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收藏者,倘能搜集到一支烟枪,他无疑是幸运的。这不仅因为它罕见,更因为它华美。烟枪,就是鸦片枪,鸦片吸食者的专业用具。一支好的烟枪无疑是一件优秀的艺术品,或者说,成为艺术品,是成为一支好烟枪的先决条件。在使用之前,烟枪与鸦片没有太大关系,它不是为鸦片存在的,而是为精致的手,和挑剔的目光准备的。中国人习惯为实用性器具制定严格的美学原则,这种审美强迫症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于各种场合。秉承这种一丝不苟的审美态度,从蟋蟀罐到鼻烟壶,从餐具到马桶,各种考究的器物应运而生。在变化多端的世界上,中国人决定将自己的癖性坚持到底,并为器具的进化设计了一条近乎苛刻的道路,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事物都是这一生产链上的产品,尽管它们与整个世界的器具进化毫无关系。中国人不乏技术和想象力,那些产品即是证明。他们被自己无所不能的手所陶醉,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企图在一切事物之上施展自己的野心,连一粒米也不放过。一只巧手可以改变米的功能,使它成为一件雕刻艺术品。几乎在所有的极限面前,中国人的手都不会有丝毫的颤抖。极限是它们的兴奋剂,它们就是在这些极限之上,一路高歌猛进,战无不胜。中国人的固执,在手的援助下,变得日益强大。中国的物质文化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自恋史,或曰轻度精神病史。
从专业用度看,烟枪是由噙口、枪身、花子、抓、斗五个部分组成的。一支好的烟枪,枪身应该是象牙的,最差也得用湘妃竹、紫竹,用金、银、铜镂镀镶焊;作为与嘴唇衔接的部分,噙口应该以红玛瑙制成,以显示它在烟枪上的显赫地位;花子是枪身上的五分之四处一个覆以白铜花长条的开口,上面留口,装上翠、玉、水晶之类做成的“抓”,上安烟斗――最知名的烟斗,是安徽寿州陶斗……无论是材料,还是工艺技术,都在烟枪上实现了最佳组合。烟枪在设计上首先是人性化的,但是,就像其他器物一样,烟枪也没有被中国式鲁班们轻易放过,他们的全部志向,就是使那些平淡无奇的事物,包括一支烟枪,焕发出一种眩目的、燃烧着的、令我们心醉和心碎的光辉。在金银玛瑙的声援下,他们用细巧的技术,将枪杆层层围困,迫使它成为他们的美学代言人,尤其在推崇繁复绮丽的清末。烟枪的美是无可挑剔的,这样的烟枪,从一开始就让人爱不释手。它的诱惑力,是从视觉和触觉开始的。于是,在吸进第一口鸦片之前,人们就已经爱上了烟枪。
在今天看来,烟枪是由一系列费解的术语构成的,枯燥生硬,毫无趣味性可言。而对于当年的鸦片消费者,一切皆属简单常识。烟枪是他们最常见的事物,是使用率最高的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是他们的命根子。它比饭碗更加亲切。他们眼、手、口,只有与烟枪接触,才有安全感,才能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所以,烟枪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精神图腾,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失去了烟枪的烟客,就像失去了火枪的枪手一样六神无主。从这个意义上说,烟枪对于烟客而言,具有强大的心理安慰功能,是他们狂躁状态下的精神镇静剂。作为鸦片与身体之间的过渡物,它们与身体接触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意想不到。我们至今无法想象,一支烟枪,给肉体和精神带来的变化。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极致性快感。它不是一种数量上的添加――犹如充饥,而是一种质量上的改变。对瘾君子而言,他既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存在方式――他们从此更习惯于卧姿,又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存在方式――使它像烟雾一样没有重量,飘来飘去。
出于好奇,火烧圆明园的主谋之一额尔金勋爵曾经专门访问过鸦片馆,他在1857年6月8日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形容:“这些地方污秽黑暗,几乎没有点灯。鸦片看上去像糖浆,吸毒的人憔悴呆滞,只有在吸入鸦片的那一刻,眼睛里才闪现出反常的亮光。”①对于一个有追求的瘾君子而言,烟枪无疑是神圣的。那些美仑美奂的烟枪,就是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制作出来的,与消费者们的巅峰快感相呼应。所以,成功人士总喜欢不惜代价地炮制一支烟枪,这是他们的荣耀所在。在他们看来,惟有如此,他们才能和他们的烟枪一道出人头地。一支精致的烟枪,是鸦片消费者们的共同追求。在烟馆里,一支超凡脱俗的烟枪,常常成为烟客们争抢的对象,会有许多瘾君子虔诚地排队等候,直到烟瘾难捱,才另选一支普通的烟枪。好的烟枪,自然价值连城,陈无我先生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对烟枪描述如下:“开设在麦家园一带的绮园,以烟枪考究闻名,其烟枪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兼备,一枪之值高达百余金。还有一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①几人横卧榻上共享一支华美烟枪,更是清末烟馆里的经典场景。
烟枪的事业并没有到此结束。人们对烟枪的敬意,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作为烟枪的配套产品,同时也是烟枪的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一些更为复杂和绮丽的器物应运而生。它们包括烟灯、烟扦子、烟盘等,它们是作为烟枪的延伸物存在的,同样品质考究,花样繁多。在山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种烟灯,一种是太谷灯,用紫铜制成承座、灯身,雕刻着各式花纹,外套玻璃罩,通体为宝塔型;另一种是胶州灯,以白铜制成,形制与太谷灯相似,但八角玻璃短罩,外有雕花栏栅套住,其花纹有字。四川雅安,品质优秀的烟盘子是用佛磨铜打制的,金光灿烂,盘内雕花,周边花草镂空,烟盘子上放在几十个烟斗,挖刀柄和烟打石都是玉石做的,烟盒、烟杯都是黄金做的。民国年间以自贡烟王自居的刘圣蟾,成为不折不扣的烟具恋物癖患者,他拥有的豪华烟具不计其数,包括一千几百个烟斗(其中不乏礼三、张六、吮香、定一、书画、玉浆等名牌产品),五十多支烟枪(有象牙、犀角、宝石头底、湖妃等名枪),十余套烟盘、烟灯,三四十个烟盒……他的全部志向都在于把自己住的房子打造成一个经典烟具的仓库。至迟在清末,瘾君子们就已经树立了很强的品牌意识。比如烟枪上安的烟斗,就以宜兴陶器“允鸣氏”牌最好。内蒙古的某些与吸烟有关的民谚,也带有较强的广告意识:
恰图出的烟盘明又明,
潞安府的烟扦尖棱棱……
与鸦片相关的事物像烟瘾一样蔓延。对享乐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对于一个德高望重的烟鬼而言,紫檀木的卧榻、红缎靠枕,三五丫环,在这一重要时刻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留声机,嘶哑的唱音刚好与室内缭绕的烟气相匹配。这些零零散散的器物,以烟枪为核心,在烟枪的带领下,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形式,向人们虚弱的意志发起总攻。陈无我先生以民国上海为例,举例说明:
人不能一日舍粟菽,上海则土(指烟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所有烟间,皆高大其室宇,精洁其器具,榻则镜石镶嵌也,灯则精铜雕镂也,斗则寿州购办也,烟则冷笼清陈也。抑且枪必择其老,扦必取其钢,盘必择其洁,以及烟茶之供给、手巾之伺应。不特有瘾者趋之若鹜,即无嗜好之人,睹此一榻横陈,青灯有味,消磨岁月,呼吸烟霞,亦于此间得少佳坡,而忘其为伐性斧、腐肠药焉。当时英租界最多,公共租界的烟馆亦复不少。而且有名的烟馆多在法租界内。如当时最为著名的眠云阁,即设在法租界中,它的铺设精雅,烟具灯枪精巧无比。不仅如此,该烟馆首开使用女堂倌的先例,广招顾客。南诚信是法租界内的另一著名烟馆,以拥有烟榻之多闻名上海。它有东西二厅,每厅设榻二十余只,还有雅室,置一榻或二榻,四壁贴上书画,多名人手迹。其中有一联,颇能传神:“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①
从实用角度上说,所有这些美不胜收的设计都不是必须的,对于一个穷烟鬼而言,一杆粗劣的烟枪足矣,如果说那些简陋的烟枪为毒品的普及创造了条件,那么豪华烟枪就代表了吸毒的最高境界,它是我们民族以鸦片为主题创造出的最高文化,它像其他各种文化一样精深和复杂。如其他文化一样,这些实用之外的精美,制造了一种无以复加的氛围,起到一种煽情的作用,它使吸毒成为一种仪式,每个瘾君子都试图从中寻找快乐和尊严。他们的快乐和尊严会在他们期待的某个瞬间降临,又会随着吐出的烟雾于瞬间消散。无论怎样,它使吸毒成为一种庄重的活动――不仅庄重,而且温文尔雅,表现出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
有些事物,越是完美,就越是罪恶,烟枪就是其中之一。它用具有煽情效果的修饰掩盖了本身的罪恶,为地狱赋予了天堂般的外形,从这个意义上说,烟枪里藏着关于幸福的最大谎言,而所有装饰,都成为它的花言巧语。如同各种来路不明却又不容置疑的真理一样,它是一个险恶的阴谋,等待中国人飞蛾扑火似的献身。我的朋友敬文东为煽情制定了恰如其分的罪状,在他眼里,“煽情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①遗憾的是,中国文化这一次充当了罪犯们的帮凶。