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能成為千古一人？既是開國領袖，又是詩書大家？當然，首先是時勢造英雄，從客觀條件而言，20世紀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過渡的轉折時期，它需要英雄也產生了英雄，毛澤東應運而生，因勢利導，乘勢而上，成為了其中最傑出、最重要的代表。這是歷史的選擇，中華民族的選擇。就主觀條件而言，毛澤東胸懷天下，生性好學，博聞強記，成為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承傳者，和中華民族生存智慧的集大成者。他又能得時代風氣之先，接受馬列主義的西方先進思想文化，並使二者融會貫通，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長成參天大樹。他情感豐富，精力旺盛，永不疲倦地尋求新知，探求真理，理性的思考結晶成為了開國定邦的思想體系，情感的醞釀迸發鑄成了橫絕於世的瑰麗詩篇。如果說他是文韜武略，那麼他是文大於武，以文立身，以文勝出，以文安天下。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他在20世紀風雲際會的中國政治舞台上鶴立雞群。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就是他最大的底氣和本錢，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綜合素質。因為這個，他才能鑑往知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他才能“腹有詩書氣自華”，“胸中自有雄兵百萬”；他才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他才能不怒自威，君臨天下，一言興邦，一言亂邦。

    具體來說，從作家發生學和作家本體研究的角度看，貫穿毛澤東終生尤其是瀰漫在他詩詞創作中那種強悍而強大的自信，源自何處？我個人認為相當大程度上就是來自他巨大的文化優勢。諸位如予不信，下面我們就從四個方面來研究與佐證毛澤東的文化底蘊與他的謀略、智慧、權威之間的互動和轉化關係。

    第一，有詩為證。

    先講講詩歌，我們就講半闕毛澤東詞，看看怎麼樣。《沁園春·雪》的下闕：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大家注意這個“惜”字，是可惜的惜，惋惜的惜，嘆惜的惜。嘆惜誰呢？嘆惜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大家知道，這五位可是在兩千多年來中國歷史上350多個皇帝中能入得了毛澤東的法眼的屈指可數的明君雄主，其他的根本不在話下。就這五位，還讓毛澤東為之嘆惜。嘆惜什麼呢？“略輸文采”啊，“稍遜風騷”啊，“風”乃《國風》，“騷”乃《離騷》，是文學作品的總稱，也是才華的代稱，說的是一回事。都是文采不行啊。跟誰比不行呢？就是跟我毛澤東比不行啊！毛澤東的高度就在這裡，他縱覽中國兩千年，皇帝無數，英主輩出，但都文采略遜，風雅不足。不過毛澤東還是給予了他們足夠的尊重，措辭相當溫和，只是“略輸”和“稍遜”，至於成吉思汗，那就很不屑了。你看看，“只識彎弓射大雕”，只會用箭射鳥嘛。

    前面我說過了，這首詞不可能是胡喬木或者別人什麼代寫的。為什麼？因為氣勢不同。幫毛商量切磋斟酌個別字句，這是有可能的。蔣介石曾說這首詞有帝王氣，要批毛的帝王氣。這句話沒說錯，確實有帝王氣。讀這首詞給人的感覺，是江山底定，霸業已成。

    我提醒大家注意，這幾句詞無意間泄露了毛澤東臧否歷史人物的重要標準，看一個人就看你有沒有文采。毛非常重視這個。四個最有作為的皇帝在他看來，文采都還是不行。我們舉一個反證，雖然不是皇帝的曹操，毛澤東卻極度推崇。因為曹操有文采，詩寫得好啊！你們去讀《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曹操的雄健大氣和毛的詩確有有相同之處，所以毛澤東把他引為同調。尤其是《龜雖壽》、《觀滄海》，毛澤東不僅反覆吟誦，而且反覆手抄。有一次他對工作人員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1954年7月23日，他曾專門給在北戴河休假的女兒李敏、李訥寫了封信，專門指出：

    “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是曹孟德（操）到過的地方。他不僅是政治家，也是詩人。他的碣石詩是有名的，媽媽那裡有古詩選本，可請媽媽教你們讀”。（32）

    不僅如此，毛還專門為曹操賦詞一首：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由此可見，文采的確是毛澤東量人的重要標準。

    再換一角度看，我們應該重視這首《沁園春》的寫作背景。1936年2月5日，毛澤東率領紅軍東渡黃河去抗日，在山西黃河邊一個小山村遇到大雪，2月6日便寫下這首詞。大家別忘了， 1936年底就發生了“西安事變”。也就是說，當時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不久，可以說立足未穩，人槍不過三、五萬。而1936年上半年，蔣介石部署已畢，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胡宗南的中央軍，三十萬大軍已兵抵潼關一線，準備往陝北壓過去，對中央紅軍一舉殲之。從這個意義上說，“西安事變”確實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形勢如此嚴峻，紅軍命運危如累卵，但在毛澤東看來似乎勝券在握，胸有成竹。他的自信和底氣究竟在哪裡？要我看，只能說是文化。因為他深知，打仗打的不光是人力和武器，最終打的是文化，所以他才在長征路上多次放言要以文房四寶打敗蔣介石國民黨。這決不是一句玩笑話，因為在國民黨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毛先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黨的代理中宣部長，在國民黨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才子，頗為汪精衛、胡漢民看重。毛當時在國民黨里的地位和影響甚至遠遠超過他在早期在中國共產黨里的地位和影響，所以他很清楚他的對手蔣介石們肚子裡有多少墨水。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情形果然如此，時隔十年，羽翼豐滿的毛澤東應蔣之邀單刀赴會，前往重慶談判，適逢老友柳亞子索詞，“索句渝州葉正黃”，真是天時地利人和啊！毛澤東信筆寫下《沁園春·雪》相贈。這是純粹的個人行為，詩友唱和嘛，不需要經過政治局，也不需要五大書記討論，但它卻像中國共產黨的勝利預言，在1945年11月14日的《新民報晚刊》上一經發表，立刻轟動了重慶，轟動了國統區。按照我的說法，第一，它橫掃二十世紀中國詞壇，這首詞一出，別的就沒有啦；第二，它粉粹了國民黨對朱、毛，對紅軍的妖魔化。國民黨操縱的媒體長期宣傳朱、毛土匪共產共妻，殺人放火，甚至在茅台酒池子裡面洗腳……那麼人們就要問了，一個土匪能寫出如此大氣磅礴、風流倜儻的詞來嗎？別說土匪了，你蔣委員長能寫得出來嗎？

    打死蔣委員長也寫不出來，而且確實讓他看傻了眼。他首先是不敢相信這是毛澤東寫的，他問他的侍從室主任、大秘、文膽陳布雷，毛澤東能寫出這個詞來嗎？是不是毛澤東自己寫的？陳布雷說，據我了解，毛澤東這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古典詩詞造詣很深，我看像是他寫的。蔣介石更加氣急敗壞，對毛的“野心”心有餘悸，對毛的才氣妒火中燒。說，咱們能不能弄一點詞，跟他和一和，把他這首詞給滅了？陳布雷領命而去，把重慶一流的詩人作家教授都叫來，開會布置任務，連夜加班加點寫。寫出一大堆來，送給蔣介石看，蔣越看越搖頭，實在沒法跟毛澤東比啊！也就是說，舉全國之力，就弄不出這樣的一首詞來。你說這首《沁園春》有多大的威力吧！這不是多少個軍所能比得了的。而且，由於這首詞，征服了整個國統區無數的文化人、知識分子。如果這個時候讓大家在毛和蔣之間做個選擇的話，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國傳統文化選擇帝王的最高標準，就是君師合一，毛澤東集帝王氣和風流氣於一身，就是最理想的領袖了。大家可以回憶回憶重慶談判期間毛和蔣的照片，蔣常常是戎裝筆挺，卻顯得有幾分呆板，毛雖然衣着平平，略顯土氣，但神態自若，是真名士自風流，惟大英雄能本色，有一股掩飾不住的大氣和安詳。二人並立，蔣倒有點像毛的侍從。要說重慶談判的收穫，有一半要歸功於《沁園春·雪》。

    真正把毛澤東這首詞和好的是柳亞子，他的下闋是這麼說的：“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算黃州太守，猶輸氣概；稼軒居士，只解牢騷。更笑胡兒，納蘭容若，艷想穠情着意雕。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他這個說得嚴重了，我只說橫掃20世紀中國詞壇，他說是橫掃1000年——“看千古詞人共折腰”，在他看來，豪放大師蘇東坡還氣勢不夠，“氣吞萬里如虎”的辛稼軒，也只會發發牢騷……為了表達他的誠心誠意，1945年10月21日柳亞子又應尹瘦石之邀，在自己的和詞上欣然命筆，加了一段跋，云：“毛潤之沁園春一闋，余推為千古絕唱，雖東坡、幼安，有嘡乎其後，更無論南唐小令、南宋慢詞矣。……余詞壇跋扈，不自諱其狂，技癢效顰，以視潤之，始遜一籌，殊自愧訐耳！”（33）顯然，柳亞子在這裡是捧毛詞而抑蘇、辛，實心誠意難能可貴，言辭過激可以理解。

    但是，柳亞子一介狂狷之士、一代詞壇盟主，他都如此折服，其他人就更是趨之若鶩。什麼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郭沫若等等，莫不如是，如果說周恩來長期作為中共首席談判代表，利用他的睿智、圓融、機敏、練達、親和和耐心，結交了一大批國民黨上層政要和民主人士，那麼毛澤東憑一首詞就把他們搞定了。當日的重慶上層和文化界都以一睹毛澤東的風採為榮。

    隨後就在很多場合出現了這樣的情景，不管是蔣的歡迎宴會還是毛的答謝宴會，總是毛澤東走在前面接受敬酒或敬酒，周恩來緊隨其後代酒。代酒什麼意思啊？兩個意思：第一，我來先喝，如果酒里有毒，我以身試毒；第二，毛澤東不勝酒力，而周恩來酒量驚人。多年來人們盛傳周恩來善飲，但是到底能飲多少誰也不知道，最近我在《特殊的交往》一書中偶爾看到水靜的回憶，說在59年廬山會議期間，有一次她和周總理兩人對飲，一人一瓶茅台，半個多小時就喝完了，她佯裝頭痛，掛了免戰牌，而總理卻表揚她說：“你一個女同志一次能喝一瓶茅台，很不簡單嘛。”隨即揚長而去上舞廳了。（34）這是個小插曲，下面我們言歸正傳。

    第二、有文為證。

    毛澤東詩詞寫得好，文章行不行？我來說兩篇文章一封信，一篇文章的開頭，一篇文章的結尾。文章都是毛早年的文章，沒有秘書代筆，秘書也寫不了。一篇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上來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直奔主題。

    去年和今年，我有幸應邀擔任北大中文系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委員和主席，讀了不少博士的大作，很多人的文章是做得好啊，學問很大了，洋洋灑灑都是二、三十萬字，但是有的人太繞，開頭開了一兩萬字還是讓人一頭霧水，不知道要說什麼。我建議他們去看看毛澤東的文章，作為一個大文章家，毛的文風是何其明快啊！

    再說一個文章的結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年初毛澤東在閩西上杭城裡的一個米店寫的，是為了回答林彪的疑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澤東的判斷是革命的高潮快要到來，怎麼個快要到來法？文章的結尾說：“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顛遙看東方已看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看看毛澤東的這個比喻，這個排比，何等的清新、形象、生動、壯美！這樣的文章，秘書能寫得出來嗎？

    再說一封信，那是1935年12月5日毛澤東寫給楊虎城的信，用的是駢體文，充分展示了毛深厚的文言功底：

    “抗日反蔣，勢無偏廢。建義旗於國中，申天討於禹城。

    驅除強寇，四萬萬具有同心；誅戮漢奸，千萬年同茲快舉。

    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俱備，行程二萬，所為何來？

    既達三秦，願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鏢並進，則河山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前軍之力。……

    重關百二，誰雲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雲在望。

    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

    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風雨同舟，望聞明教。”（35）

    情意懇切，詞格古雅，讀之鏗鏘，聞之動容。這樣的文章，也是秘書寫不出來的。

    我還想起，“文革”中唱毛主席語錄歌，當時唱遍大江南北啊。大家今天知道，這個歌詞是很講究的，上下兩段絕對是很整齊的，而且要押韻，這是基本的條件。毛主席語錄都是從他的文章中摘下來的，講話中的一段段話，參差不齊，更不押韻，怎麼能變成歌來唱呢？當然，作曲家劫夫很偉大，但是我後來琢磨來琢磨去，還是毛主席的話說得好啊！比如流行最廣的一句，我們部隊一遇到危難險急的時候，大家都念這句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就這麼17個字，一念就鼓勁，充滿節奏和韻律，朗朗上口、鏗鏘有力。這樣的語錄當然可以拿來譜曲。換成別人的什麼語錄能隨便譜成歌曲嗎？即便劫夫再世，恐怕也無能為力。

    其實毛澤東對作文章是下過大功夫的。青年時期就已經頭角崢嶸了，到延安後，他與埃德加·斯諾談起長沙第一師範教古文的袁繼騮袁大鬍子時還說：“‘袁大鬍子’嘲笑我的作文，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我只得改變文風。我鑽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文體。所以，多虧了袁大鬍子，今天我在必要時仍然能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36）有了紮實的古文功底，作文章就文采斐然、勢如破竹。如毛澤東在1919年7月28日《湘江評論》寫的《民眾大聯合》：

    “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地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37)

    由於毛澤東的文章連篇累牘，來勢洶洶，使他主編的《湘江評論》在400多種學生刊物中脫穎而出，譽滿全國。9個月前還冷落毛的胡適之稱此文是當時“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讚揚作者“極其深遠的眼光與有力的、恰當的論辯”；李大釗則在自己主編的《每周評論》上予以全文轉載；曾蔑視過助理圖書館員毛澤東的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也稱此文“表達了學生運動最本質的目的”。一時間洛陽紙貴，年輕的毛澤東真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38)

    中年以後，毛澤東潛深流靜，做文章不追求外表的光昌流麗，而講究內在的“神氣”。他在八屆七中全會上關於經濟問題的講話中，突然插了一段“文章作法”——

    “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朱自清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他的文章寫得好，但是有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話是口語。魯迅的雜感，你看那個《阿Q正傳》，不是口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什麼‘兒子打老子’之類，都是口語。對這個問題，我講了一萬次了，但是許多同志沒有改過來。也許從今天起還是改不過來，但是我有生之年，沒有見到閻王，我就要整這件事。”(39)

    “神氣”應該是一個湖南方言，我個人理解，神氣就是傳神、氣韻生動。而毛澤東總結“神氣”的經驗就是要多用口語。

    口語好在哪兒？根據我個人的學習體會，從實用層面來看，第一，從戰爭年代過來的廣大官兵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講通俗易懂的口語，大家容易聽得懂，好接受。第二，不管是文字還是書面的表述都有四個層次，最高的境界就是深入淺出。像魯迅的學術演講《魏晉風度及文學與藥及酒之關係》，把學術問題搞得跟聊天說故事一樣，這是大家。第二個層次是深入深出，像黑格爾，像部分博士論文，確實有深度，但很晦澀，讀得費勁。第三個層次是淺入淺出，像相聲小品，雖然沒什麼東西，但好玩得很。最差的層次是淺入深出，明明沒有東西，但搞得很深奧，這是比較煩人的，就像少數博士論文。

    對這一類文章，毛澤東也是深惡痛絕，他曾在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上諷刺那些毫無神氣的八股文章：“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鬆動一點，使讀者感到有些春意，因而免於早上天堂，略微延長一兩年壽命呢！”(40)

    從審美的層面看，口語往往比較生動傳神，形象活潑，便於記憶，便於流傳。比如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對共和國的外交方針講了三句名言，一是“一邊倒”，就是緊跟蘇聯；二是“另起爐灶”，就是打散國民黨的外交舊攤子，重建共產黨的外交隊伍；三是“打掃乾淨再請客人”，就是不急於和外國接洽談判，內部收拾好了再來建交。三句話都是通俗淺白的口語，但是主旨鮮明，形象生動，成了此一階段新中國的基本外交方針。

    毛澤東左手寫詩，右手寫文章，兩手都很硬。

    第三、有事為證。

    說幾件事情看看毛澤東文化的底蘊是如何修煉和怎麼轉化的。

    1、建國之初，進得城來，環境始為安定，條件大為改觀，毛澤東沉湎於書法之中。有一個經典情節頗能說明他沉湎之深，他從大收藏家張伯駒處借來一個海內孤本，陸機的《平復帖》，說好借一個月，天天有空抓緊臨帖，到了第29天，張伯駒竟然徑直打電話給毛澤東，提醒毛說你借我那個貼還有最後一天的時間，等於是給毛一個通牒。毛澤東一聽很生氣，說不是還有一天嘛，你着什麼急啊。

    由此可見張伯駒和毛澤東都是性情中人，又都是較真的人。一個是你借了就得還，哪怕你是皇帝。一個是我借一個月就是一個月，決不食言，你29天催什麼催？其實毛澤東五、六十年代和郭沫若過從甚密，多半也是詩詞唱和、切磋書法。

    2、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張貽九主編的《毛澤東評點圈閱的中國古典詩詞》一書，附錄了建國後的20多年中，毛澤東評點圈閱的1662首（篇）詩詞曲的目錄。遠至上古的逸詩如《擊壤歌》、《卿雲歌》、《堯戒》等等，近至清末，中經周、秦、漢、晉、唐、宋、元、明，歷代名家名作，多有涉及，還有許多一般詩人，甚至稱不上詩人的詩作，如唐·杜秋娘的《金縷衣》、7歲女子的《送兄》、太上隱者的《答人》等等。足以見出毛澤東閱讀視野之廣闊，同時又不乏精讀者。比如，毛在謝靈運的《登池上樓》這首詩的每句旁都畫了曲線，每句末都畫圈或雙圈，並寫下了100多字知人論詩的評語。

    另外，圈閱之後是背誦。今天在中央黨史檔案館裡，保存毛澤東手書的古詩手跡一共是117首，其中書寫了兩千年以來58個大詩人的重要作品，包括屈原、李白、李賀、李商隱、蘇東坡，辛棄疾等等。這些詩是在什麼情況寫下的呢？在毛的辦公桌旁邊有個大書案，工間休息時毛就到這裡，作為調劑，拿起毛筆，信筆就寫，既是練字，又是默詩。從屈原的《離騷》到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像600多個字以上的詩，在中國古典詩詞中都算是大作品了。這時毛已是七十多歲高齡的老人，提起筆來就能默寫這麼多經典名篇，除了他非凡的記憶天賦，也足可見出他對詩詞下的功夫之深。決非一般的雅好，業餘的消遣，而是真正做到了爛熟於心、融會貫通。（41）

    還有一個小詩人的例子，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之際，有一天晚上，毛將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寧反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批給柯慶施，讓印發華東局各同志，信手在最後一頁寫下清代詩人嚴遂成的《三垂岡》，並指出這是“詠後唐李克用和其兒子後唐莊宗李存勖的詩”——

    “英雄立馬起沙陀， 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難扶唐社稷， 連城猶擁晉山河。

    風雲帳下奇兒在， 鼓角燈前老淚多。

    蕭颯三垂岡下路， 至今仍唱百年歌。”

    當時毛是默寫而成，事後工作人員查對，只錯了三個字，第四句中的“猶”應為“且”，第七句中的“颯”應為“瑟”，“下”應為“畔”。是年，毛澤東70歲。(42)

    再說81歲的毛澤東，此時已患嚴重的白內障，但是毛又須臾不可離開書本。怎麼辦呢？只有選一“侍讀”。條件是口齒清晰，古文功底好，年紀適中，政治可靠。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從北大中文系的老師裡面選定一個名單，由張玉鳳念給毛聽，毛聽後略作沉吟，說“那就讓蘆荻來試試吧。”蘆荻，女，時年44歲，並非學界名流。毛為什麼挑中她呢？因為毛澤東讀過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由人民大學語文系文學史教研室馮其庸等人選注的《歷代文選》，其中《觸讋說趙太后》、《別賦》、《滕王閣序》等篇為毛所喜愛，而這些篇目都為蘆荻所選注，因此毛記住了蘆荻，而此時蘆荻又正巧調到了北大中文系，和毛有緣啊。蘆荻第一次去見毛，臥床的毛握着蘆荻的手問道：“會背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嗎？”不等蘆荻回答，便自己背開了：

    “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笑問：“你的名字是不是從這首詩里來的？”然後從劉禹錫說起，表示欣賞“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接着又背誦劉禹錫的《陋室銘》、《竹枝詞》等等，進而又談到三國的阮籍、北周的庾信。最後說：“該你講了，就講講庾信的《枯樹賦》吧！”蘆荻毫無準備，就憑着記憶背，引起毛澤東興味盎然，又談起江淹的《別賦》及《觸讋說趙太后》。興奮異常，下床踱步，邊踱步邊吟詩，走了三圈。從夜裡10點18分到凌晨1點，大夫勸阻不住，談興正濃的毛澤東又談了兩個小時。

    當時對蘆荻來說，古典詩詞、先秦散文均可對付，毛點到哪裡她背到哪裡。但《二十四史》就越出了她的專業範圍，碰到生僻古字不認識，就停住了，這時毛就催她“念啊，念下去啊。”蘆荻只好如實相告，不認識字，要查字典。毛立即隨口說出那個字，並大笑不已。蘆荻窘迫之中萬分驚訝。(43)

    有這種驚訝的遠不止蘆荻一人。1975年7月21日，廣安門醫院眼科大夫唐由之為毛作了左眼白內障手術兩小時後，唐輕輕走進毛臥室，毛聽到腳步聲問是誰，張玉鳳說是唐由之大夫。毛便不禁吟道：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隨後問道，“乃父是讀書人吧？”並要來鉛筆和便箋，摸索着將這首詩寫在了六張紙上，並簽名送給唐作紀念。（44）

    我想問問，今天，我們包括北大在內的中文系年輕的高材生們，有沒有幾個人敢站起來說，《詩經》、《離騷》、先秦散文，唐詩宋詞我隨便背，有沒有？我表示懷疑。

    3、舉3個例子，證明毛澤東創作態度之嚴謹。一是慎言。1959年9月7日，毛澤東致信胡喬木稱，“詩兩首（七律·《到韶山》《登廬山》），主題雖好，詩意無多，只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雲橫九派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45)1965年7月21日，毛澤東又致信陳毅稱，“你叫我改詩，我不能改。因我對五言律從來沒有學習過，也沒有發表過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氣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覺與律詩稍有未合。因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我看你與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如同你會寫自由詩一樣，我則對於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劍英擅七律，董老擅五律，你要學律詩，可向他們請教。”(46)充分表明了謙虛謹慎的大家風範。

    二是慎作。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頗有感慨，醞釀新作。其間，鄧穎超陪同毛澤東接見外國婦女代表團，悄悄向毛索詩，說你上了井岡山，必有大作。4個月之後，即1965年9月25日，毛澤東抄出《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等，送鄧穎超一閱，並附言道：“自從你壓迫我寫詩以後，沒有辦法，只得從命，花了兩夜未睡，寫了兩首詞。改了幾次，還未改好，現在送上請教。如有不妥，請予痛改為盼！”（47）附言中說，“你壓迫我寫詩”，即指鄧穎超的索句，因此熬了幾個夜，寫出初稿，又改了幾個月，仍不滿意，但還是送給鄧穎超們徵求意見。因為當時在黨內高層，對毛的詩詞是先睹為快。但毛卻從不苟作，慎之又慎。

    三是慎改。前面我談了最典型的《賀新郎·別友》，改了五十年，此處不贅。其實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1962年12月26日，過69歲生日的毛澤東針對國際反華大合唱寫下《七律·冬雲》，中有“高天滾滾寒流泄”、“熱膚揮雨灑江天”之句，反覆推敲之後，最終改定為“高天滾滾寒流急”、“熱風吹雨灑江天”。1963年1月8日，寫下《滿江紅·和郭沫若》，原稿中有句雲，“欲學鯤鵬無大翼，蚍蜉撼樹談何易”；“革命精神翻四海，工農踴躍抽長戟”；“千萬事，從來急。”反覆推敲之後，最終改定為“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多少事，從來急”。此中例子不勝枚舉。而且毛澤東還喜歡將新作就教於各方高人。如前面所說兩首七律，毛澤東就曾在1959年9月7日給胡喬木的同一封信中說，“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麼毛病沒有？加以筆削，視為至要。”13日又給胡喬木一信說，“沫若同志兩信都讀，給了我啟發。兩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陳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48）這兩首七律，毛澤東是參考了郭沫若、臧克家、梅白等多人的意見，進行了多次修改才最終定稿發表。如此虛懷若谷、從諫如流，當然是越改越好，越改越精。

    4、毛澤東旁徵博引，縱橫捭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話風和文風。那時的毛有幾個特點，一是能熬夜，這是長期形成的習慣，動輒三更半夜召集開會，一開一個通宵，搞得中央高層圍繞他的作息時間轉；二是好出行，動輒坐上專列出發，沿途召見省、地、縣委書記，聽匯報，作指示，不少重要觀點和思想由此形成；三是善演講，興致所致，信馬游疆，天馬行空，議論風生。

    比如1958年春天的成都會議，這是中共黨史上一次重要的經濟工作會議，開了二十天，毛澤東都樂此不疲，前後多次講話。尤其是1958年3月22日，在他的第四次講話中，倡導大家敢想敢做敢說，信口講了這麼一大段：

    “孔子不是二三十歲就搞起來的，耶穌開始有什麼學問，釋迦牟尼十九歲創佛學，學問是後來慢慢學的。孫中山年輕時有什麼學問？不過高中程度。馬克思開始創立辯證唯物論，年紀也很輕。馬開始著書的時候只有二十歲，寫《共產黨宣言》不過三十歲左右，學派已經形成。他所批判的都是當時的一些博學家，如李嘉圖、亞當斯密、黑格爾等等，章太炎青年時代寫的東西是比較生動活潑的，康有為亦如此，劉師培成名時不過二十歲，死時也才三十歲。王弼注《老子》時不過十幾歲，死時才二十二歲。顏淵死時是三十三歲。青年人抓住一個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過他們的。梁啓超青年時也是所向披靡。”（49）

    這一段一講，大家就有點懵了。會議期間，毛還選了一些有關四川的古詩詞印發給大家，如李白的《蜀道難》，杜甫的《詠懷古蹟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等等。要大家讀點詩詞，長點知識。毛從古詩詞談到民歌，說：“印了一些詩，儘是老古董，搞點民歌好不好？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不能寫的找人代寫。限期十天收集，下次會議印一批出來。”這就有點以己之長比人之短，大家心裡都發虛啊！雖然有幾個人能寫，但絕大多數中央委員是不會寫詩的。毛還從民歌問題講到中國詩歌發展的出路問題。認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50）

    毛的這一番宏論，可以說把所有的人都搞定了。隨後，柯慶施、胡喬木、鄧小平、薄一波、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等先後發言，而且開始偏離了會議主題，紛紛讚揚毛澤東個人。以柯慶施的發言最為典型：“我們跟從毛澤東要達到盲從的程度，我們相信毛澤東要達到迷信的程度。”一時成為名言。會後不久，柯即進了政治局。

    最近有資料披露，當時毛澤東曾經有一個動議，準備用柯慶施取代周恩來。因為1957年底，柯慶施在上海市委作了一個長篇報告，叫《乘風破浪，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文章為毛所激賞，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發了這篇全文三萬多字長篇報告的第一、四部分。到1958年南寧會議的時候，毛拿出這張報紙，將周恩來的軍說，恩來，你能寫出這種文章來嗎？周恩來說自己寫不出來，然後給中央寫了一個檢討書，有辭職的意思。毛讓鄧小平主持書記處研究，是不是用柯取代周。後來，以鄧為首的書記處成員一致認為沒有這個必要，這才沒把周換掉。（51）

    當時，除柯之外，其他中央核心領導成員大概作了這麼一些表態——

    “我們水平比毛主席差一大截，主席的作用不是當不當主席的問題，不是法律上名義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領袖；

    毛主席有的東西我們可以學，有的不可學，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理論知識、革命經驗、那麼強的記憶力，這不是什麼人都能學到的；

    我們這些高級幹部對毛主席只要做到三好，即：跟好，學好，做好。”

    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裡接下來是這麼說的：“他們說這些話，態度都是誠懇和嚴肅的，對毛的信任和欽佩是發自內心的。”因為這是1958年春天，還沒有整彭德懷，黨內空氣還是比較民主的。“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人如此集中地頌揚毛澤東個人，開了新中國的先河。”（52）

    如果說，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的講話有所準備，那麼，隨後的例子更說明問題。成都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即乘船走三峽，由黨內一支筆、時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吳冷西陪同。幾十年後，吳冷西還充滿感佩地回憶道：

    “江峽輪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蒼茫，但聞隱隱濤聲。30日早飯後，江峽輪起航進入瞿塘峽，快到巫峽時，毛主席披着睡衣來到駕駛室，一面欣賞三峽風光，一面同船長和領航員談及有關三峽的神話和傳說，還接過望遠鏡從幾個側面觀看神女峰，他對我們說，宋玉在《神女賦》中說‘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其實誰也沒有見過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義描繪，竟為後世騷人墨客無限的題材。直到快過完西陵峽，毛主席才回到艙內客廳，同田家英和我閒談。他從田家英的同鄉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談起，縱論‘蘇報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釗等人，進而論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也曾經是生氣勃勃，勇於革命的壯士。”（53）

    信手拈來，縱論古今，這種領袖你能不服嗎？西哲有云：知識就是力量。毛的力量如何？這其實就是一種文化霸權，文化征服和文化威懾。

    因此才有《烏托邦祭》所記錄的一幕。1959年廬山會議後期的一天，上午八點一刻，100多名中央委員本來是一路上聊着天往會場走，進門一看，主席台上正中已經坐了一個人，定睛一看，就是毛主席。於是，大家立馬踮起腳來，輕輕地走進去，慢慢落座。全部落座以後，毛突然講話了，說：“同志們，你們今天來得很早，但是我比你們來得更早，我現在還沒吃早飯，我想就在這裡吃點早飯，大家有沒有意見？”

    大家有點傻了，不知所措，從來沒碰到過這種問題啊。突然有一個人鼓掌，於是大家都熱烈鼓掌。等鼓完掌以後，毛又說話了：看來大家是沒有意見。然後他對幕側一招手，上菜。服務員魚貫而出，把早點端了上來。然後，毛澤東坐在台上，喝着稀飯吃着饅頭和100多個中央委員談笑風生。你們想想，這是什麼場景？（54）

    什麼叫君臨天下？莫此為甚哪！我們看今天的電視劇《漢武大帝》、《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極盡排場之能事，千方百計想突出帝王的所謂威嚴，但是跟毛澤東一比，都是小巫見大巫。毛是不嚴自威，視中央大員如無物，這就叫鶴立雞群。我就想，假若再過若干年之後，我們可以如實地把這樣的歷史場景和細節拍成電視劇，讓後人瞻仰一下，當年的毛澤東是何等氣派，何等威風！

    還有關於許世友的故事。前不久我讀到楊成武的回憶錄，談1966年冬，他以代總長身份陪毛澤東視察上海，而毛交代他把許世友秘密弄到上海來。許世友時任南京軍區司令，預感形勢不妙，就跑到大別山下的一個軍隊農場去避風。當時，張春橋主持上海工作，準備揪斗許世友。但毛聽到這個風聲，就是要當着張春橋的面接見許世友，意在告訴張春橋，我是要保許世友的。

    許世友也不知去上海幹什麼，心懷忐忑，心想去上海要出事。但進了客廳，一下看見了毛。搶步上前，跪在毛跟前，抱住毛的雙腿，號啕大哭。你們想想，許世友也是一名悍將啊，一生殺人如麻。但是此刻見到毛澤東，就像幼兒園的小孩盼家長盼了好多天，終於來接他了。這對君臣又如父子。

    1973年12月21號，已經八十歲的毛澤東接見中央軍委會議人員，有一段話是對許世友說的：許世友同志，你現在看《紅樓夢》嗎？許說，看，自從上次主席批評我，我全看了一遍。毛說，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呢。許說，沒看那麼多，剛看了一遍，一定堅持看下去。毛說，他那是把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寫出來，所以有兩個人，一名叫甄士隱，一名叫賈雨村。真事不能講，就是政治鬥爭，弔膀子這些是掩蓋它的。中國古代小說寫得好的是這一部，最好的一部，創造了好多文學語言。你就只講打仗。許說，主席講的這個話，確實打中我的要害。毛說，你這個人以後搞點文學吧‘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漢書》裡面有漢高祖和陸賈的傳，那裡邊說的：‘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看得懂嗎？許說，大體可以。毛說，絳是說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這個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許說，把它消滅，不怕，那有什麼關係！毛說，不怕，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讀《紅樓夢》吧。（55）

    大家可以把這個例子和前面說王明的例子作個比較，毛對王明那樣的雅人，就來粗的，把他說得狗屎都不如，對許世友這種粗人就來雅的，說要讀五遍《紅樓夢》才有發言權。許世友讀一遍《紅樓夢》，就讀得一頭霧水，讀5遍就更搞不明白怎麼回事了。所以說，毛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第四，有史為證。

    我這個“史”是什麼意思？就是把毛的詩拿來和別人的詩宏觀地概略地比較一下。怎麼比？跟誰比？先縱比，跟中國歷代帝王比。不是有350多個皇帝嗎？就跟他們比比看。按說，一邊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一邊是封建帝王，沒有可比性。但是有一點是具有可比性的，那就是他們的工作崗位，都是一國之君，以一國之君來從事詩歌創作，他們都是業餘詩人，這都是可比性。從何比起呢？

    有一比是執政時間，在2000多年350多個皇帝中，在位50年以上的太平天子共六人，康熙61年，乾隆60年，周穆王58年，漢武帝54年……乾隆六十大壽的時候曾舉行了一個“千叟宴”，有一個赴宴老翁自稱141歲，親身見證了大清的繁榮昌盛，引得龍顏大悅，乾隆當即為他出了個上聯；“花甲重逢，更添三七歲月”，紀曉嵐跟着出了個下聯“古稀雙慶，又加一度春秋”。扯得有點遠了。毛澤東如果從遵義會議算起，也有41年，如果從建國算起，27年。執政時間不是最長的，但我們比的是詩詞啊。

    有史料可查的，帝王級的人物的著名詩文，最早的有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項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但都只有孤篇傳世，而且到底出自何人手筆也不可考。然後就是劉徹的《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 泛樓船兮濟汾河, 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棹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還有那個魏武帝曹操，是個准帝王，前面已經說過了。然後就是一代詞宗李後主，婉約派的大師，我覺得客觀地說，就婉約風格而言，毛澤東是寫不過李煜的。毛的《虞美人·枕上》明顯受了李煜的影響。另有個宋徽宗，開創了“瘦金體”，可以說在書法上和毛打個平手，但人家宋徽宗畫畫得好啊，你們去看看收藏在故宮博物院裡的《聽琴圖》、《芙蓉錦雞圖》，都堪稱經典。他的工筆人物、工筆花鳥在中國繪畫史上是有地位的，達到了大師級水平。但他的詩詞不如毛澤東。李煜和趙佶可以說是中國歷代帝王中最有藝術才華的兩個人，趙比李略輸文才，李比趙稍遜丹青。1100年，南唐李後主為宋太祖趙匡胤所俘，時隔不久，鬱鬱而終。200多年後，宋神宗仰慕李煜才華，在生趙佶之前，專門觀賞李煜詩畫，當夜夢見李煜來見……這個坊間傳說意指宋徽宗乃李後主的轉世投胎。這真是一對冤家孽子，有浪漫輕佻的才子情，無經天緯地的君王才。李、趙之後，附庸風雅、舞文弄墨的雖然不少，什麼朱元璋、康、雍、乾，但基本都不入流。跟毛不是一個檔次。李、趙雖然在單項上比毛勝出，但是有個根本的不可比性，就是李後主和宋徽宗都沒有做好本職工作，都是亡國之君。所以綜合比較，毛是冠軍。這是一個比法。

    還有一個比法，不跟皇帝比了，比比大詩人怎麼樣。就和李白比一首詞，《憶秦娥》。據考證，《憶秦娥》詞牌為李白所創，原詞是：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這是一首好詞，尤其最後八個字為王國維所激賞，認為“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說的是不錯。

    我們再看看毛的《憶秦娥·婁山關》：“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顯而易見，毛詞奪胎於李詞，韻腳一樣，風格迥異，一為高古悲慨，一為豪邁沉雄。毛詞最妙處也在後面八個字，據作者說，是在戰爭中積累了多年的景物觀察，一到婁山關這種戰爭勝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為頗為成功的這兩句話。

    如果大家有傍晚登高望遠的經驗，看群山如浪奔來，在夕陽的暉映下由黛青到鋼藍到緋紅再到血紅，景象何其壯觀。然後再由此想到毛澤東締造的人民軍隊血戰無數，血染山河，從江西到遵義，雄關如鐵，都已邁過，但“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出一山攔”，即便如此，也還要殺出一條血路，勇往直前。情景交融，襯托出了這首詞的格調之悲涼，氣韻之慷慨，意境之闊大，畫面之壯美，色彩之艷麗，它的情感、力度，我認為比李白有過之。不是說毛澤東的詩歌才華超過李白，而是毛的戰爭生命體驗為李白所未有。這就造成他們的重要區別，李白是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發思古之幽情，而毛澤東是一個親歷戰爭的統帥，以筆蘸血，用生命在寫詩。這也是他和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騷人墨客的最大區別。我們不能總體上說毛澤東的詩詞達到了李白的水平，但就說這一首，尤其是這個結尾，是超過李白的。

    這也是一種比較，我們點到為止。

    前面說了縱比，下面我們來說橫比。就是把毛和他同時代人、同事、同僚作比較。我黨我軍的元戎朱德、董必武、葉劍英、陳毅、周恩來等都有詩詞傳世，而且多數人的創作量都遠遠超過毛澤東。也有不少膾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比如周恩來的“大江歌罷棹頭東，遂秘群科濟世窮，十年面壁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朱德的“佇馬太行側,十月雪飛白。戰士仍衣單,夜夜殺倭賊!”葉劍英的“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明”；更有陳毅的《贛南遊擊詞》：“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而毛的詩詞就創作量而言不能算高產，目前胡喬木主編的權威版本和海外劉濟昆的所謂全編都不過六十餘首，我現在搜集到的約近100首，恐怕這就是全部了。但論藝術成就，毛詩比他的那些同志們恐怕要高出不止一個檔次。至於書法，就更沒有可比性了。

    恰恰他們又非常具有可比性，一是他們處於同一時代，年齡相仿，文化背景相同。而且要說青少年時期讀書的環境，這些人多是大戶人家的子弟，學習條件都勝過毛澤東。二是他們青年投身革命，鬥爭經歷和毛澤東相仿，區別只在於毛是第一責任人，力挽狂瀾也罷，日理萬機也罷，主要的功績都歸於毛澤東，這是無可爭辯的。但大家的業餘愛好都是詩詞和書法，數十年不輟，臨了一比，高下立現，不服不行啊！

    所以，晚年毛澤東雖然犯了文革等重大錯誤，但並沒有減損多少他的個人魅力。不少在文革中遭到衝擊迫害甚至妻離子散的人物，時過境遷之後，不光沒有怨恨之情，甚至仍然對他充滿了崇敬和緬懷。最典型的是羅瑞卿，七年身陷囹圄，雙腿殘疾，1976年9月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他悲痛不已，坐着輪椅衝破阻力，參加了毛的追悼大會，並拄着拐杖以驚人的毅力站立了一個多小時，表達了他對毛澤東最後的忠誠和景仰。（56）

    綜上所述，以毛澤東詩詞為表徵的巨大的文化底蘊形成了一種勢能，轉化成了他多方面的優勢，使他總是勝出一籌，先聲奪人，以至於他有意無意地把這種優勢作為一種武器和謀略。這一點在他的晚年體現得尤為充分，比如講話總是把一些生僻典故信手拈來，而且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使人一頭霧水，即便是歷史學家，也常常需要經過考證，才能找到出處、原意，然後再來揣度毛的本意和動機，造成一種“從來天意高難問”的玄妙感。從而使人們仰之彌高，懼之日甚。

    五、五個來源

    前面我們講了毛澤東詩詞的高蹈和精妙，講了以詩詞為表徵的毛澤東文化底蘊的深邃和博大，那麼其文脈何來？下面，我嘗試着從五個方面對此再作一探源。

    第一，源自毛澤東的天賦個性。

    前面我們在第三部分講毛藝術風格的第一個特點“豪放大氣”時，舉了毛16歲的《詠蛙》詩為例，說明了他的霸氣。這是與生俱來的，現在又有資料披露了毛更早的詩作，他13歲寫的《井贊》:

    “天井四四方，周圍是高牆。

    清清見卵石，小魚囿中央。

    只喝井裡水，永遠長不長。”（57）

    表明他渴望挑戰艱險，搏擊風浪的人生信條，他的遠大志向從小就異乎常人，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這些詩作今天其實都不可考，是否真正出自毛的手筆，大有疑問。但這並不重要，人們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因為這些詩作和出自青年毛澤東手筆的《沁園春·長沙》和《湘江評論·發刊詞》等詩文中的磅礴大氣如出一轍、一脈相承。這就是天賦個性。關於這個問題，前面已多有論述，這裡點到為止，而且，毛澤東的性格極富挑戰性和鬥爭性，愈挫愈奮，壓迫愈深、反抗愈烈，鮮明地體現在他的鬥爭和創作生涯中。這就要說到下一個問題。

    第二、源自毛澤東的鬥爭實踐。

    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這就是毛自己的創作體會，他的創作實踐和創作理論相互發明、相互應證。首先是毛壯麗奇偉的一生，給他的創作提供了絢爛奇譎的源泉，這一點，我在前面多有闡述，此處從略。其次，縱觀毛60年的創作生涯，我發現了一個現象，從量和質兩方面來看，都大致可以說，他的創作，中青年時期勝於老年時期，建國前勝於建國後，戰爭年代勝於和平年代。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我來作一個簡單分析。

    我個人認為，毛澤東詩詞創作的高峰在兩首沁園春之間，即1923年到1936年約13年期間。而這十幾年，是毛個人和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可以說，內憂外患，兇險莫測，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創作的條件和環境更加無從談起。但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就在此中表現出來，巨大的壓力帶來巨大的反彈，毛的詩情空前迸發，前後寫下了《賀新郎·別友》、《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西江月·井岡山》、《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反第二次大圍剿》、《菩薩蠻·大柏地》、《採桑子·重陽》、《清平樂·會昌》等經典之作。尤其是在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毛澤東寫出了《十六字令·山》、《憶秦娥·婁山關》、《清平樂·六盤山》、《七律·長征》、《念奴嬌·崑崙》等華彩篇章。相反，在延安十幾年相對平和安定的環境中，毛反而詩情淡然，詩作甚少，除一首《沁園春·雪》之外，乏善可陳。

    這種現象，毛澤東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澤東訪蘇的專列上，蘇聯漢學家、翻譯費德林當面向毛表達他對毛在長征途中所寫詩詞的讚嘆時，毛說：“現在連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當一個人處於極度考驗，身心交瘁之時，當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的時候，居然還有詩興來表達這樣嚴峻的現實，恐怕誰也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當時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倒寫了幾首歪詩，儘管寫得不好，卻是一片真誠的。現在條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寫不出來了。”（58）其實，如前所述，這就是毛澤東的性格使然。同時，也符合藝術創作規律“文章憎命達”，“寫憂而造詣”嘛。

    第三，源自以屈原為代表的楚文化。

    我說的屈原代表的就是兩千多年前的楚文化，所謂“吳頭楚尾”，其風格就是比較瑰麗，浪漫，奇異，神秘，舉一個時髦的音樂人的例子，那就是譚盾。現在譚盾是在西方最有影響的華人作曲家，大家可能聽過他的電影音樂《臥虎藏龍》，交響樂《水》、《地圖》，你可能記不住它的旋律，但那種神秘詭異可能讓你揮之不去。但這也恰恰是打動和征服西方聽眾的要害所在。有一次，我在我們學院音樂系給研究生講課，問到他們譚盾的音樂素材來自哪裡，他們都搖頭，我告訴他們，就是來自湖南湘西，來自湘西鄉間古老的祭祀音樂，說穿了，就是兩千多年前“吳頭楚尾”文化的流風遺韻。青年譚盾曾插隊湘西農村勞動，那種音樂浸透了他的靈魂，成為了他在異國他鄉的音樂靈感和創作源泉。在今天經濟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贊成魯迅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還要再加一句，“越是古老的，越是現代的”，譚盾現在不就成了西方人所追捧的先鋒作曲家嗎？其實他不過是用西方的樂器和現代作曲技巧演繹和詮釋了中國湘西最古老的音樂遺存。

    當然，楚文化的代表首推屈原。在《離騷》、《九歌》、《九章》中所包含的想象浪漫的氣質，文字華美的修辭，憂國憂民的情懷都為毛澤東所心儀和推崇，使屈原成為毛終身摯愛不渝的作家。他們二人之間的精神連接和承傳，大家可以在毛澤東詩詞中細細品味，如毛澤東在坐地巡天的藝術遨遊，帝子乘風嫦娥起舞的瑰麗想象，倚天拔劍裁取崑崙的雄偉氣魄，都頗得《離騷》、《九歌》之神韻。我這裡再提供幾個毛喜歡屈原的例子，供大家參考。

    （1）毛澤東從青少年時期就特別喜歡屈原作品，如他在長沙第一師範學習筆記《講堂錄》，共計47頁，前11頁就是手抄的《離騷》、《九歌》全文，還寫有《離騷》的內容提要。到了建國以後，更是經常讀《楚辭》，1957年專門搜集了《楚辭》的各種版本多達50 多種。不僅僅是讀了，而是喜歡到把它當作一種藏品了。

    （2）1958年1月13日的凌晨，毛給江青寫了個便條，“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悟，心中喜悅。”時年，他已經65歲了，這天晚上睡覺前又重讀了一遍《離騷》，而且讀完又有所意會，有新的收穫。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毛澤東讀《離騷》讀幾十年，讀成百上千遍，叫做溫故而知新，有了一點新的領悟，還特別高興地與江青分享，可見其愉悅之情。（59）

    （3）1961年秋，毛專門為屈原賦七絕一首：

    “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

    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60）

    大家可以查一查，毛的詩詞裡專門寫歷史人物的一共就幾首。寫過魯迅兩首七絕；寫過賈誼一首七律、一首七絕，這是長沙人；寫過劉賁的一首七絕；還有半首《浪淘沙·北戴河》是寫給曹操的。然後就是這一首寫屈原的。至於他寫給自己人，如丁玲、彭德懷、郭沫若、羅榮桓等就不在此列了。

    （4）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在書房裡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臨別時，毛澤東突然把正在閱讀的、有很多批註的《楚辭集注》一共六冊收攏起來，送給田中。這是在外交部禮賓司安排之外的一件事情，田中為之驚喜不已，因為這是毛自己的讀本，並有很多親筆批註，彌足珍貴，從書桌上攤開的《楚辭集注》說明毛有事沒事就在閱讀。

    綜上可見，毛讀屈原近80年，屈原確實是毛澤東喜愛最早、熱愛最持久，用心最多的一個中國古代詩人。如果用我的一種讀書方法來衡量，你真正喜歡一個作家，就會象情人一樣伴隨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屈原就是毛澤東的精神情人。

    當然，在上古作家裡，毛澤東還喜歡一個人，就是莊子。毛澤東書讀莊子，多能背誦，詩詞創作深受其影響。僅以1986年版的《毛澤東詩詞選》為例，其中收毛詩詞50首，引用典故詞語出於莊子的就有7首，共11處。特別是《逍遙遊》所創造的鯤鵬形象，被毛詩詞5次引用，成了毛詩中鮮明的主題性藝術形象。（61）但是莊子和韓愈一樣，作為大文章家，他對毛澤東的影響主要是文風。

    第四，源自“三李蘇辛”為代表的優秀古典詩人。

    “三李蘇辛” 即李白、李賀、李商隱，蘇東坡、辛棄疾，他們的詩篇詞章，無疑是中國詩歌長河中最璀璨瑰麗的浪花，也為毛澤東所鍾愛。1957年1月16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講話，少有的對杜甫、白居易和“三李”作出了比較，說“不願看杜甫、白居易那種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現實主義一面不好，李白、李賀、李商隱，要搞點幻想，太現實就不能寫詩了。”（62）由此可見，“三李蘇辛”共有的特質，如幻想、浪漫、飄逸、華彩、豪放，都是吸引毛的所在，有人甚至據此認為毛有抄襲他們之嫌。我不否認，在毛的詩詞中有一些直接從他們的詩詞中搬出來的原句，如：“雄雞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賈生才調世無倫”這都是原句或某個字顛倒一下，但如人們所說，“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毛澤東就抄得恰到好處，顯示了他的淵源和師承，至多流露了他的個人偏好而已，這跟抄襲有什麼關係？毛澤東喜歡他們是真的，現存中央檔案館裡的毛澤東手書的古代詩作中，最多的是李商隱的詩，多達40多首。還有一個是蘇東坡，古代詩評家評價蘇是“開闊心胸，推倒豪傑”的一代詞宗，毛對其人其文也極為心儀，我認為毛澤東的名句“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就是化自蘇東坡的名句“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至於辛棄疾的文韜武略，氣吞萬里如虎的雄壯詞風，就更是和毛澤東心有靈犀 。

    前面，我們列舉了大量實例證明毛澤東讀書無數、廣采博收，這裡的例子又說明他情有所鍾、精選細讀，這是一種眼界，更是一種方法，所謂：“取乎法上，得乎其中，取乎法中，得乎其下”。毛澤東是取其上上，自然是得其上品。

    第五、源自湖湘文化。

    這是我要着重展開來說一說的。大家注意，這個湖湘文化和2000多年前的比較浪漫奇異的楚文化不大一樣，這是300年以來一種經世致用的、大氣霸蠻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湘人學子或者仕人集團影響中國歷史命運的文化精神。嶽麓書院大門外的名聯說得好：“惟楚有才，於斯為盛”，但我一直想為其改個下聯：“無湘不勇，”湘楚人物，文武兼備啊。

    先來看看湘楚人物。從兩千年前的屈原，賈誼，到1000年前的宋明道學的開山周敦頤，再到300多年前的王船山，逐漸形成了一個經世致用的哲學思想體系。由於王船山思想體系的形成，影響了湖湘幾代人。第一代是兩江總督陶澍以及賀昌齡、賀熙齡、魏源等人；第二代，就是將近兩百年前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等所謂的晚清中興名臣；第三代就是以一百多年前“去留肝膽兩崑崙”，“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譚嗣同為代表的戊戌變法人士；第四代就是一百年前的黃興，孫中山的總司令、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前敵總指揮，還有國民黨的元老宋教仁，《警世鐘》《猛回頭》的作者陳天華，還有以護法運動名震天下的雲南督軍蔡鍔等等，都是叱咤一時的風雲人物；第五代就到了將近一百年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大家數數看，光擔任過中共領袖和國家元首的湖南人就有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朱鎔基，擔任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時、李富春、陶鑄，十大元帥有其三：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十個大將有其六：粟裕、黃克誠、陳賡、譚震、肖勁光、徐光達，1955年授的57個上將里有19個上將，140多個中將裡面有40多個中將。前面我們說的是共產黨，其實國民黨也值得一說。就說八年抗戰吧，國民黨的正面戰場裡從忻口會戰開始，歷經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等等，一共打了22次大型會戰，其中有6次是在湖南打的，占了四分之一強。而且光是長沙會戰就打了四次，四進四出，薛岳指揮的長沙會戰打得非常精彩。淞滬會戰的中日傷亡比是四比一，而到長沙會戰衡陽保衛戰時，傷亡比打到一比一。八年抗戰，在湖南境內殲滅日寇多達20餘萬。僅1945年4月，在中國大陸對日最後一戰就是在湖南湘西芷江打的，殲滅日寇80000多人。如果抗戰戰果以省區來劃分的話，湖南無疑是第一。綜上，說湖南人深刻地影響和決定了中國近現代史的走向，是毫不為過的。

    其實湖南人這種雄視天下的精神，在上世紀初，就為國人所高度讚揚。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曾撰文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麼？‘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以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歷史作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底曾國藩、羅澤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書生! 黃克強歷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松坡帶着病親領子彈不足的2000雲南兵，和10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毅不拔的軍人”!最後，陳獨秀大聲疾呼：“歡迎湖南人的精神”！（63）

    陳獨秀說到的楊度，是一代曠世逸才，他模仿梁啓超的《少年中國歌》寫了《少年湖南歌》，其中最著名的兩句就是“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道盡了湖南人的霸氣和豪氣！這也就是毛澤東的霸氣和豪氣。

    據彭大成《湖湘文化與毛澤東》的研究，總結出湖湘文化有五大特徵，雖然有待推敲，但我認為富於原創和發現，我願意在此結合我的體會介紹給大家共享。（64）

    第一點是“哲理思維與詩人才情的有機統一”。

    一方面是哲學思維，從屈原開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北宋周敦頤首創太極圖說，到王船山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體系，一直到毛澤東思想的創立，歷代的湖南知識分子都力圖探尋把握宇宙社會人生的根本規律。就是所謂大本大原的問題。不是解決小問題，做什麼比怎麼做更重要。另一面就是瑰麗浪漫，神奇精妙的雲景文章，這個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毛澤東所重視的文采問題，從屈原到毛澤東，如出一轍，我們也不用多說了。

    第二點是“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與力行踐履的道德修養”。

    講究實事求是。東漢漢獻王最早提出的“實事求是”，後來在20世紀初被當時嶽麓書院類似院長這樣的人物把它寫在嶽麓書院一進門的影壁上。又過了20多年被毛澤東寫在延安的中央黨校，成為中央黨校的校訓直至今日。實際上從南宋的胡宏、張軾開始，湖南人就十分重視經濟之學，主張從國計民生中探求富國強兵之路。毛澤東就更加把它化成實事求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力行踐履的道德修養。就是嚴於自守，苦行清修。像青年毛澤東搞雨浴，風浴，游泳等等，這都是鍛煉體魄，更主要是鍛煉意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所謂“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王船山、曾國藩、左宗棠、羅澤南這些人也都是起於底層，出身寒微，但自律甚嚴。曾國藩為尤。

    我們來說一段小插曲。當時剿滅洪楊之後，曾氏和湘軍幾乎一統天下。曾國藩時任兵部尚書兼直隸總督，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長兼北京軍區司令，他的弟弟曾國荃相當於南京軍區司令。其他各處大體可以說無湘不成軍，無湘人不成衙門。光曾國藩老家湘鄉縣，因軍功授二品的就不下2000人。全國的武裝部長，軍分區司令、省軍區司令基本上都是湘人。全國的武裝力量盡在曾氏掌握之中。所以說當時有一種動議，主張曾國藩反清復明，漢人嘛。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王闓運。王闓運是何許人？一代狂人、無雙國士也。他在嶽麓書院也題有一幅名聯：“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湖南人這種大氣，真是氣死外省人，但你還真沒法不服氣。從王闓運的“湘水餘波”到毛澤東的“湘江北去”，其中不是都澎湃着湖南人的鐵血豪氣嗎？

    王闓運就是專門研究帝王學的，他是曾國藩的幕僚，牽頭鼓動曾國藩反清，但曾國藩始終沒有反，為什麼呢，這也算是一個歷史之謎，見仁見智，人言言殊。我沒有專門研究，不敢妄言，但我認為曾國藩有一句名言可以為其略作解釋，即：“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這個“概”字就是大概的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實就是個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來盛米，稻穀，堆得高一點，然後用這個木板來刮平，起的就是這個作用，這個叫作概。別人不來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國人相信“舉頭三尺有神靈”，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這就是自律。讓我來引申一下曾國藩的意思就是說，要見好就收，要激流勇退。我覺得這是曾國藩的一種處世哲學。當然也包括他對清朝的感恩，他曾經一年連升4級，36歲就當到了禮部侍郎，正二品。所以說，咸豐、慈禧對他是龍恩浩蕩，知恩圖報，正是儒教文化的道德傳統。上個世紀20年代，毛澤東組織青年學會諸友赴法赴日時，曾遇經濟拮据之困，幸得章士釗伸出援手，資助兩萬大洋才得以成行，毛當時在《送縱宇一郎東行》中欣慰地寫道：“無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里”，說的就是這件事。時隔近半個世紀，毛澤東對此還念茲在茲，感激不盡，從1963年開始，讓他的秘書林克在每年大年初二給章士釗送2000元錢，一直到他去世。毛對章的女兒章含之說，這就是還他那筆債。錢少情意重，其實毛對章家幾代人都特別關照。這種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

    第三點是“氣化日新，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

    從胡宏提出的日新不息的辯證發展觀到王船山的“造化日新而又不用其故”的日新哲學與人類進化史觀，這種精神一直盛行於湖南。所以青年毛澤東提倡“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追求新事物，敢為天下先，這也是湖南人的一個特點。曾經有人拿秦始皇來影射毛澤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就是做了這種事情，可能要斷子絕孫啊。結果毛澤東反問：“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誰無後乎？我無後乎？！”毛澤東就是不信神鬼，敢為天下先。

    第四點是“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群體參政意識”。

    湖南的知識分子參政，不是個別人，少數人，而是一個群體。例如前面我列舉的從陶澍到毛澤東，這前後200年左右，五代人，薪盡火傳。而且請大家注意一個特點，這些人主要是文人，平時都是道德文章交往，切磋學問。張軾、胡宏都在嶽麓書院講學。曾國藩、羅澤南這幫人都曾在嶽麓書院讀書，都是同學。當然毛澤東在第一師範學習時，也常去嶽麓書院旁聽。平時他們以學問陶鑄人心，轉移風氣，一旦到了時代更迭，國家動盪之際，這個文化群體就轉化為左右國家政局的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他們是典型的上馬擊狂虜，下馬草軍書的儒將，詩聯唱和，每有絕響。

    我舉幾個名聯。一個是兩江總督任上的陶澍，回鄉省親，下榻賓館，青年學子左宗棠抓住機遇在其下榻的賓館寫了副對聯：“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洲子弟，翹首公歸。”立刻博得了陶澍的歡心，因為上聯巧妙地嵌入了陶澍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刻，“春殿語從容”指的是咸豐皇帝在金鑾殿和書房裡問對，即接見陶澍；下聯又強烈地表達了三湘學子對當時作為湖湘仕人領袖陶澍的仰望和倚重之情。陶澍深為感動，就打聽這個聯是誰寫的，別人告知是左宗棠。左宗棠也是一介狂生，字今亮，等於說自己是今天的諸葛亮。但他應試能力不行，三次科考都鎩羽而歸，所以後來一怒之下就不考了，他的最高功名就是舉人，但他才華出眾，能力超群，一個對聯就把陶澍搞定。陶澍把左請來，徹夜長談，儘管他們年齡差了一代，地位懸殊，陶澍是封疆大吏，左宗棠僅是個舉人，竟然結成了兒女親家，一時傳為佳話。陶澍是最早推薦左宗棠的，體現了湖湘仕人互相提攜的抱團精神，這是一例。

    此後，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炳章手下當幕僚，其實是“大秘”，相當於省軍區的秘書處長。當時清朝有個制度，地方衙門給朝廷送重要文件，要發炮三響。表示政務透明公開，告訴大家我們湖南給朝廷發了什麼重要文件。駱炳章是巡撫，是書記兼司令，應該是送發他簽署文書就發炮，結果弄到後來，他簽署的不發炮了，左宗棠簽署的倒發炮，這就僭越了，再加上湖南總兵樊燮在公堂上被左宗棠踢了屁股，大怒之下辭官告狀，說左宗棠一介布衣當眾毆打四品大員，這是侮辱朝廷，罪該當斬。一時引起朝野譁然，咸豐震怒，着即派出官文為欽差大臣，南下查辦。當此之際，御史中臣潘蔭祖緊急上了一道奏摺，寫出了兩句名言：“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加上湖北巡撫胡林翼等的運作，這才保護了左宗棠，並使其一夜之間名動天下。但左宗棠也並沒有因此順利發達。到了他44歲時，林則徐從新疆特赦回福建，路過長沙，點名要見左宗棠。那年左宗棠雖然名氣很大但還沒有授到實職。林則徐送了他一幅名聯，予以鼓勵：“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又把自己在新疆勘探畫在羊皮上的軍事地圖送給左宗棠，對他寄予厚望。事實上，又過了20多年以後，左宗棠就是拿着林則徐送他的羊皮地圖到新疆平叛，打的是沙俄的阿古柏，平定了準噶爾叛亂。這是第二例。

    真正對左宗棠仕途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還是曾國藩。清代有個密薦制度，就是地方大員有權力直接寫密奏向皇帝推薦人才，這個比吏部的考察更重要。曾國藩一生中密薦過兩個人，一個是左宗棠，一個是李鴻章。他給這兩人寫的評語大體相同，都是12個字：“取勢宏遠，用事精微，堪當一面”。這兩個人都成了曾後時代晚清的股肱大臣。李鴻章是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左宗棠是陝甘總督，在陝甘總督任上收復了新疆失地，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功績卓著的民族英雄。雖然李鴻章不是湖南人，但李鴻章的父親和曾國藩是同年進士，因為很佩服曾國藩，就把青年李鴻章託付給曾國藩，所以李鴻章是正經的曾國藩的入室弟子。後來李家勢力坐大，淮軍超過湘軍。有一個小故事很說明問題，就是“總督換防老太太不換房”。說的是李鴻章在兩江總督任上調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老母親和他一起住在兩江總督衙門內，但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他的哥哥李瀚章調來接任兩江總督，所以老太太就不用搬家了。

    我們接着說第三例，有關“曾、左失和”的一副名聯吧。就在人們慫恿曾國藩反清之際，風聲傳到朝廷慈禧太后耳朵里，引起懷疑，為了避嫌，曾、左別出心裁，演了一齣好戲。當年曾國藩和他的幕僚有一個早餐會，就是在早餐上研究部署一天的工作。那天早上，議完要事後閒下來了，曾國藩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悠閒地寫着上聯“季子自視甚高，與我議論常相左。”把左宗棠的名字“左季高”嵌入其中，無意間流露了他對左的不滿與不屑。當時就有左宗棠的臥底快馬這個上聯報給左宗棠，左宗棠一聽，佯作大怒，立馬對了個下聯：“藩臣以身許國，問伊經濟又何曾。”就是說，你以為你是個人物，但是關於軍國大事，我左宗棠什麼時候問過你曾國藩？不僅把曾的名字嵌入其中，而且強烈地表達了對曾國藩的大不敬。兩個人鬧意氣，鬧出了這麼一對名聯。又被慈禧的臥底報給朝廷，解了慈禧的後顧之憂。這是曾、左用的小權謀，也是他們的大智慧。最為難得的是表達得風流儒雅。左宗棠收復新疆之後，後人有詩讚曰“大將西征人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迎得春風度玉關。” 湘軍將帥裡面，風流雅士很多，顯示出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此前的中國古代將領不大一樣。這些對毛澤東都深有影響，所以後來毛在中共的上層也經常這麼幹，但他沒有對手，英雄寂寞，只能自己天馬行空，獨來獨往，要唱和只能和郭沫若、柳亞子等人搞一搞，其他人不懂啊，弄個聯他也對不出來啊。

    第五點是“運籌決勝，平治天下的軍政謀略”。

    前面講到，集大成者王船山總結了中國歷史上治國治軍的方略，其思想體系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對300年以來的湖南人，對湖湘文化，對湘軍，對曾國藩都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1861 年曾國藩和他弟弟曾國荃捐資了4200兩白銀，最早刊行了《船山遺書》，就是幫他出了文集。曾國藩把這套書帶在身邊，包括在剿滅洪楊的過程中，戎馬倥傯，經常是挑燈夜讀。王船山的很多思想通過曾國藩的傳承，後來被毛澤東所發揚。王、曾都是從統治階級角度來研究當時農民起義，就是所謂他們的敵人的作戰規律。比如說人民戰爭如火之燎原，就是王船山最早提出來的，毛澤東換了個說法，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還有一句王船山的原話：“兵民是勝利之本”，後來也成了毛澤東的名言。王、曾總結農民軍的戰爭特點是“勝亦走，敗亦走，無所不走。”即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包括打得贏也走，撈了一把就跑。表現為機動靈活，讓你抓不住。這個後來被毛澤東發展為游擊戰，運動戰。曾國藩的原話是“我進則敵退，我退則敵又進。多打幾個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被毛澤東改造成“敵駐我擾，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疲我打。”十六字訣。再比如曾國藩說的“全軍以破敵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為意。”“隔而不圍，圍而不打。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這後來都被毛澤東整合為他的戰爭名言和戰略思想。（65）

    其實更加著名的《三大紀律八大注意歌》，也是改自曾國藩的湘軍《愛民歌》：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要先愛百姓。

    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

    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做主。

    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

    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上賬房……

    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

    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

    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夫人，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

    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萬不可欺負她，

    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66）

    尤其是後面四句，完全可以被視為毛澤東的“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原版。

    上述材料，大家可能不大熟悉，披露的不多，宣傳就更談不上了，因為我們歷來把曾國藩定位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怎麼可能受它的影響呢？但這是事實，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開篇我們說毛澤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而且主要講的是詩詞，其實毛對中華文化的承傳不光是文學藝術，也包括政治、經濟和軍事，曾國藩不過是中國傳統文化鏈中的一環。曾國藩，包括湘軍的其他將領對毛澤東的影響都很深刻，比如說湘軍的水軍統領胡林翼，字潤之，後來就變成了毛澤東的字。當然，毛澤東最推崇的還是曾國藩，對其有很高的評價，說他可以做大事，又可以教書。幾乎就是“君師合一”。毛澤東在1915年9月6日給蕭子升的信中寫到：

    “昔人有言：欲統一經，早通群經。今欲通國學，亦早通其常識耳。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藉而抱萬有，干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如是之書，曾氏《雜鈔》（《經史百家雜鈔》）其庶幾焉！是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抱四部精要。”（67）

    從中可見，青年毛澤東對曾氏《雜鈔》推崇備至，幾乎視為天下第一要書。事實上，在長沙第一師範就讀期間，毛澤東對曾國藩是下了大功夫的，光筆記就做了厚厚的幾大本，而且是越讀對其越佩服。時隔兩年，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又寫到：

    “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並無一干豎之，枝葉扶疏之妙。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68）這話表明毛澤東對曾國藩的佩服無以復加。

    誠如毛澤東所言，“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毛為何對曾偏愛至此，我覺得還有三點特殊原因可以解釋。

    其一，湘潭和湘鄉兩縣毗鄰，毛家和曾家相距不過幾十里路，而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就是湘鄉人，少年毛澤東常住外祖父家。曾國藩是1872年去世的，毛澤東是1893年出生的，相隔21年，可以想見少年毛澤東是聽着曾國藩的故事長大的，這是一種鄉情的耳濡目染，人文的啟蒙教育。

    其二，恰如曾國藩密薦左、李所言，“取勢宏遠。” 曾國藩自己就身體力行。剿滅洪楊之後，他將天下財富聚集湖南，主要不是用來大興土木，光宗耀祖，而是興辦鄉間教育。湖南近代以來人才輩出，重要原因就是鄉間教育辦得好，從娃娃抓起。其中毛澤東就讀的東山學堂，就為曾國藩所創辦。後來，毛澤東曾多次說起“沒有東山學堂，我就不可能走到長沙，如果走不到長沙，我就更不可能走向全國。”言詞之間，充滿了對東山學堂和先賢曾國藩的感念之情。

    其三，曾國藩一介書生，36歲時以禮部侍郎的身份被咸豐奪情，受命於危難之際，辦團練、聚鄉勇，從此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挽狂瀾於既倒，歷經10餘年而剿滅洪楊。文人出身， 和軍事不沾邊，從不舞槍弄棍，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和曾國藩其實是很相似的。他練游泳，搞風浴雨浴，也是為了練意志練體魄，跟武藝並不相干。1927年，朱毛井岡會師時，毛澤東唯一一次背上手槍，還撰打油詩自嘲曰：“背上駁殼槍，師長見軍長”，語氣頗為不屑。這是一次文字記載。還有一次圖片記載是1964年，毛澤東在羅瑞卿陪同下檢閱了大比武之後，一時興奮，現場留下兩張照片，一為揮拳打沙袋，一為端着步槍作瞄準狀。這就是作為千軍萬馬統帥的毛澤東畢生留給我們和武器、武藝相關的記載。此外，如毛自述，他所讀兵書也不多。長征途中，博古、李德等教條主義者嘲笑毛澤東打仗就靠兩本書，一本是《孫子兵法》，一本是《三國演義》。毛澤東後來多次反駁這種說法，說《三國演義》是從小就看過的，但是《孫子兵法》那個時候我根本就沒看過。當然這種說法也不完全可信，但大體說明毛澤東以前和軍事無淵源。鬧秋收起義，上井岡占山為王，實在也是被逼無奈。因為蔣介石搞了4.12政變，要殺共產黨人，你不殺他，他來殺你。而且毛、曾之間還有一點也很相似，開始多是屢戰屢敗，曾國藩弄得兩次跳水自盡，毛澤東帶着秋收起義的隊伍也是且戰且走，到永新三灣改編才基本穩住陣腳，後來又歷經了第四、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萬里轉移的大跌宕、大挫折，但是屢敗屢戰，愈挫愈奮，最終都戰勝了對手，成為了王者。

    現在我們就湖湘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作四點小結。第一點就是湖湘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進一步激發了毛澤東救國救民的偉大抱負“妙手著文章，鐵肩擔道義”，兼濟天下、捨我其誰。第二點就是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培養了毛澤東堅強的革命意志，廣闊胸襟和領袖氣質。毛的成功可以說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於意志的堅定和強大所致，但後期發展到唯意志論，過分看重誇大精神的作用，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第三點就是中國傳統的樸素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與馬列主義的結合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基礎。這裡所說的樸素的唯物主義主要是指王船山的哲學思想體系。第四點就是軍政謀略啟迪了毛澤東的文韜武略。湖南的仕人集團的智謀和風格對毛深有影響。

    當然，我們今天反觀湖湘文化以及對毛澤東的影響，也有四點值得反思。第一是長於研究社會人生問題，而短於研究自然科學。第二是長於研究政治軍事鬥爭謀略而短於研究社會經濟運動規律。說白了就是不大懂經濟，新中國成立之後長期在經濟決策方面的失誤與此大有關係。主要領導不懂經濟，毛對經濟更不感興趣。經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幾年折騰之後，1961年，毛終於在七千人大會上，公開認錯，表示自己對經濟問題不大懂，不如少奇、恩來、小平，更不如陳雲。第三是霸蠻有餘民主不足。霸蠻有餘，是毛澤東個性使然，也是湖湘文化使然，而民主不足，主要是封建文化的影響和體制使然，不好完全歸罪於毛澤東個人。第四是過於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而忽視客觀規律。他的浪漫氣質和他的詩化人生頗為相得，但是浪漫到詩化政治、詩化經濟，就不免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顯而易見，上述毛的文脈來源的第五點“湖湘文化”的內涵和外延，遠遠超出了詩詞的範疇，它幾乎涵蓋了毛澤東思想文化的所有的主要方面，但它又同樣不可避免地、曲折地、藝術地反映在毛澤東的詩詞創作中。同時，把毛的文脈來源分為五點，也僅僅是為了言說的方便，大可推敲和斟酌，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結語

    以上是我對毛澤東詩詞和毛澤東的初步研究，權當拋磚引玉。因為隨着我對毛的學習和認識的深入，愈發感到毛是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過渡中的一個最重要的人物， 他給我們留下了豐富而複雜的精神遺產。無論是從正面總結經驗還是從負面汲取教訓，我們對他的研究都還遠遠不夠。同時，毛澤東又是我們前進道路上無法繞過的巨大存在。截至今天，毛澤東離開我們才不過僅僅30年，但是他的思想和學說的影響已經傳遍全世界。作為一種回饋，來自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已經是汗牛充棟，而且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人們都對他表達了應有的敬重和關注。多達成千上萬種關於毛澤東的傳記、資料、回憶文章、研究專著以及文藝作品，已然形成了方興未艾的“毛學”熱，而且這種超越國界的廣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

    研究毛澤東這個龐大的課題是我所力不能及的，但是我慶幸自己年過半百之後成為了“毛學”領域中的一個新兵。我願意繼續從詩詞的角度進入“毛學”，雖然目前我堅信毛澤東是中國古典詩詞的最後一座高峰，但是我又強烈地希望有人超越毛澤東，不斷地將中國古典詩詞和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推向前進。10年以前，當經濟和科技全球化風靡之際，我就固執地堅持“四不主義”——

    1、走向世界不是走向西方；

    2、中華文化不必妄自菲薄；

    3、世界文化不能缺少中國；

    4、傳統文化不能固步自封。（69）

    今天，我更加偏激地成為了一個中華文化至上論者，正是由於中華文化的深邃和高妙、博大和精緻，所以它不為今天的世界真正理解和認識。詩詞怎麼翻譯？最好的翻譯也只能是表其意而喪其神。別說內容，就說詞牌吧，把《滿江紅》翻成《一條紅色的大江》，把《菩薩蠻》翻成《野蠻的菩薩》，這是哪跟哪？八竿子都打不着嘛。那麼怎麼辦呢？只有當所有的老外都像大山一樣的精通漢語，他們才會真正懂得中華文化的偉大和毛澤東詩詞的魅力。而且我堅信這一天終究會到來的。

    最後我用45年前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七千人大會中的一段講話作為本文的結語：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可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着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儘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70）

    其一，45年過去了，白駒過隙，白貓黑貓，白領藍領，白道黑道，市場經濟，民主法制，全球化……不管毛澤東當時的所指是什麼，但這40多年的發展變化，完全印證了他關於翻天覆地的時代判斷；

    其二，鬥爭依然存在，國際的、國內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宗教的、思想的、文化的，公開的、隱蔽的，離間計、反間計、美人計、超限戰……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又完全印證了毛澤東關於同過去有着許多不同的鬥爭特點和形式的判斷；

    其三，近30年來，鄧小平開創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闊，又恰好印證了毛澤東關於把馬列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儘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的發展道路和前途的判斷。這就是毛澤東具有偉人氣質、氣勢和遠見卓識的偉大預言。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可以斷言，再過50年，中華民族將完成翻天覆地的偉大復興。而毛澤東的名字，將和這個偉大民族過去的覺醒、今天的崛起和將來的騰飛永遠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