其他很多人员，他们事先已报告了这些情报。但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不仅没有深入研究这些情报的实质，而且把它们否定了。 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这纯系臆造。据我所知，苏联政府、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都没有这样详细的情报。 ……紧张形势一天天加剧。而战争威胁越迫近，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员的工作也越紧张。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特别是铁木辛哥元帅，那个时期一昼夜工作18—19小时，常常通宵达旦呆在办公室里。 6月13日铁木辛哥当我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批准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 斯大林回答说：“让我们再考虑一下。” 第二天我们到斯大林那里，向他报告不安心情，请求必须使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斯大林说，“你们要进行全国动员，立即把部队调往西部边境吗?这就是战争!你们懂不懂?” 后来，斯大林到底还是提问说：“我们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西部军区、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部署了多少个师?” 我们向他报告，截至6月1日，西部边境4个军区总共有149个师零1个独立步兵旅。其中：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有19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1个独立旅；西部军区有24个步兵师，12个坦克师，6个摩托化师，2个骑兵师；基辅军区有32个步兵师，16个坦克师，8个摩托化师，2个骑兵师；敖德萨军区有13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3个骑兵师。 “你看，难道还少吗?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人还没有这么多的部队，”斯大林说。 我说，根据情报，德国师是按战时编制齐装满员的。一个师编有14，000到16，000人。而我们的师，还是8，000人的师，人数实际上比德国师少一半。 斯大林说：“不能完全相信侦察……” 当我们同斯大林谈话的时候，他的秘书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办公室向他报告：Н·С·赫鲁晓夫从基辅打来电话。斯大林拿过话筒讲话。我们从他的回答中听出，谈的是农业问题。 “很好，”斯大林微笑着说。 看来，赫鲁晓夫在愉快地向他报告今年丰收在望…… 我们心情沉重地离开克里姆林宫。 我决定步行一会。我的心情很不舒畅。一群孩子在克里姆林宫旁亚历山德罗夫花园里无拘无束地嬉闹着。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特别深切地感到，我们对所有的孩子，对他们的未来，对整个国家，肩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啊。 每个和平时期都有它的特点、特色和魅力。但是我愿赞美临战前那个时期。那个时期的特点是，它充满了特殊的奔放的感情、乐观主义和某种崇高的精神，同时在人们交往中又充满了精明实干和谦恭朴实的态度。我们正在开始的生活多么美好啊! 有哪一位经济学家，哲学家或作家能够完美地描绘出我国今的繁荣昌盛，描绘出我们前进了多远，如果战前年代那股宏大而和平的巨流不被战争打断的话…… 我已经讲过，为了不给德国以挑动战争的借口而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和各边境军区司令员得到警告，要亲自对我军行动不慎可能引起的后果负责。不经斯大林亲自批准，绝对不能将军队按掩护计划向前线作任何移动。 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向各军区司令员建议，向边境方向举行兵团战术演习，使军队向掩护计划规定的展开地域靠近。这个建议各个军区都实行了，但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大部分炮兵都未参加此次演习。 原因是1941年初，师属和军属炮兵、高射炮兵还没有完成射击训练，还没有做好完成战斗任务的准备。因此，各军区司令员决定将部分炮兵派往靶场打靶。结果，掩护部队中有些师和军，在法西斯德国进攻时，处在大部分炮兵都不在的情况之下。 6月21日晚上，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用电话向我报告，有一个德军司务长向我边防部队投诚，据他供称，德军正在进入出发地域，将在22日晨发动进攻。 我立即把普尔卡耶夫讲的内容向国防人民委员和斯大林作了报告。斯大林说：“你同国防人民委员到克里姆林宫来吧。”我带上给部队的命令草稿，同国防人民委员和瓦杜丁中将一起前往克里姆林宫。我们在路上商定，无论如何也要做出使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决定。 斯大林一个人接见我们。他显然很忧虑。 他问道：“这个投诚者不会是德国将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吧!” 铁木辛哥回答说：“不是。我认为投诚者说的是实话。” 这时，政治局委员们走进斯大林办公室里。斯大林简要地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斯大林问：“我们该怎么办呢?” 没有人回答他。 “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国防人民委员说。 斯大林说：“把命令读一下!” 我把命令草稿读了一遍。斯大林说：“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命令要简短，指出袭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动开始。边境军区部队不要受任何挑衅的影响，以免问题复杂化。” 为了抓紧时间，我和瓦杜丁到另一个房间，迅速起草了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草稿。然后回到办公室请求报告。 斯大林听完报告草稿后，又亲自读过一遍，作了某些改动，然后交给国防人民委员签字。 由于这个命令特别重要，现将命令全文抄录于下。 “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军事委员会： 抄送：海军人民委员 1．1941年6月22日到23日德军可能在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正面实施突然袭击。袭击可能从挑衅行动开始。 2．我军的任务是：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以免使问题复杂化。与此同时，列宁格勒、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基辅、敖德萨各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以防德军或其盟军可能的突然袭击。 3．兹命令： (1) 1941年6月2l·日夜间，隐蔽占领国境筑垒地域各发射点； (2) 1941年6月22日拂晓前，将全部飞机、包括陆军航空兵的飞机，分散到各野战机场，并加以周密伪装； (3) 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军队应分散、伪装； (4) 防空部队不待补充兵员到达，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城市和目标地区应采取灯火管制的一切措施； (5) 在没有特别命令的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铁木辛哥、朱可夫 1941年6月21日” 瓦杜丁随即带上这份命令回总参谋部，马上向各军区转发。1941年6月22日零时30分命令下达完毕。命令还抄送给了海军人民委员。 我和铁木辛哥怀着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情，从斯大林那里回来。 一方面，似乎做到了我们应作的一切，以便用最充分的准备迎接迫近的战争威胁：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动员和作战方面的组织措施；尽可能地巩固那些必将最先投入战斗的西部各军区；终于在今天批准了各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 但另一方面，德军明天早上就可能转入进攻，而我们还有许多最重要的措施没有完成。这就可能使这场与有经验的强大的敌人的战争极端复杂化。总参谋部刚才给各军区下达的命令，可能为时过晚。 天老早就黑了。6月21日这一天即将过去。我和铁木辛哥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门口。谁也没有作声，但我感到国防人民委员也有着同样一些不安的心情。走下汽车后，我们商定十分钟以后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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