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

得克萨斯农工大学

2011年10月24日

在美中关系双年会第五次会议上的主旨发言

(Keynote Remarks at 5th Biennial U.S.-China Relations Conference)

各位下午好。布伦特（Brent），非常感谢你热情洋溢的介绍。总统先生、布什夫人，以及张大使——他是一位才华卓著的外交官，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各位同仁和各位朋友：我今天非常高兴地来到科利奇站，谈美中关系这个独一无二的重要话题。

没有任何一种关系在今后几十年有可能对我们两国，或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产生更大的影响。

汇集在这里的各位睿智伟才中有缔造了今日美中关系的几位巨人，这令我倍感谦恭。我要特别感谢布伦特这位良师益友——他也一直是在座的很多人的良师 益友——并感谢他不断地为国效力。事实是，我国再没有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更优秀、更高尚的公仆了。

布什总统今天在座也令我深感荣幸，在我看来，他一直是美国治国才略的最佳典范，也是美国能给予世界的佼佼者。在我作为一名美国外交官时起时落的个 人生涯中，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比您的总统任期更让我感到骄傲，更使我学有收益。我当时曾竭尽全力地跟上国务卿贝克在一个似乎每天都在自我更新的世界中所进行 的坚持不懈、卓越超群的外交努力。

总统先生，还有一个事实是，在美中关系风浪最大的时期之一，正是您稳稳地掌舵带领我们度过的。在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公共服务学院探讨前进的路线，继续弘扬您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公正、更繁荣的世界的业绩，确实令人深感荣幸。

今日美中关系的发展适逢又一个国际政治极其迅猛地发展变化的阶段。全球经济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经济财富和影响力中心，新兴大国——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从南非到巴西——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中东和北非迎来意义深远的变革，我们继续亲眼看到全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新爆发。

同时，我们面临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网络犯罪到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各种跨越地理界线和政治制度的新挑战。

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上，亚洲的经济增长——以及美国在这一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将对我们各方面临的诸多挑战产生直接影响。在亚洲的核心，我们与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的长期同盟关系继续支撑我们作为一个太平洋强国的作用。在北面，同样是一个亚太国家的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能源出产国和 全球不扩散努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在南面和西面，印度和印度洋地区在亚洲未来的格局演变中至关重要。西半球国家——主要是濒临太平洋的国家——正 在日益与亚洲加强互动并从亚洲日益扩大的影响中获益。简言之，我们在亚洲的关系无疑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全球性挑战。

在此一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下，亚太地区再次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关注焦点。就我们在新世纪的进程而言，亚洲的影响力超越任何其他地 区。随着亚洲向前推进，美国也在推进我们自己的前沿部署外交态势，以发展和加强我们的关系。我们这么做不是要遏制或支配他人，而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并且欢迎 亚洲在21世纪发挥的日益增长的作用——正如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样。

健康的美中关系对实现我们的太平洋地区和全球经济愿景发挥着核心作用。当中国寻求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之际，我们两国间的信任和理解对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和中国的安全与繁荣都至为重要。

我们如何协力推进共同利益和处理我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奥巴马政府为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投入了很多精力。至于我们的方针是否正确，其判别标准之一是，明智的对中国政策必须蕴含于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关系的广泛而全面的构架之中。

正是因为有了像布什大使——这是他当时的头衔——这样的开拓者，美中之间的关系才能从一个试探性的外交开端发展为今天深入、广泛和复杂的关系。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的初衷让位于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更广泛的共同挑战和机遇。

美中合作是成功应对本世纪许多最棘手的全球性挑战的关键，但这种合作往往是美国与盟友及新兴合作伙伴广泛协调和加强国际及区域机构——如东亚峰会 （East Asia Summit ）——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包括与从日本到巴西、从印度到韩国的各类国家相互磋商，建立共识。

另外，在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背景至关重要，就像在戏剧里布景对情节具有重要性一样。随着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的重心也随之转移。

人们有时错误地认为，此类关系不需要花费气力——或者说，它们无异于一系列利益关系中早已注定的结果。而其实对双方来说，这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将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都不是早已注定，双方作出的选择对于结果会产生重大影响，其重要性无与伦比。成功需要双方辛勤努力，锲而不舍，履行长 期承诺，以建立一个接触和信任的基础，并使之在本世纪的未来岁月中为我们所用。

今年一月，克林顿国务卿提出了一个包涵三重内容的与中国交往方针。我想在此简要地阐述一下。

首先，我们对中国的方针始于大力参与整个亚太地区的事务。我们正在加强长期同盟，主动与新兴大国建立伙伴关系，加强该地区的多边机构，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牢固稳定的美中关系的最佳基石。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为我们在该地区实现自由和繁荣的共同目标分别作出了独特而宝贵的贡献。我们共同努力，保障了和平与稳定，为亚 洲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最近通过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突出表明，这些双边关系继续对我们的共同繁荣作出贡献。通过新的安排——如美日中三方会谈——我们正在利用我们最密切的同盟加强与中 国的关系，确保地区稳定。

与此同时，我们作出巨大努力，扩大我们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对在亚太地区的合作给予特殊和共同的关注。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美国、印度和中国坐到一起，共同应对一些最紧迫的地区性挑战。

除了这些纽带之外，我们还正在作出空前的承诺，参与和支持完善亚洲地区性机构网络，其中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和东亚峰会。奥巴马总统将于下月代表美国首次参加该峰会。我们希望，政治与战略议题将成为东亚峰会议程的重点。

正如我们在近几年当中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多边机制继续是保障地区性共同利益最有效的方式，包括畅通的合法商贸、遵守国际法和在南中国海等地的自由航行。

最后，我们正在努力重振亚太经合组织（APEC）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机制的活力。奥巴马总统将于下月在夏威夷主持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APEC Leaders’Meeting）便凸显了我们的这一承诺。

这些多边论坛为美国与中国的共同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正如我们在巴厘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所看到的那样，克林顿国务卿与杨洁篪外交部长讨论了共同行动计划，处理东帝汶的粮食保障、加强搜救行动合作以及扩大地区救灾和能力建设等问题。

第二，我们致力于在一系列紧迫的跨国问题上扩大与中国的合作。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北韩与伊朗构成的挑战、独立的南苏 丹遇到的障碍以及亚丁湾海盗问题等。这一切都表明美中两国合作可以带来的效益。作为副国务卿，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决定与国际社会一道迫使伊朗参加认真的核问 题谈判并在其拒绝这样做的时候予以制裁的重要性。中国积极应对北韩的核武器项目、扩散活动和其他破坏稳定的行为所构成的巨大挑战，也令我们深受鼓舞。此类 挑战为中国提供机会，显示它的兴起与全球规则、规范及构成全球和平稳定基础的各种制度相一致。

但如克林顿国务卿1月份所说，鉴于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狭隘地集中于意见相同的领域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深入应对一些困难的问题。在中国尚须以国 际法为准则对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索求作出澄清时，面对围绕中国针对海上权利和航行自由提出的挑战所存在的分歧，我们不能避开了之。在中国的军事能力与意图 仍不透明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忽视中国迅速的军事现代化具有导致不稳定的潜在可能。当美国官方与民间实体继续连续不断地遭受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时，我们无法 不表示我们的担忧。

在两国双边经济要务的进展过于缓慢时，我们也必须向北京提出我们的关注。经济问题是两国范围更广的双边关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是维护和加强两国整体关系之必须。为此，我们继续鼓励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入《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为外国与本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履行世贸组织（WTO）义务，扩大市场准入。我们作出了积极努力，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加速升 值。我们通过双边途径提出了这些关注，而且必须确保在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于规则的体系内解决这些问题。

本着同样的精神——正如布什总统所熟知——我们必须在每一转折中寻求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在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为代价。人权方 面的承诺仍然是美国与中国交往的一项核心内容。我们将继续敦促中国保障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中国自己的宪法、法律和国际承诺所保证的其他基 本权利。我们促请中国遵行的标准并不是美国标准，而是普世标准——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衷心赞同的标准。

仅仅指出我们之间的分歧并就这些分歧展开辩论不应当导致对立。政策上的争议也不应当被用作破坏双方关系稳定及妨碍其进展的口实。事实上，共同探索 前进的道路对我们努力寻求建立的积极关系至关重要。美中两国必须勇于应对挑战，加倍努力处理有竞争的领域。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与我们的方针的第三条也是最 后一个内容密不可分：即建立更大的互信。

这一关系——它在国际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是复杂的，很难加以归类。它包含合作与竞争两方面的内容。我们之间既有重大的共同立足点又有重要的分歧。

在今天这个充满变数、相互交织、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信任和透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我们需要与中国共同处理的问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另 外，随着中国积极扩大和保护其海外利益，我们两国将在世界上更多地方看到彼此在近距离操作。我们的军队将在相互接近的区域运作，不允许有任何失误。在诸如 网上空间等尚未确定通行规则或尚未就此类规则达成一致意见的新领域中，我们甚至将共栖共存。历史告诉我们，当误解、误判或非故意冲突的风险最高之时，便是 巨大变革能够发生之际。

换言之，我们将日益生活在一个美中两国无法各自暗中行事的世界中，因为那样做会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如果我们希望防患于未然，避免误解和危机，那么沟通、透明和信任就必不可少。探寻同时加深这三者的可行方法必须是双方的首要任务。

这正是我们一直努力去做的事情。奥巴马政府加强了高层接触，强化了现有机制，并建立了新机制。奥巴马总统与胡主席已经九次会晤，拜登副总统最近访 问了中国。克林顿国务卿和戴秉国国务委员及杨外长举行了无数次会谈。我本人也期待着在本周晚些时候访问中国。这种高密度的高层接触从两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 为这一关系确定了积极的基调——我深信，所有这些沟通将有助于应对可能出现的困难时刻。

变化并不仅限于增加会谈的次数，同时也带来了实质性进展。我们建立了多个机制，促进了正式高层对话以及政府间各个层面的广泛互动。

其中最重要的是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机制，它汇集了两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讨论，为美中合作带来实际成果，并开辟了一个讨论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渠道。

我们还特别重视发展健康、稳定、可靠的军方对军方关系。我们看到前国防部长盖茨、海军上将马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陈炳德等人的高层访问，我们为加强各层面的对话进行了努力。军方之间的关系并非中国给予美国的恩惠，也非美国给予中国的恩惠。

我们在上个世纪的自身经历告诉我们，当军方定期对话时，我们大家都更安全。

为在一个变化无常的复杂世界里建立稳定积极的关系奠定尽可能牢固的基础，这些高层互动和正式机制至关重要。随着我们关系的发展，我们必须继续采取 措施，在太空、互联网、核武器以及海事等领域解决我们双边关系中最具竞争性的问题。加强这些领域的透明度是保证我们的关系长期稳定的关键。尤其是我们在太 空和互联网领域中的政策和行动对我们作为政府如何组织我们的机构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这些并不是双方外交人员或军方代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 而是需要有文职和军事官员共同参加的相互协调、相互关联的对话。

因此，我们两国政府今年5月启动了美中战略安全对话（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即SSD，这是战略与经济对话之下的新机制，其具体目标是消除我们两国之间在最敏感问题上的“信任鸿沟”。

战略安全对话的第一次会议史无前例地汇集了美中两国高级文职和军事官员，就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最敏感的安全议题展开讨论。我的前任、副国务卿吉姆• 斯坦伯格（Jim Steinberg）作为共同主持人参加了第一次会议，与会人员还有副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以及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员。中方代表团的阵容也十 分强大，由张副外长和解放军马上将为首，代表团成员包括多个政府机构的代表。

双方派出诸多部门的高层官员参加对话，反映了美国和中国对该对话的重视以及两国政府最高领导层的期许。我期待着数月后率领一个类似的代表团参加第二轮战略安全对话。

美国认为，战略安全对话和我们举行的其他高层次对话应当以几项原则作为指导。这些机制的目的在于创建一些沟通渠道，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并最终加强彼此间的信任。

第一项指导原则是：提高透明度很重要。我们对于彼此的计划、行动、能力和意图获得的信息越多，在决策推演时发生的误差就越小，关于彼此各项行动的目的所得出的结论把握就越大。

坦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寻求我们的国家利益时会比中国作出更大让步，而是意味着双方应努力使对方了解自己的各项决策及其依据。

第二项原则是：在我们的关系中建立更大的可预测性，以增强对彼此的做法、准则和意图的了解。我们一直寻求通过多种渠道来达到这个目的，包括更频繁的互动与高层访问。

最后，我们的接触需要开诚布公的交流，特别是关于彼此的目标和意图。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愿景若有更清楚的认识，将能更好地理解其今天行动的意义，而我相信，中国对我们也会这样说。随着我们逐渐加深彼此的信任，我们就能在交谈时更加畅所欲言。

我们需要坦然正视彼此的差异，并对我们的歧见进行坚定果断的处理，同时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

美国和中国不是唯一面临着规划路线规则问题的国家。该地区的其他主要角色，包括我们重要的同盟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对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具有重 要作用。这些国家各有自己对中国的错纵复杂、不断演进的关系。美国已就重要的安全议题扩展了与该地区许多合作伙伴的对话，包括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新西 兰和印度尼西亚。同样，我们体认到中国需要同自己的邻国讨论许多同样的议题。我们鼓励这些对话，因为我们知道，仅仅减少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不信任，并不足以 确保整个地区的稳定。

分析人士和评论家喜欢在过去的大国对抗和今天的美中关系之间作比较。然而，事实上，这是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充满活力、互相关联的世纪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关系。

我们一起努力——辩论、合作、有时有分歧——就能在关键的前进道路上把握稳定的最佳时机。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它能激发合作，带来结果和解决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共同挑战，这种关系才能成功。

这将需要勤奋工作，竭诚努力。我们不应该对在整体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受到一些波折而感到惊讶。事实上，我们应该预期这一点。但重要的是随后怎样做。

我仍然相信，鉴于我们对我们全面合作关系的共同承诺，我们可以加深我们的对话。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建立可持续的机制，控制风险、增强信任。我仍然相信， 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促进和平、安全和繁荣，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的人民，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的地区，而且是为了在我们面前的、充满希望 的新世纪里的整个世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