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千古一人？既是开国领袖，又是诗书大家？当然，首先是时势造英雄，从客观条件而言，20世纪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转折时期，它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毛泽东应运而生，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成为了其中最杰出、最重要的代表。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华民族的选择。就主观条件而言，毛泽东胸怀天下，生性好学，博闻强记，成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传者，和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集大成者。他又能得时代风气之先，接受马列主义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使二者融会贯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长成参天大树。他情感丰富，精力旺盛，永不疲倦地寻求新知，探求真理，理性的思考结晶成为了开国定邦的思想体系，情感的酝酿迸发铸成了横绝于世的瑰丽诗篇。如果说他是文韬武略，那么他是文大于武，以文立身，以文胜出，以文安天下。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他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鹤立鸡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他最大的底气和本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综合素质。因为这个，他才能鉴往知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才能不怒自威，君临天下，一言兴邦，一言乱邦。

    具体来说，从作家发生学和作家本体研究的角度看，贯穿毛泽东终生尤其是弥漫在他诗词创作中那种强悍而强大的自信，源自何处？我个人认为相当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巨大的文化优势。诸位如予不信，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研究与佐证毛泽东的文化底蕴与他的谋略、智慧、权威之间的互动和转化关系。

    第一，有诗为证。

    先讲讲诗歌，我们就讲半阙毛泽东词，看看怎么样。《沁园春·雪》的下阙：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大家注意这个“惜”字，是可惜的惜，惋惜的惜，叹惜的惜。叹惜谁呢？叹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大家知道，这五位可是在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350多个皇帝中能入得了毛泽东的法眼的屈指可数的明君雄主，其他的根本不在话下。就这五位，还让毛泽东为之叹惜。叹惜什么呢？“略输文采”啊，“稍逊风骚”啊，“风”乃《国风》，“骚”乃《离骚》，是文学作品的总称，也是才华的代称，说的是一回事。都是文采不行啊。跟谁比不行呢？就是跟我毛泽东比不行啊！毛泽东的高度就在这里，他纵览中国两千年，皇帝无数，英主辈出，但都文采略逊，风雅不足。不过毛泽东还是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尊重，措辞相当温和，只是“略输”和“稍逊”，至于成吉思汗，那就很不屑了。你看看，“只识弯弓射大雕”，只会用箭射鸟嘛。

    前面我说过了，这首词不可能是胡乔木或者别人什么代写的。为什么？因为气势不同。帮毛商量切磋斟酌个别字句，这是有可能的。蒋介石曾说这首词有帝王气，要批毛的帝王气。这句话没说错，确实有帝王气。读这首词给人的感觉，是江山底定，霸业已成。

    我提醒大家注意，这几句词无意间泄露了毛泽东臧否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看一个人就看你有没有文采。毛非常重视这个。四个最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看来，文采都还是不行。我们举一个反证，虽然不是皇帝的曹操，毛泽东却极度推崇。因为曹操有文采，诗写得好啊！你们去读《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的雄健大气和毛的诗确有有相同之处，所以毛泽东把他引为同调。尤其是《龟虽寿》、《观沧海》，毛泽东不仅反复吟诵，而且反复手抄。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54年7月23日，他曾专门给在北戴河休假的女儿李敏、李讷写了封信，专门指出：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32）

    不仅如此，毛还专门为曹操赋词一首：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由此可见，文采的确是毛泽东量人的重要标准。

    再换一角度看，我们应该重视这首《沁园春》的写作背景。1936年2月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去抗日，在山西黄河边一个小山村遇到大雪，2月6日便写下这首词。大家别忘了， 1936年底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也就是说，当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可以说立足未稳，人枪不过三、五万。而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部署已毕，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三十万大军已兵抵潼关一线，准备往陕北压过去，对中央红军一举歼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事变”确实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形势如此严峻，红军命运危如累卵，但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券在握，胸有成竹。他的自信和底气究竟在哪里？要我看，只能说是文化。因为他深知，打仗打的不光是人力和武器，最终打的是文化，所以他才在长征路上多次放言要以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因为在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先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在国民党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才子，颇为汪精卫、胡汉民看重。毛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他在早期在中国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影响，所以他很清楚他的对手蒋介石们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情形果然如此，时隔十年，羽翼丰满的毛泽东应蒋之邀单刀赴会，前往重庆谈判，适逢老友柳亚子索词，“索句渝州叶正黄”，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毛泽东信笔写下《沁园春·雪》相赠。这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诗友唱和嘛，不需要经过政治局，也不需要五大书记讨论，但它却像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预言，在1945年11月14日的《新民报晚刊》上一经发表，立刻轰动了重庆，轰动了国统区。按照我的说法，第一，它横扫二十世纪中国词坛，这首词一出，别的就没有啦；第二，它粉粹了国民党对朱、毛，对红军的妖魔化。国民党操纵的媒体长期宣传朱、毛土匪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甚至在茅台酒池子里面洗脚……那么人们就要问了，一个土匪能写出如此大气磅礴、风流倜傥的词来吗？别说土匪了，你蒋委员长能写得出来吗？

    打死蒋委员长也写不出来，而且确实让他看傻了眼。他首先是不敢相信这是毛泽东写的，他问他的侍从室主任、大秘、文胆陈布雷，毛泽东能写出这个词来吗？是不是毛泽东自己写的？陈布雷说，据我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很深，我看像是他写的。蒋介石更加气急败坏，对毛的“野心”心有余悸，对毛的才气妒火中烧。说，咱们能不能弄一点词，跟他和一和，把他这首词给灭了？陈布雷领命而去，把重庆一流的诗人作家教授都叫来，开会布置任务，连夜加班加点写。写出一大堆来，送给蒋介石看，蒋越看越摇头，实在没法跟毛泽东比啊！也就是说，举全国之力，就弄不出这样的一首词来。你说这首《沁园春》有多大的威力吧！这不是多少个军所能比得了的。而且，由于这首词，征服了整个国统区无数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如果这个时候让大家在毛和蒋之间做个选择的话，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传统文化选择帝王的最高标准，就是君师合一，毛泽东集帝王气和风流气于一身，就是最理想的领袖了。大家可以回忆回忆重庆谈判期间毛和蒋的照片，蒋常常是戎装笔挺，却显得有几分呆板，毛虽然衣着平平，略显土气，但神态自若，是真名士自风流，惟大英雄能本色，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大气和安详。二人并立，蒋倒有点像毛的侍从。要说重庆谈判的收获，有一半要归功于《沁园春·雪》。

    真正把毛泽东这首词和好的是柳亚子，他的下阕是这么说的：“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他这个说得严重了，我只说横扫20世纪中国词坛，他说是横扫1000年——“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在他看来，豪放大师苏东坡还气势不够，“气吞万里如虎”的辛稼轩，也只会发发牢骚……为了表达他的诚心诚意，1945年10月21日柳亚子又应尹瘦石之邀，在自己的和词上欣然命笔，加了一段跋，云：“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有嘡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讦耳！”（33）显然，柳亚子在这里是捧毛词而抑苏、辛，实心诚意难能可贵，言辞过激可以理解。

    但是，柳亚子一介狂狷之士、一代词坛盟主，他都如此折服，其他人就更是趋之若鹜。什么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等，莫不如是，如果说周恩来长期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利用他的睿智、圆融、机敏、练达、亲和和耐心，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上层政要和民主人士，那么毛泽东凭一首词就把他们搞定了。当日的重庆上层和文化界都以一睹毛泽东的风采为荣。

    随后就在很多场合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不管是蒋的欢迎宴会还是毛的答谢宴会，总是毛泽东走在前面接受敬酒或敬酒，周恩来紧随其后代酒。代酒什么意思啊？两个意思：第一，我来先喝，如果酒里有毒，我以身试毒；第二，毛泽东不胜酒力，而周恩来酒量惊人。多年来人们盛传周恩来善饮，但是到底能饮多少谁也不知道，最近我在《特殊的交往》一书中偶尔看到水静的回忆，说在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她和周总理两人对饮，一人一瓶茅台，半个多小时就喝完了，她佯装头痛，挂了免战牌，而总理却表扬她说：“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一瓶茅台，很不简单嘛。”随即扬长而去上舞厅了。（34）这是个小插曲，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第二、有文为证。

    毛泽东诗词写得好，文章行不行？我来说两篇文章一封信，一篇文章的开头，一篇文章的结尾。文章都是毛早年的文章，没有秘书代笔，秘书也写不了。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来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去年和今年，我有幸应邀担任北大中文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读了不少博士的大作，很多人的文章是做得好啊，学问很大了，洋洋洒洒都是二、三十万字，但是有的人太绕，开头开了一两万字还是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建议他们去看看毛泽东的文章，作为一个大文章家，毛的文风是何其明快啊！

    再说一个文章的结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年初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城里的一个米店写的，是为了回答林彪的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的判断是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怎么个快要到来法？文章的结尾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遥看东方已看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看看毛泽东的这个比喻，这个排比，何等的清新、形象、生动、壮美！这样的文章，秘书能写得出来吗？

    再说一封信，那是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用的是骈体文，充分展示了毛深厚的文言功底：

    “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城。

    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汉奸，千万年同兹快举。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

    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

    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

    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

    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35）

    情意恳切，词格古雅，读之铿锵，闻之动容。这样的文章，也是秘书写不出来的。

    我还想起，“文革”中唱毛主席语录歌，当时唱遍大江南北啊。大家今天知道，这个歌词是很讲究的，上下两段绝对是很整齐的，而且要押韵，这是基本的条件。毛主席语录都是从他的文章中摘下来的，讲话中的一段段话，参差不齐，更不押韵，怎么能变成歌来唱呢？当然，作曲家劫夫很伟大，但是我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好啊！比如流行最广的一句，我们部队一遇到危难险急的时候，大家都念这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这么17个字，一念就鼓劲，充满节奏和韵律，朗朗上口、铿锵有力。这样的语录当然可以拿来谱曲。换成别人的什么语录能随便谱成歌曲吗？即便劫夫再世，恐怕也无能为力。

    其实毛泽东对作文章是下过大功夫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头角峥嵘了，到延安后，他与埃德加·斯诺谈起长沙第一师范教古文的袁继骝袁大胡子时还说：“‘袁大胡子’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36）有了扎实的古文功底，作文章就文采斐然、势如破竹。如毛泽东在1919年7月28日《湘江评论》写的《民众大联合》：

    “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37)

    由于毛泽东的文章连篇累牍，来势汹汹，使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在400多种学生刊物中脱颖而出，誉满全国。9个月前还冷落毛的胡适之称此文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赞扬作者“极其深远的眼光与有力的、恰当的论辩”；李大钊则在自己主编的《每周评论》上予以全文转载；曾蔑视过助理图书馆员毛泽东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也称此文“表达了学生运动最本质的目的”。一时间洛阳纸贵，年轻的毛泽东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38)

    中年以后，毛泽东潜深流静，做文章不追求外表的光昌流丽，而讲究内在的“神气”。他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突然插了一段“文章作法”——

    “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有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到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39)

    “神气”应该是一个湖南方言，我个人理解，神气就是传神、气韵生动。而毛泽东总结“神气”的经验就是要多用口语。

    口语好在哪儿？根据我个人的学习体会，从实用层面来看，第一，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广大官兵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讲通俗易懂的口语，大家容易听得懂，好接受。第二，不管是文字还是书面的表述都有四个层次，最高的境界就是深入浅出。像鲁迅的学术演讲《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把学术问题搞得跟聊天说故事一样，这是大家。第二个层次是深入深出，像黑格尔，像部分博士论文，确实有深度，但很晦涩，读得费劲。第三个层次是浅入浅出，像相声小品，虽然没什么东西，但好玩得很。最差的层次是浅入深出，明明没有东西，但搞得很深奥，这是比较烦人的，就像少数博士论文。

    对这一类文章，毛泽东也是深恶痛绝，他曾在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讽刺那些毫无神气的八股文章：“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到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微延长一两年寿命呢！”(40)

    从审美的层面看，口语往往比较生动传神，形象活泼，便于记忆，便于流传。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对共和国的外交方针讲了三句名言，一是“一边倒”，就是紧跟苏联；二是“另起炉灶”，就是打散国民党的外交旧摊子，重建共产党的外交队伍；三是“打扫干净再请客人”，就是不急于和外国接洽谈判，内部收拾好了再来建交。三句话都是通俗浅白的口语，但是主旨鲜明，形象生动，成了此一阶段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

    毛泽东左手写诗，右手写文章，两手都很硬。

    第三、有事为证。

    说几件事情看看毛泽东文化的底蕴是如何修炼和怎么转化的。

    1、建国之初，进得城来，环境始为安定，条件大为改观，毛泽东沉湎于书法之中。有一个经典情节颇能说明他沉湎之深，他从大收藏家张伯驹处借来一个海内孤本，陆机的《平复帖》，说好借一个月，天天有空抓紧临帖，到了第29天，张伯驹竟然径直打电话给毛泽东，提醒毛说你借我那个贴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等于是给毛一个通牒。毛泽东一听很生气，说不是还有一天嘛，你着什么急啊。

    由此可见张伯驹和毛泽东都是性情中人，又都是较真的人。一个是你借了就得还，哪怕你是皇帝。一个是我借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决不食言，你29天催什么催？其实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和郭沫若过从甚密，多半也是诗词唱和、切磋书法。

    2、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张贻九主编的《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一书，附录了建国后的20多年中，毛泽东评点圈阅的1662首（篇）诗词曲的目录。远至上古的逸诗如《击壤歌》、《卿云歌》、《尧戒》等等，近至清末，中经周、秦、汉、晋、唐、宋、元、明，历代名家名作，多有涉及，还有许多一般诗人，甚至称不上诗人的诗作，如唐·杜秋娘的《金缕衣》、7岁女子的《送兄》、太上隐者的《答人》等等。足以见出毛泽东阅读视野之广阔，同时又不乏精读者。比如，毛在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这首诗的每句旁都画了曲线，每句末都画圈或双圈，并写下了100多字知人论诗的评语。

    另外，圈阅之后是背诵。今天在中央党史档案馆里，保存毛泽东手书的古诗手迹一共是117首，其中书写了两千年以来58个大诗人的重要作品，包括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等等。这些诗是在什么情况写下的呢？在毛的办公桌旁边有个大书案，工间休息时毛就到这里，作为调剂，拿起毛笔，信笔就写，既是练字，又是默诗。从屈原的《离骚》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像600多个字以上的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都算是大作品了。这时毛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提起笔来就能默写这么多经典名篇，除了他非凡的记忆天赋，也足可见出他对诗词下的功夫之深。决非一般的雅好，业余的消遣，而是真正做到了烂熟于心、融会贯通。（41）

    还有一个小诗人的例子，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际，有一天晚上，毛将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批给柯庆施，让印发华东局各同志，信手在最后一页写下清代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 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 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 至今仍唱百年歌。”

    当时毛是默写而成，事后工作人员查对，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中的“飒”应为“瑟”，“下”应为“畔”。是年，毛泽东70岁。(42)

    再说81岁的毛泽东，此时已患严重的白内障，但是毛又须臾不可离开书本。怎么办呢？只有选一“侍读”。条件是口齿清晰，古文功底好，年纪适中，政治可靠。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北大中文系的老师里面选定一个名单，由张玉凤念给毛听，毛听后略作沉吟，说“那就让芦荻来试试吧。”芦荻，女，时年44岁，并非学界名流。毛为什么挑中她呢？因为毛泽东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由人民大学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冯其庸等人选注的《历代文选》，其中《触詟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等篇为毛所喜爱，而这些篇目都为芦荻所选注，因此毛记住了芦荻，而此时芦荻又正巧调到了北大中文系，和毛有缘啊。芦荻第一次去见毛，卧床的毛握着芦荻的手问道：“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吗？”不等芦荻回答，便自己背开了：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笑问：“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然后从刘禹锡说起，表示欣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接着又背诵刘禹锡的《陋室铭》、《竹枝词》等等，进而又谈到三国的阮籍、北周的庾信。最后说：“该你讲了，就讲讲庾信的《枯树赋》吧！”芦荻毫无准备，就凭着记忆背，引起毛泽东兴味盎然，又谈起江淹的《别赋》及《触詟说赵太后》。兴奋异常，下床踱步，边踱步边吟诗，走了三圈。从夜里10点18分到凌晨1点，大夫劝阻不住，谈兴正浓的毛泽东又谈了两个小时。

    当时对芦荻来说，古典诗词、先秦散文均可对付，毛点到哪里她背到哪里。但《二十四史》就越出了她的专业范围，碰到生僻古字不认识，就停住了，这时毛就催她“念啊，念下去啊。”芦荻只好如实相告，不认识字，要查字典。毛立即随口说出那个字，并大笑不已。芦荻窘迫之中万分惊讶。(43)

    有这种惊讶的远不止芦荻一人。1975年7月21日，广安门医院眼科大夫唐由之为毛作了左眼白内障手术两小时后，唐轻轻走进毛卧室，毛听到脚步声问是谁，张玉凤说是唐由之大夫。毛便不禁吟道：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随后问道，“乃父是读书人吧？”并要来铅笔和便笺，摸索着将这首诗写在了六张纸上，并签名送给唐作纪念。（44）

    我想问问，今天，我们包括北大在内的中文系年轻的高材生们，有没有几个人敢站起来说，《诗经》、《离骚》、先秦散文，唐诗宋词我随便背，有没有？我表示怀疑。

    3、举3个例子，证明毛泽东创作态度之严谨。一是慎言。1959年9月7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称，“诗两首（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45)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又致信陈毅称，“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擅七律，董老擅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46)充分表明了谦虚谨慎的大家风范。

    二是慎作。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颇有感慨，酝酿新作。其间，邓颖超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国妇女代表团，悄悄向毛索诗，说你上了井冈山，必有大作。4个月之后，即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抄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送邓颖超一阅，并附言道：“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47）附言中说，“你压迫我写诗”，即指邓颖超的索句，因此熬了几个夜，写出初稿，又改了几个月，仍不满意，但还是送给邓颖超们征求意见。因为当时在党内高层，对毛的诗词是先睹为快。但毛却从不苟作，慎之又慎。

    三是慎改。前面我谈了最典型的《贺新郎·别友》，改了五十年，此处不赘。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1962年12月26日，过69岁生日的毛泽东针对国际反华大合唱写下《七律·冬云》，中有“高天滚滚寒流泄”、“热肤挥雨洒江天”之句，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高天滚滚寒流急”、“热风吹雨洒江天”。1963年1月8日，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原稿中有句云，“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千万事，从来急。”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多少事，从来急”。此中例子不胜枚举。而且毛泽东还喜欢将新作就教于各方高人。如前面所说两首七律，毛泽东就曾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同一封信中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视为至要。”13日又给胡乔木一信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48）这两首七律，毛泽东是参考了郭沫若、臧克家、梅白等多人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才最终定稿发表。如此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当然是越改越好，越改越精。

    4、毛泽东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话风和文风。那时的毛有几个特点，一是能熬夜，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动辄三更半夜召集开会，一开一个通宵，搞得中央高层围绕他的作息时间转；二是好出行，动辄坐上专列出发，沿途召见省、地、县委书记，听汇报，作指示，不少重要观点和思想由此形成；三是善演讲，兴致所致，信马游疆，天马行空，议论风生。

    比如1958年春天的成都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天，毛泽东都乐此不疲，前后多次讲话。尤其是1958年3月22日，在他的第四次讲话中，倡导大家敢想敢做敢说，信口讲了这么一大段：

    “孔子不是二三十岁就搞起来的，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学，学问是后来慢慢学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马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他所批判的都是当时的一些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等，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时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是三十三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49）

    这一段一讲，大家就有点懵了。会议期间，毛还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发给大家，如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等等。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毛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这就有点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大家心里都发虚啊！虽然有几个人能写，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是不会写诗的。毛还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50）

    毛的这一番宏论，可以说把所有的人都搞定了。随后，柯庆施、胡乔木、邓小平、薄一波、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先后发言，而且开始偏离了会议主题，纷纷赞扬毛泽东个人。以柯庆施的发言最为典型：“我们跟从毛泽东要达到盲从的程度，我们相信毛泽东要达到迷信的程度。”一时成为名言。会后不久，柯即进了政治局。

    最近有资料披露，当时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动议，准备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因为1957年底，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叫《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文章为毛所激赏，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这篇全文三万多字长篇报告的第一、四部分。到1958年南宁会议的时候，毛拿出这张报纸，将周恩来的军说，恩来，你能写出这种文章来吗？周恩来说自己写不出来，然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书，有辞职的意思。毛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研究，是不是用柯取代周。后来，以邓为首的书记处成员一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才没把周换掉。（51）

    当时，除柯之外，其他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大概作了这么一些表态——

    “我们水平比毛主席差一大截，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毛主席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学，有的不可学，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论知识、革命经验、那么强的记忆力，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到的；

    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毛主席只要做到三好，即：跟好，学好，做好。”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里接下来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这些话，态度都是诚恳和严肃的，对毛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这是1958年春天，还没有整彭德怀，党内空气还是比较民主的。“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开了新中国的先河。”（52）

    如果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有所准备，那么，随后的例子更说明问题。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乘船走三峡，由党内一支笔、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陪同。几十年后，吴冷西还充满感佩地回忆道：

    “江峡轮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30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还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观看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论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53）

    信手拈来，纵论古今，这种领袖你能不服吗？西哲有云：知识就是力量。毛的力量如何？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霸权，文化征服和文化威慑。

    因此才有《乌托邦祭》所记录的一幕。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的一天，上午八点一刻，100多名中央委员本来是一路上聊着天往会场走，进门一看，主席台上正中已经坐了一个人，定睛一看，就是毛主席。于是，大家立马踮起脚来，轻轻地走进去，慢慢落座。全部落座以后，毛突然讲话了，说：“同志们，你们今天来得很早，但是我比你们来得更早，我现在还没吃早饭，我想就在这里吃点早饭，大家有没有意见？”

    大家有点傻了，不知所措，从来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啊。突然有一个人鼓掌，于是大家都热烈鼓掌。等鼓完掌以后，毛又说话了：看来大家是没有意见。然后他对幕侧一招手，上菜。服务员鱼贯而出，把早点端了上来。然后，毛泽东坐在台上，喝着稀饭吃着馒头和100多个中央委员谈笑风生。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场景？（54）

    什么叫君临天下？莫此为甚哪！我们看今天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极尽排场之能事，千方百计想突出帝王的所谓威严，但是跟毛泽东一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毛是不严自威，视中央大员如无物，这就叫鹤立鸡群。我就想，假若再过若干年之后，我们可以如实地把这样的历史场景和细节拍成电视剧，让后人瞻仰一下，当年的毛泽东是何等气派，何等威风！

    还有关于许世友的故事。前不久我读到杨成武的回忆录，谈1966年冬，他以代总长身份陪毛泽东视察上海，而毛交代他把许世友秘密弄到上海来。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预感形势不妙，就跑到大别山下的一个军队农场去避风。当时，张春桥主持上海工作，准备揪斗许世友。但毛听到这个风声，就是要当着张春桥的面接见许世友，意在告诉张春桥，我是要保许世友的。

    许世友也不知去上海干什么，心怀忐忑，心想去上海要出事。但进了客厅，一下看见了毛。抢步上前，跪在毛跟前，抱住毛的双腿，号啕大哭。你们想想，许世友也是一名悍将啊，一生杀人如麻。但是此刻见到毛泽东，就像幼儿园的小孩盼家长盼了好多天，终于来接他了。这对君臣又如父子。

    1973年12月21号，已经八十岁的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有一段话是对许世友说的：许世友同志，你现在看《红楼梦》吗？许说，看，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我全看了一遍。毛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说，没看那么多，刚看了一遍，一定坚持看下去。毛说，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你就只讲打仗。许说，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我的要害。毛说，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面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看得懂吗？许说，大体可以。毛说，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毛说，不怕，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55）

    大家可以把这个例子和前面说王明的例子作个比较，毛对王明那样的雅人，就来粗的，把他说得狗屎都不如，对许世友这种粗人就来雅的，说要读五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许世友读一遍《红楼梦》，就读得一头雾水，读5遍就更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了。所以说，毛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第四，有史为证。

    我这个“史”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毛的诗拿来和别人的诗宏观地概略地比较一下。怎么比？跟谁比？先纵比，跟中国历代帝王比。不是有350多个皇帝吗？就跟他们比比看。按说，一边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边是封建帝王，没有可比性。但是有一点是具有可比性的，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岗位，都是一国之君，以一国之君来从事诗歌创作，他们都是业余诗人，这都是可比性。从何比起呢？

    有一比是执政时间，在2000多年350多个皇帝中，在位50年以上的太平天子共六人，康熙61年，乾隆60年，周穆王58年，汉武帝54年……乾隆六十大寿的时候曾举行了一个“千叟宴”，有一个赴宴老翁自称141岁，亲身见证了大清的繁荣昌盛，引得龙颜大悦，乾隆当即为他出了个上联；“花甲重逢，更添三七岁月”，纪晓岚跟着出了个下联“古稀双庆，又加一度春秋”。扯得有点远了。毛泽东如果从遵义会议算起，也有41年，如果从建国算起，27年。执政时间不是最长的，但我们比的是诗词啊。

    有史料可查的，帝王级的人物的著名诗文，最早的有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但都只有孤篇传世，而且到底出自何人手笔也不可考。然后就是刘彻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还有那个魏武帝曹操，是个准帝王，前面已经说过了。然后就是一代词宗李后主，婉约派的大师，我觉得客观地说，就婉约风格而言，毛泽东是写不过李煜的。毛的《虞美人·枕上》明显受了李煜的影响。另有个宋徽宗，开创了“瘦金体”，可以说在书法上和毛打个平手，但人家宋徽宗画画得好啊，你们去看看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的《听琴图》、《芙蓉锦鸡图》，都堪称经典。他的工笔人物、工笔花鸟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地位的，达到了大师级水平。但他的诗词不如毛泽东。李煜和赵佶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有艺术才华的两个人，赵比李略输文才，李比赵稍逊丹青。1100年，南唐李后主为宋太祖赵匡胤所俘，时隔不久，郁郁而终。200多年后，宋神宗仰慕李煜才华，在生赵佶之前，专门观赏李煜诗画，当夜梦见李煜来见……这个坊间传说意指宋徽宗乃李后主的转世投胎。这真是一对冤家孽子，有浪漫轻佻的才子情，无经天纬地的君王才。李、赵之后，附庸风雅、舞文弄墨的虽然不少，什么朱元璋、康、雍、乾，但基本都不入流。跟毛不是一个档次。李、赵虽然在单项上比毛胜出，但是有个根本的不可比性，就是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没有做好本职工作，都是亡国之君。所以综合比较，毛是冠军。这是一个比法。

    还有一个比法，不跟皇帝比了，比比大诗人怎么样。就和李白比一首词，《忆秦娥》。据考证，《忆秦娥》词牌为李白所创，原词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是一首好词，尤其最后八个字为王国维所激赏，认为“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说的是不错。

    我们再看看毛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显而易见，毛词夺胎于李词，韵脚一样，风格迥异，一为高古悲慨，一为豪迈沉雄。毛词最妙处也在后面八个字，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如果大家有傍晚登高望远的经验，看群山如浪奔来，在夕阳的晖映下由黛青到钢蓝到绯红再到血红，景象何其壮观。然后再由此想到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血战无数，血染山河，从江西到遵义，雄关如铁，都已迈过，但“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即便如此，也还要杀出一条血路，勇往直前。情景交融，衬托出了这首词的格调之悲凉，气韵之慷慨，意境之阔大，画面之壮美，色彩之艳丽，它的情感、力度，我认为比李白有过之。不是说毛泽东的诗歌才华超过李白，而是毛的战争生命体验为李白所未有。这就造成他们的重要区别，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之幽情，而毛泽东是一个亲历战争的统帅，以笔蘸血，用生命在写诗。这也是他和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骚人墨客的最大区别。我们不能总体上说毛泽东的诗词达到了李白的水平，但就说这一首，尤其是这个结尾，是超过李白的。

    这也是一种比较，我们点到为止。

    前面说了纵比，下面我们来说横比。就是把毛和他同时代人、同事、同僚作比较。我党我军的元戎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周恩来等都有诗词传世，而且多数人的创作量都远远超过毛泽东。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比如周恩来的“大江歌罢棹头东，遂秘群科济世穷，十年面壁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朱德的“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叶剑英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更有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而毛的诗词就创作量而言不能算高产，目前胡乔木主编的权威版本和海外刘济昆的所谓全编都不过六十余首，我现在搜集到的约近100首，恐怕这就是全部了。但论艺术成就，毛诗比他的那些同志们恐怕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至于书法，就更没有可比性了。

    恰恰他们又非常具有可比性，一是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年龄相仿，文化背景相同。而且要说青少年时期读书的环境，这些人多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学习条件都胜过毛泽东。二是他们青年投身革命，斗争经历和毛泽东相仿，区别只在于毛是第一责任人，力挽狂澜也罢，日理万机也罢，主要的功绩都归于毛泽东，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大家的业余爱好都是诗词和书法，数十年不辍，临了一比，高下立现，不服不行啊！

    所以，晚年毛泽东虽然犯了文革等重大错误，但并没有减损多少他的个人魅力。不少在文革中遭到冲击迫害甚至妻离子散的人物，时过境迁之后，不光没有怨恨之情，甚至仍然对他充满了崇敬和缅怀。最典型的是罗瑞卿，七年身陷囹圄，双腿残疾，1976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悲痛不已，坐着轮椅冲破阻力，参加了毛的追悼大会，并拄着拐杖以惊人的毅力站立了一个多小时，表达了他对毛泽东最后的忠诚和景仰。（56）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诗词为表征的巨大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一种势能，转化成了他多方面的优势，使他总是胜出一筹，先声夺人，以至于他有意无意地把这种优势作为一种武器和谋略。这一点在他的晚年体现得尤为充分，比如讲话总是把一些生僻典故信手拈来，而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使人一头雾水，即便是历史学家，也常常需要经过考证，才能找到出处、原意，然后再来揣度毛的本意和动机，造成一种“从来天意高难问”的玄妙感。从而使人们仰之弥高，惧之日甚。

    五、五个来源

    前面我们讲了毛泽东诗词的高蹈和精妙，讲了以诗词为表征的毛泽东文化底蕴的深邃和博大，那么其文脉何来？下面，我尝试着从五个方面对此再作一探源。

    第一，源自毛泽东的天赋个性。

    前面我们在第三部分讲毛艺术风格的第一个特点“豪放大气”时，举了毛16岁的《咏蛙》诗为例，说明了他的霸气。这是与生俱来的，现在又有资料披露了毛更早的诗作，他13岁写的《井赞》: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57）

    表明他渴望挑战艰险，搏击风浪的人生信条，他的远大志向从小就异乎常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诗作今天其实都不可考，是否真正出自毛的手笔，大有疑问。但这并不重要，人们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这些诗作和出自青年毛泽东手笔的《沁园春·长沙》和《湘江评论·发刊词》等诗文中的磅礴大气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这就是天赋个性。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多有论述，这里点到为止，而且，毛泽东的性格极富挑战性和斗争性，愈挫愈奋，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斗争和创作生涯中。这就要说到下一个问题。

    第二、源自毛泽东的斗争实践。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就是毛自己的创作体会，他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相互发明、相互应证。首先是毛壮丽奇伟的一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绚烂奇谲的源泉，这一点，我在前面多有阐述，此处从略。其次，纵观毛60年的创作生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从量和质两方面来看，都大致可以说，他的创作，中青年时期胜于老年时期，建国前胜于建国后，战争年代胜于和平年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来作一个简单分析。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在两首沁园春之间，即1923年到1936年约13年期间。而这十几年，是毛个人和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可以说，内忧外患，凶险莫测，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创作的条件和环境更加无从谈起。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此中表现出来，巨大的压力带来巨大的反弹，毛的诗情空前迸发，前后写下了《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等经典之作。尤其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写出了《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华彩篇章。相反，在延安十几年相对平和安定的环境中，毛反而诗情淡然，诗作甚少，除一首《沁园春·雪》之外，乏善可陈。

    这种现象，毛泽东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上，苏联汉学家、翻译费德林当面向毛表达他对毛在长征途中所写诗词的赞叹时，毛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58）其实，如前所述，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使然。同时，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文章憎命达”，“写忧而造诣”嘛。

    第三，源自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我说的屈原代表的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楚文化，所谓“吴头楚尾”，其风格就是比较瑰丽，浪漫，奇异，神秘，举一个时髦的音乐人的例子，那就是谭盾。现在谭盾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华人作曲家，大家可能听过他的电影音乐《卧虎藏龙》，交响乐《水》、《地图》，你可能记不住它的旋律，但那种神秘诡异可能让你挥之不去。但这也恰恰是打动和征服西方听众的要害所在。有一次，我在我们学院音乐系给研究生讲课，问到他们谭盾的音乐素材来自哪里，他们都摇头，我告诉他们，就是来自湖南湘西，来自湘西乡间古老的祭祀音乐，说穿了，就是两千多年前“吴头楚尾”文化的流风遗韵。青年谭盾曾插队湘西农村劳动，那种音乐浸透了他的灵魂，成为了他在异国他乡的音乐灵感和创作源泉。在今天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赞成鲁迅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还要再加一句，“越是古老的，越是现代的”，谭盾现在不就成了西方人所追捧的先锋作曲家吗？其实他不过是用西方的乐器和现代作曲技巧演绎和诠释了中国湘西最古老的音乐遗存。

    当然，楚文化的代表首推屈原。在《离骚》、《九歌》、《九章》中所包含的想象浪漫的气质，文字华美的修辞，忧国忧民的情怀都为毛泽东所心仪和推崇，使屈原成为毛终身挚爱不渝的作家。他们二人之间的精神连接和承传，大家可以在毛泽东诗词中细细品味，如毛泽东在坐地巡天的艺术遨游，帝子乘风嫦娥起舞的瑰丽想象，倚天拔剑裁取昆仑的雄伟气魄，都颇得《离骚》、《九歌》之神韵。我这里再提供几个毛喜欢屈原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1）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特别喜欢屈原作品，如他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笔记《讲堂录》，共计47页，前11页就是手抄的《离骚》、《九歌》全文，还写有《离骚》的内容提要。到了建国以后，更是经常读《楚辞》，1957年专门搜集了《楚辞》的各种版本多达50 多种。不仅仅是读了，而是喜欢到把它当作一种藏品了。

    （2）1958年1月13日的凌晨，毛给江青写了个便条，“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时年，他已经65岁了，这天晚上睡觉前又重读了一遍《离骚》，而且读完又有所意会，有新的收获。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离骚》读几十年，读成百上千遍，叫做温故而知新，有了一点新的领悟，还特别高兴地与江青分享，可见其愉悦之情。（59）

    （3）1961年秋，毛专门为屈原赋七绝一首：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60）

    大家可以查一查，毛的诗词里专门写历史人物的一共就几首。写过鲁迅两首七绝；写过贾谊一首七律、一首七绝，这是长沙人；写过刘贲的一首七绝；还有半首《浪淘沙·北戴河》是写给曹操的。然后就是这一首写屈原的。至于他写给自己人，如丁玲、彭德怀、郭沫若、罗荣桓等就不在此列了。

    （4）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临别时，毛泽东突然把正在阅读的、有很多批注的《楚辞集注》一共六册收拢起来，送给田中。这是在外交部礼宾司安排之外的一件事情，田中为之惊喜不已，因为这是毛自己的读本，并有很多亲笔批注，弥足珍贵，从书桌上摊开的《楚辞集注》说明毛有事没事就在阅读。

    综上可见，毛读屈原近80年，屈原确实是毛泽东喜爱最早、热爱最持久，用心最多的一个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用我的一种读书方法来衡量，你真正喜欢一个作家，就会象情人一样伴随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屈原就是毛泽东的精神情人。

    当然，在上古作家里，毛泽东还喜欢一个人，就是庄子。毛泽东书读庄子，多能背诵，诗词创作深受其影响。仅以1986年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为例，其中收毛诗词50首，引用典故词语出于庄子的就有7首，共11处。特别是《逍遥游》所创造的鲲鹏形象，被毛诗词5次引用，成了毛诗中鲜明的主题性艺术形象。（61）但是庄子和韩愈一样，作为大文章家，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文风。

    第四，源自“三李苏辛”为代表的优秀古典诗人。

    “三李苏辛” 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他们的诗篇词章，无疑是中国诗歌长河中最璀璨瑰丽的浪花，也为毛泽东所钟爱。195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话，少有的对杜甫、白居易和“三李”作出了比较，说“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62）由此可见，“三李苏辛”共有的特质，如幻想、浪漫、飘逸、华彩、豪放，都是吸引毛的所在，有人甚至据此认为毛有抄袭他们之嫌。我不否认，在毛的诗词中有一些直接从他们的诗词中搬出来的原句，如：“雄鸡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贾生才调世无伦”这都是原句或某个字颠倒一下，但如人们所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毛泽东就抄得恰到好处，显示了他的渊源和师承，至多流露了他的个人偏好而已，这跟抄袭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喜欢他们是真的，现存中央档案馆里的毛泽东手书的古代诗作中，最多的是李商隐的诗，多达40多首。还有一个是苏东坡，古代诗评家评价苏是“开阔心胸，推倒豪杰”的一代词宗，毛对其人其文也极为心仪，我认为毛泽东的名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就是化自苏东坡的名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至于辛弃疾的文韬武略，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词风，就更是和毛泽东心有灵犀 。

    前面，我们列举了大量实例证明毛泽东读书无数、广采博收，这里的例子又说明他情有所钟、精选细读，这是一种眼界，更是一种方法，所谓：“取乎法上，得乎其中，取乎法中，得乎其下”。毛泽东是取其上上，自然是得其上品。

    第五、源自湖湘文化。

    这是我要着重展开来说一说的。大家注意，这个湖湘文化和2000多年前的比较浪漫奇异的楚文化不大一样，这是300年以来一种经世致用的、大气霸蛮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湘人学子或者仕人集团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精神。岳麓书院大门外的名联说得好：“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但我一直想为其改个下联：“无湘不勇，”湘楚人物，文武兼备啊。

    先来看看湘楚人物。从两千年前的屈原，贾谊，到1000年前的宋明道学的开山周敦颐，再到300多年前的王船山，逐渐形成了一个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形成，影响了湖湘几代人。第一代是两江总督陶澍以及贺昌龄、贺熙龄、魏源等人；第二代，就是将近两百年前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所谓的晚清中兴名臣；第三代就是以一百多年前“去留肝胆两昆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变法人士；第四代就是一百年前的黄兴，孙中山的总司令、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还有国民党的元老宋教仁，《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还有以护法运动名震天下的云南督军蔡锷等等，都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第五代就到了将近一百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大家数数看，光担任过中共领袖和国家元首的湖南人就有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时、李富春、陶铸，十大元帅有其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个大将有其六：粟裕、黄克诚、陈赓、谭震、肖劲光、徐光达，1955年授的57个上将里有19个上将，140多个中将里面有40多个中将。前面我们说的是共产党，其实国民党也值得一说。就说八年抗战吧，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里从忻口会战开始，历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等，一共打了22次大型会战，其中有6次是在湖南打的，占了四分之一强。而且光是长沙会战就打了四次，四进四出，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打得非常精彩。淞沪会战的中日伤亡比是四比一，而到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时，伤亡比打到一比一。八年抗战，在湖南境内歼灭日寇多达20余万。仅1945年4月，在中国大陆对日最后一战就是在湖南湘西芷江打的，歼灭日寇80000多人。如果抗战战果以省区来划分的话，湖南无疑是第一。综上，说湖南人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是毫不为过的。

    其实湖南人这种雄视天下的精神，在上世纪初，就为国人所高度赞扬。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曾撰文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以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2000云南兵，和10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最后，陈独秀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63）

    陈独秀说到的杨度，是一代旷世逸才，他模仿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歌》写了《少年湖南歌》，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就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道尽了湖南人的霸气和豪气！这也就是毛泽东的霸气和豪气。

    据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的研究，总结出湖湘文化有五大特征，虽然有待推敲，但我认为富于原创和发现，我愿意在此结合我的体会介绍给大家共享。（64）

    第一点是“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是哲学思维，从屈原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北宋周敦颐首创太极图说，到王船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体系，一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历代的湖南知识分子都力图探寻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规律。就是所谓大本大原的问题。不是解决小问题，做什么比怎么做更重要。另一面就是瑰丽浪漫，神奇精妙的云景文章，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毛泽东所重视的文采问题，从屈原到毛泽东，如出一辙，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第二点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

    讲究实事求是。东汉汉献王最早提出的“实事求是”，后来在20世纪初被当时岳麓书院类似院长这样的人物把它写在岳麓书院一进门的影壁上。又过了20多年被毛泽东写在延安的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直至今日。实际上从南宋的胡宏、张轼开始，湖南人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中探求富国强兵之路。毛泽东就更加把它化成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就是严于自守，苦行清修。像青年毛泽东搞雨浴，风浴，游泳等等，这都是锻炼体魄，更主要是锻炼意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谓“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这些人也都是起于底层，出身寒微，但自律甚严。曾国藩为尤。

    我们来说一段小插曲。当时剿灭洪杨之后，曾氏和湘军几乎一统天下。曾国藩时任兵部尚书兼直隶总督，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兼北京军区司令，他的弟弟曾国荃相当于南京军区司令。其他各处大体可以说无湘不成军，无湘人不成衙门。光曾国藩老家湘乡县，因军功授二品的就不下2000人。全国的武装部长，军分区司令、省军区司令基本上都是湘人。全国的武装力量尽在曾氏掌握之中。所以说当时有一种动议，主张曾国藩反清复明，汉人嘛。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王闿运。王闿运是何许人？一代狂人、无双国士也。他在岳麓书院也题有一幅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湖南人这种大气，真是气死外省人，但你还真没法不服气。从王闿运的“湘水余波”到毛泽东的“湘江北去”，其中不是都澎湃着湖南人的铁血豪气吗？

    王闿运就是专门研究帝王学的，他是曾国藩的幕僚，牵头鼓动曾国藩反清，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反，为什么呢，这也算是一个历史之谜，见仁见智，人言言殊。我没有专门研究，不敢妄言，但我认为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可以为其略作解释，即：“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实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一点，然后用这个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个叫作概。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这就是自律。让我来引申一下曾国藩的意思就是说，要见好就收，要激流勇退。我觉得这是曾国藩的一种处世哲学。当然也包括他对清朝的感恩，他曾经一年连升4级，36岁就当到了礼部侍郎，正二品。所以说，咸丰、慈禧对他是龙恩浩荡，知恩图报，正是儒教文化的道德传统。上个世纪20年代，毛泽东组织青年学会诸友赴法赴日时，曾遇经济拮据之困，幸得章士钊伸出援手，资助两万大洋才得以成行，毛当时在《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欣慰地写道：“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说的就是这件事。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对此还念兹在兹，感激不尽，从1963年开始，让他的秘书林克在每年大年初二给章士钊送2000元钱，一直到他去世。毛对章的女儿章含之说，这就是还他那笔债。钱少情意重，其实毛对章家几代人都特别关照。这种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第三点是“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从胡宏提出的日新不息的辩证发展观到王船山的“造化日新而又不用其故”的日新哲学与人类进化史观，这种精神一直盛行于湖南。所以青年毛泽东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先，这也是湖南人的一个特点。曾经有人拿秦始皇来影射毛泽东，“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做了这种事情，可能要断子绝孙啊。结果毛泽东反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谁无后乎？我无后乎？！”毛泽东就是不信神鬼，敢为天下先。

    第四点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

    湖南的知识分子参政，不是个别人，少数人，而是一个群体。例如前面我列举的从陶澍到毛泽东，这前后200年左右，五代人，薪尽火传。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个特点，这些人主要是文人，平时都是道德文章交往，切磋学问。张轼、胡宏都在岳麓书院讲学。曾国藩、罗泽南这帮人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都是同学。当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也常去岳麓书院旁听。平时他们以学问陶铸人心，转移风气，一旦到了时代更迭，国家动荡之际，这个文化群体就转化为左右国家政局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他们是典型的上马击狂虏，下马草军书的儒将，诗联唱和，每有绝响。

    我举几个名联。一个是两江总督任上的陶澍，回乡省亲，下榻宾馆，青年学子左宗棠抓住机遇在其下榻的宾馆写了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洲子弟，翘首公归。”立刻博得了陶澍的欢心，因为上联巧妙地嵌入了陶澍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春殿语从容”指的是咸丰皇帝在金銮殿和书房里问对，即接见陶澍；下联又强烈地表达了三湘学子对当时作为湖湘仕人领袖陶澍的仰望和倚重之情。陶澍深为感动，就打听这个联是谁写的，别人告知是左宗棠。左宗棠也是一介狂生，字今亮，等于说自己是今天的诸葛亮。但他应试能力不行，三次科考都铩羽而归，所以后来一怒之下就不考了，他的最高功名就是举人，但他才华出众，能力超群，一个对联就把陶澍搞定。陶澍把左请来，彻夜长谈，尽管他们年龄差了一代，地位悬殊，陶澍是封疆大吏，左宗棠仅是个举人，竟然结成了儿女亲家，一时传为佳话。陶澍是最早推荐左宗棠的，体现了湖湘仕人互相提携的抱团精神，这是一例。

    此后，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炳章手下当幕僚，其实是“大秘”，相当于省军区的秘书处长。当时清朝有个制度，地方衙门给朝廷送重要文件，要发炮三响。表示政务透明公开，告诉大家我们湖南给朝廷发了什么重要文件。骆炳章是巡抚，是书记兼司令，应该是送发他签署文书就发炮，结果弄到后来，他签署的不发炮了，左宗棠签署的倒发炮，这就僭越了，再加上湖南总兵樊燮在公堂上被左宗棠踢了屁股，大怒之下辞官告状，说左宗棠一介布衣当众殴打四品大员，这是侮辱朝廷，罪该当斩。一时引起朝野哗然，咸丰震怒，着即派出官文为钦差大臣，南下查办。当此之际，御史中臣潘荫祖紧急上了一道奏折，写出了两句名言：“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加上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的运作，这才保护了左宗棠，并使其一夜之间名动天下。但左宗棠也并没有因此顺利发达。到了他44岁时，林则徐从新疆特赦回福建，路过长沙，点名要见左宗棠。那年左宗棠虽然名气很大但还没有授到实职。林则徐送了他一幅名联，予以鼓励：“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又把自己在新疆勘探画在羊皮上的军事地图送给左宗棠，对他寄予厚望。事实上，又过了20多年以后，左宗棠就是拿着林则徐送他的羊皮地图到新疆平叛，打的是沙俄的阿古柏，平定了准噶尔叛乱。这是第二例。

    真正对左宗棠仕途起了最重要作用的，还是曾国藩。清代有个密荐制度，就是地方大员有权力直接写密奏向皇帝推荐人才，这个比吏部的考察更重要。曾国藩一生中密荐过两个人，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他给这两人写的评语大体相同，都是12个字：“取势宏远，用事精微，堪当一面”。这两个人都成了曾后时代晚清的股肱大臣。李鸿章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左宗棠是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任上收复了新疆失地，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功绩卓著的民族英雄。虽然李鸿章不是湖南人，但李鸿章的父亲和曾国藩是同年进士，因为很佩服曾国藩，就把青年李鸿章托付给曾国藩，所以李鸿章是正经的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后来李家势力坐大，淮军超过湘军。有一个小故事很说明问题，就是“总督换防老太太不换房”。说的是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调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老母亲和他一起住在两江总督衙门内，但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他的哥哥李瀚章调来接任两江总督，所以老太太就不用搬家了。

    我们接着说第三例，有关“曾、左失和”的一副名联吧。就在人们怂恿曾国藩反清之际，风声传到朝廷慈禧太后耳朵里，引起怀疑，为了避嫌，曾、左别出心裁，演了一出好戏。当年曾国藩和他的幕僚有一个早餐会，就是在早餐上研究部署一天的工作。那天早上，议完要事后闲下来了，曾国藩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悠闲地写着上联“季子自视甚高，与我议论常相左。”把左宗棠的名字“左季高”嵌入其中，无意间流露了他对左的不满与不屑。当时就有左宗棠的卧底快马这个上联报给左宗棠，左宗棠一听，佯作大怒，立马对了个下联：“藩臣以身许国，问伊经济又何曾。”就是说，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但是关于军国大事，我左宗棠什么时候问过你曾国藩？不仅把曾的名字嵌入其中，而且强烈地表达了对曾国藩的大不敬。两个人闹意气，闹出了这么一对名联。又被慈禧的卧底报给朝廷，解了慈禧的后顾之忧。这是曾、左用的小权谋，也是他们的大智慧。最为难得的是表达得风流儒雅。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后人有诗赞曰“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迎得春风度玉关。” 湘军将帅里面，风流雅士很多，显示出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此前的中国古代将领不大一样。这些对毛泽东都深有影响，所以后来毛在中共的上层也经常这么干，但他没有对手，英雄寂寞，只能自己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要唱和只能和郭沫若、柳亚子等人搞一搞，其他人不懂啊，弄个联他也对不出来啊。

    第五点是“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

    前面讲到，集大成者王船山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国治军的方略，其思想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300年以来的湖南人，对湖湘文化，对湘军，对曾国藩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1861 年曾国藩和他弟弟曾国荃捐资了4200两白银，最早刊行了《船山遗书》，就是帮他出了文集。曾国藩把这套书带在身边，包括在剿灭洪杨的过程中，戎马倥偬，经常是挑灯夜读。王船山的很多思想通过曾国藩的传承，后来被毛泽东所发扬。王、曾都是从统治阶级角度来研究当时农民起义，就是所谓他们的敌人的作战规律。比如说人民战争如火之燎原，就是王船山最早提出来的，毛泽东换了个说法，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有一句王船山的原话：“兵民是胜利之本”，后来也成了毛泽东的名言。王、曾总结农民军的战争特点是“胜亦走，败亦走，无所不走。”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包括打得赢也走，捞了一把就跑。表现为机动灵活，让你抓不住。这个后来被毛泽东发展为游击战，运动战。曾国藩的原话是“我进则敌退，我退则敌又进。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被毛泽东改造成“敌驻我扰，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十六字诀。再比如曾国藩说的“全军以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后来都被毛泽东整合为他的战争名言和战略思想。（65）

    其实更加著名的《三大纪律八大注意歌》，也是改自曾国藩的湘军《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夫人，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她，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66）

    尤其是后面四句，完全可以被视为毛泽东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原版。

    上述材料，大家可能不大熟悉，披露的不多，宣传就更谈不上了，因为我们历来把曾国藩定位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怎么可能受它的影响呢？但这是事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开篇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且主要讲的是诗词，其实毛对中华文化的承传不光是文学艺术，也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曾国藩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链中的一环。曾国藩，包括湘军的其他将领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很深刻，比如说湘军的水军统领胡林翼，字润之，后来就变成了毛泽东的字。当然，毛泽东最推崇的还是曾国藩，对其有很高的评价，说他可以做大事，又可以教书。几乎就是“君师合一”。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写到：

    “昔人有言：欲统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藉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经史百家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抱四部精要。”（67）

    从中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氏《杂钞》推崇备至，几乎视为天下第一要书。事实上，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期间，毛泽东对曾国藩是下了大功夫的，光笔记就做了厚厚的几大本，而且是越读对其越佩服。时隔两年，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又写到：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68）这话表明毛泽东对曾国藩的佩服无以复加。

    诚如毛泽东所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为何对曾偏爱至此，我觉得还有三点特殊原因可以解释。

    其一，湘潭和湘乡两县毗邻，毛家和曾家相距不过几十里路，而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湘乡人，少年毛泽东常住外祖父家。曾国藩是1872年去世的，毛泽东是1893年出生的，相隔21年，可以想见少年毛泽东是听着曾国藩的故事长大的，这是一种乡情的耳濡目染，人文的启蒙教育。

    其二，恰如曾国藩密荐左、李所言，“取势宏远。” 曾国藩自己就身体力行。剿灭洪杨之后，他将天下财富聚集湖南，主要不是用来大兴土木，光宗耀祖，而是兴办乡间教育。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重要原因就是乡间教育办得好，从娃娃抓起。其中毛泽东就读的东山学堂，就为曾国藩所创办。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说起“没有东山学堂，我就不可能走到长沙，如果走不到长沙，我就更不可能走向全国。”言词之间，充满了对东山学堂和先贤曾国藩的感念之情。

    其三，曾国藩一介书生，36岁时以礼部侍郎的身份被咸丰夺情，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团练、聚乡勇，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挽狂澜于既倒，历经10余年而剿灭洪杨。文人出身， 和军事不沾边，从不舞枪弄棍，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曾国藩其实是很相似的。他练游泳，搞风浴雨浴，也是为了练意志练体魄，跟武艺并不相干。1927年，朱毛井冈会师时，毛泽东唯一一次背上手枪，还撰打油诗自嘲曰：“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语气颇为不屑。这是一次文字记载。还有一次图片记载是1964年，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检阅了大比武之后，一时兴奋，现场留下两张照片，一为挥拳打沙袋，一为端着步枪作瞄准状。这就是作为千军万马统帅的毛泽东毕生留给我们和武器、武艺相关的记载。此外，如毛自述，他所读兵书也不多。长征途中，博古、李德等教条主义者嘲笑毛泽东打仗就靠两本书，一本是《孙子兵法》，一本是《三国演义》。毛泽东后来多次反驳这种说法，说《三国演义》是从小就看过的，但是《孙子兵法》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看过。当然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可信，但大体说明毛泽东以前和军事无渊源。闹秋收起义，上井冈占山为王，实在也是被逼无奈。因为蒋介石搞了4.12政变，要杀共产党人，你不杀他，他来杀你。而且毛、曾之间还有一点也很相似，开始多是屡战屡败，曾国藩弄得两次跳水自尽，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也是且战且走，到永新三湾改编才基本稳住阵脚，后来又历经了第四、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万里转移的大跌宕、大挫折，但是屡败屡战，愈挫愈奋，最终都战胜了对手，成为了王者。

    现在我们就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作四点小结。第一点就是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兼济天下、舍我其谁。第二点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培养了毛泽东坚强的革命意志，广阔胸襟和领袖气质。毛的成功可以说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于意志的坚定和强大所致，但后期发展到唯意志论，过分看重夸大精神的作用，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第三点就是中国传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马列主义的结合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基础。这里所说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指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体系。第四点就是军政谋略启迪了毛泽东的文韬武略。湖南的仕人集团的智谋和风格对毛深有影响。

    当然，我们今天反观湖湘文化以及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有四点值得反思。第一是长于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而短于研究自然科学。第二是长于研究政治军事斗争谋略而短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说白了就是不大懂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在经济决策方面的失误与此大有关系。主要领导不懂经济，毛对经济更不感兴趣。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几年折腾之后，1961年，毛终于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认错，表示自己对经济问题不大懂，不如少奇、恩来、小平，更不如陈云。第三是霸蛮有余民主不足。霸蛮有余，是毛泽东个性使然，也是湖湘文化使然，而民主不足，主要是封建文化的影响和体制使然，不好完全归罪于毛泽东个人。第四是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忽视客观规律。他的浪漫气质和他的诗化人生颇为相得，但是浪漫到诗化政治、诗化经济，就不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显而易见，上述毛的文脉来源的第五点“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远远超出了诗词的范畴，它几乎涵盖了毛泽东思想文化的所有的主要方面，但它又同样不可避免地、曲折地、艺术地反映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同时，把毛的文脉来源分为五点，也仅仅是为了言说的方便，大可推敲和斟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结语

    以上是我对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的初步研究，权当抛砖引玉。因为随着我对毛的学习和认识的深入，愈发感到毛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过渡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复杂的精神遗产。无论是从正面总结经验还是从负面汲取教训，我们对他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同时，毛泽东又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无法绕过的巨大存在。截至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才不过仅仅30年，但是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已经传遍全世界。作为一种回馈，来自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已经是汗牛充栋，而且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都对他表达了应有的敬重和关注。多达成千上万种关于毛泽东的传记、资料、回忆文章、研究专著以及文艺作品，已然形成了方兴未艾的“毛学”热，而且这种超越国界的广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研究毛泽东这个庞大的课题是我所力不能及的，但是我庆幸自己年过半百之后成为了“毛学”领域中的一个新兵。我愿意继续从诗词的角度进入“毛学”，虽然目前我坚信毛泽东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但是我又强烈地希望有人超越毛泽东，不断地将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推向前进。10年以前，当经济和科技全球化风靡之际，我就固执地坚持“四不主义”——

    1、走向世界不是走向西方；

    2、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

    3、世界文化不能缺少中国；

    4、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69）

    今天，我更加偏激地成为了一个中华文化至上论者，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深邃和高妙、博大和精致，所以它不为今天的世界真正理解和认识。诗词怎么翻译？最好的翻译也只能是表其意而丧其神。别说内容，就说词牌吧，把《满江红》翻成《一条红色的大江》，把《菩萨蛮》翻成《野蛮的菩萨》，这是哪跟哪？八竿子都打不着嘛。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当所有的老外都像大山一样的精通汉语，他们才会真正懂得中华文化的伟大和毛泽东诗词的魅力。而且我坚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

    最后我用45年前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七千人大会中的一段讲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可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70）

    其一，45年过去了，白驹过隙，白猫黑猫，白领蓝领，白道黑道，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全球化……不管毛泽东当时的所指是什么，但这40多年的发展变化，完全印证了他关于翻天覆地的时代判断；

    其二，斗争依然存在，国际的、国内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思想的、文化的，公开的、隐蔽的，离间计、反间计、美人计、超限战……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又完全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同过去有着许多不同的斗争特点和形式的判断；

    其三，近30年来，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又恰好印证了毛泽东关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和前途的判断。这就是毛泽东具有伟人气质、气势和远见卓识的伟大预言。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可以断言，再过50年，中华民族将完成翻天覆地的伟大复兴。而毛泽东的名字，将和这个伟大民族过去的觉醒、今天的崛起和将来的腾飞永远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