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七 在解决中国的民族和边疆问题方面中国的革命者凭借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出色的实操能力以极低代价极迅速地取得了极好成果
我之前曾经分析过，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民族和边疆问题。 既有严重领土撕裂的风险，又有为了阻止严重领土撕裂而爆发对外战争的风险，还有在此过程中结下长久民族仇恨的危险。
现在我们看看革命者的工作成果如何。
除了责任完全在于民国的外蒙古损失之外，绝大多数边疆领土都守住了。虽然也有一些反叛的行为，但总的说来没有爆发民族战争，也没有造成深的民族仇恨。不仅如此，出色的民族边疆工作还使少数民族在中国对外的武装斗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东北的朝鲜族显然对中国抗美援朝有很大助力；又如云南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是如此之出色，不仅将长期对汉人戒心极重的很多少数民族吸收进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获得跨越式发展，而且没多久就成为中国往东南亚强力输出革命并在越南和美国苏联接连下大棋的坚实群众基础；又如西藏地区的成功接收和成功改造使得60年代初中国对印作战时得到了很多西藏边民的有力支援。在对外战争方面，新疆内蒙云南东北西藏都在没有打外战的情况下拿下了，虽然后来有对美对印作战，但彼时已经不是解放和统一战争了，而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为棋手的大博弈了。
和中国历代控制新疆西藏付出的代价比，共和国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奇低无比的。再比一比有资格和中国比的几个大规模多民族国家：苏联、印度、美国。显然中国国内的族群关系要远好于这几个国家。
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中国接受了共产主义当中淡化民族矛盾而将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判断。大的方向掌握对了，才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很低的代价把这么广阔的边疆都控制好。另一方面，光有正确的以阶级叙事替代民族叙事的大方向还不够，还需要强大的操盘能力。尤其是因为中国面临着时间极为紧迫的问题（这在之前已经仔细分析过），操盘者不仅要追求低代价还有追求快速。
回想一下的话，中国的革命者在操作时是针对不同地区各自采用了符合当地区情的特色手段。比如朝鲜族和蒙古族是中共在建立全国政权之前就与之有深度同盟关系的，自然这些地区的控制就比较顺利。满族是前清的遗族从而长期承受汉民族主义者的压力，并且由于伪满洲国的存在而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被清算风险（不妨想想斯大林风格的对满洲国清算会是什么样的），但我党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在北京都没有做为难满族的事情，没有打断势头已经很好的满族与主体民族深度融合的进程。在新疆方面，中国首先是搞定了和苏联的外部关系从而确保自己能够获得解决此问题的良好和平环境；又通过统战工作和生产建设兵团等综合手段有效接收和改造了这一地区。 西藏的例子尤为精彩：打，谈，和，拖，改，斗，多种手段齐下。
这种操盘能力固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本质上也是党在之前极为复杂的斗争环境下磨练出来的。就以统战工作为例，共产党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如何做得很好的，有时候连自己人都团结不好，在和少数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甚至有西路军失败那样的案例。但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斗争中，党的统战水平不断提高。当你已经有了统战抗战期间地主乡贤，有马列之心的日本兵，有抗日之心的土匪，有中立自保之意的伪军，不喜欢共产党但又更担心国民党的中间派民主人士，有投共之意的前反动派等等各种人物的经验后，再去做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也就没那么难了。
总之，我认为建国初的统一万里边疆固然波澜壮阔，但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深度自我改造后水到渠成之作。正如我前面所说，革命者选择了一条极为艰难风险极高的路线， 但一旦走通了那么很多以前觉得难以处理的问题或许也就迎刃而解了。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八 中国革命者创造性地解决了革命工作军事斗争和政权巩固中的经济问题
在之前的困难性分析中，我指出中国近代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资源稀缺问题，从而导致革命者陷入多难境地。 靠武装先打出去解决经济问题不行，埋头搞好经济再打出去也不行，依赖于外部列强资源则后患无穷。 那中国革命者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呢？
一开始共产党也比较多地依赖于外部资源，甚至到了1938年陕甘宁边区经济收入的一半仍来自外援。但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根据地经济学。首先当然是在南方的苏维埃国使用，然后带到了北方并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扬光大， 一举解决了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中的经济问题。
这个解决之道有下面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是通过非常特殊的军政军民关系来极大降低军事化动员的成本。 这一点在上面关于军政关系的条文中已经解释了。仅仅是这一条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世界上能够玩转这一套的没有几家。即使是苏联，它在动员成本方面也是难以与中国革命者相提并论的，这和他没有搞好农村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他靠着战时共产主义以及各种强制性很高的手段依然可以完成动员以及完成工业化和卫国战争这样的伟大任务，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大的副作用。而相比之下，中国革命阶段的这种持续二十多年的高强度长期动员并没有留下什么大的副作用，其经验反倒成为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二是开辟了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深度挖掘经济潜力的通路。 这本身不是了不得的事情，各国都可以干，真正了不得的是中国革命者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这里的调整生产关系，最集中体现于土改，它极大地推进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也为建国后的经济巩固提供了巨量的物资保障。不仅如此，即使在出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需要而不能像后来那样铺开来搞土改的抗日战争阶段，中国革命者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而挖掘潜力的能力也是很惊人的。抗日战争阶段的经济更为困难，而为了统战不搞土改导致调整生产关系的余地相对更小。但即便如此，共产党依然通过种种手段（从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到减租减息既调动积极性又避免破坏统一战线等等）实现了基本上靠自己解决经济问题。
从苏维埃国到抗日根据地的实践证明，中国虽然贫穷破败但仍有巨量潜力蕴藏于巨量人口之中可供开发，最主要是要做到两条：调动积极性和增强组织性。注意，要做到这两件事都是要大大增加治理成本的，如果做到之后不能收获足够大的经济红利则之前的付出就付诸东流甚至会反噬自身。这里的最大难点（假设组织力动员力已经足够的前提下），我感觉是预判到底能挖出多大潜力而不崩盘。有了预判力，才不至于开发强度太低（这是很多亚非拉国家的情况）或者措施太过火造成极严重后果（苏联农村工作就有过这种问题）。
那么这种预判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觉得是苏维埃国和长征帮助革命者探查了自身的极限。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虽然也辛苦但我想经济条件比起长征时应该还是更好的，可能经济情况也不会比苏维埃国糟糕很多（即使比苏维埃国糟糕）。既然以前都挺得住，那么经过长征锻炼后成为革命骨干的数万老红军心里就有了底。很多观察者都注意到，延安时期不管再困难气氛都是颇为乐观的，这和苏联动辄慷慨悲壮不是一个风格。我想可能关键就在于“再难也远没有长征难”。我尊重苏联的精神，但我以为中国的境界更高。
再有，苏维埃国的经济工作经验也很重要。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实践根据地经济，成就不小，失误也很多（尤其是一些过激政策）。苏维埃国虽然失败，但带着经济工作正反经验的很多骨干活了下来，第二次于陕北华北实践时他们就成熟得多了。可以说，中国的广阔空间使革命者获得了较多的试错机会，所谓大国战略纵深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再多说一句，我觉得中国的此种大国“试错纵深”比苏联还深厚，虽然苏联地域更广。比如说我很难想象苏联革命者把莫斯科-圣彼得堡政权搞失败后还有跑到偏远地方再起的机会。
中国革命遭受过反复惨败，后来胜利的共产党则两次严重挫败。这固然是损失，但所谓“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两次命悬一线后又能整装再出发的共产党革命队伍不仅有人民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还有重生的力量。这最后一种力量是其他很多国家包括苏联的革命者都不具有的。
第三是高度重视并逐步玩转了匮乏条件下的实物经济，从生产到流通环节都有丰富经验。当然这是客观环境造成不得不如此，但在高度重视实物经济中尝到巨大甜头之后，中国就形成了利用超强的动员力以及实物经济实操能力去和更加现代的经济体系融合或者对抗的自信。这一点大家比较熟悉，我就不多讲了以免这一节篇幅过大。
到了革命快要胜利的阶段，中国革命者在强大的根据地经济的基础上又快速而卓有成效地搞好了一个二元经济体系，即城乡二元经济。
考虑到在接收大城市之前中共没有在大城市搞经济工作的经验，他们能够在解放战争后期到建国初期把大城市的经济工作搞得如此之好其实是令人震惊的。从东北开始获得部分工业城市后就能很快恢复交通以及相当多重工业和兵工厂的生产从而有力支援后来的解放战争乃至朝鲜战争。这个已经是不错的初级工业组织能力了。而在接收了上海为代表的广大南方地区之后，则面对积重难返的蒋介石集团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在短期之内就摆脱困境。到了53年左右，全国经济工作格局大振，各方面预言或者担心的把城市经济搞砸的情况没有出现。而这一切是在中国还在朝鲜进行激烈作战以及在国内四处剿匪镇反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个过程中，既有大家津津乐道的手段老辣的上海经济战，又有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货币统一和新旧货币平稳过渡转换。我党在长期农村工作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竟然也培养了一批一上手就能搞好城市经济工作的人才，这种人才储备和培养能力也是叫人匪夷所思的。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也就不进一步分析了。
只有把建国初那几年的经济工作做得那么好，中国后来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接下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和工业输出并开始五年计划，也才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快速完成后来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这是不亚于抗美援朝的大事，但时常为网络议政者所忽视。
当然大家都知道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是遇到过很多困难走过很多弯路的，但是这不能用来贬低中国近代史阶段革命者的经济工作成就。而恰恰是中国近代史阶段经济工作的巨大成功，为中国未来的困难和弯路阶段积聚了很强的抵御能力。比如农村被打造成了很强的经济蓄水池和缓冲网，又比如城市工作方面基本上能避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再比如，在以较弱的国力进行一度与美苏同时对峙的冷战大棋局的过程中，在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中国虽然财政严重紧张了几十年但没有被财政问题压垮也没有陷入还不清债的局面，这和建国前在极端条件下长期运行的积淀分不开。
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