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大选很平静，结果也不出人所料。然而奥尔默特选前关于将领导下届政府努力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分离，划定以色列永久边界的表述却引得世人关注。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色列要坚持这样做？

有人说，巴勒斯坦地区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小得常常在地图上难以找见。然而，正是在这条狭长地带，却上演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为冗长、难解的民族生存之争。两个民族为了生存之地，展开了连绵不断、刀光剑影的流血冲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厮杀，自恃强大的以色列终于明白，它也有致命的弱点——在这块土地上，犹太人口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不愧为政治家。他的确认识到以色列的这个致命弱点，并提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新方法——放弃加沙地带和部分约旦河西岸土地，保留一些大型犹太人定居点，并通过修建隔离墙使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分离开来，以撤离被占领土换取巴勒斯坦建国。

但沙龙认为，巴勒斯坦方面没有谈判对手，要实施这个方案，需要以色列采取单方面行动，后来称为单边行动计划。

2002年6月，以色列决定沿“绿线”（即1967年“六·五”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修建从约旦河西岸北部至耶路撒冷的“安全隔离墙”，计划全长600公里，现已完成大部分。隔离墙将约旦河西岸的大约10%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圈入以色列一侧。

2005年9月，以色列完成了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单边行动计划，拆除了加沙地带所有的犹太人定居点和军事设施。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沙龙从一个长期奉行“大以色列”的强硬派人物变成了同意放弃部分被占领土并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温和派”领导人呢？

那是在2003年1月28日，以色列海法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阿尔农·索弗正在家里观看以色列议会选举统计结果的电视节目。电视播出了沙龙获胜，蝉联总理宝座的消息。这时，电话铃响了。索弗教授拿起话筒听到对方讲话的声音吃了一惊。

“那是总理（沙龙），”现年70岁的索弗回忆道，“他告诉我，‘明天把你的（巴以）分治地图给我’。”

第二天，索弗开车来到特拉维夫，将沙龙要的地图交给了梅厄·达根，此人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这份地图说明了索弗的观点——只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分治，才能使已经建立的犹太国生存下去。

不少以色列学者接受了索弗的观点，并不断对以色列人口结构发出警告，声称除非以色列放弃部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否则以色列将无法既成为犹太国家，又成为民主国家，因为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口增长迅速。

索弗的观点在以色列不断传播，以色列民众开始担心犹太国家的未来。

以色列从加沙撤离后，巴勒斯坦女立法委员会委员哈南·阿什拉维对记者说，“事实上，人口统计学因素已被沙龙看作对以色列国的主要威胁”，即便沙龙不再执政，这种观点还将继续影响以色列政策。

在2005年8月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之前，在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上约有1050万人口，其中51%为犹太人，49%为阿拉伯人。由于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高于犹太人，改变人口结构优势只是时间问题。

而在民主国家中，通常不同民族的人拥有同样的公民选举权利。在巴勒斯坦地区，如果不及时建立巴勒斯坦国或者巴勒斯坦人放弃建立国家的权利，转而要求合并为一个国家，那么，巴勒斯坦人的人口优势可能使未来的以色列国成为第二个南非。

换言之，如果以色列要实行民主制度，在巴勒斯坦国不能成立的情况下，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必须拥有选举权，巴勒斯坦人的人口优势可能会选出一个非犹太人总理。

如此看来，人口统计学因素是沙龙提出并实施单边行动计划和主张巴勒斯坦建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哈马斯在1月25日举行的选举中胜出，震惊了世界。曾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的以色列对哈马斯上台执政戒心极大，其内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沙龙接班人奥尔默特在2月7日接受以色列电视二台采访时说，今天的现实迫使以色列必须重新划定与巴勒斯坦的边界。这意味着以色列不得不从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领土撤出。

奥尔默特在竞选中提出第二次单边撤离计划，并宣布将致力于划定巴以永久边界，看来奥尔默特决心执行沙龙的路线。目前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均表示同意继续从约旦河西岸撤离，但主张与巴勒斯坦方面协议撤离。

以色列大多数民众现在也围绕走中间路线达成了比较广泛的一致，并接受从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撤离，以便实现同巴勒斯坦人的分离。这可能是以色列建国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前进党在3月28日举行的大选中获得以色列议会120席的29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前进党主席奥尔默特已经获得组阁的权利，并同工党主席佩雷茨就两党联手组建下一届政府达成一致。

尽管未来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离将面临许多困难，但是，以色列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撤离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政治选择。以色列将逐步从约旦河西岸撤至隔离墙以色列一侧，以实现与巴勒斯坦人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