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建設，無法就是想達到一種狀態，就是定義出一條法規，然後都遵守，誰犯法誰受審，所謂的法制。

但世界和人類社會不是這麼轉的。

除非是給機器人灌程序，否則沒有一條法規可以把一種犯法情況定義清楚，就從簡單的“紅燈不許過馬路”，從邏輯上就不可能定義清楚。因為特種車輛就可以闖，然後就需要定義什麼是特種車輛，而在邏輯上沒有辦法定出什麼是特種車輛。好吧，一刀切，凡是有特種車輛證的都算特種車輛， 然後就是在邏輯上沒有辦法定出誰可以發放特種車輛，給發放機構的合法性誰賦予，誰定義，有牽出幾百條法規需要定義完，才能繼續。

這個在古希臘那誰寫的法律本源里說得一清二楚。 人類社會大多數情況下是採用一種模糊處理來執行法治。而西方法律的主要問題，就是玩弄“模糊處理”。 把應該模糊處理的具體化，通過對各種情況都定義，而達到製造很多漏洞供自己鑽的目的。而律師體制和資本體制，又形成只有權勢集團才能鑽。  同時也因為根本定義不清楚，無法可依，所以很多時候乾脆就是根據已往案例來判。

毛澤東時代，法律注重犯法行為的本質， 如果本質被確定，俗話說就是識破了犯人犯罪行為，這時候犯人耍什麼伎倆都不管用， 所以中國法律注重精神，而不是具體定義。每條都比較短。 ”危害他人生命“ 很簡單，你再狡辯這個case,那個case,都不管用。 這也是以前沒有律師的需要。  但對法官的政治素質要求較高，需要完全的”人民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