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抓起。”也是在這一年，鄧小平訪問美國。這一年成為中美關係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為我國的大量技術引進提供了機遇。在大量進口汽車、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同時，各科研、製造單位和大專院校大量引進半導體器件生產線。從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後共引進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由於當時“巴統”的禁運政策，引進設備基本上都是國外已淘汰的[文獻12]。

雖然引進技術會受制於人，容易造成“引進一代，落後一代”的被動狀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堅持過去的方針，用已有的技術力量實現引進技術的本土化，中國的集成電路產業邁上一個新的台階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時這也會對中國的計算機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日本、韓國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計算機和半導體電子器件工業的發展模式從過去的“創新為主，引進為輔”和重視基礎研究，轉變為單純的引進，放棄了在通用電路方面的追趕[文獻12]。這種對改革開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首先，我國自廢武功，停止了半導體研發計劃，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場能自動生成和換取技術。[文獻13]

第二，一味地強調技術引進，促使集成電路企業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確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後都虧本了，引進的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絕大多數沒有發揮作用。[文獻12]

第三，對洋技術、洋理論的無限美化，使國內出現了一種崇洋媚外的風氣，國產技術被貶為垃圾，科研單位和企業生存面臨困境。在生存壓力和崇洋媚外風氣的雙重影響下，原有的計算機和微電子科研隊伍流失嚴重，很多科技人員流到國外。[文獻9]

在這個階段，雖然我國也仿製或研製出了幾種機型，如1984年的2780機，1985年的銀河超級小型機，1986年的HN-2730超級小型機，1987年的太極2220[文獻5]，但由於缺乏微電子工業的支持，加上國家戰略決策的失誤，與國外產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機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VAX-II/780 32位小型機落後6年，太極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MicroVAX也落後6年。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計算機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進口，我國這個時候單憑自己的技術已經很難生產出一台計算機了。

這一時期又出現兩個極其錯誤的政策，給我們的計算機業和半導體集成電路業雪上加霜。

1984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聽信一些智囊和洋專家的建議，未經科學論證，在違反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的情況下貿然實行“撥改貸”，從過去國家向企業撥款作為流動資金和設備更新改造基金，改為銀行向企業貸款，企業不僅要償還銀行貸款，還要付高額利息。而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這樣一來把大部分國營企業搞虧損了，為以後的“產權”改革和公開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實。然而，“撥改貸”至今沒有被政府公開否定，趙紫陽的錯誤也一直沒有得到清算。

正是由於“撥改貸”，使得我國當時的集成電路工業遭到嚴重打擊，企業只能忙於解決生存問題，沒有精力和經費去消化引進技術和開發新產品。這就是企業急功近利的根源。當時曾有一些專家警告說：“計算機工業投資不足，資金分散的問題仍然沒有很好解決”[文獻14]，但始終沒有引起重視。

另外一個失誤，是當時的決策者在進入了“科學的春天”後，並沒有真正重視科學技術。

國際上，通常把科技經費中用於研究和開發的部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稱作“R&G/GDP”，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以及這個國家對科技的重視程度。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國用於科技研發的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在1.28%，達到當時幾個初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澤東時代後期，隨着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個指標增加到2.32%，達到同期幾個最發達國家英、法、西德的水平，僅比當時的美國、日本低一些（美國長期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進入70年代後與美國接近）[文獻15，16]。這個數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2.2%還要高[文獻17]，可見毛澤東時代對科學技術的重視程度。有些人指責文革時期或者毛澤東本人不重視科學技術，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進入上世紀70時年代以後，特別是到了80年代，由於電子、計算機等新興產業的興起，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發達國家的政府、企業等部門紛紛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投入。這個時候，如果我國對科學技術有起碼的重視，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真正落到實處，即使我們能保持毛澤東時代後期那個據說是“不重視科學技術”、“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時期的2.3%的水平，中國的微電子業和計算機業的情況也會好很多。但是從80年代開始，我們的決策者卻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會對研發經費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後由於“撥改貸”造成了的困境，使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投資，R&G/GDP驟然降到0.6%以下[文獻16]。

由於研發經費縮水，我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製的計算機項目，與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研發一起，都以“沒錢”為由停掉了。這些科研隊伍解散後，除了出國的以外，有的下海經商，有的回高校教書，更有甚者竟然被調去看機房。

這一時期，我國的半導體領域從爭相引進、無所建樹到人財兩空，以致到後來誰都說“半導體不是好玩的”，“幾十億扔進去聽不到響”，“上頭一聽半導體就頭大”[文獻12]。由於失去了基礎，我國此時的計算機工業，只能靠0520等舊機型、千元的中華學習機、長城286等組裝PC機維持。

五. 一錯再錯，中國的計算機業被徹底剿滅

進入90年代，我國仍然延續了研發經費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幾年受國際封鎖的影響有了點緊迫感，R&D/GDP略微超過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連續兩年下跌到0.60%[文獻18]。

1989年中美關係的蜜月期結束，美國政府嚴格限制對中國出口高性能計算機，除了要付出高額的採購費用外，還要把服務器放在一個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監控，以防止用於其他目的。中國因技不如人而飽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國人自主研發高性能計算機的激情終於被喚醒。

1993年，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曙光一號誕生；1995年曙光1000誕生，它與美國Intel公司1990年產品的技術相近，標誌着我國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縮小到5年左右；1997年國防科大研製成功銀河-III百億次並行巨型計算機系統，系統綜合技術達到90年代中期國際先進水平[文獻4]。然而，由於國內微電子業近十年的技術停滯，這些高性能計算機沒有實現完全國產化，技術上仍然受制於人。例如，曙光一號採用美國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業微處理器，操作系統移植了美國IBM公司的AT&T UNIX。後來的國產計算機，也都沒有“中國芯”。

儘管如此，我國的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並沒有被拉得太大。這要感謝國外對高性能計算機技術的封鎖，使我國不能買到相關技術，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國的微機業由於沒有遭到封鎖，在“造船不如買船”的洋奴哲學指導下，日子反而不好過了。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了關稅、取消了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微機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湧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於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整機廠商前赴後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1992年，國家實施控購，進一步使中國PC整機製造業進入發展的低潮[文獻19]。此後，國內的計算機企業只能從事低附加值的微機組裝。相比之下，同樣是面對外國計算機企業的競爭，由於日本非常注意對本國企業的保護，規定進入日本市場的微機必須支持日語環境，從而使美國微機難以進入日本市場。

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面，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後期陸續虧損後，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面。據專家估計，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文獻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