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布莱德雷回忆录》

（布莱德雷时任集团军群司令）
（1945年）2月13日，我52岁生日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带着他的儿子约翰来到那慕尔和我会面，并在这里过夜。约翰被分配在刚从美国调来的正准备开往前线的第71师当排长。但我反对他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岗位服役，这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有前车之鉴，第7集团军司令桑迪·帕奇的儿子在其父的部队中服役，已于1944年秋天牺牲，这给帕奇在精神上以沉重打击，他甚至难以再胜任集团军司令的工作。如果约翰出了事，艾森豪威尔一定也会遭受精神上的重大打击，而这将严重影响他指挥盟军作战。第二，如果约翰在战场上被俘，希特勒肯定会借机大肆宣传或对约翰百般侮辱，情况甚至会更糟。我和艾森豪威尔便安排约翰留在我这里当参谋。


（1948年，布莱德雷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柏林危机也给我出了一个家庭上的难题——这使我想起二战期间约翰·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在欧洲战场上的安排，我的女儿、女婿哈尔和外孙小亨利和新生婴儿玛丽·伊丽莎白都住在西柏林。如果俄国人占领西柏林，抓住了他们，我个人将无法承受这种打击。根据约翰·艾森豪威尔以前的例子，我也决定把我的家人调离危险地区，我请求空军把哈尔调回美国本土，空军表示同意，并把他调到五角大楼空军参谋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