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去年8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自己是被迫参与体育运动的。父亲在她5岁时未征求其意见就为她报名进入了一所当地的体校，后来教练以李娜手腕不够柔软为理由，建议她的父母为她更改项目，而网球运动在当时的中国相当罕见。“他们都同意让我改学网球，”李娜说，“但没人费神来问我的意见。”

　　这样的经历，让李娜从一开始就对国家运行下体育机制的束缚忿忿不平。中国的举国体制制造冠军的方法就是日复一日地将年轻的运动员逼到极限，终年不息。李娜第一次反抗教练是在11岁时，当时她面临崩溃，拒绝继续训练。得到的惩罚是在训练途中原地罚站，不允许动，直到悔改为止。14岁时，父亲因为一种罕见的心血管疾病去世。这对于李娜来说打击沉痛。

　　2002年，风头正劲的李娜突然消失。那年的一天早晨，没有告诉任何教练，李娜溜出了国家训练中心。为避免引人怀疑，她只携带了一个装着必需品的小包。在宿舍的书桌上她留下一封信，告诉网球的上级主管她要求提前退役。信中并未细说退役的理由，但李娜对《纽约时报》揭露了其中的原因：繁重的训练让她身体透支，教练粗暴地压制她与一名名叫姜山的男队员的恋爱，主教练强迫她违背医嘱，服用类固醇药物参赛，使她药物过敏，虚弱不堪。

　　网球运动向来因为父母与童星、教练与学徒之间的激烈争吵而为人诟病。李娜的丈夫姜山参加过戴维斯杯，16岁时他成了李娜的初恋，直到如今。制度上队员之间不允许恋爱，但姜山成了李娜的避难所——先是让她从体制找到解脱，后是帮助她渡过每一次胜败起伏。几个小时之后李娜与姜山在武汉筹划大学的校园新生活。“我一到家就关了手机不接电话，”李娜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自由的滋味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