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手书诗稿

1984年，黄慕兰（左二）和邓颖超在中南海合影。

2010年底，本报记者采访时年104岁的黄慕兰。本报记者 孙文晔 摄

上世纪30年代，以家庭妇女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

上世纪30年代，以职业妇女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

　　杭州深巷，岁月静好。 

　　7月9日，黄慕兰老人平静地度过了105岁寿辰。提起建党90周年，她笑言：“我怕是党龄最长、岁数最大的党员了吧。” 

　　这位有着85年党龄的党员，曾经“潜伏”上海滩，以“名媛”身份周旋于各种场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也曾四次入狱，遭遇了近20个年头的牢狱之灾。

　　活过那样戏剧性的大半生之后，黄慕兰安享晚年。她最喜欢讲的人生故事，就是“潜伏”后的第一个任务——营救关向应，在这次行动中，她还救了周恩来一命。

　　百岁人生

　　访问黄慕兰那天下着雨，记者在杭州街巷深处一个普通小区找到了黄老的家。街坊邻居知道这里住着一位高寿老人，却不知她是个传奇人物。 

　　这位105岁的老人，原名黄彰定，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的书香门第。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幕友，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 

　　虽然出身名门，但黄慕兰并无小姐娇骄之气。她儿时读书最钦佩《列女传》中的花木兰，于是在19岁入党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即仰慕花木兰之意。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记者几经周折联系上了黄慕兰的女儿陈大中，她对记者说，“母亲已过百岁，身体状况不便接受专访。回忆往事，会使她过于激动。另外，‘红色特工’、‘美女间谍’的称呼令她十分反感，她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 

　　虽然不便听黄慕兰述说人生经历，但出于对这位奇女子的敬意和好奇，记者还是求得了面晤的机会。 

　　9时，老人已经起身，正腰杆挺直地对着镜子将满头白发梳得纹丝不乱。得知记者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来，她思路清晰地说“我怕是党龄最长、岁数最大的党员了吧。”随后，她特地换了一件大红外套，含笑让记者拍照。

　　在她身后，摆在电视机正上方的，是周南中学在她百岁寿辰时送的一幅湘绣。女儿陈大中说：“她们那一代的女性能够参与国民革命，跟女子教育的兴起有非常大的关系，她念的周南女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05年，朱剑凡夫妇捐出私家园林，创办周南女子学校，向警予、蔡畅、丁玲、杨开慧都曾在这里就读。“五四”运动爆发之年，黄慕兰恰好成为该校的一名学生，她在自传中回忆：“周南女校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半年，但在那里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却对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我心中播下了追求解放的种子。” 

　　正是这颗追求解放的种子，使黄慕兰冲出了封建婚姻的窠臼，逃婚回家。70年后，她对研究妇女运动的学者王政说：“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或者我遇上一个好男人，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然而，逃婚只是故事的开头，此后她投身革命，依靠信仰之光，一次次别夫别子，顽强走到现在。 

　　如今，老人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据陈大中介绍，除她以外，还有两位保姆照顾母亲的起居，其他子女即使身在国外，也会经常电话问候。黄老目前身体以及精神状况都不错，而且还保持阅读的习惯，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偶尔会看一点电视连续剧。在记者看来，老人也就耄耋之年，不但神清气爽，还颇有仙风道骨。 

　　谈到长寿，黄慕兰说：“我生性好强，对党的信仰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乐观坚持。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惟一的保健妙诀。”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黄慕兰历经过革命的激情，也备尝斗争之苦。陈大中说，在风雨人生中，母亲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潜伏”后的第一个任务——营救关向应。正是在这次营救中，她第一时间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回中央，救了周恩来一命。

上世纪30年代初，以学生形象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

　　泪别贺昌

　　1931年5月，黄慕兰住进了上海霞飞路一处白俄公寓。她烫着短卷发，穿乔其纱旗袍和半高跟的皮鞋，从举止看就是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所租的房间不但家具气派，还配有电话，连月租带伙食费每月要80多块，一般人很难付得起，却与其出身很是符合。 

　　对外，她叫黄淑仪，是湘中名门之后，考大学失利后留在上海做职业妇女。她不讳言自己结过婚，甚至承认自己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丈夫是已故的共产党人宛希俨——坦荡地讲出无法掩盖的历史，反而使人们在同情之余，对她消除了戒心。 

　　从1926年独闯武汉，在汉口开展妇女运动起，黄慕兰就已经小有名气了。1927年三八妇女节，20岁的黄慕兰与23岁的宛希俨结成伉俪。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宛希俨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被称为“无冕之王”，聪明强干的黄慕兰则被戏称“皇后”。担任《民国日报》主笔的茅盾回忆说：“她长得也漂亮、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是位活动能力强的女同志,在武汉三镇很出名。”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宛希俨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身怀六甲的黄慕兰没有随行，想不到宛希俨4个月之后就牺牲了。黄慕兰表面上脱离了共产党，并把遗孤交给宛希俨家人抚养，实际上她的关系早已在党内秘密转入地下。 

　　黄慕兰先任湖南省委秘书和机要交通，并在此期间学会了半夜在圣经上用米汤密写文件、去旅馆对接头暗号、在码头等待交通船。1929年，地下党组织又将她调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 

　　在上海，黄慕兰与中央委员贺昌相识。在黄慕兰眼里，贺昌长身玉立，口才极佳，跟宛希俨一样是她的革命导师。贺昌劝说黄慕兰嫁给自己时说：“无产阶级妇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我相信你没有这种封建思想。你和宛希俨就是反对封建婚姻的先锋。”由于黄从事地下工作，这次婚姻连她的母亲都不知道，只给组织部长周恩来写了汇报。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秘书长饶漱石也是黄慕兰的追求者之一。一次接触中，他讽刺黄 “攀上高枝”，慕兰愤懑难平，竟在回家路上将一本密写的会议记录弄丢了。情急之下，她投江自尽，被警察救起送往收容机构。

　　在回答警察问询时，黄慕兰怕暴露身份，就编了个失恋少女寻亲不得，殉情自杀的故事。被记者采访时，她又故意提到一位地下工作者的化名，说是“表哥”。周恩来从报纸上看到“妙龄女子失恋自杀被救”的社会新闻，特派“表哥”将她接回了“家”。 

　　1930年以后，由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党内出现了在城市冒进的“立三路线”。作为李立三的密友，贺昌也是这一路线的执行者，黄慕兰自然夫唱妇随。为了发动工人罢工，她冒名顶替去丝厂当学徒工，并因工运入狱，带着身孕坐牢百日。 

　　武装暴动在各地失败后，贺昌被撤职。1931年春，他苦闷地在上海反省了几个月后，决定回苏区打游击，将功赎罪。恰在此时，有消息传来，公共租界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居处搜走了一大箱文件，文件中有不少是绝密的。 

　　贺昌和关向应从建立共青团开始，就在一起并肩战斗。“立三路线”被清算后，当时担任军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也被降职成为候补委员，同样的际遇，使他成了贺昌家的常客。 

　　贺昌既担心妻子在苏区受苦，又考虑到营救关向应的紧迫性，遂向周恩来“寄子托妻”，举荐黄慕兰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长，负责营救狱中的党员。 

　　想到与宛希俨一别竟成永诀，黄慕兰这回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她哭了三天三夜，弄得贺昌束手无策，只好请组织帮忙。 

　　组织上做工作说：你人长得漂亮，皮肤又白，在上海丝厂假扮工人还可以混下去，可是和“土豹子”（贺昌外号）扮作小商贩或者农夫通过层层封锁线到乡下去就很不协调了。这不仅会危害“土豹子”的安全，连护送你们的特工人员也会一块遭殃。 

　　黄慕兰怕连累贺昌，只得与他告别。70年后，她仍记得丈夫临走前说的话：“如果你能从狱中抢回关向应这员大将，就是为党立了一个奇功，到那时我就接你上井冈山。”

　　潘汉年坐镇情报科

　　住进白俄公寓，黄慕兰除互济总会营救部长这一职务外，还有一个更为秘密的身份——中央特科情报员。 

　　中央特科是周恩来一手创建的。按当时的规定，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重组前，在中央只有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三个人了解特科的行动。 

　　顾顺章叛变后，原先和他一起工作的陈赓、胡底、李克农，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人，必须撤出上海。重组后的新特科由陈云总负责，兼任总务科科长。黄慕兰所属的情报二科，科长是潘汉年。惩治叛徒的行动科科长，则由康生（化名赵容）担任。

　　营救关向应的行动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黄慕兰对外，潘汉年对内，单线联络。 

　　按照一般惯例，本应是男主外，女主内。为什么这次破例了呢？组织上考虑到，以黄慕兰的魅力和魄力，更便于开展上层联络。另外，从安全上看，黄家在上海人脉甚广，即使遭遇不测，不幸被捕，也可以动用娘家的关系奔走营救。 

　　在黄慕兰的身份由秘密转向公开的同时，原本活跃在文坛的左联“奇才”潘汉年却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了。朋友们许久见不到他，还以为他离开了上海。即使偶尔碰到，他也只是笑笑，点点头。老朋友回忆说：“如果在马路上，他不理大家，也不知在干什么，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找他了。” 

　　表面低调的潘汉年，在特科内部却是“神通广大”。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化妆成瘪三，时而一身乞丐打扮，虽然周旋于白色恐怖中仍显得游刃有余。 

　　其实，在进入特科之前，潘汉年所表现出的机智灵活，就已经出神入化了。这点，从他侄儿记录的故事中，也可略见一斑：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进门就高喊：“我肚子饿了，快给我弄碗蛋炒饭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备用的特大阳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特科改组之后，潘汉年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他把特科的总办公地点设在今天广东路的一个写字间，对外以煤球厂为掩护。为了迷惑外界，他还另外在中山路找到一处厂基，订购设备，组织煤球生产。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就以煤厂老板及经纪人的身份到总部议事。另外，潘汉年还制定了一套秘密工作方法，如电话联络仅限于报警，每个工作人员使用化名或代号等等。 

　　对这些秘密工作，黄慕兰可说是驾轻就熟。但上海敌情复杂，既有殖民者的“国中国”，又有国民党的宪兵特务，还有帮会势力盘踞一方。它们之间既有矛盾，又互相勾结，常常共同对付革命势力，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等人都因叛徒告密而在上海惨遭杀害。 

　　要想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营救关向应，先要有一个可靠关系网。为此，周恩来特地为黄慕兰物色了一个能打开三教九流局面的关键人物——律师陈志皋。

上世纪30年代，黄慕兰与陈志皋的结婚照。

　　陈老爷爽快认义女

　　陈志皋出身海宁陈家，是前清陈阁老之后，在上海滩是有名的世家子弟。其父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堂当了18年刑庭庭长，二位姑父也都是法官，整个家族在上海司法界相当“兜得转”，就连地头蛇黄金荣都口口声声称陈其寿为“恩公”。 

　　周恩来选中陈志皋作为关向应的辩护律师，主要是看中了他的思想倾向。陈毕业于震旦大学法律系，是著名爱国大律师沈钧儒的弟子。刚挂牌做律师时，就遇上几位工友被法租界巡捕打伤的案子。一般律师哪敢接这种案子，但陈志皋却为工人们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不仅打赢了官司，还分文不取，由此成了党组织暗中接近的对象。

　　经中间人引见，黄慕兰与陈志皋在麦琪路一家咖啡馆会面了。自我介绍时，黄落落大方地挑明自己是宛希俨的遗孀。陈志皋觉得她对他没什么隐瞒，建立了初步的信任。随后，她说自己有个姑表兄弟在上海开酱园，被误当共产党关押起来，现已被转押到龙华监狱，想请陈律师帮忙保释。 

　　“我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了这个被冤枉的无辜之人吧。”一番话说得陈志皋满口答应下来。 

　　没过几天，陈志皋便带黄慕兰拜见了他的父亲陈其寿。黄慕兰进门便开门见山地说：“家父慕府上清名，特让我来请赐支援。”陈老先生也不说客套话，上来便问：“为什么你是湖南人，而你的表哥却是关外人呢？”黄慕兰早有准备，当即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俗话说一表三千里，我姑妈当年远嫁关外，所以表兄是关外人，他这次竟然给戴上了‘红帽子’，实在是冤枉呀！” 

　　这次会面，陈老太爷对黄慕兰印象很好，他私下说：“这位小姐果然书卷气很重，是个书香门第的小姐。”几天后，陈老太爷把审理关向应一案的赵法官请到家里吃饭。席间，老太爷指着黄慕兰对法官说：“黄小姐乃鄙人义女，她表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给抓起来了，有证据吗？口供怎么样？”那法官答：“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经商的。”老太爷又说：“就是！没证据怎么能乱抓人呢？这个案子志皋在办，看在我的薄面上，保释如何？”法官和陈家有世交，只得唯唯应承下来。 

　　既然陈其寿先说黄慕兰是他的“义女”，组织上也就顺水推舟，特备了一份厚礼，让她在老太爷生日那天，到陈家正式拜见干爹、干妈。送礼时，黄慕兰只说这是父母的意思，说自己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如果有老太爷、老太太照顾，父母也就放心了。陈老太爷听了十分欢喜，特地在鸿运酒楼摆了3桌酒席，宴请陈家各房亲戚，正式宣布黄慕兰为干女儿。

　　杨登瀛偷梁换柱

　　关向应被捕时，明明被抄走了一大箱文件，法官怎么说“没查出什么证据”呢？原来，中统特务在上海的头头、国共“双料间谍”杨登瀛已经先于黄慕兰行动了。 

　　发现敌人并不了解自己的真实身份，关向应便化名李世珍，说自己不过是路过酱油店，向店员打听亲友住处的路人。敌人问不出名堂，就把他关押在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 

　　对于从关向应住处抄去的那一大箱文件，英国人很感兴趣，但文件那么多，他们的中文水平又低，实在感到难以下手。国民党宪兵也嗅到了风声，想把这批文件弄走。幸亏双方素有矛盾，英国巡捕说，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他们。 

　　这些情况汇报到周恩来处，周恩来说：“营救就先从这批文件入手。一方面，需要设法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抢出来，才能避免泄露党的重要机密，使党少受损失；另一方面，只要能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搞走，使敌人无法判断关向应的身份，就更容易把他营救出来。” 

　　陈赓找到杨登瀛，要他到英国巡捕房去想想办法。这个杨登瀛，原名叫鲍君甫，是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他表面上是个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私底下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听从周恩来调遣。1930年秋，为了营救任弼时，他不惜一掷千金，交结了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 

　　此刻的兰普逊，正为这箱文件犯愁，他不识中文，又不便将这些文件拿给外人看，刚好赶上杨登瀛登门，就央求说：“你来帮我鉴别一下吧！”杨登瀛不动声色地推说自己太忙，同时表示可以另想办法。 

　　陈赓派了他的助手、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前去“鉴别”。周恩来交代说：“要把所有手抄、复写的文件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 

　　于是，刘鼎由杨登瀛陪同，作为中统的“政治专家”介绍给了兰普逊。刘鼎一边用英文聊天，一边把重要的手抄、复写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临走时手里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兰普逊说：“大部分是学术资料，这几份我带回去看看。” 

　　后来，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从他家里抄出来的这些文件，都是学术研究资料。”兰普逊见关向应不是要犯，就把他交给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幸亏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边的地下党员钱壮飞首先获悉，党中央各机关得以迅速撤离。 

　　陈赓撤离前找到杨登瀛说：“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候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杨登瀛也动了情：“不管今后我是否能看到你们得天下，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就在这天下午，杨登瀛被捕了，他被关在狱中半年之久，什么话也没有说。出狱以后，国民党安排他在南京反省院当副院长，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据说，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念出了一串地下工作者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这是后话。

　　向忠发叛变

　　龙华，有始建于三国年间的龙华寺和龙华塔，也有驰名的桃花，当年却是杀害革命志士的刑场。关向应被关进来前的两个月，就有林育南等24名烈士在此牺牲，顾顺章叛变后，又有更多的同志被关到了龙华监狱。周恩来唯恐“夜长梦多”，要黄慕兰加紧营救。 

　　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吃饭看电影。他们刚落座，陈志皋的同学、在巡捕房任翻译室主任的曹炳生便走了进来。陈志皋有意打听营救关向应的消息，就连忙让座，向曹介绍说：“这位是黄小姐。”又问：“巡捕房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也许是为了在美丽的小姐面前显示自己的消息灵通，曹炳生落座后悄悄告诉陈志皋：“法国巡捕房捉到一名共产党头头，悬赏金可大呢！十万银元。此人五六十岁，是湖北人，满口都是金牙，九个指头。谁想到这个家伙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子就吃不消了，什么都说出来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搅拌着咖啡，看似并不关心，心却怦怦乱跳起来。曹炳生走后，她皱着眉头，敲打着脑袋，说头疼病又犯了。陈志皋一看电影看不成了，主动把黄送回家。 

　　为了假戏真做，路过药店时，黄慕兰还特地给自己买了点阿司匹林。 

　　回到寓所，黄慕兰立即打电话给潘汉年，叫他来一趟。“五六十岁，湖北人，满口金牙，九个指头”，两人根据描述一分析，不由心惊肉跳，这个叛变的人肯定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没错。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被共产国际操纵的大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被王明架空，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神经紧张，而且搞得党内对此议论纷纷。对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堕落”了。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为了保证向忠发的安全，决定把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去，出发的日子就定在6月21日，他怎么会在6月22日被捕呢？原来，6月21日下午，向忠发违背组织规定，趁周恩来外出之机，偷偷溜出去私会情人，并在旅馆内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向忠发走出旅馆，到原来他经常要出租车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车行要车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当场抓获。 

　　当时，向忠发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周恩来住处的钥匙，向忠发也有一把。潘汉年判断：“今晚估计有行动，不能不防。”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领导人得到情报后，迅速转移到了一家饭店。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人们一听“嘀嗒、嘀嗒”的竹板声，就知道是卖馄饨的来了，纷纷开门出来买馄饨当夜宵吃。 康生派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周恩来、李富春住所附近观察。 

　　果然，夜里1时许，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领着巡捕房的捕快直接用钥匙开了周恩来的家门，闯了进去。很明显，这个带巡捕抓人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不会是别人。

　　他一看周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其他领导人也转移了，于是直接扑向附近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遗憾的是，当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来不及一一通知，印刷所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

获救后的关向应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图为分局委员合影，左起：程子华、彭真、关向应、聂荣臻。

　　周恩来布下棋子

　　关向应被捕，向忠发是知道的，还参与了周恩来主持的营救关向应的紧急会议，这给营救关向应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发现向忠发叛变的次日，康生和潘汉年把黄慕兰带到了周恩来的住处。一进门，周恩来就紧紧握着黄慕兰的手说：“慕兰，你真行呀！由于你的及时汇报，免除了一场大祸。”接着，周恩来询问了营救关向应的进展，他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你托陈去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行吗？只有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什么，才有对付的办法。” 

　　“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心思细密的黄慕兰说，我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业的地主家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我又从哪里会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就会暴露身份，而且势必会对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造成不利。 

　　周恩来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还是你想得周到。” 

　　送别的时候，周恩来又再次褒奖说：“土豹子(贺昌)没有保举错。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过了几天，黄慕兰借着与陈志皋闲聊，忽然以好奇的口吻问他：“哎！我问你，那天你朋友曹炳生所说的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人的下场倒蛮有点兴趣的。” 

　　陈志皋一心追求黄慕兰，果然打听到了情况，他告诉黄慕兰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抓他的人给蒋介石发电报说抓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蒋介石立即回电：就地正法。审讯的人接着给蒋介石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已经投诚。还没等蒋介石回应第二封电报，那收到第一封电报的人为了争功，就把他枪决了，比蒋介石枪下留人的电报快了一天。” 

　　黄慕兰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知道的机密实在太多，敌人争功，反而给营救关向应堵住了大缺口。 

　　不过，据杨尚昆回忆，向忠发带领敌人到各处抓人大多都扑了空，又领着特务到各监狱去认人。“所幸的是，他过去一直高高在上，并不认识关在狱中的同志，所以还是毫无结果。例如，就没有认出关在狱中的关向应同志。” 

　　对这一点，周恩来事先已有准备。他怕向忠发和顾顺章认出关向应，叫人用隐语写信将向、顾叛变的事告知关向应，由共产党人李求实的夫人秦毅君以探监的名义传送给他。关向应收信后，故意在狱中表现出浑浑噩噩，悲观绝望的样子，看书也只看古书和旧体诗。 

　　虽然营救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眼看半年就要过去了，关向应仍未出狱。原来，那位姓赵的法官当着陈其寿的面哼哼哈哈，满口答应，事后却一再拖延不办。陈其寿再次将赵法官找来询问，才知道是一位掌握实权的书记官从中作梗，说同案犯口供有出入，需要核对。 

　　陈老太爷问明了书记官姓李，有抽鸦片的嗜好，就叫人用他的名义，给那个李书记官送了四两最好的烟土。书记官收了礼，就把两份口供改成了一样的，关向应自然很快就被陈志皋保释出来。 

　　出狱后，关向应听说了营救中的种种艰辛，握着黄慕兰的手说：“谢谢你，谢谢土豹子，谢谢恩来。”长征中，关向应是红二方面军的副政委，到陕北后又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6年，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关向应因病逝世，年仅44岁。病中，他听说黄慕兰仍在白区工作，就对组织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上一定要善待她。”

　　被岁月磨平的历史褶皱

　　营救关向应、保护了周恩来，黄慕兰的“奇功”已建，但与贺昌的团聚的计划却杳如黄鹤。随着形势恶化，党中央、潘汉年等都撤出上海，她不能再与周恩来、康生和潘汉年等人见面交流工作，只能与“组织来人”保持单线联系。 

　　由于总是有新的人需要营救，而与陈家的交情就是她的工作阵地，黄慕兰虽然两次拒绝陈志皋的求婚，但与陈志皋的关系却始终难以了断。1935年，29岁的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黄慕兰对此一无所知。同年，党组织表示，希望她能够接受陈志皋，打开工作新局面。

　　黄慕兰与陈志皋约法三章：一是继续支持黄的工作；二是互不干涉个人行动；三是准许共产党胜利之后，让黄与在宛家生的孩子相认。随后，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在这次标准的上流社会婚礼中，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是证婚人、介绍人。出于父亲希望女儿历尽磨难之后能“安定”、“福慧双修”的遗愿，慕兰再次改名为黄定慧。 

　　多年以后，人们对她的第三次婚姻仍众说纷纭：敌人说这是“共产党人的美人计”，党内有人说黄慕兰“贪图享受去做阔太太了”。黄慕兰对此倒是心怀坦荡，无怨无悔，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访问中，她说：“我这是为了革命牺牲了我自己。” 

　　从1935年到1949年，黄慕兰以豪门女主人、银行家和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舞台，斡旋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文化圈，上海的顶尖人士几乎没有她不认识的，在作家茅盾和郭沫若的作品中，也能隐约看到她的影子。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文中提到，“大革命时代十分活跃的黄慕兰此时已经改名黄定慧，她的丈夫是《每日译报》的负责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也提到了这个筹借款项的故事。 

　　虽然与丈夫陈志皋生了四个孩子，但黄慕兰却一直不能坦白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与贺昌的婚姻，其内心的痛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这些痛苦使她一直非常渴望脱离一切荣华富贵，到延安去。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黄慕兰去延安的请求再次被否决。新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表扬她营救工作的成果，并要求她继续留在孤岛，支持和配合中共在上海的抗日统战工作。

　　孤岛时期，黄慕兰的工作事无巨细，甚至包括遵照毛泽东亲笔写的购书单，购买《孙子兵法》等线装书运到延安。她还按照上级刘少文的指示，成为民主进步人士抗日沙龙“星期二聚餐会”的召集人。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阔别11年的周恩来夫妇。当时，她备受流言困扰，又担心与东江游击队的关系暴露，因此再次提出离开陈家到延安去。周恩来劝她和陈志皋一起，掌握中央赈济会这个重要据点。然而正如黄慕兰所预感的那样，不久之后，她就和陈志皋同时被军统秘密逮捕了。 

　　黄慕兰在给军统的抗辩状中写道：“我如反共，他年(与宛希俨)遗孤长成，将何颜相见呢？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裨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这封抗辩状从狱中传出，争取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她被轻判两年，出狱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家又热闹起来，她成了沪上文艺界“民主沙龙”的女主人。不过，由他们夫妇一手创办的通易银行却被南京国民政府勒令停业，继而破产。

　　1949年，黄慕兰等来了新中国成立，却迟迟未被安排工作。已经是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以未参加组织活动为由，拒绝承认她的党组织关系。台湾尚未收回，黄慕兰做过的很多事情也不便公开，刘少文推荐黄慕兰夫妇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提议，最终没能通过。 

　　由于在新中国找不到位置，陈志皋决定离开大陆。黄慕兰则坚持带着四个孩子，等待着新中国给她一个定论。“我天真地以为十年后他就会回来的，那时候台湾也解放了。”没想到，这一别又是永诀。 

　　1955年，又一波打击接踵而来。黄慕兰受到“潘杨案”(潘汉年、杨帆的“特务”冤案)牵连而入狱，之后是17年监禁和8年上诉，直到1980年，她才在邓颖超直接关怀下，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此时已是73岁高龄。1991年，她最终被承认党龄。 

　　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黄慕兰从秦城监狱出来就拿起了笔。她总共写了六个版本的传记，其中最长的自传是为党组织写的，至今仍遵守纪律不公开。 

　　最终出版的个人传记，在黄慕兰将近百岁的时候得以面世。在书中，她没有抱怨和责备，反而把滴水之恩也写得清清楚楚。那些悲伤往事，只字未提。 

　　“我到底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做出判决。”在105岁寿辰之际，黄慕兰说，她已经无欲无求。 

　　黄慕兰常说“家和万事兴”，这个“家”是指小家，也是大家，更是指国家。如今最大的快乐就是扳着手指算“今年家里有多少好事”，而这些“好事”，大多是儿孙们的成功或晚辈的点滴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