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建设，无法就是想达到一种状态，就是定义出一条法规，然后都遵守，谁犯法谁受审，所谓的法制。

但世界和人类社会不是这么转的。

除非是给机器人灌程序，否则没有一条法规可以把一种犯法情况定义清楚，就从简单的“红灯不许过马路”，从逻辑上就不可能定义清楚。因为特种车辆就可以闯，然后就需要定义什么是特种车辆，而在逻辑上没有办法定出什么是特种车辆。好吧，一刀切，凡是有特种车辆证的都算特种车辆， 然后就是在逻辑上没有办法定出谁可以发放特种车辆，给发放机构的合法性谁赋予，谁定义，有牵出几百条法规需要定义完，才能继续。

这个在古希腊那谁写的法律本源里说得一清二楚。 人类社会大多数情况下是采用一种模糊处理来执行法治。而西方法律的主要问题，就是玩弄“模糊处理”。 把应该模糊处理的具体化，通过对各种情况都定义，而达到制造很多漏洞供自己钻的目的。而律师体制和资本体制，又形成只有权势集团才能钻。  同时也因为根本定义不清楚，无法可依，所以很多时候干脆就是根据已往案例来判。

毛泽东时代，法律注重犯法行为的本质， 如果本质被确定，俗话说就是识破了犯人犯罪行为，这时候犯人耍什么伎俩都不管用， 所以中国法律注重精神，而不是具体定义。每条都比较短。 ”危害他人生命“ 很简单，你再狡辩这个case,那个case,都不管用。 这也是以前没有律师的需要。  但对法官的政治素质要求较高，需要完全的”人民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