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跃进”高潮中讲“留有余地”，表达出担忧疑虑的心态
一般认为，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标志着“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发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把“大跃进”全面推向高潮。在高潮来临前夕，毛泽东的思想温度究竟如何？关于“1070万吨钢铁”的出台细节似可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一问题。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前，毛泽东专门找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开会。从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到武汉市和太原市委书记，再到北京、天津、唐山、重庆、马鞍山等主要钢铁基地负责人，毛泽东一个一个地询问“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大家都说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建议把“1070”登报，说这样大家就会义无反顾，努力奋斗。毛泽东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一向处事谨慎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等谈话，要求“算个细账”。所以后来陈云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我与冶金部同志算了细账，看起来有希望。( 参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30页。)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下‘1070’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出于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王鹤寿同志（时任冶金部部长--引者注）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影响”，我当时“头脑不冷静，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响”。(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冶金部副部长袁宝华后来谈及这次座谈会时说：“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才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他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缅怀毛泽东》（上），第330页。)
如果说，钢铁生产、工业建设对毛泽东来说“是新手”，“就是不懂，就是不会”，甚至说“我们还是小孩”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日。，那么，在当时农业领域包括小麦、玉米、棉花、水稻和蔬菜等“高产卫星”已是遍地开花，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为什么也信以为真？有人曾专门就此向毛泽东发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的文章 (指物理学家钱学森发表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相信科学家的话。 (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在“大跃进”高潮阶段的昂扬豪迈中，毛泽东的日常活动主要还是实地考察和召集会议，而重大决策的酝酿出台，也都是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基础之上。为什么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呢？亲历“1070”座谈会的袁宝华后来曾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缅怀毛泽东》（上），第330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跃进”浪潮造成的政治氛围固然是重要因素之一，对党的领袖的高度尊崇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正如薄一波后来所说：“毛主席的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么说，大家就跟着怎么做。这样，一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干部头脑就膨胀起来了，反过来又影响毛主席的思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459页。)由此可见，不做调查研究固然没有发言权，不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同样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科学决策。当然，也不可否认，毛泽东“留有余地”的主张虽未能在北戴河会议发挥应有的“降温”作用，但他这种对于重大问题谨慎、多谋、细致的领导作风与工作作风给与会干部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足以让亲历者以及后来人反思、体味良多。
“大跃进”运动中，从粮食到钢铁，尽管通过了一些规划、决议，“高产卫星”也一浪高过一浪，但毛泽东还是心存疑虑，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绩，他总觉得心中无底。关于粮食，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社负责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关于钢铁， 1958年 8月30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从时间上看“相当危险”，“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搞不到，那末，一是我的工作没有抓紧，二就是这个题目出错了，不应该出这个一千一百万吨的数目”。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这里，毛泽东已经有明显的自责意味了。薄一波后来也回忆说：“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对1070是有过怀疑的。他引用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那时已经到1958年的9月份了，钢产量还不到1070的1/3，离年底不到4个月，还有2/3的任务能完成吗？” (《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页。 )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也说：“今年的钢产量究竟能不能翻一番？我自己提出这个任务，但是我自己也是怀疑派。要到了手才算数哇！……不到把1070万吨钢交给我的时候，还是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几的怀疑。”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等六个国家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
对于已确定的战略规划和要实现的硬指标、硬任务，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定数，由此在具体实践中强调战术方法，强调狠抓落实，并在言谈举止间表露担忧、疑虑甚至焦急，看来毛泽东对实现所谓的“大跃进”确实不算胸有成竹，这或许就是他给自己留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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